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变局下的疯狂与反思
发布时间：2013-12-03 10:27:41 作者： 来源：
2013年11月25日 22:2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程旭 邓永飞 唐思思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
目前，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70%以上，有的国家已经超过了90%。中国的城镇化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十八大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将超过60%。
中国城镇化的列车正在高速行驶，城镇化带来的多种正面效应正在日益显现，但城镇化导致的负面作用也在加速累积。
国家总理李克强就任后启动了新一轮城镇化战略。可以预见，中国的城镇化又将开始一个新的征程。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城镇化进行梳理和反思。
1. 城进村退
城镇化所到之处，乡村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这种差异性最终只剩下单调的一致性。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摆脱“城市”，乡村只成为了记忆。
湖北省京山县徐杨村，九成青壮年外出打工，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足百人，大都是老弱病残幼。
儿女在外打工，老人独守乡村，留守儿童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的体贴与呵护。村子缺少产业带动逐渐凋敝，环境保护堪忧……
这是如今很多农村的真实写照。
在城镇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大量农村正在无可救药地迅速衰落。
同时，城郊结合部的大量乡村，被城镇化的浪潮席卷，诸多特色民居被一栋栋格式统一的高楼大厦替代；乡村的淡雅、宁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喧嚣与热闹。
城镇化所到之处，乡村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这种差异性最终只剩下单调的一致性。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走到哪里都觉得似曾相识，都无法摆脱“城市”，乡村只成为了记忆。
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29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仅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78年的17.92%，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中：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对非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有着鲜明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2年的27.63%，平均每年约提高0.7个百分点，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3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逐渐被制度安排和投资引导的方式所取代，传统体制与市场调节机制并存。
于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量人口在城市生活居住了下来，城镇数量和规模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化承担着拉动内需的重要使命——未来中国的内需新动力将来自潜在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势必释放大量内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认为，十八大后，城镇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
遗憾的是，中国正在狂飙突进的城镇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2. 日益加剧的“二元”格局
过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没有大城市发展得快，不是因为政策错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到位。
“我这次回了一趟老家，乡亲们反映医疗水平始终跟不上来，拔个牙还反反复复拔了好多次，而且还是熟人都这样。广州虽然人多，但医疗水平发达得多。”一位在广州某统战部门工作的市民在私下和记者聊天时感概。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施行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政策，这造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格局
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试图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二元”结构，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县、乡之间的差距却日益加大——大城市继续在膨胀，因为聚集了比较多的优质公共资源，而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等却受到了限制。
事实上，每一轮基础投资建设和政策扶持，必然首先落住于城市。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开展了以轨道交通为重点的交通网络建设，绿化面积及绿化整治工作也加快了进度。与此同时，22个城中村、60个城市边角地、五环内102个行政村整治项目也加快了实施进度。北京居民们或多或少地也在这一进程中得益。
城市具有极大的资源吸附效应。产业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政策资源都像溪水一般流入“洼地”。
与此同时，较高的收入也是吸引人们涌向城市的原因。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往往与该国或地区的城镇化率成正比。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一般达到80%。
许多学者会以我国过去三十年直辖市和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小城市快得多这一城市发展的实际结果，来证明那种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规模而鼓励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的道路是失败的。但是这种简单化的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为了获得良好和丰富的工作机会、教育机会、医疗资源、文化娱乐设施。
过去的三十年中，大量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被集中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为了获得这些资源，社会精英们当然要想尽办法进入这些城市。
在行政等级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原本草根的企业也被每个上一级政府以更大的优惠政策吸引到更大的城市，而很多地方政府又利用廉价的得到补贴的工业用地，来留住其实不应该再留在大城市的低端制造业。所有这一切导致北京、上海和所有省会等中心城市的急速膨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在专访中提到，2011年北京市每千人拥有卫生人员数14.2，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6。另据报道，北京市2012年在公共交通公用事业上的补贴就高达170亿，以2000万常住人口算，人均一年补贴850元。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拼命往北京挤了。
大约十年前，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博士（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ento）、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博士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刚峰有位学生是浙江一个镇的党委书记，他告知张，在他任职的那个镇，所收缴的地税需要上交给省政府的是20%，上交市里的是40%，上交给所属区的是12%，留在镇里的是28%。如果将所有国税和地税加在一起，那么，留在本地的只有4-5%。
“所以，过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没有大城市膨胀得快，不是因为政策错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到位。由此我们大致明白了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是因为资源都被大城市给截走了。”张刚峰说。
与欧美国家越是小城镇越是宜居的特点相比，由于资源投入的不足，特别是教育、卫生、文化资源的投入不足，我国的中小城市和城镇缺少了某种宜居性，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却还是这些中小城市和城镇吸纳了绝大部分的城市化人口。江浙一带的一些县城，三十年前可能就只有一条或两条主街，人口不足一二万，今天这些小城市的人口很多多达一二十万，是三十年前的十倍。
3. 半城镇化和被城镇化
城镇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人口城镇化，一个是土地的城镇化。在中国的现实中，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比较缓慢，甚至严重滞后，但是土地城镇化却超速前行
在今年9月份召开的21世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教授提出，当下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半城镇化现象。
半城镇化是特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具体说来，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也有专家认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来看，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
“这中间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市民化，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多年，有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但这些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样的成果与福利。”张占斌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间，农转非比例仅仅增长不到8个百分点，户籍转变近乎停滞。这导致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失地农民却无法完成真正的身份转变，无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对应福利待遇。
当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失地农民能够获得很高的征地补偿，一夜之间成为亿万付富翁。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追求的不是户口转变的“形”，而是公共服务的“实”。所以，尽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失地后得到的补偿也比较高，但征地拆迁后提供就业机会和城镇社会保障的比例较低。
户籍制度障碍加上吸引力不足的社会保障导让很多农民在城镇化浪潮中随波逐流，他们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城市人，他们只是“被城镇化”了。
城镇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人口城镇化，一个是土地的城镇化。在中国的现实中，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比较缓慢，甚至严重滞后，但是土地城镇化却超速前行。
据相关数据显示，1995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内，国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83%，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45%，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9%，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极不匹配。土地的城镇化速度，要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
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显示，很多地级市，包括省会城市，也包括县城都还在扩建新城，建新城、建开发区是经济发展也是城镇化的客观表现，有积极的意义，但新城新区建设是不是应该“遍地开花”、“万马争先”，值得商榷。 4. “透支”城镇化
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财力基本没有土地建设的费用，地方政府只好依靠土地财政，城市通过低价征用农村的耕地或者集体建设用地资源，获取了大量的资金，通过透支土地红利，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认识偏差，很多地方的城镇化被搞成了地产化，成为了竞相兴建高楼大厦的一场盛宴。
“现在城镇化问题是有不少认识误区和行动误区，其实城镇化跟高楼大厦没有必然联系，当然高楼大厦是有这样味道，但城镇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居住在社区，关键是在于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的城镇化。”2013年9月28日召开的“粤苏进化论”主题论坛上，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副院长田秋生指出。
山东日照市委书记杨军在谈日照的城镇化经验时表示，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出现了大、包、全的误区。所谓“大包全”，是指连一个县城都要打造一个总部经济。他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并不一定非要集中到几百平方公里的城镇化，而是以经济社会自然发展来聚集一些单元式的城镇化。
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土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的减少导致土地价格走高，再加上征地越来越困难，土地出让金比例将下降，“土地财政”将难以支撑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资金压力难题亟需破解。与此相关的还有农民安置问题。
此外，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扩容，加上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不善，造成山川河流被污染、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透支着有限的“环境红利”。
由于缺少规划与布局，不少乡村又成了大城市扩展以后新的“城乡结合部”，重蹈了大城市“城中村”脏乱差的覆辙。此外，我国的城镇化还存在诸如缺乏产业支撑、“贵族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
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此时，继续推进城镇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当前显然也正面临着这种挑战。
5. 国家战略下的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必须实现包容性发展，让所有人享受城镇化发展的成果，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城镇化应该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较大提升
过去的城镇化之路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将眼光投向了“新型城镇化”。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出，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坚持“可持续”的道路。
十七大对此作进一步补充，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上被清晰提及，新型城镇化坚持“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
李克强总理强调，城镇化需要协调，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而是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真正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使城镇真正成为安居乐业之处，而且也强调，城镇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是新一届政府对城镇化问题的决心和表态。专家预测，城镇化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在的普遍共识是，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
在张占斌看来，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核心”， 重点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与传统提法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陕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在2013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产业体系的建设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曾表示，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6. 分散与集中并行
未来，在条件允许的乡村，集中式居住的社区会越来越多，大量分散式布局的小乡村或许将会逐步消失，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在粤北瑶族居住山区，原来一个山头才一两户人家，居住非常分散，小孩子上学需翻越几座山，村民去买东西也非常不方便。后来，广东省推行“双到”扶贫，将那些分散在高寒山区的贫困居民迁下山来，在城郊或他们
的居住地附近兴建安置小区，并配套了学校、污水处理、体育设施、道路、照明等公共设施。政府给予全额补贴，或部分补贴，解决了村民们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些村民集中在一个社区居住，村民们的生活条件立即得到了改善，跑步进入了城镇化社会。
未来，在条件允许的乡村，这种集中式居住的社区会越来越多，大量分散式布局的小乡村或许将会逐步消失，人口将被逐步集中到小城镇中，实现就地城镇化。从资源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规模化管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事实上，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这意味着，历史上构成中国农村主要社会形态的小乡村将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城镇化的两种路径常被提起，一种是集中化发展，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一种是发展中小城市、加强乡镇建设，就地城镇化。前者是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到中心城市；后者是将资源均衡分布。
就地城镇化的内涵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渐成长转化为新城镇，实现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让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
目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推动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建设。
资料显示，欧美高达70%以上的人口是聚焦在城市，而这70%的人口大部分又聚焦在城市群中。目前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则达到70%，其人口也相应大部分聚焦在此区域。
“中国需要在除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
据了解，国家已经制定了城市群的总体规划，详细的规划正在制定中，有关部委正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专家提出，中国城市群建设的重点的区域应该选在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十八个重点区域之内，当前可以重点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将其作为重点城市群，予以集聚建设。当然，这些都涉及到因地制宜、产业支撑、资金投入等一系列问题。
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出现大量的区域中心城市。
而在小社区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中间状态。
泛珠三角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廉曾写过一本著作叫《中国城市化教程》，王廉认为，地理经济是行政经济的坐标化和市场化，而地理经济上升到地缘政治就是要构建区域的城镇链与产业链，而流域化的经济更要上升到地区合作的区域政治化层面。
在学界看来，一个大城市至少要达到100万城镇人口，才有可能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而往下来看，对一个小城镇来说，3~5万人口是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根据发达国家经验，3~5万人口以下的城镇很难发展综合性的公共设施，并逐步走向衰落和负财政，其中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城市资源的分配与建设问题。
王廉据此认为，粤北至少应延伸出三级“城镇链”，几个地级市的中心城区按照100万的人口规划，每个县至少延伸出一个10~30万人口的县城和N个3~5万的小城镇。究竟规划多少个，应该按照地区的资源禀赋、区域人口、国际走势，规划城镇链。
另一方面，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需要进行适当控制，并非越大越好。
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地方长官掌控着一个区域的几乎所有资源，加上强调GDP考核导向，很容易导致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数十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数百个县域中心城市就是明证。这导致资源均衡分布、发展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目标更难实现。
7. 城镇化的中国梦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们不用奔波进城，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就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问题是，这种美好景象是一种永远的奢望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国梦？
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可以参照国外经验。法国的乡村在其古朴人文的乡村背后，是先进的农业装备、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连贯的产业链做后盾。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利用国家担保为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同时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还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走进德国的小镇，你会发现它的供电、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基本与城市无异，同时，乡村的医疗、购物、教育等配套建设也一应俱全，再加上环境的优美，让乡村有着城市不可替代的风情。
而在法律上，德国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城乡屏障。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建设也应该从城镇化、经济发展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等综合角度来观察和审视。
“城镇化不跟新农村配合起来，城镇化是发展起来不的，新农村新在哪？需要培养一些新型民营企业，那就是家庭农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说。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们不用奔波进城，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就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问题是，这种美好景象是一种永远的奢望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国梦？
2013年11月25日 22:2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程旭 邓永飞 唐思思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
目前，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70%以上，有的国家已经超过了90%。中国的城镇化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十八大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将超过60%。
中国城镇化的列车正在高速行驶，城镇化带来的多种正面效应正在日益显现，但城镇化导致的负面作用也在加速累积。
国家总理李克强就任后启动了新一轮城镇化战略。可以预见，中国的城镇化又将开始一个新的征程。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城镇化进行梳理和反思。
1. 城进村退
城镇化所到之处，乡村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这种差异性最终只剩下单调的一致性。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摆脱“城市”，乡村只成为了记忆。
湖北省京山县徐杨村，九成青壮年外出打工，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足百人，大都是老弱病残幼。
儿女在外打工，老人独守乡村，留守儿童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的体贴与呵护。村子缺少产业带动逐渐凋敝，环境保护堪忧……
这是如今很多农村的真实写照。
在城镇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大量农村正在无可救药地迅速衰落。
同时，城郊结合部的大量乡村，被城镇化的浪潮席卷，诸多特色民居被一栋栋格式统一的高楼大厦替代；乡村的淡雅、宁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喧嚣与热闹。
城镇化所到之处，乡村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这种差异性最终只剩下单调的一致性。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走到哪里都觉得似曾相识，都无法摆脱“城市”，乡村只成为了记忆。
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29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仅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78年的17.92%，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中：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对非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有着鲜明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2年的27.63%，平均每年约提高0.7个百分点，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3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逐渐被制度安排和投资引导的方式所取代，传统体制与市场调节机制并存。
于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量人口在城市生活居住了下来，城镇数量和规模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化承担着拉动内需的重要使命——未来中国的内需新动力将来自潜在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势必释放大量内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认为，十八大后，城镇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
遗憾的是，中国正在狂飙突进的城镇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2. 日益加剧的“二元”格局
过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没有大城市发展得快，不是因为政策错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到位。
“我这次回了一趟老家，乡亲们反映医疗水平始终跟不上来，拔个牙还反反复复拔了好多次，而且还是熟人都这样。广州虽然人多，但医疗水平发达得多。”一位在广州某统战部门工作的市民在私下和记者聊天时感概。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施行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政策，这造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格局
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试图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二元”结构，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县、乡之间的差距却日益加大——大城市继续在膨胀，因为聚集了比较多的优质公共资源，而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等却受到了限制。
事实上，每一轮基础投资建设和政策扶持，必然首先落住于城市。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开展了以轨道交通为重点的交通网络建设，绿化面积及绿化整治工作也加快了进度。与此同时，22个城中村、60个城市边角地、五环内102个行政村整治项目也加快了实施进度。北京居民们或多或少地也在这一进程中得益。
城市具有极大的资源吸附效应。产业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政策资源都像溪水一般流入“洼地”。
与此同时，较高的收入也是吸引人们涌向城市的原因。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往往与该国或地区的城镇化率成正比。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一般达到80%。
许多学者会以我国过去三十年直辖市和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小城市快得多这一城市发展的实际结果，来证明那种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规模而鼓励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的道路是失败的。但是这种简单化的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为了获得良好和丰富的工作机会、教育机会、医疗资源、文化娱乐设施。
过去的三十年中，大量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被集中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为了获得这些资源，社会精英们当然要想尽办法进入这些城市。
在行政等级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原本草根的企业也被每个上一级政府以更大的优惠政策吸引到更大的城市，而很多地方政府又利用廉价的得到补贴的工业用地，来留住其实不应该再留在大城市的低端制造业。所有这一切导致北京、上海和所有省会等中心城市的急速膨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在专访中提到，2011年北京市每千人拥有卫生人员数14.2，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6。另据报道，北京市2012年在公共交通公用事业上的补贴就高达170亿，以2000万常住人口算，人均一年补贴850元。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拼命往北京挤了。
大约十年前，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博士（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ento）、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博士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刚峰有位学生是浙江一个镇的党委书记，他告知张，在他任职的那个镇，所收缴的地税需要上交给省政府的是20%，上交市里的是40%，上交给所属区的是12%，留在镇里的是28%。如果将所有国税和地税加在一起，那么，留在本地的只有4-5%。
“所以，过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没有大城市膨胀得快，不是因为政策错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到位。由此我们大致明白了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是因为资源都被大城市给截走了。”张刚峰说。
与欧美国家越是小城镇越是宜居的特点相比，由于资源投入的不足，特别是教育、卫生、文化资源的投入不足，我国的中小城市和城镇缺少了某种宜居性，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却还是这些中小城市和城镇吸纳了绝大部分的城市化人口。江浙一带的一些县城，三十年前可能就只有一条或两条主街，人口不足一二万，今天这些小城市的人口很多多达一二十万，是三十年前的十倍。
3. 半城镇化和被城镇化
城镇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人口城镇化，一个是土地的城镇化。在中国的现实中，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比较缓慢，甚至严重滞后，但是土地城镇化却超速前行
在今年9月份召开的21世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教授提出，当下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半城镇化现象。
半城镇化是特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具体说来，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也有专家认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来看，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
“这中间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市民化，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多年，有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但这些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样的成果与福利。”张占斌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间，农转非比例仅仅增长不到8个百分点，户籍转变近乎停滞。这导致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失地农民却无法完成真正的身份转变，无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对应福利待遇。
当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失地农民能够获得很高的征地补偿，一夜之间成为亿万付富翁。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追求的不是户口转变的“形”，而是公共服务的“实”。所以，尽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失地后得到的补偿也比较高，但征地拆迁后提供就业机会和城镇社会保障的比例较低。
户籍制度障碍加上吸引力不足的社会保障导让很多农民在城镇化浪潮中随波逐流，他们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城市人，他们只是“被城镇化”了。
城镇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人口城镇化，一个是土地的城镇化。在中国的现实中，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比较缓慢，甚至严重滞后，但是土地城镇化却超速前行。
据相关数据显示，1995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内，国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83%，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45%，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9%，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极不匹配。土地的城镇化速度，要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
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显示，很多地级市，包括省会城市，也包括县城都还在扩建新城，建新城、建开发区是经济发展也是城镇化的客观表现，有积极的意义，但新城新区建设是不是应该“遍地开花”、“万马争先”，值得商榷。 4. “透支”城镇化
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财力基本没有土地建设的费用，地方政府只好依靠土地财政，城市通过低价征用农村的耕地或者集体建设用地资源，获取了大量的资金，通过透支土地红利，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认识偏差，很多地方的城镇化被搞成了地产化，成为了竞相兴建高楼大厦的一场盛宴。
“现在城镇化问题是有不少认识误区和行动误区，其实城镇化跟高楼大厦没有必然联系，当然高楼大厦是有这样味道，但城镇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居住在社区，关键是在于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的城镇化。”2013年9月28日召开的“粤苏进化论”主题论坛上，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副院长田秋生指出。
山东日照市委书记杨军在谈日照的城镇化经验时表示，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出现了大、包、全的误区。所谓“大包全”，是指连一个县城都要打造一个总部经济。他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并不一定非要集中到几百平方公里的城镇化，而是以经济社会自然发展来聚集一些单元式的城镇化。
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土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的减少导致土地价格走高，再加上征地越来越困难，土地出让金比例将下降，“土地财政”将难以支撑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资金压力难题亟需破解。与此相关的还有农民安置问题。
此外，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扩容，加上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不善，造成山川河流被污染、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透支着有限的“环境红利”。
由于缺少规划与布局，不少乡村又成了大城市扩展以后新的“城乡结合部”，重蹈了大城市“城中村”脏乱差的覆辙。此外，我国的城镇化还存在诸如缺乏产业支撑、“贵族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
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此时，继续推进城镇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当前显然也正面临着这种挑战。
5. 国家战略下的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必须实现包容性发展，让所有人享受城镇化发展的成果，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城镇化应该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较大提升
过去的城镇化之路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将眼光投向了“新型城镇化”。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出，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坚持“可持续”的道路。
十七大对此作进一步补充，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上被清晰提及，新型城镇化坚持“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
李克强总理强调，城镇化需要协调，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而是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真正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使城镇真正成为安居乐业之处，而且也强调，城镇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是新一届政府对城镇化问题的决心和表态。专家预测，城镇化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在的普遍共识是，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
在张占斌看来，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核心”， 重点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与传统提法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陕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在2013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产业体系的建设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曾表示，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6. 分散与集中并行
未来，在条件允许的乡村，集中式居住的社区会越来越多，大量分散式布局的小乡村或许将会逐步消失，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在粤北瑶族居住山区，原来一个山头才一两户人家，居住非常分散，小孩子上学需翻越几座山，村民去买东西也非常不方便。后来，广东省推行“双到”扶贫，将那些分散在高寒山区的贫困居民迁下山来，在城郊或他们
的居住地附近兴建安置小区，并配套了学校、污水处理、体育设施、道路、照明等公共设施。政府给予全额补贴，或部分补贴，解决了村民们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些村民集中在一个社区居住，村民们的生活条件立即得到了改善，跑步进入了城镇化社会。
未来，在条件允许的乡村，这种集中式居住的社区会越来越多，大量分散式布局的小乡村或许将会逐步消失，人口将被逐步集中到小城镇中，实现就地城镇化。从资源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规模化管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事实上，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这意味着，历史上构成中国农村主要社会形态的小乡村将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城镇化的两种路径常被提起，一种是集中化发展，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一种是发展中小城市、加强乡镇建设，就地城镇化。前者是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到中心城市；后者是将资源均衡分布。
就地城镇化的内涵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渐成长转化为新城镇，实现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让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
目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推动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建设。
资料显示，欧美高达70%以上的人口是聚焦在城市，而这70%的人口大部分又聚焦在城市群中。目前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则达到70%，其人口也相应大部分聚焦在此区域。
“中国需要在除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
据了解，国家已经制定了城市群的总体规划，详细的规划正在制定中，有关部委正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专家提出，中国城市群建设的重点的区域应该选在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十八个重点区域之内，当前可以重点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将其作为重点城市群，予以集聚建设。当然，这些都涉及到因地制宜、产业支撑、资金投入等一系列问题。
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出现大量的区域中心城市。
而在小社区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中间状态。
泛珠三角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廉曾写过一本著作叫《中国城市化教程》，王廉认为，地理经济是行政经济的坐标化和市场化，而地理经济上升到地缘政治就是要构建区域的城镇链与产业链，而流域化的经济更要上升到地区合作的区域政治化层面。
在学界看来，一个大城市至少要达到100万城镇人口，才有可能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而往下来看，对一个小城镇来说，3~5万人口是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根据发达国家经验，3~5万人口以下的城镇很难发展综合性的公共设施，并逐步走向衰落和负财政，其中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城市资源的分配与建设问题。
王廉据此认为，粤北至少应延伸出三级“城镇链”，几个地级市的中心城区按照100万的人口规划，每个县至少延伸出一个10~30万人口的县城和N个3~5万的小城镇。究竟规划多少个，应该按照地区的资源禀赋、区域人口、国际走势，规划城镇链。
另一方面，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需要进行适当控制，并非越大越好。
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地方长官掌控着一个区域的几乎所有资源，加上强调GDP考核导向，很容易导致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数十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数百个县域中心城市就是明证。这导致资源均衡分布、发展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目标更难实现。
7. 城镇化的中国梦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们不用奔波进城，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就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问题是，这种美好景象是一种永远的奢望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国梦？
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可以参照国外经验。法国的乡村在其古朴人文的乡村背后，是先进的农业装备、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连贯的产业链做后盾。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利用国家担保为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同时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还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走进德国的小镇，你会发现它的供电、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基本与城市无异，同时，乡村的医疗、购物、教育等配套建设也一应俱全，再加上环境的优美，让乡村有着城市不可替代的风情。
而在法律上，德国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城乡屏障。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建设也应该从城镇化、经济发展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等综合角度来观察和审视。
“城镇化不跟新农村配合起来，城镇化是发展起来不的，新农村新在哪？需要培养一些新型民营企业，那就是家庭农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说。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们不用奔波进城，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就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问题是，这种美好景象是一种永远的奢望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