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当年化险为夷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发布时间：2013-08-29 16:12:29 作者：陈国庆 刘杰 来源：
健在的李忠年，平陆县风口村人，今年85岁。
健在的王好义老人，今年82岁，平陆县张店镇南涧村人。
健在的李春夏，平陆县张店镇南横涧村人，今年71岁。
投毒事件发生地——平陆县张材乡张沟林村民张随管家的院子。
张随管指的窗户就是当年厨房发饭的地方，还是当年的样子，窗扇是活动的。
当年“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合影。
2008年5月，在四川地震灾区帐篷学校，胡锦涛拿起粉笔，一笔一画地在小黑板上写下八个大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保险的基本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新风尚，祖国大家庭之温暖。
2013年4月，四川芦山发生地震，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那迅速被动员起来的救灾力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其实，早在53年前的1960年，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西省运城市下辖的平陆县就见证了迅速反应的救急动员。当年的2月2日，正在平陆境内的张村乡修建风（陵渡）南（沟）公路的61名民工突发食物中毒，抢救用的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严重不足，平陆县委深夜紧急向国家卫生部求助。国家卫生部在筹好1000支二巯基丙醇的同时，又紧急联系空军，派专机将所需药品及时空投到平陆县城，使61名民工得救。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从而使该事件在全国家喻户晓。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化险为夷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现在怎么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带着这样的好奇和敬仰，促使我们去事发地寻访尚健在的61名“阶级弟兄”中的幸存者，了解了更多的背后故事和历史真相。
还活着11名“阶级弟兄”
当年事件的亲历者，61个“阶级弟兄”中，仅还有11个人健在。
在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南横涧村，我们首先见到了王好义老人。
王好义老人今年82岁，可能是中毒留下的后遗症，他的耳朵有些不好使，腿也有些跛，但说起当年的事情，他表现得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过一样。当年中毒时，他已经快30岁了，现有的6个孩子中，大女儿和大儿子都已出生。如今，王好义住在南横涧村南路边的一座两间简陋的砖瓦房里，养了十来只鸡，还开着个小卖部，“如果不是党和政府，根本就没有现在活着的我。”
与王好义同一个村的，还有今年71岁的李春夏。当年中毒时，他才十六七岁，是61人中最小的一个，还没结婚。
见到李春夏时，他正在村北“碧海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劳作。横涧村的村支书张国兵介绍说，如今的老李家有十几亩地，10多年前花十多万元在靠路边的地头打了一口机井，为附近农户抽水浇地，光景过得挺滋润。
和王好义相比，年轻10岁多的李春夏身子板要硬朗得多，耳不聋，眼不花，爱说爱笑。说起当年的事，李春夏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
在与横涧村相邻的风口村，还有一位“阶级弟兄”李忠年。李忠年已经85岁了，老伴于去年辞世。他独个住在村外树林边没有院墙的两间小瓦房中，门口空地上养着几只鸡，拴着两条狗。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李忠年在当年的张店民工组成的修路三连中，是一排排长。中毒时32岁。回到村后，他当过多年村干部，上岁数后当了护林员，看守山上的一片林地。
李忠年说，1996年，他与其他几位“阶级弟兄”去北京参加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回访慰问团，与当年帮助过他们的恩人见了面。他还拿出去北京时的旗帜，让我们拍照留念。
在张店镇的西牛村，当年61人中同样也有两位健在。一位是赵铁成，一位是牛根存。赵铁成过去家庭成分不好，中毒时20岁出头，虽然在抢救时短暂当过“阶级弟兄”，但后来的遭遇仍同其他成分不好的人一样，文革期间受到批判和游斗。至今，赵铁成都是心有余悸，说话一点都不干脆，似乎掖着藏着。而牛根存，中毒时才十八九岁，后来，他的光景也一直过得不太好。不到40岁时，他的妻子亡故，他就一直独身，在村边的沟里放羊。
在张店镇，当年的61人中还有前滩村的李创业、陈张村的牛文成。李创业也已是快80岁的老人了，日子还算过得去。而牛文成，用61人中最小的李春夏的话说，是61人中“最出息的”。中毒事件后，牛文成参了军，一直在部队成为营职干部才转业，后来在郑州一家化工厂做党务工作，现在已退休。应该还在郑州过着退休生活。
除了张店镇的这7名老人，部官乡还有3人，杜马乡有1人。
杜马乡的1人名叫刘小苍，柏坂村人。当年，他才十七八岁，是三连（张店民工所在的连）所在的公路营的营部技术员。中毒事件后，因他有一手修机器的技术，被安排在县运输公司修车。1996年，他也去了北京。
部官乡的3人分别是吴广新、董海贯和王孝先。董海贯和王孝先都是下牛村人。中毒事件发生时，下牛村属于当时的张店公社。王孝先今年81岁，中毒时是三连连长，至今仍住在下牛村，多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症。董海贯如今住在东太村，今年84岁。吴广新本是张店镇后滩村人，后落户到部官乡，如今住在县城。
李春夏说，当年中毒时，61人并不都是贫下中农的“阶级弟兄”。如赵铁成，还有王东娃、景五福等共四五个人，他们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或富农。在事件中，他们短暂地享受过“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在后来都遭遇厄运。李春夏还说，当年中毒的61人中，也不全都全属张店民工所在的三连。除了营部技术员、杜马乡柏凡村人刘小苍，还有一个人并非工地的民工。此人因家中丢失了一双布鞋和一个包袱，怀疑是工地上一人所为，便到工地寻找，恰巧赶上饭点，蹭了一碗饭，结果被列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行列。
“现在国家强大了，四川芦山的地震说调飞机汽车就是飞机汽车，几十万人参与救援……但在1960年那会儿，为救几十号普通人动用飞机，这已是破天荒的大事……。”寻访中，不止一两位幸存老人这样感慨。
中毒事件发生的经过
风南公路，东起平陆南沟，西至芮城风陵渡，全长120公里的公路，是当年正在建设中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移民配套工程之一。李春夏说，中毒时，他所在的由张店民工组成的“张店连”已在风南公路张沟段干了有多半年。因为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困难时期虽然是干活，但吃的并不好，平时基本上每顿都是高粱粥。中毒时，吃的正是能照见人影的高粱粥。
巧合的是，最小的李春夏也是当年最早表现出中毒症状的民工。“吃了高粱粥后有十多分钟吧，就开始呕吐，吐很苦的黄水水，根本无法直腰……”
当年抓住的投毒人是张店镇前滩村村民张德才，他的同案犯名叫回申娃。两人都在中毒事件后被执行枪决。
李春夏说，中毒事件发生后，公安侦破发现了张德才好多问题，如“日伪汉奸”、“国民党走狗”的经历，但在当年修风南公路的公路营里，张德才的表现一直不错，还担任着三十一连二排的排长。
“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之一的赵铁成也说：“当时张沟工地早晚特别冷，因为在封闭的黄土山沟，没人愿意上下工时，张德才扛着一面破红旗到处跑动员我们，我们私下商量说，张德才爱表现，就让他当先进吧！我们就别和他争。”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张德才到公路营后的表现是积极的。事实上，在担任排长期间，工地上的流动红旗曾一度一直在表现突出的张德才手中。“张德才的怨气，和发馒头有关。”李春夏说。中毒事件前，他们准备搬灶，正好馒头蒸多了。发饭时司务长感冒，张德才就帮着招呼发馒头。发到最后，本来算下来应该剩三五十个，却发现发完了。大跃进、大饥荒是当时的大背景，这就意味着“不劳动，绝对没饭吃；劳动了，也不可能吃饱饭”。几十个馒头在现在不算什么事，可当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特殊时期，连长就不放过，开会批评了张德才。其他的人，也有趁机起哄。后来，1960年1月21日，因为“没听见集合上工哨子”而睡了一下午觉的张德才，夜里被拉到连部开起了“辩论会”，辩论的结果是免去了他的排长职务。从人人羡慕的先进成了批判对象，又不再是排长，张德才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心灰意冷的张德才从此开始称病旷工。这也成为他走向人生不归路的关键转折点。
旷工期间，张德才曾经回过前滩村，但是，只有在村里参加劳动的人才有资格吃食堂，无奈之下，他又回到了张沟工地。等待他的是又一次彻夜不眠的“辩论会”。张德才绝望了，由绝望而产生了疯狂的想法：向连长、指导员等干部进行报复！而在进行报复之前，张德才还想了却一个心愿：为女儿买一双期待已久的绣花鞋。
身无分文的他，向周围的工友遍借了一遭，大家谁也没有借给他一分钱。
“没有借到钱，客观原因是当时大家都没钱，但主要还是想和他划清界限，但这也促成了张德才与所有人为敌。”李春夏说。
1960年2月2日，农历春节的下午，张德才带着人生的最后一点遗憾，将从工友回申娃处要来的毒野鸡和狐子的红信（又名砒霜）揣在袖筒里，借口到厨房舀水，放到了工地食堂的饭锅里。
除了因过年私离工地回家的40多位民工外，坚守工地的60多位民工全部食用了这顿由红信“改善”过的饭——高粱糊糊煮面条汤。
如果说一手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张德才应该是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心理准备，而另一位随他出场的回申娃却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帮凶”。
回申娃当年25岁，与张德才都是前滩村人，本不姓回，老家是河南，8个月大由生父母背着乞讨到前滩村，又乞讨到回家。当时回家是前滩村的有钱户，收养下了回申娃。因此他出生于乞丐之家，却是地主成分。
据前滩村上年纪的村民回忆，回申娃很“老实”，且有一手画“上山虎下山虎”的绝活，当年还是互助组的组长。
李春夏说，回申娃当组长期间，因为给地里杀虫，所以保存有红信。后来，他又带到工地，有人看见后，他说是“药狐狸”。张德才也是借口“药狐狸”，从回申娃处拿走的红信。虽然提供了犯罪工具，但本身并无犯罪故意。
可回申娃实在是太不走运了。投了毒的饭，他是两个未吃人之一。而另一个，就是张德才。
李春夏说，回申娃未吃饭，和他是炮手有关。他这个地主成分的孩子，就该去干最危险的炮手活。而炮手，需要等大家离开后才“工作”。回申娃放完炮到灶房时，已没了饭。当年，阶级斗争为纲，发了案首先考虑的就是阶级敌人破坏。地主成分再一次为回申娃狠狠加了分。
当年的中毒处，张村乡张沟村村民张随管家的老院子，至今仍保存着原样。
张随管今年50岁，中毒时还未出生。他告诉我们说，当时发饭就在他家的两间北房的西面窗口处。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出事后差点没将他家大人吓死。张随管家的房子至今还保持原样，只是屋顶重新翻瓦了一次。几家电视台来过，拍了节目，还拍过一次电影。
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宣传
现任平陆县作协主席、平陆县原纪检委副书记李敬斋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61个阶级弟兄的有关情况。对这一事件，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始料未及的新闻冲击波。
李敬斋说，其实，对于中毒事件，一开始地方新闻界的反应并不强烈。1960年2月4日晚，急救的人群中就有3名《平陆报》记者。事后，当他们提出发稿建议时，却被上级否定了，认为投毒事件是件不光彩的事，不值得宣传。
整个山西的新闻界都是如此。2月6日，就在娘子关内的新闻界按兵不动时，《北京晚报》在显要位置上发表了杨树茳同志的《千里急救》一文。接着，《人民日报》很快转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同时进行了播发。随后，《光明日报》《大公报》《健康报》也迅速加入报道队伍，相继刊发了有关消息。
这股新闻冲击波瞬间震醒了山西。2月7日，《山西日报》以醒目标题《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刊出了首都军民千里急救的事迹。
2月下旬，第二个新闻冲击波开始形成，这次打头阵的是2月21日祝作辉发表在《空军报》上的通讯《穿云破雾救亲人》。《人民日报》迅速转载了这篇通讯，同时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卫生部致人民空军的一封信，表扬和感谢他们为抢救中毒民工，克服重重困难送药的事迹，被《北京晚报》《山西日报》《健康报》和一些省报先后转载。
这时，位于北京海运仓一号的中国青年报社里，文艺部记者王石正在和记者房树民商量。之后，他们迅速兵分两路，王石采访北京特药商店、五洲电料行、卫生部和空军二三四三基地，房树民则远赴平陆。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两人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并配发了《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的社论。通讯的署名为“本报记者”，不能体现个人，这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一大特色。
此文一发，顿时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2月29日，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领头，首都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在醒目位置上转载了这篇长篇通讯，并配发了社论及按语。各地方报刊也迅速行动，转载了这篇通讯。后来，这篇通讯更是被选入语文课本。
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读后感达到了1000多篇，这些文章中有很多被多次转载，有的被绘成连环画、漫画刊出。
新闻界的系列大动作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厉兵秣马、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场文艺会战。领头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他们仅用10天时间，便排出了8幕话剧《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3月9日起向首都观众演出。紧跟其后，久负盛名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排出了同名话剧。北京其他艺术团体、中央直属部门、大型厂矿、解放军各兵种的文艺团体，也竞相排出了同名话剧和专场节目并隆重上演。
戏剧界不甘落后。中国戏剧出版社陈北鸥等几位编剧一个夜晚便赶出了剧本。北京实验评剧团当夜就等在出版社的会客室里，编剧们编出—场，他们就排练一场，仅用18个小时就排出了同名戏剧。
北京曲艺剧团果断放弃了在首都连演400场不衰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用68个小时排出了同名曲剧。中国广播说唱团排出了曲艺大联唱《颗颗红心紧相连》。中央音乐学院排出了6个乐章的同名大合唱。
首都的演出潮迅速波及全国。辽宁、河北、陕西、上海、天津等20多个省市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都相继投入舞台大战之中。山西的舞台演出更是热火朝天。
与此同时，用诗歌、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表现这一重大事件的热潮，也辐射性地撒向全国，各种美术作品遍地开花。出版界紧跟其后，结集出版了大量书籍。发行部门以冲刺般的速度把各种书目送往全国。
电影界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文艺会战中。北京电影制片厂仅用一个晚上就编成了脚本，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拍摄成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3月30日在全国影院同时上映。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范围的饥饿和人为浮夸风困扰中华大地，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平陆事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中国人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社会主义好”5个大字。这对克服自然灾害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悲观情绪，稳定全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通过61个中毒民工被救事件，人们感受到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深深地接受了全国一盘棋思想。对纯化社会风气，促进当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当然，这篇文章的时代烙印也实在是太过明显了。所谓“阶级弟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当时的新闻界、文艺界等有意拔高，以迎合政治气候的结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作者之一、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王石先生时隔多年后，曾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反思：“要是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成‘为了六十一条生命’，这篇文章的生命力就更长了。”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带给了几代人感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引起的风波，至今仍未平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也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思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人们对这个事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本文图片除“合影”照外，均为陈国庆摄）
参考书目：李敬斋所著《跨越时空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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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在四川地震灾区帐篷学校，胡锦涛拿起粉笔，一笔一画地在小黑板上写下八个大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保险的基本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新风尚，祖国大家庭之温暖。
2013年4月，四川芦山发生地震，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那迅速被动员起来的救灾力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其实，早在53年前的1960年，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西省运城市下辖的平陆县就见证了迅速反应的救急动员。当年的2月2日，正在平陆境内的张村乡修建风（陵渡）南（沟）公路的61名民工突发食物中毒，抢救用的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严重不足，平陆县委深夜紧急向国家卫生部求助。国家卫生部在筹好1000支二巯基丙醇的同时，又紧急联系空军，派专机将所需药品及时空投到平陆县城，使61名民工得救。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从而使该事件在全国家喻户晓。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化险为夷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现在怎么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带着这样的好奇和敬仰，促使我们去事发地寻访尚健在的61名“阶级弟兄”中的幸存者，了解了更多的背后故事和历史真相。
还活着11名“阶级弟兄”
当年事件的亲历者，61个“阶级弟兄”中，仅还有11个人健在。
在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南横涧村，我们首先见到了王好义老人。
王好义老人今年82岁，可能是中毒留下的后遗症，他的耳朵有些不好使，腿也有些跛，但说起当年的事情，他表现得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过一样。当年中毒时，他已经快30岁了，现有的6个孩子中，大女儿和大儿子都已出生。如今，王好义住在南横涧村南路边的一座两间简陋的砖瓦房里，养了十来只鸡，还开着个小卖部，“如果不是党和政府，根本就没有现在活着的我。”
与王好义同一个村的，还有今年71岁的李春夏。当年中毒时，他才十六七岁，是61人中最小的一个，还没结婚。
见到李春夏时，他正在村北“碧海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劳作。横涧村的村支书张国兵介绍说，如今的老李家有十几亩地，10多年前花十多万元在靠路边的地头打了一口机井，为附近农户抽水浇地，光景过得挺滋润。
和王好义相比，年轻10岁多的李春夏身子板要硬朗得多，耳不聋，眼不花，爱说爱笑。说起当年的事，李春夏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
在与横涧村相邻的风口村，还有一位“阶级弟兄”李忠年。李忠年已经85岁了，老伴于去年辞世。他独个住在村外树林边没有院墙的两间小瓦房中，门口空地上养着几只鸡，拴着两条狗。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李忠年在当年的张店民工组成的修路三连中，是一排排长。中毒时32岁。回到村后，他当过多年村干部，上岁数后当了护林员，看守山上的一片林地。
李忠年说，1996年，他与其他几位“阶级弟兄”去北京参加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回访慰问团，与当年帮助过他们的恩人见了面。他还拿出去北京时的旗帜，让我们拍照留念。
在张店镇的西牛村，当年61人中同样也有两位健在。一位是赵铁成，一位是牛根存。赵铁成过去家庭成分不好，中毒时20岁出头，虽然在抢救时短暂当过“阶级弟兄”，但后来的遭遇仍同其他成分不好的人一样，文革期间受到批判和游斗。至今，赵铁成都是心有余悸，说话一点都不干脆，似乎掖着藏着。而牛根存，中毒时才十八九岁，后来，他的光景也一直过得不太好。不到40岁时，他的妻子亡故，他就一直独身，在村边的沟里放羊。
在张店镇，当年的61人中还有前滩村的李创业、陈张村的牛文成。李创业也已是快80岁的老人了，日子还算过得去。而牛文成，用61人中最小的李春夏的话说，是61人中“最出息的”。中毒事件后，牛文成参了军，一直在部队成为营职干部才转业，后来在郑州一家化工厂做党务工作，现在已退休。应该还在郑州过着退休生活。
除了张店镇的这7名老人，部官乡还有3人，杜马乡有1人。
杜马乡的1人名叫刘小苍，柏坂村人。当年，他才十七八岁，是三连（张店民工所在的连）所在的公路营的营部技术员。中毒事件后，因他有一手修机器的技术，被安排在县运输公司修车。1996年，他也去了北京。
部官乡的3人分别是吴广新、董海贯和王孝先。董海贯和王孝先都是下牛村人。中毒事件发生时，下牛村属于当时的张店公社。王孝先今年81岁，中毒时是三连连长，至今仍住在下牛村，多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症。董海贯如今住在东太村，今年84岁。吴广新本是张店镇后滩村人，后落户到部官乡，如今住在县城。
李春夏说，当年中毒时，61人并不都是贫下中农的“阶级弟兄”。如赵铁成，还有王东娃、景五福等共四五个人，他们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或富农。在事件中，他们短暂地享受过“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在后来都遭遇厄运。李春夏还说，当年中毒的61人中，也不全都全属张店民工所在的三连。除了营部技术员、杜马乡柏凡村人刘小苍，还有一个人并非工地的民工。此人因家中丢失了一双布鞋和一个包袱，怀疑是工地上一人所为，便到工地寻找，恰巧赶上饭点，蹭了一碗饭，结果被列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行列。
“现在国家强大了，四川芦山的地震说调飞机汽车就是飞机汽车，几十万人参与救援……但在1960年那会儿，为救几十号普通人动用飞机，这已是破天荒的大事……。”寻访中，不止一两位幸存老人这样感慨。
中毒事件发生的经过
风南公路，东起平陆南沟，西至芮城风陵渡，全长120公里的公路，是当年正在建设中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移民配套工程之一。李春夏说，中毒时，他所在的由张店民工组成的“张店连”已在风南公路张沟段干了有多半年。因为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困难时期虽然是干活，但吃的并不好，平时基本上每顿都是高粱粥。中毒时，吃的正是能照见人影的高粱粥。
巧合的是，最小的李春夏也是当年最早表现出中毒症状的民工。“吃了高粱粥后有十多分钟吧，就开始呕吐，吐很苦的黄水水，根本无法直腰……”
当年抓住的投毒人是张店镇前滩村村民张德才，他的同案犯名叫回申娃。两人都在中毒事件后被执行枪决。
李春夏说，中毒事件发生后，公安侦破发现了张德才好多问题，如“日伪汉奸”、“国民党走狗”的经历，但在当年修风南公路的公路营里，张德才的表现一直不错，还担任着三十一连二排的排长。
“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之一的赵铁成也说：“当时张沟工地早晚特别冷，因为在封闭的黄土山沟，没人愿意上下工时，张德才扛着一面破红旗到处跑动员我们，我们私下商量说，张德才爱表现，就让他当先进吧！我们就别和他争。”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张德才到公路营后的表现是积极的。事实上，在担任排长期间，工地上的流动红旗曾一度一直在表现突出的张德才手中。“张德才的怨气，和发馒头有关。”李春夏说。中毒事件前，他们准备搬灶，正好馒头蒸多了。发饭时司务长感冒，张德才就帮着招呼发馒头。发到最后，本来算下来应该剩三五十个，却发现发完了。大跃进、大饥荒是当时的大背景，这就意味着“不劳动，绝对没饭吃；劳动了，也不可能吃饱饭”。几十个馒头在现在不算什么事，可当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特殊时期，连长就不放过，开会批评了张德才。其他的人，也有趁机起哄。后来，1960年1月21日，因为“没听见集合上工哨子”而睡了一下午觉的张德才，夜里被拉到连部开起了“辩论会”，辩论的结果是免去了他的排长职务。从人人羡慕的先进成了批判对象，又不再是排长，张德才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心灰意冷的张德才从此开始称病旷工。这也成为他走向人生不归路的关键转折点。
旷工期间，张德才曾经回过前滩村，但是，只有在村里参加劳动的人才有资格吃食堂，无奈之下，他又回到了张沟工地。等待他的是又一次彻夜不眠的“辩论会”。张德才绝望了，由绝望而产生了疯狂的想法：向连长、指导员等干部进行报复！而在进行报复之前，张德才还想了却一个心愿：为女儿买一双期待已久的绣花鞋。
身无分文的他，向周围的工友遍借了一遭，大家谁也没有借给他一分钱。
“没有借到钱，客观原因是当时大家都没钱，但主要还是想和他划清界限，但这也促成了张德才与所有人为敌。”李春夏说。
1960年2月2日，农历春节的下午，张德才带着人生的最后一点遗憾，将从工友回申娃处要来的毒野鸡和狐子的红信（又名砒霜）揣在袖筒里，借口到厨房舀水，放到了工地食堂的饭锅里。
除了因过年私离工地回家的40多位民工外，坚守工地的60多位民工全部食用了这顿由红信“改善”过的饭——高粱糊糊煮面条汤。
如果说一手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张德才应该是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心理准备，而另一位随他出场的回申娃却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帮凶”。
回申娃当年25岁，与张德才都是前滩村人，本不姓回，老家是河南，8个月大由生父母背着乞讨到前滩村，又乞讨到回家。当时回家是前滩村的有钱户，收养下了回申娃。因此他出生于乞丐之家，却是地主成分。
据前滩村上年纪的村民回忆，回申娃很“老实”，且有一手画“上山虎下山虎”的绝活，当年还是互助组的组长。
李春夏说，回申娃当组长期间，因为给地里杀虫，所以保存有红信。后来，他又带到工地，有人看见后，他说是“药狐狸”。张德才也是借口“药狐狸”，从回申娃处拿走的红信。虽然提供了犯罪工具，但本身并无犯罪故意。
可回申娃实在是太不走运了。投了毒的饭，他是两个未吃人之一。而另一个，就是张德才。
李春夏说，回申娃未吃饭，和他是炮手有关。他这个地主成分的孩子，就该去干最危险的炮手活。而炮手，需要等大家离开后才“工作”。回申娃放完炮到灶房时，已没了饭。当年，阶级斗争为纲，发了案首先考虑的就是阶级敌人破坏。地主成分再一次为回申娃狠狠加了分。
当年的中毒处，张村乡张沟村村民张随管家的老院子，至今仍保存着原样。
张随管今年50岁，中毒时还未出生。他告诉我们说，当时发饭就在他家的两间北房的西面窗口处。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出事后差点没将他家大人吓死。张随管家的房子至今还保持原样，只是屋顶重新翻瓦了一次。几家电视台来过，拍了节目，还拍过一次电影。
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宣传
现任平陆县作协主席、平陆县原纪检委副书记李敬斋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61个阶级弟兄的有关情况。对这一事件，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始料未及的新闻冲击波。
李敬斋说，其实，对于中毒事件，一开始地方新闻界的反应并不强烈。1960年2月4日晚，急救的人群中就有3名《平陆报》记者。事后，当他们提出发稿建议时，却被上级否定了，认为投毒事件是件不光彩的事，不值得宣传。
整个山西的新闻界都是如此。2月6日，就在娘子关内的新闻界按兵不动时，《北京晚报》在显要位置上发表了杨树茳同志的《千里急救》一文。接着，《人民日报》很快转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同时进行了播发。随后，《光明日报》《大公报》《健康报》也迅速加入报道队伍，相继刊发了有关消息。
这股新闻冲击波瞬间震醒了山西。2月7日，《山西日报》以醒目标题《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刊出了首都军民千里急救的事迹。
2月下旬，第二个新闻冲击波开始形成，这次打头阵的是2月21日祝作辉发表在《空军报》上的通讯《穿云破雾救亲人》。《人民日报》迅速转载了这篇通讯，同时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卫生部致人民空军的一封信，表扬和感谢他们为抢救中毒民工，克服重重困难送药的事迹，被《北京晚报》《山西日报》《健康报》和一些省报先后转载。
这时，位于北京海运仓一号的中国青年报社里，文艺部记者王石正在和记者房树民商量。之后，他们迅速兵分两路，王石采访北京特药商店、五洲电料行、卫生部和空军二三四三基地，房树民则远赴平陆。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两人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并配发了《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的社论。通讯的署名为“本报记者”，不能体现个人，这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一大特色。
此文一发，顿时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2月29日，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领头，首都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在醒目位置上转载了这篇长篇通讯，并配发了社论及按语。各地方报刊也迅速行动，转载了这篇通讯。后来，这篇通讯更是被选入语文课本。
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读后感达到了1000多篇，这些文章中有很多被多次转载，有的被绘成连环画、漫画刊出。
新闻界的系列大动作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厉兵秣马、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场文艺会战。领头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他们仅用10天时间，便排出了8幕话剧《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3月9日起向首都观众演出。紧跟其后，久负盛名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排出了同名话剧。北京其他艺术团体、中央直属部门、大型厂矿、解放军各兵种的文艺团体，也竞相排出了同名话剧和专场节目并隆重上演。
戏剧界不甘落后。中国戏剧出版社陈北鸥等几位编剧一个夜晚便赶出了剧本。北京实验评剧团当夜就等在出版社的会客室里，编剧们编出—场，他们就排练一场，仅用18个小时就排出了同名戏剧。
北京曲艺剧团果断放弃了在首都连演400场不衰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用68个小时排出了同名曲剧。中国广播说唱团排出了曲艺大联唱《颗颗红心紧相连》。中央音乐学院排出了6个乐章的同名大合唱。
首都的演出潮迅速波及全国。辽宁、河北、陕西、上海、天津等20多个省市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都相继投入舞台大战之中。山西的舞台演出更是热火朝天。
与此同时，用诗歌、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表现这一重大事件的热潮，也辐射性地撒向全国，各种美术作品遍地开花。出版界紧跟其后，结集出版了大量书籍。发行部门以冲刺般的速度把各种书目送往全国。
电影界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文艺会战中。北京电影制片厂仅用一个晚上就编成了脚本，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拍摄成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3月30日在全国影院同时上映。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范围的饥饿和人为浮夸风困扰中华大地，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平陆事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中国人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社会主义好”5个大字。这对克服自然灾害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悲观情绪，稳定全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通过61个中毒民工被救事件，人们感受到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深深地接受了全国一盘棋思想。对纯化社会风气，促进当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当然，这篇文章的时代烙印也实在是太过明显了。所谓“阶级弟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当时的新闻界、文艺界等有意拔高，以迎合政治气候的结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作者之一、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王石先生时隔多年后，曾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反思：“要是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成‘为了六十一条生命’，这篇文章的生命力就更长了。”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带给了几代人感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引起的风波，至今仍未平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也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思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人们对这个事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本文图片除“合影”照外，均为陈国庆摄）
参考书目：李敬斋所著《跨越时空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