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桃李 春满天下（一）
——记著名保险教育家关可贵 发布时间：2014-12-05 10:14:01 作者：林振荣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我国现代著名保险教育家，经济学家关可贵（1901－1969），广东开平人。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29年研究生毕业拿到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开始了他毕生追求的金融高等教育事业。
关可贵主张教学相长，学用结合，依托高校教育赢得保险业发展的未来，他是推进保险教育有整体性设计的先驱者。关可贵除在多所高校执教，致力于高等教育保险理论研究之外，还走出校门，到保险行业社会机构供职，兼业公益活动，当选为保险业同业公会秘书长，创办并主编《保险月刊》。在主编《保险月刊》时，力主创设“保险教育”专栏。关可贵还曾投资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大安保险公司，学者当董事，尝试作实业。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
国立上海商学院1950年8月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同年该校有了首届保险专业毕业生，保险教育先驱关可贵为保险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关可贵还曾致力于“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的工作，曾出任“民联”研究室主任，并主编《防灾》杂志。
关可贵的生平事迹及建树，当时书刊的相关报道评述不多，半个世纪后竟致湮没无闻，知者寥寥，当代保险界对关先生更加陌生，目前只能从承其教诲的学生口中以及民国时期一些保险书刊的活动信息中得到一鳞半爪信息，侧面反映出关先生的奋斗与追求，查阅民国的财经类书报杂志，尚可找到关可贵署名的数十篇文章。然而关可贵是中国保险史上不可绕过的保险教育大家，被时代镌刻，理应被人们铭记。
关可贵
关可贵1929年起先后在中山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任教保险学、经济学。自1938年应聘大夏大学教授并出任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长达十年之久，1944年开始应邀兼职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教授。1948年直接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专任教授、保险系主任。
国立上海商学院1946年筹建起我国高等院校里最早的保险系，第一任系主任由训导长吴道坤兼任。1949年该院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吴以代院长身份办理移交手续辞任，关可贵接替为第二任保险系主任。
1950年国立上海商学院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续聘关可贵为教授兼保险系主任。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关可贵奉调回财政金融系任教授。“文革”中饱受迫害折磨，于1969年1月去世，享年68岁。
求是务实，首创“保险教育”专栏
作为海归人才，关可贵先生沐浴过西方商业文明潜移默化的熏陶，见识了欧美保险公司的宏大规模，对欧美保险业的蓬勃发展和衍生的社会效益赞叹不已，深知中国保险业能否崛起关键在于人才，认定保险教育是值得终身付出的职业选择，矢志做一名保险园丁，拓荒耕耘，为社会造就金融人才。关先生学成回国适逢中国保险业欣欣向荣的年代，三十年代初民族保险事业的突飞猛进为其提供了实现理想追求、展现个人才华的广阔舞台。
关先生秉承那个年代知识救国实业救国的光荣传统，学业有成即义无反顾归国报效祖国，不加丝毫犹豫，一生从事高校金融教育和国民保险普及教育事业，坚守三尺讲坛未曾中辍，专业讲授保险学及工业管理等经济学课程，并兼职保险行业机构，全情致力于各项保险学术研究和推广普及活动。
关先生有着扎实的金融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治学严谨，多有著述，为了理想甘为园丁，执教多所高校，循循善诱，以身作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三十多年教育生涯桃李遍天下；担任保险同业公会及“保联”要职，创办并主编多种保险专业刊物，勤勤恳恳于编辑幕后工作，积极为社会各界牵线搭桥，借势合作，整合起全社会的力量，为推进中国保险事业尽心竭智，脚踏实地做贡献，坚持不懈耕耘着希望。关先生在上海金融界颇负盛名，在全国保险业内享有崇高的声望，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但身居要位不谋私利，对保险教育有大情怀，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默默无闻做实事，呕心沥血育英才，这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品质，可感可佩！堪为整个民国时期把所学所研的保险专业理论与普及教育活动相结合最好的学者，是二十世纪中国保险界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关先生作为大学教授，敏锐觉察到高校教育与保险业合作共赢的必要性，他一贯主张保险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能单纯地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关起校门来研究与教学，主张教学相长，学用结合，依托高校教育赢得保险业发展的未来。关先生在主编《保险月刊》时，力主创设“保险教育”专栏，目的有二，一是“呈现给进身保险界的人们一本研究手册”，二是“本栏材料务求适合愿望扩大保险智识的人们所需要”，为此邀请“堪为我们导师的人来担任撰述”，鼓励谢寿天、施哲明、彭金泉等翻译欧美保险教材内容，连续刊登。这表明关先生已经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思维的雏形，这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
1949年关先生出任上海商学院保险系主任后，薪火传承，求是务实，为了学科建设的百年大计，殚精竭虑，坚持了科学的聘任原则，争取社会人才资源共享，聘请业界精英来讲授保险实务，组建了一支专兼结合超一流的师资队伍。关先生坚持选聘在保险领域有所研究、有所创新或在前沿领域有发言权，堪称当时业界理论与实务一流的专家“担任专职教授”，宁缺毋滥。同时，又凭借自己在保险业界的影响力，充分利用保险机构的专家资源，聘为社会兼职教授，为学院赢得了社会知名度，并使其办学费用大大减少。这一时期，在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先后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就有：讲授保险学原理和保险法的王效文（开创中国保险业理论研究的开派宗师）、唐雄俊（海上保险）、姚达人（苏联保险制度）、金瑞麒（保险会计）、王槐声（保险会计）、李志贤（火灾保险实务）、林绳佑（火险基础）、樊兆鼎（人身险实务）、叶骏发（农业保险）、杨紫竹（防灾设施）、郭晓航（农业险实务）、周泰祚（公估学）、张月芳（助教）等。连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林震峰也应邀到学院作兼职教授，讲解新民主主义保险课题（这种聘任业界师资理念和传统得以在后来的上海财经大学里传承，八十年代以后上海保险界元老、资深保险史专家吴越、精算权威乌通元都应聘担任过兼职教授）。这些教授以其精深的学术功底、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大提升了我国现代保险教育的学术理论底蕴和实务能力水平。由于上海是旧中国保险业的中心，精英辈出，人才济济，具有难以匹敌的办学优势，上海财经学院保险系群星荟萃，构筑起全国其他院校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地。而且极大地便利了广大学员，既避免了保险学的教学与实际脱节，克服了学院的理论教材更新跟不上保险业务发展步伐的弊端，而且又无形中扩大了学院生源范围和影响力，可以把学生带入保险公司建立实务实验室，熟悉保险业务的实际运作过程，为学生毕业后谋职创造了机遇。
图1
远见卓识，对推进保险教育有整体性设计
关先生深知推进保险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常聆保险界前辈谈话，悉其对于保险教育之需要”，于是集思广益，深入思考，进行战略谋划与总体设计，其中1939年刊登于《保联》第一卷第六期（图1）上的“推进保险教育刍言”，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最能展现关先生的保险教育思想精髓，窃以为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有关保险教育领域研究最高水准的体现，充分显示其保险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对保险普及教育的整体擘划，全方位思考，论述精当，要言不烦，既有宏观定位顶层设计的风范，又有微观实用可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实施方案，对促进保险教育发展有许多真知灼见，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创设保险教育栏前言
请容许我照录文中精彩的论述（图2），以此为蓝本依据，通过分析这些观点，对中华民国时期出现的民族保险业普及教育思想特点，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图2-1
图2-2
图2-3
图2-4
关于保险业的性质及保险教育的现实意义，关先生认为，“保险业不是买卖式的旧商业，而是社会化的新事业”。“保险事业，有安定生产，恢复事业，鼓励节约，救济孤穷之功，实含有调节社会提倡道德之使命，固不仅为单纯之经济事业而已也”，保险事业与社会组织“循环推动，表里相关。尝有谓试观保险事业之发达程度如何，便可测量一国文化之高下”（注1）。“在文化发达的社会，保险已成为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种活动。所以从事保险事业者须将保险观念，灌输到整个社会，引起其需要，然后能尽其应有的使命，然后能望保险业务之有成。设用老式商人手段经营保险，则其业务固属微渺，而社会人士对于保险观念仍是认识模糊，罔解真义，或因受各种不良手段所熏陶，寻且对保险事业发生恶劣之反感” 。“保险原为社会人士日常所必需，经营保险者自应明瞭此旨，设法使其事业与社会需要互相调和，不相隔离；欲其成功，则舍推进保险教育其道无由也。”“国人经营保险事业，垂四十年，而业务情形，未达相当之地位，揆厥原因，虽甚复杂，而其忽略保险教育工作，则为无可讳言之一重大因素。国人不欲扩展保险事业则已，如欲扩展保险事业，则对推进保险教育事业，自宜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犹未为晚。”依托保险教育工作，提高保险从业者职业素质，重新审视行业价值，解决职业道德终极目标的追求问题，可谓找到了重塑保险行业社会形象的最关键环节。
【注释】
注1：“保险事业与我国保险从业员”《保联》（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11月1日）
附：关可贵发表的部分文章一览表
我国现代著名保险教育家，经济学家关可贵（1901－1969），广东开平人。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29年研究生毕业拿到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开始了他毕生追求的金融高等教育事业。
关可贵主张教学相长，学用结合，依托高校教育赢得保险业发展的未来，他是推进保险教育有整体性设计的先驱者。关可贵除在多所高校执教，致力于高等教育保险理论研究之外，还走出校门，到保险行业社会机构供职，兼业公益活动，当选为保险业同业公会秘书长，创办并主编《保险月刊》。在主编《保险月刊》时，力主创设“保险教育”专栏。关可贵还曾投资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大安保险公司，学者当董事，尝试作实业。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
国立上海商学院1950年8月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同年该校有了首届保险专业毕业生，保险教育先驱关可贵为保险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关可贵还曾致力于“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的工作，曾出任“民联”研究室主任，并主编《防灾》杂志。
关可贵的生平事迹及建树，当时书刊的相关报道评述不多，半个世纪后竟致湮没无闻，知者寥寥，当代保险界对关先生更加陌生，目前只能从承其教诲的学生口中以及民国时期一些保险书刊的活动信息中得到一鳞半爪信息，侧面反映出关先生的奋斗与追求，查阅民国的财经类书报杂志，尚可找到关可贵署名的数十篇文章。然而关可贵是中国保险史上不可绕过的保险教育大家，被时代镌刻，理应被人们铭记。
关可贵
关可贵1929年起先后在中山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任教保险学、经济学。自1938年应聘大夏大学教授并出任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长达十年之久，1944年开始应邀兼职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教授。1948年直接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专任教授、保险系主任。
国立上海商学院1946年筹建起我国高等院校里最早的保险系，第一任系主任由训导长吴道坤兼任。1949年该院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吴以代院长身份办理移交手续辞任，关可贵接替为第二任保险系主任。
1950年国立上海商学院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续聘关可贵为教授兼保险系主任。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关可贵奉调回财政金融系任教授。“文革”中饱受迫害折磨，于1969年1月去世，享年68岁。
求是务实，首创“保险教育”专栏
作为海归人才，关可贵先生沐浴过西方商业文明潜移默化的熏陶，见识了欧美保险公司的宏大规模，对欧美保险业的蓬勃发展和衍生的社会效益赞叹不已，深知中国保险业能否崛起关键在于人才，认定保险教育是值得终身付出的职业选择，矢志做一名保险园丁，拓荒耕耘，为社会造就金融人才。关先生学成回国适逢中国保险业欣欣向荣的年代，三十年代初民族保险事业的突飞猛进为其提供了实现理想追求、展现个人才华的广阔舞台。
关先生秉承那个年代知识救国实业救国的光荣传统，学业有成即义无反顾归国报效祖国，不加丝毫犹豫，一生从事高校金融教育和国民保险普及教育事业，坚守三尺讲坛未曾中辍，专业讲授保险学及工业管理等经济学课程，并兼职保险行业机构，全情致力于各项保险学术研究和推广普及活动。
关先生有着扎实的金融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治学严谨，多有著述，为了理想甘为园丁，执教多所高校，循循善诱，以身作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三十多年教育生涯桃李遍天下；担任保险同业公会及“保联”要职，创办并主编多种保险专业刊物，勤勤恳恳于编辑幕后工作，积极为社会各界牵线搭桥，借势合作，整合起全社会的力量，为推进中国保险事业尽心竭智，脚踏实地做贡献，坚持不懈耕耘着希望。关先生在上海金融界颇负盛名，在全国保险业内享有崇高的声望，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但身居要位不谋私利，对保险教育有大情怀，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默默无闻做实事，呕心沥血育英才，这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品质，可感可佩！堪为整个民国时期把所学所研的保险专业理论与普及教育活动相结合最好的学者，是二十世纪中国保险界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关先生作为大学教授，敏锐觉察到高校教育与保险业合作共赢的必要性，他一贯主张保险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能单纯地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关起校门来研究与教学，主张教学相长，学用结合，依托高校教育赢得保险业发展的未来。关先生在主编《保险月刊》时，力主创设“保险教育”专栏，目的有二，一是“呈现给进身保险界的人们一本研究手册”，二是“本栏材料务求适合愿望扩大保险智识的人们所需要”，为此邀请“堪为我们导师的人来担任撰述”，鼓励谢寿天、施哲明、彭金泉等翻译欧美保险教材内容，连续刊登。这表明关先生已经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思维的雏形，这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
1949年关先生出任上海商学院保险系主任后，薪火传承，求是务实，为了学科建设的百年大计，殚精竭虑，坚持了科学的聘任原则，争取社会人才资源共享，聘请业界精英来讲授保险实务，组建了一支专兼结合超一流的师资队伍。关先生坚持选聘在保险领域有所研究、有所创新或在前沿领域有发言权，堪称当时业界理论与实务一流的专家“担任专职教授”，宁缺毋滥。同时，又凭借自己在保险业界的影响力，充分利用保险机构的专家资源，聘为社会兼职教授，为学院赢得了社会知名度，并使其办学费用大大减少。这一时期，在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先后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就有：讲授保险学原理和保险法的王效文（开创中国保险业理论研究的开派宗师）、唐雄俊（海上保险）、姚达人（苏联保险制度）、金瑞麒（保险会计）、王槐声（保险会计）、李志贤（火灾保险实务）、林绳佑（火险基础）、樊兆鼎（人身险实务）、叶骏发（农业保险）、杨紫竹（防灾设施）、郭晓航（农业险实务）、周泰祚（公估学）、张月芳（助教）等。连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林震峰也应邀到学院作兼职教授，讲解新民主主义保险课题（这种聘任业界师资理念和传统得以在后来的上海财经大学里传承，八十年代以后上海保险界元老、资深保险史专家吴越、精算权威乌通元都应聘担任过兼职教授）。这些教授以其精深的学术功底、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大提升了我国现代保险教育的学术理论底蕴和实务能力水平。由于上海是旧中国保险业的中心，精英辈出，人才济济，具有难以匹敌的办学优势，上海财经学院保险系群星荟萃，构筑起全国其他院校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地。而且极大地便利了广大学员，既避免了保险学的教学与实际脱节，克服了学院的理论教材更新跟不上保险业务发展步伐的弊端，而且又无形中扩大了学院生源范围和影响力，可以把学生带入保险公司建立实务实验室，熟悉保险业务的实际运作过程，为学生毕业后谋职创造了机遇。
图1
远见卓识，对推进保险教育有整体性设计
关先生深知推进保险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常聆保险界前辈谈话，悉其对于保险教育之需要”，于是集思广益，深入思考，进行战略谋划与总体设计，其中1939年刊登于《保联》第一卷第六期（图1）上的“推进保险教育刍言”，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最能展现关先生的保险教育思想精髓，窃以为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有关保险教育领域研究最高水准的体现，充分显示其保险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对保险普及教育的整体擘划，全方位思考，论述精当，要言不烦，既有宏观定位顶层设计的风范，又有微观实用可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实施方案，对促进保险教育发展有许多真知灼见，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创设保险教育栏前言
请容许我照录文中精彩的论述（图2），以此为蓝本依据，通过分析这些观点，对中华民国时期出现的民族保险业普及教育思想特点，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图2-1
图2-2
图2-3
图2-4
关于保险业的性质及保险教育的现实意义，关先生认为，“保险业不是买卖式的旧商业，而是社会化的新事业”。“保险事业，有安定生产，恢复事业，鼓励节约，救济孤穷之功，实含有调节社会提倡道德之使命，固不仅为单纯之经济事业而已也”，保险事业与社会组织“循环推动，表里相关。尝有谓试观保险事业之发达程度如何，便可测量一国文化之高下”（注1）。“在文化发达的社会，保险已成为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种活动。所以从事保险事业者须将保险观念，灌输到整个社会，引起其需要，然后能尽其应有的使命，然后能望保险业务之有成。设用老式商人手段经营保险，则其业务固属微渺，而社会人士对于保险观念仍是认识模糊，罔解真义，或因受各种不良手段所熏陶，寻且对保险事业发生恶劣之反感” 。“保险原为社会人士日常所必需，经营保险者自应明瞭此旨，设法使其事业与社会需要互相调和，不相隔离；欲其成功，则舍推进保险教育其道无由也。”“国人经营保险事业，垂四十年，而业务情形，未达相当之地位，揆厥原因，虽甚复杂，而其忽略保险教育工作，则为无可讳言之一重大因素。国人不欲扩展保险事业则已，如欲扩展保险事业，则对推进保险教育事业，自宜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犹未为晚。”依托保险教育工作，提高保险从业者职业素质，重新审视行业价值，解决职业道德终极目标的追求问题，可谓找到了重塑保险行业社会形象的最关键环节。
【注释】
注1：“保险事业与我国保险从业员”《保联》（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11月1日）
附：关可贵发表的部分文章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