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交通案判决体现人文关怀

民国初年，在天津直隶高等审判庭，董玉墀推事（相当于现在的审判员）审理过一起交通事故伤人致死案：

民国三年（1914年），市民孙恩元之次子二庆，年甫十岁，本年五月十九日午后五（点）钟。在北马路玉乐茶园门首玩耍，三号电车由南向北行驶。二庆抓第一车后边铁柱蹬上铁板，未稳摔下，即被后挂小车轧伤身死。

为惩治乘务员失职与相关人身赔偿问题，天津地方审判庭进行了审理。

地方审判庭一审认定：孙二庆身死确系自己赶抓电车，以至坠落两车中间身受重伤，与车行不慎撞人致毙者情形迥异。惟从宝善等在车执务（卖票人），决不能毫无闻见。如孙二庆攀车之际预为拦阻，或见其坠落即时设法，庸或可以免肇祸衅，乃因疏于防范，竟至此孩因伤身死，玩忽注意，咎有难辞。

判决：除按律科从宝善等刑事外，并酌定抚恤金百元，由电车公司负担。

（比利时）天津电车公司对原判抚恤金一部分声明不服，理由是：孙二庆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理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

二审认定：查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现该卖票人从宝善等既各科以刑事，照该公司惯例，原有抚恤之办法，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

判决：原判著公司负担抚恤金一百元并无过重之嫌。本厅以此认本案控告为无理由，故为判决如主文：本案控告驳回。

此判决案，至今已有百年。如此判决，可以非常清晰地推论，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法官在判决中引入社会正义、人情和道德去纠补法律之刚性。这样的判决所表达的裁判思路，就是在法律适用中的情、理、法相融合的典型范例。

案件审理中，面对天津（比利时）电车公司提出的赔偿款“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不愿赔偿的理由，董推事的驳斥非常抓人：“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

关注这份百年前的判决，我们感叹判决中体现出的民国推事们的悲悯情怀，正是这样的人文情结，决定了法律判决离不开对人情常理的考察，一份公正的判决，不可能是纯粹逻辑的推演结论，法律之适用亦必须考虑人的情感体验和的服人服心。

类似这样的判词，据法学专家何勤华教授点校的《华洋诉讼判决录》记载，民国初年的天津，这样的审判在司法实践中为数并不少。可见那个时代的司法实践注重情、理、法之统一融合的程度，有时甚至放在了法的前面考量，这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司法”，实质就是现代法理谓之的“法律与伦理（道德）之间的衡平”。

以此类推，我们现今的保险合同内容冗长，苦涩难懂，刚性过度，是不是也可以引入人文关怀去纠补合同之刚性，以消除保险的某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