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历史最悠久的慈善机构——仁慈堂
发布时间：2014-06-13 10:36:01 作者：张木兰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一直是繁忙的贸易港口，拥有配置妥善的社会福利设施，对此，澳门最早的教堂——“仁慈堂”的作用功不可没。一直以来，仁慈堂都顺应社会环境作出调整，适应不同的政局，并在澳门的社会事务，甚至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
亚洲最古老的西方慈善机构
仁慈堂的历史是与澳门的历史一起交织发展的，甚至比澳葡政府的历史还要悠久。早在十六世纪，澳门开埠不久，仁慈堂的前身“仁慈堂弟兄会”就在澳门成立了。
关于“弟兄会”则可以上溯到1485年，当时的葡萄牙摄政女王唐娜·莱昂诺尔(Rainha D. Leonor)强力推行社会服务改革，并于1498年8月15日创立了“里斯本弟兄会”。仁慈堂在葡萄牙全国都设有院舍和办事处，并在世界各地展开建立同性质的机构，澳门仁慈堂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据考证，澳门仁慈堂是亚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欧洲慈善机构。
1569年，贾尼路(D. Belchior Carneiro)主教到达澳门一年后，创立了仁慈堂。仁慈堂遵循天主教救治社会的原则：应该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干渴的人饮水、给衣不蔽体的人衣物、给穷人和朝圣者庇护、给生病的人医疗并且让死去的人得以安息。
1581年，贾尼路主教因健康关系辞去了所有管理职务。但他依旧深切关注澳门的需要，并设立了一家麻风病院。这所麻风病院成了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所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17世纪初，澳门仁慈堂于1627年和世界各地仁慈堂一样开始接受相应法令规管。澳门则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当时弟兄会负责人利马非常关心章程新文本能否反映澳门的特殊情况，他向弟兄会负责重新草拟工作内容的成员建议：“符合本地实际的、适用的内容”应公布，“不符合本地实际的内容”应删除。据了解，这些管理规章沿用至今。
在悠长的历史中，仁慈堂不仅为社会基层提供医疗和社会救济，更参与金融等领域的活动，包括：协助向未受监管之经济活动征税；扮演银行的角色，发放信贷；推动博彩业的发展等。
顺应时势慈善发展链条
在殖民地社会当中，一个人保持其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建立之初，仁慈堂首当其冲的工作之一便是庇护那些尽管拥有较高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厄运沦落至贫困的人。这几乎总是一种比较秘而不宣、上门的援助，目的是企图将这些已沦丧为贫困者的人保持在一较高的社会地位上，而不采用“公开施以援手”来公开其贫困状况。
这一扶持是保持社会等级的逻辑做法：一方面，扶持这些拥有出人头地地位的人可以巩固等级，避免社会秩序失去威望，另一方面，接受扶持者可以避免因接受公开的援助所造成的被社会摈弃的局面。
在澳门，除了前文提到的麻风病院之后，仁慈堂陆续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救济事业，包括为无依无靠的儿童、孤女、寡妇和“从良妇女”提供保护的机构。例如，仁慈堂于1571年为所有弃婴、孤儿及囚犯提供特殊保护，并对贫穷的病人进行上门访问。
几乎从创始起，仁慈堂就建立了一所弃婴之家，收容对象通常是华人女子和女奴隶的子女。仁慈堂通过一个经理和保姆来照料他们，并在选择保姆时非常严格。院童大部分为女童，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刚出世时便将她们弃之街头或将她们直接交给弃婴院。因无足够的地方来收留所有弃婴，仁慈堂会将部分弃婴交给家境贫困的养母收养，每月仁慈堂向她们支付小额的津贴，直至她们将儿童养育至7岁为止。
1726年，澳门人认为必须对孤寡进行收养。当时孤寡的数量众多，原因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船只经常遇到海难。于是，仁慈堂通过了相应的章程，收留了30名处于这种状况的寡妇和孤女。同时对孤女进行教育，以便她们日后成为一家之母。每年从表现最好的孤女中选出一名接受婚礼嫁妆，她可收取当年所有贸易进口税的0.5%。
一个多世纪前，仁慈堂又在本地开展长者服务，所在地便是广为人知的“婆仔屋”，是仁慈堂当年收容无依妇孺的院舍，目前婆仔屋已改建为文化艺术中心。
在现代，仁慈堂又于1960年创办了盲人重建中心，它成为了澳门唯一一所为视觉受损的人士而设立的社会服务中心，主要为失明人士提供活动场所、职业技能训练，如毛线编织、藤编等，以助他们重返和融入社会。
2002年，仁慈堂又开办了托儿所，提供葡语和中文的学前教育，弥补澳门葡语托儿服务的不足。仁慈堂托儿所可托管100名年龄由三个月至三岁的婴幼儿，并且因应社会的需求正进行扩建工程，日后可为更多的幼儿和家长服务。
除了固有的社会服务项目，仁慈堂更因应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适时以项目形式进行捐献，为社会贫困人士和家庭，以及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支持。
在整个18世纪，包括澳门在内的各地仁慈堂都遭受了一场危机，无人愿意出任值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管理债务和呆账。这些债务是仁慈堂本身的成员所欠的，他们用仁慈堂的款项来解决个人、家庭及贸易开支的需要。在18世纪，几乎所有的仁慈堂都有贪污腐败的嫌疑，而且当时的经济困难重重，所以仁慈堂的社会信誉消失殆尽。而仁慈堂破落甚至还因为它们不断增加的慈善义务，所以竟然无法支付本堂神甫的费用及维持宗教信仰活动的费用。
各地仁慈堂的衰落预示了社会对救济政策的改变，尤其在精神活动方面政策的改变。19世纪，随着自由主义的出现，西方社会更将救济视为一种国家管理的负担与责任。
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一直是繁忙的贸易港口，拥有配置妥善的社会福利设施，对此，澳门最早的教堂——“仁慈堂”的作用功不可没。一直以来，仁慈堂都顺应社会环境作出调整，适应不同的政局，并在澳门的社会事务，甚至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
亚洲最古老的西方慈善机构
仁慈堂的历史是与澳门的历史一起交织发展的，甚至比澳葡政府的历史还要悠久。早在十六世纪，澳门开埠不久，仁慈堂的前身“仁慈堂弟兄会”就在澳门成立了。
关于“弟兄会”则可以上溯到1485年，当时的葡萄牙摄政女王唐娜·莱昂诺尔(Rainha D. Leonor)强力推行社会服务改革，并于1498年8月15日创立了“里斯本弟兄会”。仁慈堂在葡萄牙全国都设有院舍和办事处，并在世界各地展开建立同性质的机构，澳门仁慈堂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据考证，澳门仁慈堂是亚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欧洲慈善机构。
1569年，贾尼路(D. Belchior Carneiro)主教到达澳门一年后，创立了仁慈堂。仁慈堂遵循天主教救治社会的原则：应该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干渴的人饮水、给衣不蔽体的人衣物、给穷人和朝圣者庇护、给生病的人医疗并且让死去的人得以安息。
1581年，贾尼路主教因健康关系辞去了所有管理职务。但他依旧深切关注澳门的需要，并设立了一家麻风病院。这所麻风病院成了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所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17世纪初，澳门仁慈堂于1627年和世界各地仁慈堂一样开始接受相应法令规管。澳门则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当时弟兄会负责人利马非常关心章程新文本能否反映澳门的特殊情况，他向弟兄会负责重新草拟工作内容的成员建议：“符合本地实际的、适用的内容”应公布，“不符合本地实际的内容”应删除。据了解，这些管理规章沿用至今。
在悠长的历史中，仁慈堂不仅为社会基层提供医疗和社会救济，更参与金融等领域的活动，包括：协助向未受监管之经济活动征税；扮演银行的角色，发放信贷；推动博彩业的发展等。
顺应时势慈善发展链条
在殖民地社会当中，一个人保持其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建立之初，仁慈堂首当其冲的工作之一便是庇护那些尽管拥有较高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厄运沦落至贫困的人。这几乎总是一种比较秘而不宣、上门的援助，目的是企图将这些已沦丧为贫困者的人保持在一较高的社会地位上，而不采用“公开施以援手”来公开其贫困状况。
这一扶持是保持社会等级的逻辑做法：一方面，扶持这些拥有出人头地地位的人可以巩固等级，避免社会秩序失去威望，另一方面，接受扶持者可以避免因接受公开的援助所造成的被社会摈弃的局面。
在澳门，除了前文提到的麻风病院之后，仁慈堂陆续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救济事业，包括为无依无靠的儿童、孤女、寡妇和“从良妇女”提供保护的机构。例如，仁慈堂于1571年为所有弃婴、孤儿及囚犯提供特殊保护，并对贫穷的病人进行上门访问。
几乎从创始起，仁慈堂就建立了一所弃婴之家，收容对象通常是华人女子和女奴隶的子女。仁慈堂通过一个经理和保姆来照料他们，并在选择保姆时非常严格。院童大部分为女童，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刚出世时便将她们弃之街头或将她们直接交给弃婴院。因无足够的地方来收留所有弃婴，仁慈堂会将部分弃婴交给家境贫困的养母收养，每月仁慈堂向她们支付小额的津贴，直至她们将儿童养育至7岁为止。
1726年，澳门人认为必须对孤寡进行收养。当时孤寡的数量众多，原因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船只经常遇到海难。于是，仁慈堂通过了相应的章程，收留了30名处于这种状况的寡妇和孤女。同时对孤女进行教育，以便她们日后成为一家之母。每年从表现最好的孤女中选出一名接受婚礼嫁妆，她可收取当年所有贸易进口税的0.5%。
一个多世纪前，仁慈堂又在本地开展长者服务，所在地便是广为人知的“婆仔屋”，是仁慈堂当年收容无依妇孺的院舍，目前婆仔屋已改建为文化艺术中心。
在现代，仁慈堂又于1960年创办了盲人重建中心，它成为了澳门唯一一所为视觉受损的人士而设立的社会服务中心，主要为失明人士提供活动场所、职业技能训练，如毛线编织、藤编等，以助他们重返和融入社会。
2002年，仁慈堂又开办了托儿所，提供葡语和中文的学前教育，弥补澳门葡语托儿服务的不足。仁慈堂托儿所可托管100名年龄由三个月至三岁的婴幼儿，并且因应社会的需求正进行扩建工程，日后可为更多的幼儿和家长服务。
除了固有的社会服务项目，仁慈堂更因应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适时以项目形式进行捐献，为社会贫困人士和家庭，以及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支持。
在整个18世纪，包括澳门在内的各地仁慈堂都遭受了一场危机，无人愿意出任值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管理债务和呆账。这些债务是仁慈堂本身的成员所欠的，他们用仁慈堂的款项来解决个人、家庭及贸易开支的需要。在18世纪，几乎所有的仁慈堂都有贪污腐败的嫌疑，而且当时的经济困难重重，所以仁慈堂的社会信誉消失殆尽。而仁慈堂破落甚至还因为它们不断增加的慈善义务，所以竟然无法支付本堂神甫的费用及维持宗教信仰活动的费用。
各地仁慈堂的衰落预示了社会对救济政策的改变，尤其在精神活动方面政策的改变。19世纪，随着自由主义的出现，西方社会更将救济视为一种国家管理的负担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