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蕾：包容的中国呼唤社会化助残
发布时间：2013-12-18 16:16:56 作者： 来源：公益时报
安蕾
12月5日下午，在北京繁星戏剧村的一个剧场内，观众爆满，不少人席地而坐。当天在这里上演的不是一场话剧，而是众多残障人士分享亲身经历的一场演讲会，他们分享的主题则足够令人惊讶——残障与性。
作为国内第一次公开地在残障人群中分享讨论有关“性”话题的活动，这场演讲会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每一位演讲者都平和、大方地讲述了自己在性问题上的经历和困惑，现场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样一场“破天荒”的活动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这就是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国际助残(Handicap International )的中国国家代表安蕾(Alessandra Aresu)。正是她大胆地将自己之前在中国性教育领域的多年经验引入助残范畴，才有这样的尝试——让残障人士的性需要、性表达向外界传递。
“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而是连接各方，让社会各领域的讨论不能遗忘残障人士。”在国际残疾人日，安蕾面对记者的专访时说，“不如约好在半年或一年后，再回来看看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如何，怎么样?”
记者： 能否从你角度阐述一下“残障与性”这一议题为什么重要?
安蕾： 在中国，性教育被搬上台面已经有很多年，许多人都意识到了掌握性知识的重要性。一方面，人们需要了解诸如艾滋病预防、性途径传染疾病的预防、计划生育和安全流产等关乎健康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有正确对待“性”的态度，并让自己有关“性”的权利和选择得到尊重。中国的性领域专家和学者也都越来越重视性教育这一话题，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对于残障人士的性教育。
我得到的讯息大都是“残障人士很难得到性教育”、“残障人士对性一无所知”和“性教育的讨论遗忘了残障人士”。也许我们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困难，让残障人士很难获得学习材料，但其实最大的障碍是“残障人士，特别是那些重度残障人士没有能力享有性生活”这样的错误观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了残障人士拥有获得性与生殖健康资讯的权利。而国际助残对这一议题的重视，也是来源于帮扶群体的实际需求，来源于合作伙伴的呼声。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这一议题也正越来越多地被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所讨论。
记者： 自今年初你上任以来，国际助残还有哪些新的变化?
安蕾： 首先，从我在中国长期的工作经验出发，我和团队发现，“社会性别”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切入点之一。比如，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女性得到的关心要比男性少，而一位女性如果是残障者，就等于要受到双重歧视。再比如，由于不同性别从事不同的工作或生计，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男性和女性面临残障的风险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鼓励团队在工作策略中将“性别”作为重要的切入点。
另外，国际助残多年以来的工作帮扶对象多为身有肢体、视觉、听觉和语言障碍的人士，现在我们也逐渐将帮助智力障碍人群以及关注对象心理健康列入工作范围。
记者：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助残的工作策略是否有相应的变化?
安蕾： 15年来，国际助残在中国始终关注最贫困地区的残障人群，其间得到了各国政府、机构、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许多资助项目不再投向中国，这确实是对我们的挑战。对此，我们的任务是让国际资助方明白，许多生活在中国偏远地区的人群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收入远未达到大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是否还要继续在中国开展项目，对此，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受助群体依然众多，我们和众多助残机构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开展。就拿过去的10年来说，最初我们的工作多集中在提供硬件帮助上，现在我们更多地关注软实力，即能力建设、培训指导、机构技能提高等方面，希望这些机构在将来能够独立开展项目。
记者： 据你观察，中国民间助残机构的发展前景如何?
安蕾： 中国的助残机构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从它们对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和社会化帮扶理念的理解就能看出。在中国，越来越多人提倡融合教育就是这其中证明之一，而不是一味地对残障人群进行特殊教育。融合、包容，这也是中国正在推行的价值观。而且，相对于许多国家，中国有关助残的法律法规已经出台得非常全面，只是还需要在执行层面多下功夫。
记者： 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打破障碍，敞开大门”似乎是老生常谈。你如何看待这一主题?中国助残领域现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安蕾：“ 老生常谈”的原因是障碍仍然众多，尤其是头脑中的障碍——人们如何看待残障人士。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身体的部分缺失为他们造成障碍;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缺少为他们的服务为他们造成了障碍。中国和许多国家都一样，最大的障碍是仍然以医疗救助和慈善帮扶的手段去帮助残障人士，而不是用社会化的手段为他们提供能够与健全人互相融合的条件。而这样固有的手段由来已久，得到的质疑还远远不够。国际助残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要把社会化的帮扶理念传递给众多中国的助残机构。
人物档案
国际助残于1998年进入中国，目标是通过与各级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合作在农村地区实施试点项目，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残疾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残疾人的社会及经济融合。意大利人安蕾于今年1月成为该机构中国国家代表。在此之前，她曾多年在中国从事性研究与性教育工作。安蕾拥有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博士学位。
安蕾
12月5日下午，在北京繁星戏剧村的一个剧场内，观众爆满，不少人席地而坐。当天在这里上演的不是一场话剧，而是众多残障人士分享亲身经历的一场演讲会，他们分享的主题则足够令人惊讶——残障与性。
作为国内第一次公开地在残障人群中分享讨论有关“性”话题的活动，这场演讲会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每一位演讲者都平和、大方地讲述了自己在性问题上的经历和困惑，现场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样一场“破天荒”的活动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这就是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国际助残(Handicap International )的中国国家代表安蕾(Alessandra Aresu)。正是她大胆地将自己之前在中国性教育领域的多年经验引入助残范畴，才有这样的尝试——让残障人士的性需要、性表达向外界传递。
“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而是连接各方，让社会各领域的讨论不能遗忘残障人士。”在国际残疾人日，安蕾面对记者的专访时说，“不如约好在半年或一年后，再回来看看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如何，怎么样?”
记者： 能否从你角度阐述一下“残障与性”这一议题为什么重要?
安蕾： 在中国，性教育被搬上台面已经有很多年，许多人都意识到了掌握性知识的重要性。一方面，人们需要了解诸如艾滋病预防、性途径传染疾病的预防、计划生育和安全流产等关乎健康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有正确对待“性”的态度，并让自己有关“性”的权利和选择得到尊重。中国的性领域专家和学者也都越来越重视性教育这一话题，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对于残障人士的性教育。
我得到的讯息大都是“残障人士很难得到性教育”、“残障人士对性一无所知”和“性教育的讨论遗忘了残障人士”。也许我们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困难，让残障人士很难获得学习材料，但其实最大的障碍是“残障人士，特别是那些重度残障人士没有能力享有性生活”这样的错误观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了残障人士拥有获得性与生殖健康资讯的权利。而国际助残对这一议题的重视，也是来源于帮扶群体的实际需求，来源于合作伙伴的呼声。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这一议题也正越来越多地被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所讨论。
记者： 自今年初你上任以来，国际助残还有哪些新的变化?
安蕾： 首先，从我在中国长期的工作经验出发，我和团队发现，“社会性别”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切入点之一。比如，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女性得到的关心要比男性少，而一位女性如果是残障者，就等于要受到双重歧视。再比如，由于不同性别从事不同的工作或生计，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男性和女性面临残障的风险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鼓励团队在工作策略中将“性别”作为重要的切入点。
另外，国际助残多年以来的工作帮扶对象多为身有肢体、视觉、听觉和语言障碍的人士，现在我们也逐渐将帮助智力障碍人群以及关注对象心理健康列入工作范围。
记者：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助残的工作策略是否有相应的变化?
安蕾： 15年来，国际助残在中国始终关注最贫困地区的残障人群，其间得到了各国政府、机构、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许多资助项目不再投向中国，这确实是对我们的挑战。对此，我们的任务是让国际资助方明白，许多生活在中国偏远地区的人群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收入远未达到大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是否还要继续在中国开展项目，对此，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受助群体依然众多，我们和众多助残机构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开展。就拿过去的10年来说，最初我们的工作多集中在提供硬件帮助上，现在我们更多地关注软实力，即能力建设、培训指导、机构技能提高等方面，希望这些机构在将来能够独立开展项目。
记者： 据你观察，中国民间助残机构的发展前景如何?
安蕾： 中国的助残机构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从它们对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和社会化帮扶理念的理解就能看出。在中国，越来越多人提倡融合教育就是这其中证明之一，而不是一味地对残障人群进行特殊教育。融合、包容，这也是中国正在推行的价值观。而且，相对于许多国家，中国有关助残的法律法规已经出台得非常全面，只是还需要在执行层面多下功夫。
记者： 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打破障碍，敞开大门”似乎是老生常谈。你如何看待这一主题?中国助残领域现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安蕾：“ 老生常谈”的原因是障碍仍然众多，尤其是头脑中的障碍——人们如何看待残障人士。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身体的部分缺失为他们造成障碍;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缺少为他们的服务为他们造成了障碍。中国和许多国家都一样，最大的障碍是仍然以医疗救助和慈善帮扶的手段去帮助残障人士，而不是用社会化的手段为他们提供能够与健全人互相融合的条件。而这样固有的手段由来已久，得到的质疑还远远不够。国际助残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要把社会化的帮扶理念传递给众多中国的助残机构。
人物档案
国际助残于1998年进入中国，目标是通过与各级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合作在农村地区实施试点项目，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残疾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残疾人的社会及经济融合。意大利人安蕾于今年1月成为该机构中国国家代表。在此之前，她曾多年在中国从事性研究与性教育工作。安蕾拥有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