汤敏：一个经济学家的新公益实践
发布时间：2013-08-28 13:45:32 作者：杜菲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汤敏简介：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任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友成大学（筹）校长。
他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
在经济学家里面，汤敏不属于大鸣大放，好为惊世之言的一类。虽然他曾经一度居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亮眼位置。而自从两年多来前他出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一家鲜为人知的公益机构的常务副理事长后，那种以“立言”抒发经世济国抱负的学者情怀更是隐遁许多。
不“立言”的汤敏闲下来了么？当然不是。
“我刚刚在下面开理事会。抱歉，让你们久等了。”风尘仆仆一进门，汤敏就忙不迭地道歉、握手。谦逊、和气的风格一如既往。
据他介绍，借助友成基金会这个平台，他正在做有关贫困地区教育和大学生社会企业创业的公益项目。
从“立言”到“立功”，汤敏在用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在证明着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
“新公益”模式
在中央电视台《梦想合唱团》第二季的节目中，伴随着台湾明星任贤齐带领呼和浩特队上场，一个叫做“常青义教”的公益项目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这个“常青义教”项目正是由友成基金会发起，它依托友成志愿者驿站的平台，组织城市优秀退休教师以志愿者身份到贫困地区学校，帮助提升教育管理和教学水平的公益支教服务项目。
作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现在城乡教育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老师，农村的学生不缺教室，缺的就是好老师，而现在经常提及的教育不公平，核心也是师资不公平。”
汤敏认为，把积累了几十年教学经验的优秀退休教师组织到农村去支教，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而与其他很多支教项目不同的是，退休教师不是传统的“顶岗上课”，而是作为志愿者把他们的经验能力传授给乡村学校和老师，帮助学校整体提升管理水平、教师的教学能力、校园文化和学生行为规范等软实力。如果说这种做法和经济学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体现了“效率”。
据了解，目前“常青义教”项目已经发展到广西、内蒙古、云南等7个省区16个县，共招募志愿者2118人，定点在33所乡镇学校开展义教活动，共提供志愿服务10.5万小时，受益教师12273人次，受益学生147399人次，辐射覆盖的受益学校375所。
“最近我们对项目操作模式又改革了一下，引入了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远程支教，这样不仅是退休老师，在职老师都可以组织起来支教。”汤敏说。
汤敏说他深受最近神十宇航员“太空授课”的启发，正在推动基金会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
今年9月1日开学后，来自广西、重庆、内蒙古和河北4省区的5所乡村中学学生，将可以远程同步学习人大附中初一的数学课；同时，广东、内蒙古两省区各有5所乡村小学学生可以同步学习当地最好的小学的课程。
“这是新型的公益慈善，是新理念、新手段和新技术的结合。”汤敏说，“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分享，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教育的公平，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
其功莫大。着眼于系统性地、而非点对点地解决问题，这或许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汤敏做公益的一大优势所在。
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
同属“新公益”内涵，汤敏近两年呼吁更多的一种公益模式是“社会企业”。
除了担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在公益圈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做社会企业，正是这个基金会的主打方向。
这两个基金会的背景也有鲜明不同，友成基金会主要发起人都是著名企业家，比如郭广昌、陈东升；而乐平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则以经济学家和知名学者为主。
在公益圈声名远播的富平学校正是乐平基金会旗下的社会企业。2002年，汤敏与茅于轼、吴敬琏、柳传志、林毅夫、资中筠等人联合创办了北京富平学校并担任常务理事。
“虽然我国的公益慈善起步比较晚，但现在社会企业型的新公益已经开始萌芽和发展。”汤敏解释道，“所谓社会企业型公益，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强调可持续性、效率和影响力，新的公益人不再是完全奉献式，而是职业公益人，就像职业经理人一样。”
社会企业也是企业
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按企业模式来运营，与一般企业不同之处，它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股东也不参与分红。社会企业可以赚少量钱，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汤敏介绍，自2002年创办至今，富平学校已经培训就业了25000名家政服务员，其中90%来自偏远山区。
“富平学校没有分红，我们投资也从来不是为赚钱；学校按照企业管理运营，保持合理收费，并允许学员先就业、后交费。”汤敏说，“富平学校50万元的初始投资不仅帮助了25000个家庭脱贫，而且学校还在良性发展和运营中。”
一直以来，乐平-富平社会投资平台的两项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投资培育社会企业。除了富平学校，平台还拥有涉及微型金融、儿童早教和生态农业等方面的多个社会企业公益项目。
“国际上这种社会企业在英国已经有5万多个，而在中国可能只有50个；在英国有社会企业交易所，新加坡也允许社会企业上市，而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可能都没有听过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汤敏说。
汤敏认为，中国应该是社会企业发展最好的一片土壤，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有责任大力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同时，从企业的角度看，社会企业的经营理念与一般企业有相似之处，发展社会企业，既不用企业耗费精力去跟踪捐款去向，又使得投入资金创造了最大效率。
谈到社会企业在中国遇冷的原因时，汤敏认为首先是宣传力度不够，公众认知度很低；其次便是缺少一批年轻的社会企业家。
目前，友成基金会正在通过“创业咖啡”的项目致力于培养未来的社会企业家。据他介绍，下学期，社会企业创业启蒙课将开到全国100所大学。“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社会企业的种子先种到大学生的头脑里。”汤敏说。
保险公益更须着眼长远
近些年，保险企业在公益实践中无疑是一支主力军。不过，在汤敏看来，令其印象深刻的公益项目不多。
“如果说所有企业都应该去支持社会企业型公益的话，那么没有行业比保险业更需要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思路，保险业做公益更需要去选择。”汤敏说。
对此，汤敏进一步解释道：“保险业都是大公司，公司的社会影响或者说老百姓对公司的社会认同感，其实都是广告的一部分，是公司社会形象的一部分。保险业为公众提供长期的甚至关乎生存的保障，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同感对保险业至关重要。”
汤敏认为，企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应该充分考虑效率。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其业务要深入千家万户，做的公益就更应该着眼于提高效率，释放更好的“广告效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来支持和扩大公司的社会影响力。
他举例说，如果某某人寿推出了什么课程，受益面非常广，甚至说中国当代的教育改革就是某某人寿三年五年支持推出来的，由此促进了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的改善，帮助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这是功。从利的角度看，这些学生通过你的课程受益，将来有可能成为你的员工，或者可能去买你的保险，这是长远的收益。它比你花几千万、1个亿去打某某人寿的广告，意义就大多了。
汤敏简介：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任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友成大学（筹）校长。
他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
在经济学家里面，汤敏不属于大鸣大放，好为惊世之言的一类。虽然他曾经一度居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亮眼位置。而自从两年多来前他出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一家鲜为人知的公益机构的常务副理事长后，那种以“立言”抒发经世济国抱负的学者情怀更是隐遁许多。
不“立言”的汤敏闲下来了么？当然不是。
“我刚刚在下面开理事会。抱歉，让你们久等了。”风尘仆仆一进门，汤敏就忙不迭地道歉、握手。谦逊、和气的风格一如既往。
据他介绍，借助友成基金会这个平台，他正在做有关贫困地区教育和大学生社会企业创业的公益项目。
从“立言”到“立功”，汤敏在用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在证明着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
“新公益”模式
在中央电视台《梦想合唱团》第二季的节目中，伴随着台湾明星任贤齐带领呼和浩特队上场，一个叫做“常青义教”的公益项目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这个“常青义教”项目正是由友成基金会发起，它依托友成志愿者驿站的平台，组织城市优秀退休教师以志愿者身份到贫困地区学校，帮助提升教育管理和教学水平的公益支教服务项目。
作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现在城乡教育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老师，农村的学生不缺教室，缺的就是好老师，而现在经常提及的教育不公平，核心也是师资不公平。”
汤敏认为，把积累了几十年教学经验的优秀退休教师组织到农村去支教，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而与其他很多支教项目不同的是，退休教师不是传统的“顶岗上课”，而是作为志愿者把他们的经验能力传授给乡村学校和老师，帮助学校整体提升管理水平、教师的教学能力、校园文化和学生行为规范等软实力。如果说这种做法和经济学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体现了“效率”。
据了解，目前“常青义教”项目已经发展到广西、内蒙古、云南等7个省区16个县，共招募志愿者2118人，定点在33所乡镇学校开展义教活动，共提供志愿服务10.5万小时，受益教师12273人次，受益学生147399人次，辐射覆盖的受益学校375所。
“最近我们对项目操作模式又改革了一下，引入了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远程支教，这样不仅是退休老师，在职老师都可以组织起来支教。”汤敏说。
汤敏说他深受最近神十宇航员“太空授课”的启发，正在推动基金会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
今年9月1日开学后，来自广西、重庆、内蒙古和河北4省区的5所乡村中学学生，将可以远程同步学习人大附中初一的数学课；同时，广东、内蒙古两省区各有5所乡村小学学生可以同步学习当地最好的小学的课程。
“这是新型的公益慈善，是新理念、新手段和新技术的结合。”汤敏说，“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分享，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教育的公平，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
其功莫大。着眼于系统性地、而非点对点地解决问题，这或许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汤敏做公益的一大优势所在。
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
同属“新公益”内涵，汤敏近两年呼吁更多的一种公益模式是“社会企业”。
除了担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在公益圈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做社会企业，正是这个基金会的主打方向。
这两个基金会的背景也有鲜明不同，友成基金会主要发起人都是著名企业家，比如郭广昌、陈东升；而乐平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则以经济学家和知名学者为主。
在公益圈声名远播的富平学校正是乐平基金会旗下的社会企业。2002年，汤敏与茅于轼、吴敬琏、柳传志、林毅夫、资中筠等人联合创办了北京富平学校并担任常务理事。
“虽然我国的公益慈善起步比较晚，但现在社会企业型的新公益已经开始萌芽和发展。”汤敏解释道，“所谓社会企业型公益，就是用做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强调可持续性、效率和影响力，新的公益人不再是完全奉献式，而是职业公益人，就像职业经理人一样。”
社会企业也是企业
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按企业模式来运营，与一般企业不同之处，它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股东也不参与分红。社会企业可以赚少量钱，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汤敏介绍，自2002年创办至今，富平学校已经培训就业了25000名家政服务员，其中90%来自偏远山区。
“富平学校没有分红，我们投资也从来不是为赚钱；学校按照企业管理运营，保持合理收费，并允许学员先就业、后交费。”汤敏说，“富平学校50万元的初始投资不仅帮助了25000个家庭脱贫，而且学校还在良性发展和运营中。”
一直以来，乐平-富平社会投资平台的两项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投资培育社会企业。除了富平学校，平台还拥有涉及微型金融、儿童早教和生态农业等方面的多个社会企业公益项目。
“国际上这种社会企业在英国已经有5万多个，而在中国可能只有50个；在英国有社会企业交易所，新加坡也允许社会企业上市，而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可能都没有听过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汤敏说。
汤敏认为，中国应该是社会企业发展最好的一片土壤，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有责任大力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同时，从企业的角度看，社会企业的经营理念与一般企业有相似之处，发展社会企业，既不用企业耗费精力去跟踪捐款去向，又使得投入资金创造了最大效率。
谈到社会企业在中国遇冷的原因时，汤敏认为首先是宣传力度不够，公众认知度很低；其次便是缺少一批年轻的社会企业家。
目前，友成基金会正在通过“创业咖啡”的项目致力于培养未来的社会企业家。据他介绍，下学期，社会企业创业启蒙课将开到全国100所大学。“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社会企业的种子先种到大学生的头脑里。”汤敏说。
保险公益更须着眼长远
近些年，保险企业在公益实践中无疑是一支主力军。不过，在汤敏看来，令其印象深刻的公益项目不多。
“如果说所有企业都应该去支持社会企业型公益的话，那么没有行业比保险业更需要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思路，保险业做公益更需要去选择。”汤敏说。
对此，汤敏进一步解释道：“保险业都是大公司，公司的社会影响或者说老百姓对公司的社会认同感，其实都是广告的一部分，是公司社会形象的一部分。保险业为公众提供长期的甚至关乎生存的保障，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同感对保险业至关重要。”
汤敏认为，企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应该充分考虑效率。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其业务要深入千家万户，做的公益就更应该着眼于提高效率，释放更好的“广告效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来支持和扩大公司的社会影响力。
他举例说，如果某某人寿推出了什么课程，受益面非常广，甚至说中国当代的教育改革就是某某人寿三年五年支持推出来的，由此促进了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的改善，帮助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这是功。从利的角度看，这些学生通过你的课程受益，将来有可能成为你的员工，或者可能去买你的保险，这是长远的收益。它比你花几千万、1个亿去打某某人寿的广告，意义就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