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为了曾经的誓言（下）
发布时间：2015-03-06 10:10:00 作者：陈国庆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吴越
几经沉浮 矢志不渝
1954年早春，上海遭受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灾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决定成立市防汛总指挥部，以加强对于灾害气候的预警和防范。但是当时一无干部，二无技术，更无经验，在得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是与防灾防损相结合，经常深入工厂企业开展防火防汛的情况后，市政府决定从保险公司借调一批干部参与防汛指挥部共同工作。公司派吴越带领9名干部，去上海市防汛总指挥部报到，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内，总指挥是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同志。宋日昌副市长为常务副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秘书长熊中节兼任。办公室又分两个组：一是检查组，负责全市的检查督促工作，吴越任组长；另一个是秘书组，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工程局派员组成。到1955年，这两个组的组长均由吴越一人担任。1956年起，吴越任办公室副主任，专职负责全面工作。1957年，吴越任人保上海市分公司副经理后，由于工作繁忙，只能在台风袭击和汛期高潮紧急的情况下，晚上到指挥部工作。
1958年，正当全国国内保险业务大跃进，上海和北京对口竞赛“放卫星”高潮时，10月西安财贸会议传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即停办”的消息。12月武汉全国财政会议正式作出停办决定，各地纷纷停业务撤机构。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在京召开分公司经理会议，布置停办善后事宜。此时，上海分公司仅剩一位副经理吴越留守，临危受命主持工作。
1959年，全国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上海还在继续办，上海市政府仍要保险公司派人参与防汛工作（1960年，防汛办公室划由市水利局管辖，改建为常设机构，到1961年保险公司才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脱钩）。
1959年，人保上海分公司在市财政局党组领导下，内部组织职工学习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建立保险基金的必要性，两次对外邀请各专业局和重点专业公司领导举行座谈会，征询对企业财产强制保险可否立即停办的意见。绝大多数单位认为，保险在新形势下仍有需要，建议“强制”改为“自愿”投保。
同年2月，大郑州举行的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农村人民公社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中共上海市委据此指出“保险仍有作用”，指示财政局和保险公司好好考虑。
1960年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机构正式并入银行系统，对外保留保险公司名义，内部则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内设保险处，各区银行办事处内设保险科，各县支行内设保险股。
为了领会中共上海市委批示精神，银行领导认为，上海的保险由于历史悠久和传统习惯，一时停不下来，所以暂为“维持”作过渡。其所谓“维持”即“收缩”，而“收缩”的最终目标就是停办。虽经多次申述市委批示精神，反复解释上海不停办保险的道理，均告无效。吴越转请财政局长向银行党委说明市委批示精神，试想借以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从而正确贯彻执行。但因各个党组彼此不宜干预而未传递，吴越遂又向市委财贸政治部汇报，当时未获答复。
1962年3月，根据行长意见，吴越几经易稿，很不情愿地撰写了《关于停办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共上海市委财贸政治部后，答复是根据中央最近一系列指示精神来看，保险还有作用、有需要的，仍应继续办理。市委方针已定，指示银行行长今后不要再提停办保险了。这样，濒临危机的上海国内保险重获生机。
1962年7月，保险处从储蓄处单列出来，上海市委派员充实保险处领导班子，实行业务和人事的垂直领导，据此进行整顿组织，干部归队，健全制度，恢复展业，主动联系企业，加强服务，业务逐步回升。1963年4月9日第26次市长办公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概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及企业财产自愿保险办法，并同意恢复专业公司建制，5月2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发文批转全市各有关单位贯彻执行，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保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实施“积极发展保险”的方针，对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地方财政预算，安定群众生活，都起到积极作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银行系统率先针对保险“革命”，大字报纷纷指责“保险是封资修的产物”、“办保险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人身保险是活命哲学”，应予彻底砸烂。接着保险公司后院起火，打倒当权派，勒令靠边，吴越因长期主持此项工作，必然首当其冲，除戴上“死不改悔走资派”帽子外，还套上“对抗中央”，“独立王国”的罪名，再加“叛徒”“特务”罪名，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日夜批斗。1969年初，保险处干部全被下放上海市财贸“五七”干校劳动。对外虽保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名义，内部实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保险科，仅经营国外保险业务，保留着人民保险的火种。
尽管告别心爱的保险事业，吴越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同时也深信人民保险这艘大船，总有一天要鸣笛起锚……
再披战袍 壮心不已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把过去被“四人帮”极左路线颠倒的一切重新恢复过来。上海许多老保险嗅出恢复国内保险的苗头，相互奔告，纷纷向保险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上书要求恢复国内保险。1978年10月，吴越即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奉调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保险科（对外名义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责调研要否恢复国内保险，单枪匹马进行走访、征询、座谈，开展调研，除向上海市财政局、建设银行、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上海市防汛总指挥部等收集资料数据，还向40多家工商企业征询意见，当时的普遍反应是“国内保险有作用，应该及早恢复”。
吴越撰写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筹备工作意见》，分别提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
1979年1月19日，吴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积极配合下，组织保险座谈会，邀请保险专家、学者、教授和部分保险老同志参加，会议上吴越作主题发言，大家畅谈保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的精神，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立即商调原国内保险业务骨干归队，同时向上海和南京分行指名商借原上海和江苏保险公司分公司副经理吴越和李继明去北京共商设计制订国内保险条款等。由叶奕德、吴越和李继明三人组成的起草小组自1979年3月初集中办公，历时1个多月，完成了《企业财产保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等7种条款、费率规章及实务办法和说明。
1979年5月，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赵忍安副行长宣布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把原只经营国外保险业务的保险科，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独立出来。自5月1日起正式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建制，归保险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双重领导。同时宣布恢复吴越副经理的原职，分工专管国内保险业务并主持重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独立建制的全套机构。
此时的吴越内心无比激动！感觉浑身是劲，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小曲，家里人以诧异的目光看他……
吴越在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纪念大会上做工作报告。
1982年4月28日，人保上海市分公司借座文化广场召开全市部、委、办和区县局以及工商贸易企业4000多人出席的大型保险宣传会议，借此机缘，吴越请裴先白副市长莅临指导，裴市长欣然到会，亲自作了动员参加保险的报告。这在上海保险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国内保险的发展营造了很好的舆论声势。1985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升格为局级单位，吴越被任命为副局级总经济师。
1990年1月吴越光荣离休。但他的时间安排依然是满满的。尽管离休多年，他没有片刻的虚度，每天坚持看书读报。《中国保险报》历史版，不仅每期必读，而且都剪贴下来，精心收藏。他是个热心公益的人，不仅为教育捐款，而且为地震灾区多次捐款捐物。告别吴老，我在小区物业张贴的布告栏见到了“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献爱心名单”，他的捐款数额是别人的几倍。吴老还几次将自己珍藏的保险实物资料无偿捐赠给不同的保险机构，以供研究和展览。
吴越身上体现着永葆本色，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他把自己作为一块熊熊燃烧的煤，在时代的熔炉中奉献光和热。用言行诠释着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保险事业的无限热爱，他用毕生精力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民国时期“保联”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活动合影（吴越为自上往下第三人）。
后记：
偶尔从一份关于上海保险业的早期资料中读到关于吴越老师的故事，得知吴老早年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恪尽职守，保守党的秘密，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面兢兢业业地从事保险业工作，为保险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即使退休后，依然忘我工作，发挥余热，培训讲课、撰写文章、无偿捐出珍藏文献资料，无私捐款捐物，热心社会公益。我从内心非常钦佩和敬仰，也萌发了采访吴老的想法和念头，但苦于无联系方式和地址，于是给中国保险学会打去求助电话，没曾想他们热心帮助联系吴老，安排行程，促成这次拜访。自己虽做了点微不足道的的小事，但内心深处对于背后默默帮助过我，付出许多辛劳的学会各位谨表诚挚的谢意！
吴越
几经沉浮 矢志不渝
1954年早春，上海遭受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灾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决定成立市防汛总指挥部，以加强对于灾害气候的预警和防范。但是当时一无干部，二无技术，更无经验，在得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是与防灾防损相结合，经常深入工厂企业开展防火防汛的情况后，市政府决定从保险公司借调一批干部参与防汛指挥部共同工作。公司派吴越带领9名干部，去上海市防汛总指挥部报到，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内，总指挥是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同志。宋日昌副市长为常务副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秘书长熊中节兼任。办公室又分两个组：一是检查组，负责全市的检查督促工作，吴越任组长；另一个是秘书组，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工程局派员组成。到1955年，这两个组的组长均由吴越一人担任。1956年起，吴越任办公室副主任，专职负责全面工作。1957年，吴越任人保上海市分公司副经理后，由于工作繁忙，只能在台风袭击和汛期高潮紧急的情况下，晚上到指挥部工作。
1958年，正当全国国内保险业务大跃进，上海和北京对口竞赛“放卫星”高潮时，10月西安财贸会议传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即停办”的消息。12月武汉全国财政会议正式作出停办决定，各地纷纷停业务撤机构。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在京召开分公司经理会议，布置停办善后事宜。此时，上海分公司仅剩一位副经理吴越留守，临危受命主持工作。
1959年，全国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上海还在继续办，上海市政府仍要保险公司派人参与防汛工作（1960年，防汛办公室划由市水利局管辖，改建为常设机构，到1961年保险公司才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脱钩）。
1959年，人保上海分公司在市财政局党组领导下，内部组织职工学习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建立保险基金的必要性，两次对外邀请各专业局和重点专业公司领导举行座谈会，征询对企业财产强制保险可否立即停办的意见。绝大多数单位认为，保险在新形势下仍有需要，建议“强制”改为“自愿”投保。
同年2月，大郑州举行的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农村人民公社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中共上海市委据此指出“保险仍有作用”，指示财政局和保险公司好好考虑。
1960年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机构正式并入银行系统，对外保留保险公司名义，内部则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内设保险处，各区银行办事处内设保险科，各县支行内设保险股。
为了领会中共上海市委批示精神，银行领导认为，上海的保险由于历史悠久和传统习惯，一时停不下来，所以暂为“维持”作过渡。其所谓“维持”即“收缩”，而“收缩”的最终目标就是停办。虽经多次申述市委批示精神，反复解释上海不停办保险的道理，均告无效。吴越转请财政局长向银行党委说明市委批示精神，试想借以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从而正确贯彻执行。但因各个党组彼此不宜干预而未传递，吴越遂又向市委财贸政治部汇报，当时未获答复。
1962年3月，根据行长意见，吴越几经易稿，很不情愿地撰写了《关于停办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共上海市委财贸政治部后，答复是根据中央最近一系列指示精神来看，保险还有作用、有需要的，仍应继续办理。市委方针已定，指示银行行长今后不要再提停办保险了。这样，濒临危机的上海国内保险重获生机。
1962年7月，保险处从储蓄处单列出来，上海市委派员充实保险处领导班子，实行业务和人事的垂直领导，据此进行整顿组织，干部归队，健全制度，恢复展业，主动联系企业，加强服务，业务逐步回升。1963年4月9日第26次市长办公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概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及企业财产自愿保险办法，并同意恢复专业公司建制，5月2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发文批转全市各有关单位贯彻执行，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保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实施“积极发展保险”的方针，对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地方财政预算，安定群众生活，都起到积极作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银行系统率先针对保险“革命”，大字报纷纷指责“保险是封资修的产物”、“办保险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人身保险是活命哲学”，应予彻底砸烂。接着保险公司后院起火，打倒当权派，勒令靠边，吴越因长期主持此项工作，必然首当其冲，除戴上“死不改悔走资派”帽子外，还套上“对抗中央”，“独立王国”的罪名，再加“叛徒”“特务”罪名，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日夜批斗。1969年初，保险处干部全被下放上海市财贸“五七”干校劳动。对外虽保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名义，内部实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保险科，仅经营国外保险业务，保留着人民保险的火种。
尽管告别心爱的保险事业，吴越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同时也深信人民保险这艘大船，总有一天要鸣笛起锚……
再披战袍 壮心不已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把过去被“四人帮”极左路线颠倒的一切重新恢复过来。上海许多老保险嗅出恢复国内保险的苗头，相互奔告，纷纷向保险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上书要求恢复国内保险。1978年10月，吴越即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奉调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保险科（对外名义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责调研要否恢复国内保险，单枪匹马进行走访、征询、座谈，开展调研，除向上海市财政局、建设银行、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上海市防汛总指挥部等收集资料数据，还向40多家工商企业征询意见，当时的普遍反应是“国内保险有作用，应该及早恢复”。
吴越撰写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筹备工作意见》，分别提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
1979年1月19日，吴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积极配合下，组织保险座谈会，邀请保险专家、学者、教授和部分保险老同志参加，会议上吴越作主题发言，大家畅谈保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的精神，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立即商调原国内保险业务骨干归队，同时向上海和南京分行指名商借原上海和江苏保险公司分公司副经理吴越和李继明去北京共商设计制订国内保险条款等。由叶奕德、吴越和李继明三人组成的起草小组自1979年3月初集中办公，历时1个多月，完成了《企业财产保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等7种条款、费率规章及实务办法和说明。
1979年5月，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赵忍安副行长宣布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把原只经营国外保险业务的保险科，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独立出来。自5月1日起正式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建制，归保险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双重领导。同时宣布恢复吴越副经理的原职，分工专管国内保险业务并主持重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独立建制的全套机构。
此时的吴越内心无比激动！感觉浑身是劲，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小曲，家里人以诧异的目光看他……
吴越在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纪念大会上做工作报告。
1982年4月28日，人保上海市分公司借座文化广场召开全市部、委、办和区县局以及工商贸易企业4000多人出席的大型保险宣传会议，借此机缘，吴越请裴先白副市长莅临指导，裴市长欣然到会，亲自作了动员参加保险的报告。这在上海保险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国内保险的发展营造了很好的舆论声势。1985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升格为局级单位，吴越被任命为副局级总经济师。
1990年1月吴越光荣离休。但他的时间安排依然是满满的。尽管离休多年，他没有片刻的虚度，每天坚持看书读报。《中国保险报》历史版，不仅每期必读，而且都剪贴下来，精心收藏。他是个热心公益的人，不仅为教育捐款，而且为地震灾区多次捐款捐物。告别吴老，我在小区物业张贴的布告栏见到了“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献爱心名单”，他的捐款数额是别人的几倍。吴老还几次将自己珍藏的保险实物资料无偿捐赠给不同的保险机构，以供研究和展览。
吴越身上体现着永葆本色，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他把自己作为一块熊熊燃烧的煤，在时代的熔炉中奉献光和热。用言行诠释着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保险事业的无限热爱，他用毕生精力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民国时期“保联”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活动合影（吴越为自上往下第三人）。
后记：
偶尔从一份关于上海保险业的早期资料中读到关于吴越老师的故事，得知吴老早年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恪尽职守，保守党的秘密，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面兢兢业业地从事保险业工作，为保险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即使退休后，依然忘我工作，发挥余热，培训讲课、撰写文章、无偿捐出珍藏文献资料，无私捐款捐物，热心社会公益。我从内心非常钦佩和敬仰，也萌发了采访吴老的想法和念头，但苦于无联系方式和地址，于是给中国保险学会打去求助电话，没曾想他们热心帮助联系吴老，安排行程，促成这次拜访。自己虽做了点微不足道的的小事，但内心深处对于背后默默帮助过我，付出许多辛劳的学会各位谨表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