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磊
文学与金融、诗人(诗歌)与保险,仿佛是处在两个迥异的维度,似乎它们之间毫无交集的可能。然而,命运的际遇里它们却紧密相关,诗人、诗歌与保险发生过或正发生着深刻的交融。
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的美国最著名的诗人斯蒂文森(1879年-1955年)早在1916年,就加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保险公司的律师团。而且在1934年成为该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十多年的保险职涯里,他成为时代里保险业翘楚。英国著名现代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S.艾略特,曾于1917年经朋友介绍去劳合社谋职。此后,他一直在该社的“殖民与外国科”任职。他认为,保险工作给他带来了创造的活力,并使生活正规化,对其创作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诗人雪莱曾在英国鹈鹕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4000英镑的人寿保险。我国当代著名抒情诗人、作家、翻译家刘湛秋早在1991年,就以浪漫笔法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保险启示录》,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是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中国第一篇以保险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平安人寿现任董事长丁当先生正是当年中国曾经朦胧派诗歌代表诗人之一。
时代的流转总是充满着相似,时至今日,保险业内的诗人或是诗歌爱好者仍然星火闪亮,本期“园地”,我们特别请到几位保险业内知名诗人作为代表,一起论道切磋诗歌与保险、诗歌与世界、诗歌与心灵给予我们的思索与启迪。
本期嘉宾(从左至右)
高星(诗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李德武(诗人):太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
雷经升(诗人):安徽保监局
方磊(作家):中国保险报
对诗歌喜爱的萌芽由何而起?
李德武:我出生于1963年,家在农村。上学之前没有受过文学或诗歌启蒙教育。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得到一本塑料红皮的毛主席诗词。我就反复读毛主席诗词。这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诗歌。
第一次被诗歌所吸引是在1979年高二的时候,我从表哥那里读到《天安门诗抄》,我被诗歌中那种强大的情感洪流和正义的声音所震撼,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喜欢上了诗歌,也有了想写诗的冲动。这就是诗最初让我动心之处:热爱与正义。
高星:每一个人的诗歌写作都是起源于一种情感的诉求。因为诗是源于心灵的蓬发,情绪的恣意。我早年写过格律诗,那完全是模仿的写作,是政治热情的命题与风花雪夜的无病呻吟,与诗歌的真正写作意义完全两回事。
大概在上中专时,一天下午,天空飘着细雨,在校园里,我看见一位女同学打着伞,孤独一人在雨中漫步,似乎有着几丝伤感。我被那灰色的、略带伤感的画面所感动,几句诗行油然而生,便随手写了下来,那可能是我的第一次自由体诗歌的写作,情感也来的自由。事后,我拿给班里一位喜欢文学的同学看,他却说:不应该写女同学情绪的诗。我大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男同学和雨中的女同学在暗恋。不管怎样,说明我的诗至少打动了他,让他感到了嫉妒。这就是诗歌的感染力。
雷经升:我也出生在农村山区,与外面联系很少,各方面也都很匮乏。小的时候没有什么书读,记得偶尔去城里二伯家,能够拿几本过期的《少年文艺》,回来总是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各种体裁的作品都看,应该也有一些诗歌吧。然而那时终究几乎与外隔绝,没有文学诗歌的土壤,有限的阅读充其量只是提高点作文水平而已。
真正接触并喜爱诗歌应该是在读师范的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青春年少,正是诗意年华。那时朦胧诗风靡校园,汪国真的诗到处传抄,我也加入了学校的雨溪文学社,就此走上了诗的旅程。
方磊:坦率地说,身为一个作家诗歌并不是我创作中的主体,与各位老师相比,诗歌写作对于我更像是玩票,和诸位诗人相比,我的诗歌写作纯属业余中的自我陶冶。但我笃信一个钟爱于文学的人可以不写诗歌,但一定会喜欢上诗歌,如果把文学当做一座丰饶多姿,玲珑灵秀的花园,那么诗歌就是花园幽深中一簇迷人炫目的玫瑰。
我对诗歌的喜爱是源自诗歌传达给我心灵的一种暧昧迷人的感觉,那种迷醉的感觉你很难言喻却又感触深彻,经久难忘,像某种蛊惑沉沉睡在你的心中,我觉得这恐怕就是诗歌真切的魔力。诗歌就像是一个磁石静悄悄地等待着你那潜在世尘中的善感内心。
我最初接触的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顾城、戈麦等一干在当时先锋前沿的诗人诗歌令我有着晕眩里的陶醉,当然那时候诗歌的境遇和现在是云泥之别,在当今诗歌愈发边缘,好诗人愈发凋零的现在,我依旧感怀自己最初恋上诗歌的往昔,这样一个喜爱的萌芽究竟由何而生发,我想是诗歌那种幽深中神秘的魔力,深邃迷离的气质和静默中惊心动魄的不安紧紧抓牢我的心,深彻征服了我,直到今天。
高星老师谈及的那个他亲历的青春浪漫故事让我体会到“无用”的诗歌最大的价值和“有用”是在于人的内心之中。
对诗歌的阅读经过了怎样一个历程?
高星:其实,就我的认知:中国现代诗人的阅读经历几乎是大同小异。
我早年的阅读,自然而然是来自家中的藏书、来自学校的教育、来自传统的课本。但这三方面,显然是古诗词为主。上中学,才收听了广播里的政治长诗《理想之歌》、《西沙之战》、《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才接触到了现代的阶梯状的诗歌,以致俄罗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我看见了北岛办的地下杂志《今天》,我才发现诗歌可以那样写,也就是现代派的诗歌写作。随后,我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逐步养成了偏爱但丁、艾略特、惠特曼、庞德、叶芝、希尼、兰泼、帕斯等大师的诗作。
李德武:高星老师的观念我是认同的,就我个人经验笼统地说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内到外,由粗到细过程。我对现代诗歌深入阅读是从1983年开始的,主要通过《诗刊》《世界文学》《星星诗刊》等杂志以及诗歌选集读到国内外当代优秀的诗歌作品。由少到多就不用说了,1983年以来,我读的最多的文学作品是诗歌,包括古典诗歌。
我所说的“由内到外”有两层意思,一是由读中国诗人的诗歌,比如朦胧诗那批诗人的作品到读外国诗歌,比如欧洲现代派诗人作品,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拉美现当代诗人的作品、美国现代、后现代诗人的作品等。二是由感受作品本身的魅力、诗人的气质、语言素养、精神取向到与之关联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前者可以感受诗艺的独特性,后者可以感受到作品的伟大和不朽。
“由粗到细”也有两层意思,一是由简单读诗,到系统读诗。最初,有些诗读了感觉好,但不知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所以,我在读诗的同时,读西方哲学、文艺理论、诗歌评论,甚至三大宗教经典,了解诗人与美学理想、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母语文化等深层的关系,这样,再把一首诗当做诗人的独立国度来审视,从中领会诗歌蕴含的个性魅力。二是由读大意,到感受文本的细微变化,就是文本细读。对一些重要的诗歌作品,阅读时我都要对诗歌中的字、词、语境、语调、用词习惯、词意、修辞、结构、节奏、题材、互文、经验等等诗歌中可能有的因素进行品味、分析,从而更加细致地感受到一首诗的复杂或简单,创新或传统,美妙或惊奇。
这期间,简单的阅读是不够的,有时需要反复读一首诗,光靠眼睛读也不行,还要朗诵出来,并且,你必须放下自我,完全沉浸在诗人创作的艺术氛围内,努力接近他(她)的灵魂和声音,甚至和他(她)通灵。我认为,文本细读是对当代诗歌的最高尊重。
雷经升:你们的回顾重温也无限勾起了我对自己读诗往昔的回想。在师范读书期间,只要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借书来看。舒婷、顾城、北岛、芒克、梁小斌等朦胧诗群的诗歌,给我的青春和灵魂留下了温暖的记忆。汪国真的诗歌更是经常出现在朗诵会、贺年片上,让我们时而困惑的内心得到舒展和释放,看到喜欢的诗歌和句子就赶紧摘抄下来。至今我还保存着十几本摘抄本,作为那个年代的怀念,尽管沾灰发黄,但是记忆永恒。
工作以后,看书、读诗依然没有间断,看到好的文章或抄或剪,乐此不疲。比较系统的阅读诗歌跟两本书有关,一本是《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一本是《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从中对各个时代各种流派的诗歌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初期白话诗,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自由诗派,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诗派,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诗派,及至后来的“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等,让我真正走进了现代诗歌的殿堂。
随着年龄的增长,近些年开始对古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历代诗人词家的传世之作。王力所著《诗词格律》是我阅读和创作古诗词的启蒙读物,从中我掌握了声韵、平仄、对仗等格律知识,对自己领略古诗词的韵律美和节奏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方磊:诸位老师的回温曾经也唤醒了我对往昔自己读诗时光的感动。我没有老师们那样对诗歌精深的修为和研读,我的诗歌阅读历程也难称系统,比较杂一些,比如:国外最早接触的是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又到T.S.艾略特,里尔克等。国内外诗人诗歌作品我看得多、杂,但不精、不专。当然,“杂”并不全是坏处,它使我用了更多的诗歌纬度和思维,有了更开阔的诗歌视角。
重新梳理自己的诗歌阅读脉络,我还是发现了些自己成长中的脚印,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岁月里的阅读倾向和偏好是与自己成长中的境遇和心结有着微妙关联的,我现在感觉自己最喜爱的时间还是越向后阅读的作品,这一点上诗歌阅读表现得更明显,这可能就是人在岁月铅华中流转的印迹,生命把属于你的终归留给了你。
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诗歌阅读的历程恰显影着我们命运的流向。
诗歌的写作是如何开始的?偏爱什么样的写作主题?
高星:在我上初中时,便有了诗歌(应该是诗词)的写作,但那时是政治和幼稚的填词。现在我更偏爱生命、死亡、宗教、时间、生存、性、爱情、绝望等题材的写作。
雷经升:我的诗歌写作是从师范开始的,阅读之后产生创作的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时的诗基本上都是写在日记本上的,一有灵感立即就写,天马行空,恣意驰骋。这也符合那个年龄的特征。有些诗歌发表在雨溪文学社社刊上,至今我还保存了一份油印的“毕业诗展告别号”,我写的是一首《童年》,语句稚嫩,对未来充满渴望,“枝条攀住天空打开天窗/想知道关于天空之外的事情”。二十来岁的时候情感总是很浓烈的,下笔也不加控制,“在月光铺设的纸上/断分诗行如行云流水”。尽管也在省市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回过头看,语言拖沓、青涩,难免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现如今,飘飞的理想回归现实,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和苦痛。“好像站在海边/又好像在海水里沉浮”。但迷茫过后,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不同寻常的沉寂/偶尔响起的是自己的足音”。很多诗歌写的都是这样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落寞、无助和挣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思考和释然。“用饱经沧桑的纹理/细细编织灵魂的归宿”。
当青春渐渐远去,怀念和感伤接踵而来。于是,亲情、友情成为我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在全面城镇化的现实面前,我只能用诗句一次次地重建精神的栖居之地,回忆那曾经诗意的、温暖的、熟悉的故乡。虽然那是再也无法回去的梦,但我要努力用诗让自己和下一代“记得住乡愁”。就古诗词而言,自然风物是我重要的创作源泉。春秋、雨雪、云朵、落叶、四季的花,都有我吟咏的篇章。其中,《桂花十二咏》算是我的代表作品吧。
李德武:我对当代诗歌的写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和几位老师有所不同,我是因为要在专业(工程测量)之外发展自己,我就选择了写诗。我不是偶尔兴趣所致开始写诗的,也不是遇到什么失意的事借助写诗来自我安慰,一开始我就把写做当作一生的事来做的。当时我想,我要成为诗人,要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很快成了学校教师中的另类。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诗人也是人,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我不过是一介文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及之前,主题可能是我在写作时重点关注的,比如,对现实的深度指涉与批判。但90年代后期,一首诗的形式感和语言上的探索是我最关注的。我认为主题写作往往会形成对诗意和语言边界的预设,这类写作容易让诗人的想象力受到主题限制,不适于激发创作灵感和展现心智自由,所以,我基本不在主题上构想自己的诗歌。我也写过很多组诗,比如《石湖散步》,散步在这里不是作为主题存在的,而是作为语言形式存在的,他代表了一种随意、自由和漫不经心。还比如《西行记》,这并不是一个朝圣的主题,只不过是我到青海旅行的随感。“随感”带有当下性和即时性,而朝圣的主题未免太庄重刻意了。我要说的是,写作时我基本不考虑主题问题(当然,工作需要命题写作除外)。
方磊:我写诗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两位文学教师本身就是诗人,所以我们私下关于文学关于诗歌的交流更密切和深入些。当时对诗歌我还是属于初级出门的阅读阶段,但很沉醉其中,写诗仿佛也是在不经意间开始的。又因为有两位诗人师长在身旁,讨教的机会总是很多,这对我那时诗歌写作的成长有着很大的滋养。
我喜欢的主题可能与诸位老师不同,我反而喜欢生活里那些细节和微小的内容,人的生命体验往往都浸润在生活细节和那些幽眇的物事之中。一个人丛中的报摊、一个荒寂中废弃的站台、医院中某个寻常的情境、夕阳下一座古塔的斜影可能都属于我写作的主题。
最喜爱怎样气质和风格的诗歌作品?
李德武:年轻时我喜欢兰波的奔放和敏感,他是一位我行我素的诗人。大凡天才诗人都是我行我素的。有一段时间,我喜欢里尔克,一个有着内向性格、忧郁、孤独,且语言严谨、想象力极强的诗人,他把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带到了完美的高度。他的诗里除了拥有语言的现代性以外,还很好地融入了荷尔德林梦想的“古希腊精神”。他比艾略特还要更好地在作品中解决了现代与传统问题。比如《致俄尔甫斯十四行》《果园》等。
40岁以后,我开始喜欢陶渊明。陶渊明的诗里有着汉语大美质朴的光辉,他是将古诗十九首的语言特点、《闲居赋》(潘安公元247年-300年)的精神取向,以及竹林七贤洁身自好、不入俗流的名士风范集大成者。他建立的诗人自足、独立、自为的诗歌精神成为后来中国诗人的精神范本。他对抒情、叙事、议论等语言形式的运用到了天然去雕饰的地步,浑然天成,启发并影响了唐宋一大批重要的诗人。陶渊明作为田园诗人发展了“竹林七贤”以后的隐逸诗歌,尽管田园诗与隐逸诗(嵇康、阮籍)共同拥有对强权的不妥协性,但陶渊明选择平民生活让他更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正是陶渊明让位居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农耕有了诗意的高贵。
雷经升:以我目前阅读的个人感受,我觉得当代诗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各种所谓的流派或主义层出不穷。但泥沙俱下的诗作也不少,直白的叙事、琐碎的铺陈、混乱的意象、粗鄙的语言,写作难度正在空前降低,诗歌质量却是良莠不齐。
都市些事这么多年我还是比较欣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三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辞藻)、建筑的美(指章句)。我喜欢构思精巧、语句精美、从心灵自然流淌出来的作品,优雅而有韵味。诗感于心动于情,要能让读者深入到你的内心,或者让你的诗打动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这就是共鸣。比如,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余光中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情深意长,撩人愁思,具有无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诗的技巧固然需要,但意境更为重要。古诗中就有很多看似简单实则意境悠远的佳作,比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清新自然,读来韵味无穷。现代诗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情景交融,隽永醇厚。
高星:我喜欢大气的诗歌。不论从语言还是题材,以致是语境,它能与心心相通,是一种逼近诗歌内在灵魂的境地。不是从语言表面塑造的装饰,而是文学性的人性展现。
方磊:我最偏爱的是那些情绪性饱满的诗歌,无论是痛楚还是不安都深透骨髓心魂的作品总最令我难忘和喜爱。也许这样的作品不够大气,不够雄浑,但在诗歌的阅读和写作之中我反而更喜欢“小我”,更喜欢情感的炽烈。
个人的诗歌观
高星:诗歌的问题毕竟不可能在对真理的探寻之中完成,就像诗歌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神话的创造与编织的过程一样,我们都会感叹一句;诗,那是神来之笔。
要与世界乃至宇宙对话的诗人,那肯定是在神秘的层次之中才可以展开。诗人同样将在真理的终极目的地,呈现反向的神话的意境,再次宣布:诗是无解的答案。
李德武:我个人的诗歌观是变化的。40岁之前,我认为诗歌代表人类的良知,要敢于直面现实,揭示生活背后的真相,唤起人们对生命和现实的存在感以及深度觉醒。40岁以后,我发现靠语言提供的真相有时是靠不住的,如果你自己在生活中不够独立强大,诗歌就不会拥有令人信赖的独立声音。所以,诚实成为我写作的基本原则,像陶渊明一样,用自己的存在建立文本,使“心本”和“文本”合一。同时,我强调“心本”和“文本”的合一,和某些主张诗歌就是抵达语言的秘密观点不同,我希望建立一种富有精神性的诗歌文本,词语当有呼吸和心跳,因为只有精神性文本是不可复制的。我也希望诗歌能让我的心灵更为简单、轻盈、通透。
雷经升: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相信诗是连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通过诗进行感情交流。我认为,诗歌应该通过反映现实和人生来观照读者,也就是传统的严谨和浪漫的抒情相结合。至于我个人的诗歌观,就是“情”、“境”二字。所谓情,乃是真情,就是要抒发真情实感,拒绝矫揉造作。诗歌表达自己的内心,直接与灵魂共舞。我们无法也无需赋予诗歌太多的责任。我自己写诗一定是有感而发,有时一天能写几首,有时一个两月也写不出一首。当然,即便感情浓烈,也要经过冷静和沉淀,不致浮躁和浅薄。懂得缓和和节制自己的情感,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所谓境,乃是意境。境中含情,情由境发。情景交融的意境,必然能引发读者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感受。
方磊:诗歌应该是通向个体生命意识神秘幽深的旅程,是心灵自我觉醒中的谜题和叩问,诗歌有着令人无限神往最奇异强劲的魔力。诗歌是高贵而令人迷惘的,并无限神秘。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有什么接近于神,那么诗歌一定是其中的内容。在文学花园里,诗歌是高挑瑰美耀眼的桂冠。
好的诗歌必定是从自己通向世界,并从世界回归自己。你有什么样的诗歌观就将写出什么样的诗歌作品。当然,诗歌观无所谓对错,它关涉的是自己的心灵面向世界的密码。
(绘图由著名青年画家高润生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