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毅明
老屋塌了。塌得是那样的任性,是那样的决绝,又是那样的完美。
1974年的冬天,不满18岁的我挥泪告别了老屋,来到了位于玉树草原的骑兵部队,之后又改为步兵、武警。靠着组织的培养教育,也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了一名上校军官。
1997年,我脱下军装,解甲归田。从部队下来之后的日子,尽管过得不咸不淡,甚至磕磕绊绊,但我的人生道路始终没有偏离正常轨迹。这要感谢老屋,是留存在骨子里的老屋的遗训、遗风不时在警示和激励着我,使我始终能够做到有规有矩地出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几十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到故乡,走近老屋时,三间老屋已经成了残垣断壁。
伫立在一片瓦砾跟前,我的思绪飞向了很远,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的家乡在秦巴山区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因为七户人家都姓柯,故取名叫柯家湾。那里的天只有簸箕那么大,除了几块水田以外,再也找不到比篮球场大点的平地。不足一尺宽的水田田埂,是通向外面唯一的一条小路,由于交通不便,儿时的小伙伴们都很少走出大山。
我出生时,老屋已经有些年代了,不过那只是一座简易的茅草屋,遇到雨季,到处漏水,只得用盆盆罐罐接水。一次刮大风,屋顶被掀起老高,正好那天父母亲都不在家,哥哥姐姐和我都吓得大呼乱叫。
我们家住上瓦房时,我已懂事了,我记得由于家里穷,只凑合着烧了一窑砖瓦,因此房上的瓦盖得很稀疏,檩条也歪歪扭扭,椽子又窄又薄,门口两根柱子比邻居家的也细了好多。没有条件挂吊顶,晚上透过房顶的缝隙能看到月亮和星星。我们十个姊妹就是在冬凉夏热的老屋里长大的。
我的父母亲都没有文化,多年以后,父亲才能认识自己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前,家乡到处都在抓壮丁,两个堂叔为了躲避当兵,竟剁掉了右手的食指,父亲下不了那个狠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逃了出去,直到风声过了才回来。父亲在我出生的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了多年的大队干部。
农村干部经常处在国家政策与农民利益冲突的风口浪尖上,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党的信仰,使他在履职方面过分认真,有时难免极端,这给他以后人生的悲剧埋下了隐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因为得罪了许多人,还因为我母亲是富农出身,受尽了凌辱,在一次通宵达旦的批斗后,仍然被罚去工地干活。他不知道头天晚上牧马河的上游下了暴雨,河水猛涨,稀里糊涂地涉水过河,结果被洪水冲走了好几里地,被人救起时,河谷里锋利的石头割断了脚后跟的筋,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尽管这样,父亲从没有抱怨政府抱怨党。他的心地善良,他的忠厚老实,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灵。
我生下来时全国正在大跃进时期,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肚子是常事,葛花、榆钱、棕榈,还有麸皮、谷糠,都吃过来了。父亲兜里装着队上粮仓的钥匙,去弄一些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宁愿看着儿女们饿得皮包骨头,也不去占公家的便宜。由于经常挨饿,我的个子勉强长到了一米七。
在那座简陋的老屋里,父母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处事。冬天,围着火炉,他们一边为我们烤红薯,一边对我们讲,人不能作恶,人在做,天在看,作了恶,早晚是要遭到报应的。夏天,在院子里乘凉,他们一边用扇子为我们驱赶蚊子,一边对我们讲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道理。他们用朴实的语言和无声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好,什么为坏。父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向善、向上、向贤、向好的品质无时不在昭告、警示、激励着我。
我在老屋里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岩》、《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等红色书籍,还做了很多笔记。父母的教诲,还有小说里正面人物的形象给了我无尽的精神营养,在我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些无疑成了我的旗子和标杆。
老屋的遗风、遗训,其实就是家风、家教、家规、家训,往大了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这是今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同志的谆谆教导。
难忘老屋,那是因为老屋不仅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它更教会了我做人的准则和处事的原则。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也不管社会上出现多少不和谐的音符,比如一些人思想滑坡,精神颓废,诚信缺失,一些大款、土豪挥金如土,无视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淡漠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和友谊,甚至不把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当回事,但我始终难忘农民的本色。谁有了困难一定要帮一把,坐公共汽车不忘给老人让座;走在街头遇到有人伸手要钱,哪怕是骗子,也要给一点;别人敬我一尺,我还别人一丈;朋友聚会,绝不会干装着去卫生间而躲避埋单的事情;工作上,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不讨价还价;对人对事,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做“和事老”。
难忘老屋,更要感恩老屋。感恩我出生的时代,感恩父母的教诲和部队大熔炉的熏陶,感恩那早已坍塌而在记忆中始终不能忘却的老屋……
(作者单位:青海保险行业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