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藏终为天下公（上）
发布时间：2013-09-24 15:33:17 作者：方磊 来源：中国保险报
保险历史应是保险人的必修
记者：您是如何对保险历史发生兴趣的？
成继跃：我对保险历史研究的兴趣，缘于自己在较长的时间，或者说是自己终生将要从事的保险事业的需要。作为一个保险工作者，不管是从事实务工作，还是从事保险专业理论研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保险历史知识。仅就理赔工作来说，保险的四大原则，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经典保险赔偿案例，在我们处理疑难案件时，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个称职的保险工作者，不学习保险历史知识，不懂得在保险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保险基本原理，要想在本职工作中创新发展，要在保险理论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果，或者要在现代保险发展的进程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我断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和掌握一点保险历史知识，于己，于公，都有利。
记者：您的保险收藏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发生并开始的？
成继跃：收藏的开始更像是一种缘分。1985年我从事保险工作后，有幸到当时首开的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深造，毕业后，即遇到了全国第一轮编志。由于受过保险专业教育，人保庆阳中支便委派我参加了人民银行庆阳中支组织的《庆阳地区志》金融卷的编撰工作，自己承担了保险部分的编写任务。
在收集资料阶段，我采访了几位上世纪50年代的老保险，由于庆阳地区的保险事业仅从新中国开始，而且起步较晚，开办不久便停办，他们均被安排从事了其他工作，所以对过去保险的事情记忆不多，也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有关保险公司的物品，连司徽、工作证这样与自身紧密相关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问及原来保险公司的档案所在，他们回忆说保险公司撤消后档案好像交给了财政部门，后来可能在文革中当做“封资修”的东西给销毁了。
我们在庆阳地区档案馆也没有查到保险公司的档案，只有在当时保险公司向政府部门报送的工作总结及有关统计报表中查找到了一点保险资料，借此勉强完成了保险公司历史的编撰任务。由此我对保险收藏觉悟到它不单单是一种爱好和兴趣，对于保险事业的传承和开拓更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我愿意付出我的心血。
记者：可以说您的收藏缘分的起始，多少是由工作而起。在您经年收藏历程中，您对保险实物收藏的自主与热忱是如何被焕发的？
成继跃：1997年，我调入太保兰州分公司，有机会到上海出差，在上海云州商厦古玩市场地摊上发现了几张上世纪50年代的火车票，票面印有保险费字样，自己当时很惊奇，因为印有保险费的火车票就是一种保险凭证，保险凭证也就是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是证明20世纪50年代开办铁路旅客强制保险的史料。我当时眼睛一亮，可能情绪有些激动，忙问价格多少，很快高价将几张车票收入囊中，如获至宝。既然上海有老保险的东西，可能其他地方也有。
此后，我通过查找集邮通讯目录，请求上海、广州、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集邮爱好者帮助收集上世纪50年代及以前保险公司的东西，由于民国、解放初的保险单上通常贴有印花税票，所以也找了一些税票收藏家帮助收集保险单和其他业务资料，当时在上海八中工作的同乡林振荣老师每周都在上海古玩市场上帮助我寻找有关保险的东西，很快收集到了一些解放初、民国、清代的保险单和保险公司的用品，也引发了一部分银行、税务等收藏人士的关注，在当时的收藏品市场上逐步形成了保险收藏的概念，保险收藏之风日渐兴盛。
记者：您对保险掌故的收藏收获着哪些心得和感悟？
成继跃：通过收藏保险史料，也激发了我对保险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借助保险实物资料和有关专业书籍的帮助，从2003年期，陆续写了一批保险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先后在《中国保险报》《甘肃保险》《上海保险》《中国金融证券报》《中国人保》《甘肃金融》等报刊上发表，参与了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报主持的《入世五年：外资保险在中国》《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大型历史画册的编纂工作。
通过对保险历史的研究，我发现保险公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各自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后代借鉴。而有些事情，是当代人在努力实现前代人不曾实现的一个个梦想。中国民族保险业是在外资保险公司夹缝中求生、推行中文保单、费率厘定、实现专业经营、集约化发展、海外扩张等一系列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的，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现代保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保险博物馆梦可圆
记者：您曾经举办过保险历史实物展，投入其中您的体会和收获是怎样的？
成继跃：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保险公司的设立比银行、证券公司都要早。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保险业经历了兴起、衰落、再兴起的不寻常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族保险业走过了艰难困苦的历史道路，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留下了珍贵的保险历史文化遗产。
2005年，恰逢中国保险业成立200周年及中国民族保险业创立140周年，我于2004年10月向中国保险学会提出了召开“中国保险创立200周年和中国民族保险业成立140周年纪念大会”的建议，并且希望在大会上展示保险历史实物，让更多的人见证中国保险百年历史沧桑。这一建议得到了时任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黎宗剑先生的高度重视，约请我到北京商谈具体事宜。
2005年5月25日，在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创办纪念日之际，中国保险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纪念活动，我组编的《中国保险历史文物展》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展出，受到了参会的海内外嘉宾的好评。这个展览是中国保险历史上的首个有关保险历史文物的专题展，引起了保险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在广州举办的中国首届保险高峰营销论坛上举行了第二次展出，中国保险网也利用展览图片资料举办了网上保险历史文物第一展。当时台湾人寿北京代表处的简衍宏先生积极协调台湾逢甲大学等各方，希望该展览在台湾地区展出，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虽然《中国保险历史文物展》此后再没有举办，但其当时产生的影响还是深刻的，引发了民间的保险文物收藏热，一些朋友纷纷索取资料，在以后举办个人展览、创建公司展馆和举办保险业创立60周年活动时作为参考。
记者：您在矢志不渝的收藏和对保险历史的研究中有哪些感触，哪些思考，哪些想实现的理想？
成继跃：谈及这个问题，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繁杂。随着我收集的保险藏品种类的增加，便萌发了创办保险博物馆的想法。但鉴于自身经济状况和当时的外部环境，要在兰州创办一家保险博物馆非常困难。
2006年起，我向中国保险学会和几家保险集团公司发出了创建保险博物馆的倡议，提出了具体建设方案，希望能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中国首家保险博物馆，也是填补中国金融系统博物馆的一个空缺。为什么选取这三个地方呢，因为这三个地方代表了中国保险发展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广州是外资在中国开办保险机构的最早城市，是中国保险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保险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民族保险业最早发展的城市，创造了解放前中国保险史上最繁荣、最壮烈的一段历史，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建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创建，第一本保险学著作和第一本保险年鉴在上海出版，第一个中共保险地下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保险费收入几乎占全国的八成以上，是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保险中心；而现在的北京是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和学会，以及绝大多数保险公司总部聚集的地方，是当今中国保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创建中国保险博物馆的倡议发出后，虽然得到了中国保险学会的重视，平安保险集团有关人员打电话询问了一下情况，但此事一直没有着落，也让自己一直牵挂的心放不下。
记者：您认为保险收藏走博物馆这条路可操作性有多大？它的深远影响在哪儿？
成继跃：我并不感到悲观。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行性。这几年我国行业博物馆迅猛发展，收藏圈里的人也很关注保险博物馆建设的情况。2007年10月，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第一届年会在兰州召开，组委会希望甘肃方面推荐富有地方特色的专题报告在大会上交流，承办会议的甘肃钱币博物馆馆长于廷民找到我，希望我在大会上介绍保险文物的收藏情况和创建中国保险博物馆的进展情况。为了适应大会主题的需要，我将《创建中国首家保险博物馆的可行性方案研究》改为《保险博物馆是金融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在上台交流时，我首先感谢大会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宣传保险，并说和各位专家进行交流，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自己的花插在别人家的瓶子里，说心里话，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后来在报刊上见到了张天福在洛阳创办保险文化博物馆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并且赠送了几张保险单表示支持。
保险遗产空落 传承危机紧迫
记者：您个人偏爱或偏重于保险历史哪方面的研究？为什么您愿意集中精力做这方面研究？
成继跃：我参加保险工作将近30年了，最初在办公室工作，后又陆续从事了业管、理赔、客服、群工等工作，接触到的资料几乎没有丢失，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保险业务资料。由于自己家里地方有限，有些资料一直存放在父母住处和亲戚住处。
在收集保险历史资料时，我又按保险历史发展的顺序，按照保险专业门类进行了系统的采集，拾遗补缺，使各个板块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例如在保险学方面，我收集了王效文于1925年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保险学》以来的几乎所有保险学研究方面的书籍，分历史时期整理了《中国保险学总目录》，发表在中国保险学会网站的专家博客上，供大家参考、引用。今年7月，还为上海财经学院谢志刚博士主编的《精算通讯》提供了民国及解放初期等时期的保险数理及费率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近30种。
记者：在您的保险收藏岁月中，您对那些穿越往昔尘埃的物事、实物和掌故一定会有别致的情怀，而在这其中您是否会有某种忧思？
成继跃：担忧是一定有的。由于中国保险业发展时断时续，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保险史料与“封资修”的东西一同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幸存下来的东西不是很多。仅有的一些珍贵的保险史料目前还没有得到收藏家、收藏机构和保险公司的认识和重视，致使有些重要的保险史料被当作廉价的废品消除，大量的保险遗产遭受着毁灭的命运。
由于保险界没有形成保存保险资料的传统，老的资料没有人挖掘、保护，新的资料也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不注意去保护，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几乎丧失殆尽。例如原来中国保险研究所在原北京西郊民巷22号办有一图书室，保险藏书在当时颇丰，许多学者都在那里查阅过资料，但是现在那批图书不知所去。上海保险学会在编写《中国保险志》时，一些民国及解放初期从事过保险的老同志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保险史料，很多都是个人珍藏多年的照片、证件、徽章，但时过境迁，这批资料不经意间流落废品收购站，散落到收藏品市场，部分被保险收藏爱好者购得。看到这些资料时，当时发起收集这批资料的老保险吴越同志很是疑惑和愤懑。
目前保险资料的收集和保护情况十分堪忧，据我了解，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保险发达地区，没有一个保险机构系统收集保护保险历史文化遗产，没有一家像样的保险专业图书室，没有一处向公众展示和宣传保险行业文化的公开场所。
人物素描
成继跃，男，汉族，生于1959年，祖籍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沟北村，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职称。1977年参加工作,1985年从事保险工作。现在天安财险总公司工作。
保险历史应是保险人的必修
记者：您是如何对保险历史发生兴趣的？
成继跃：我对保险历史研究的兴趣，缘于自己在较长的时间，或者说是自己终生将要从事的保险事业的需要。作为一个保险工作者，不管是从事实务工作，还是从事保险专业理论研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保险历史知识。仅就理赔工作来说，保险的四大原则，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经典保险赔偿案例，在我们处理疑难案件时，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个称职的保险工作者，不学习保险历史知识，不懂得在保险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保险基本原理，要想在本职工作中创新发展，要在保险理论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果，或者要在现代保险发展的进程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我断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和掌握一点保险历史知识，于己，于公，都有利。
记者：您的保险收藏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发生并开始的？
成继跃：收藏的开始更像是一种缘分。1985年我从事保险工作后，有幸到当时首开的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深造，毕业后，即遇到了全国第一轮编志。由于受过保险专业教育，人保庆阳中支便委派我参加了人民银行庆阳中支组织的《庆阳地区志》金融卷的编撰工作，自己承担了保险部分的编写任务。
在收集资料阶段，我采访了几位上世纪50年代的老保险，由于庆阳地区的保险事业仅从新中国开始，而且起步较晚，开办不久便停办，他们均被安排从事了其他工作，所以对过去保险的事情记忆不多，也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有关保险公司的物品，连司徽、工作证这样与自身紧密相关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问及原来保险公司的档案所在，他们回忆说保险公司撤消后档案好像交给了财政部门，后来可能在文革中当做“封资修”的东西给销毁了。
我们在庆阳地区档案馆也没有查到保险公司的档案，只有在当时保险公司向政府部门报送的工作总结及有关统计报表中查找到了一点保险资料，借此勉强完成了保险公司历史的编撰任务。由此我对保险收藏觉悟到它不单单是一种爱好和兴趣，对于保险事业的传承和开拓更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我愿意付出我的心血。
记者：可以说您的收藏缘分的起始，多少是由工作而起。在您经年收藏历程中，您对保险实物收藏的自主与热忱是如何被焕发的？
成继跃：1997年，我调入太保兰州分公司，有机会到上海出差，在上海云州商厦古玩市场地摊上发现了几张上世纪50年代的火车票，票面印有保险费字样，自己当时很惊奇，因为印有保险费的火车票就是一种保险凭证，保险凭证也就是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是证明20世纪50年代开办铁路旅客强制保险的史料。我当时眼睛一亮，可能情绪有些激动，忙问价格多少，很快高价将几张车票收入囊中，如获至宝。既然上海有老保险的东西，可能其他地方也有。
此后，我通过查找集邮通讯目录，请求上海、广州、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集邮爱好者帮助收集上世纪50年代及以前保险公司的东西，由于民国、解放初的保险单上通常贴有印花税票，所以也找了一些税票收藏家帮助收集保险单和其他业务资料，当时在上海八中工作的同乡林振荣老师每周都在上海古玩市场上帮助我寻找有关保险的东西，很快收集到了一些解放初、民国、清代的保险单和保险公司的用品，也引发了一部分银行、税务等收藏人士的关注，在当时的收藏品市场上逐步形成了保险收藏的概念，保险收藏之风日渐兴盛。
记者：您对保险掌故的收藏收获着哪些心得和感悟？
成继跃：通过收藏保险史料，也激发了我对保险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借助保险实物资料和有关专业书籍的帮助，从2003年期，陆续写了一批保险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先后在《中国保险报》《甘肃保险》《上海保险》《中国金融证券报》《中国人保》《甘肃金融》等报刊上发表，参与了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报主持的《入世五年：外资保险在中国》《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大型历史画册的编纂工作。
通过对保险历史的研究，我发现保险公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各自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后代借鉴。而有些事情，是当代人在努力实现前代人不曾实现的一个个梦想。中国民族保险业是在外资保险公司夹缝中求生、推行中文保单、费率厘定、实现专业经营、集约化发展、海外扩张等一系列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的，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现代保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保险博物馆梦可圆
记者：您曾经举办过保险历史实物展，投入其中您的体会和收获是怎样的？
成继跃：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保险公司的设立比银行、证券公司都要早。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保险业经历了兴起、衰落、再兴起的不寻常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族保险业走过了艰难困苦的历史道路，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留下了珍贵的保险历史文化遗产。
2005年，恰逢中国保险业成立200周年及中国民族保险业创立140周年，我于2004年10月向中国保险学会提出了召开“中国保险创立200周年和中国民族保险业成立140周年纪念大会”的建议，并且希望在大会上展示保险历史实物，让更多的人见证中国保险百年历史沧桑。这一建议得到了时任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黎宗剑先生的高度重视，约请我到北京商谈具体事宜。
2005年5月25日，在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创办纪念日之际，中国保险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纪念活动，我组编的《中国保险历史文物展》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展出，受到了参会的海内外嘉宾的好评。这个展览是中国保险历史上的首个有关保险历史文物的专题展，引起了保险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在广州举办的中国首届保险高峰营销论坛上举行了第二次展出，中国保险网也利用展览图片资料举办了网上保险历史文物第一展。当时台湾人寿北京代表处的简衍宏先生积极协调台湾逢甲大学等各方，希望该展览在台湾地区展出，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虽然《中国保险历史文物展》此后再没有举办，但其当时产生的影响还是深刻的，引发了民间的保险文物收藏热，一些朋友纷纷索取资料，在以后举办个人展览、创建公司展馆和举办保险业创立60周年活动时作为参考。
记者：您在矢志不渝的收藏和对保险历史的研究中有哪些感触，哪些思考，哪些想实现的理想？
成继跃：谈及这个问题，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繁杂。随着我收集的保险藏品种类的增加，便萌发了创办保险博物馆的想法。但鉴于自身经济状况和当时的外部环境，要在兰州创办一家保险博物馆非常困难。
2006年起，我向中国保险学会和几家保险集团公司发出了创建保险博物馆的倡议，提出了具体建设方案，希望能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中国首家保险博物馆，也是填补中国金融系统博物馆的一个空缺。为什么选取这三个地方呢，因为这三个地方代表了中国保险发展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广州是外资在中国开办保险机构的最早城市，是中国保险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保险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民族保险业最早发展的城市，创造了解放前中国保险史上最繁荣、最壮烈的一段历史，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建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创建，第一本保险学著作和第一本保险年鉴在上海出版，第一个中共保险地下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保险费收入几乎占全国的八成以上，是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保险中心；而现在的北京是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和学会，以及绝大多数保险公司总部聚集的地方，是当今中国保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创建中国保险博物馆的倡议发出后，虽然得到了中国保险学会的重视，平安保险集团有关人员打电话询问了一下情况，但此事一直没有着落，也让自己一直牵挂的心放不下。
记者：您认为保险收藏走博物馆这条路可操作性有多大？它的深远影响在哪儿？
成继跃：我并不感到悲观。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行性。这几年我国行业博物馆迅猛发展，收藏圈里的人也很关注保险博物馆建设的情况。2007年10月，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第一届年会在兰州召开，组委会希望甘肃方面推荐富有地方特色的专题报告在大会上交流，承办会议的甘肃钱币博物馆馆长于廷民找到我，希望我在大会上介绍保险文物的收藏情况和创建中国保险博物馆的进展情况。为了适应大会主题的需要，我将《创建中国首家保险博物馆的可行性方案研究》改为《保险博物馆是金融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在上台交流时，我首先感谢大会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宣传保险，并说和各位专家进行交流，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自己的花插在别人家的瓶子里，说心里话，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后来在报刊上见到了张天福在洛阳创办保险文化博物馆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并且赠送了几张保险单表示支持。
保险遗产空落 传承危机紧迫
记者：您个人偏爱或偏重于保险历史哪方面的研究？为什么您愿意集中精力做这方面研究？
成继跃：我参加保险工作将近30年了，最初在办公室工作，后又陆续从事了业管、理赔、客服、群工等工作，接触到的资料几乎没有丢失，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保险业务资料。由于自己家里地方有限，有些资料一直存放在父母住处和亲戚住处。
在收集保险历史资料时，我又按保险历史发展的顺序，按照保险专业门类进行了系统的采集，拾遗补缺，使各个板块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例如在保险学方面，我收集了王效文于1925年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保险学》以来的几乎所有保险学研究方面的书籍，分历史时期整理了《中国保险学总目录》，发表在中国保险学会网站的专家博客上，供大家参考、引用。今年7月，还为上海财经学院谢志刚博士主编的《精算通讯》提供了民国及解放初期等时期的保险数理及费率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近30种。
记者：在您的保险收藏岁月中，您对那些穿越往昔尘埃的物事、实物和掌故一定会有别致的情怀，而在这其中您是否会有某种忧思？
成继跃：担忧是一定有的。由于中国保险业发展时断时续，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保险史料与“封资修”的东西一同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幸存下来的东西不是很多。仅有的一些珍贵的保险史料目前还没有得到收藏家、收藏机构和保险公司的认识和重视，致使有些重要的保险史料被当作廉价的废品消除，大量的保险遗产遭受着毁灭的命运。
由于保险界没有形成保存保险资料的传统，老的资料没有人挖掘、保护，新的资料也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不注意去保护，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几乎丧失殆尽。例如原来中国保险研究所在原北京西郊民巷22号办有一图书室，保险藏书在当时颇丰，许多学者都在那里查阅过资料，但是现在那批图书不知所去。上海保险学会在编写《中国保险志》时，一些民国及解放初期从事过保险的老同志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保险史料，很多都是个人珍藏多年的照片、证件、徽章，但时过境迁，这批资料不经意间流落废品收购站，散落到收藏品市场，部分被保险收藏爱好者购得。看到这些资料时，当时发起收集这批资料的老保险吴越同志很是疑惑和愤懑。
目前保险资料的收集和保护情况十分堪忧，据我了解，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保险发达地区，没有一个保险机构系统收集保护保险历史文化遗产，没有一家像样的保险专业图书室，没有一处向公众展示和宣传保险行业文化的公开场所。
人物素描
成继跃，男，汉族，生于1959年，祖籍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沟北村，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职称。1977年参加工作,1985年从事保险工作。现在天安财险总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