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一身正气 一尘不染（上）

□陈国庆

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两份遗书，两袖清风。

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

吴波，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二任总经理，曾担任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革命生涯中，尽管他曾遭不幸，蒙冤受害，却始终没有挫伤他对党的坚定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夙夜在公，忘我工作，廉洁奉公，无私奉献。 不少人绞尽脑汁为“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布局谋棋。面对这个绕不开的人生课题，老人却是这样给出答卷：立遗嘱退了两套价值上千万的房子；工资薪酬分发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仅留下3万元存款；专车不但不要用车时却自掏腰包付费；干了一年财政部长却主动让贤给年轻人；从不利用权力为子女谋利益，子女工作都在基层，没有一个在财政部门。

吴波的事迹，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多是一些小事和家事。可就是这些平凡小事，却给人以强烈震撼。正是这些小事见证着伟大，见证着他一生追求的境界，一尘不染的灵魂，高贵纯净的精神。

吴波

寻找光明 艰难跋涉

1906年吴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村。四岁时父亲离开人间，家里失去依靠和经济来源。不久叔父和他们分了家，继而哥哥经商折本欠债，家境雪上加霜。吴波八岁进私塾上学，读书十分用功，辛劳的母亲对他充满希望，一心想培养他读书做官，却因家庭日渐贫寒，无法完成学业，后虽有叔父资助，读到第八年，就因缺学费再也读不下去。13岁那年，吴波跟随母亲搬到宣城水东镇生活。16岁时吴波到宣城店铺当学徒，做杂活。

1927年春天，有支精神抖擞的北伐军队伍开到了安徽芜湖宣城。吴波首次接触到《三民主义》的书，让他放不下手了，胸中的革命之火被点燃。他下决心离开宣城，参加北伐军。吴波几经周折参加了“皖属先遣队”，穿了军装当了兵，他以为这就是参加“革命”。不料在合肥，北伐军“皖属先遣队”被北伐军的白崇禧部队缴了械，他侥幸从先遣队逃了出来。

吴波又回到家乡。行李丢光了，两手空空，在宣城当店员欠下的债务要归还，生活费要靠家里解决。吴波日渐困惑，在家等待的日子是痛苦的煎熬。这时，命运的“贵人”出现了。恰好有位在西北军当书记官的族兄冯剑青回芜湖探亲，知道了吴波的窘况，答应帮忙，带吴波离开老家。在郑州，吴波经族兄托人帮助，考取了郑州市政府公益科的见习科员。吴波做事仔细求真，一丝不苟。不久就被转正为三等科员，后升到一等科员。

对“三民主义”曾抱有幻想的吴波，很快发现国民党说一套，做一套。他失望了，决意远离。1930年内战开始，冯玉祥的西北军西撤，郑州市政府解散，人员各找出路。吴波只好又回到宣城水东镇，等待新的工作。回家后的吴波，生活失去经济来源，再一次陷入困境。

半年后，原郑州市市长赵守钰给他发信，通知他来上海工作。吴波就在上海的国货商场办事处做了文书主任。吴波在上海有机会读到了进步书刊，有鲁迅的作品，有苏联的进步小说等。这个惆怅迷茫的青年，从此对社会主义有了笼统概念，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

吴波在上海很快认识了刘子华。刘子华是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吴波在刘子华的影响下，主动接受安排，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国货商场因受洋货的排挤，又得不到国民政府支持，商场被迫关门。吴波又失业了，没了立足之地，他只得离开上海。

1931年秋天，湖南水灾，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死尸遍野。国民党政府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搞救灾，原郑州市市长赵守钰被委任为湖南省放赈专员。赵主动找吴波，要他一道去工作。吴波被安排在办事处当秘书兼赈灾事务科长。吴波制定的赈灾方案效果非常好，效率高，显出了不凡的才干。湖南各界拟推荐他出任衡阳县县长，但他听从了南汉宸的意见，由赵守钰安排他到陕西省汽车管理局做了局长。南汉宸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受南汉宸影响，吴波虽然在公路局工作了仅一年七个月，却做了许多公道正派、有益百姓的好事。吴波在公路局工作期间，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刘秉琳、武伯昌等人开展秘密地下工作，为他们开路条、提供食宿和资助经费。

1934年春天，赵守钰出任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的专使，吴波又随他去兰州，当了专使行署秘书。

“西安事变”发生后，吴波被派往西安。在西安，吴波终生难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被周恩来高尚的人格、博大的情怀深深打动的吴波，激动不已。他感到梦寐以求的人生抱负，从此有了明确目标。他下定决心要参加革命，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周恩来交给他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他圆满完成。

1939年4月，吴波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吴波找到了南汉宸，南汉宸欢迎吴波加人革命队伍。吴波被安排到晋西北临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白天搞接待，晚上写简报，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久吴波就被接受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南汉宸调到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当厅长时，他把吴波也调到了财政厅，做秘书主任。

在延安整风中，有人说南汉宸搞大西北主义，由于吴波最早在南汉宸手下工作过，受其牵连被抓了起来，蒙冤入狱达3年之久，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直到1945年南汉宸出面要人，吴波同志才被释放出来。吴波同志从来没有把这不了了之的事放在心上。没有怨言、一如既往地积极为党工作。在关押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吴波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时间，他阅览社会主义理论，读共产党有关的方针政策，读一些红色文学书籍。他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组织，坚信真理。

吴波同志1945年在晋察冀边区任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主管粮食工作。在发展边区粮食生产，积极解决农民生活和部队给养问题上成效显著。

吴波同志担任“晋察冀边区”财政部长兼边区司令部供需部部长后，掌管着军政财务重权。有一天，他外出开会回来晚了，食堂管理员给他煮了一碗挂面。他问管理员：今天大家吃的什么饭？管理员告诉他：小米饭。吴波同志说：“既然大家吃小米饭，我也吃小米饭。请你把这碗挂面送给病号吃吧！”看着管理员把挂面送给病号去的背影，他到厨房用开水泡了一碗小米饭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1948年，他任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源建设上，克服困难，筹粮筹款，支援前方部队。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任副部长时，积极建立新的公粮制度、粮食管理调运制度和城市工商税收制度，保证了根据地和前方部队的财粮供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新年刚过，吴波带领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废寝忘食地组织筹划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布置创立新中国税制这一重大任务。会议结束，他带人踏上去上海的火车，要蹲点做税制创立的调研。吴波与各阶层人士座谈研究两个多月，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的决策，综合会议讨论意见，动手起草了报送中央的会议总结报告。经过几十个白天黑夜紧张而严谨的草拟，他主持起草的和反复修改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成稿。中央对这个方案，充分认可。

1958年9月吴波（第二排中间）和同事在西郊农场合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呕心沥血 建章立制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个清晨，一支特殊的队伍，带着办公用品，带着账本，带着财政文件档案，进入了北京，进驻到了三里河，日夜兼程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新组建的财政部，薄一波兼任部长，吴波担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吴波在原华北财政部的领导岗位上研究与建立了华北的工商税收制度和公粮征收制度，经验丰富。组织上就让他主管财经政策，包括财政、粮食、物资、税收等这些“重量级”政策的研究制定。薄老器重吴波，把财政部许多重大工作交给他主持，且直接向周恩来、陈云等领导汇报。

新中国急需建立税收政策，吴波这一阶段的主要精力，便放在税收政策的确立和税制的创建上。新生的共和国财政面对各项巨额财力需要，但是所能筹集的财政收入却十分有限。由于长期战乱造成民力消耗极大，工厂处于停产与半停产状态，人民政权必须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以恢复民力，这要求财政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并且由于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也不能再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吴波一边落实中央财政政策，一边也为国务院、党中央献计献策。为建立合理的预算，吴波着力推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方针。吴波与财政部人员提出了三大建议：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财经工作的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财政赤字缩小，人民的情绪安稳下来，不再为一日三变的物价操心，不但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有了保障，国家的重点建设也开始顺利进行了。在建国初期，吴波对填写新中国财政建设发展史上的空白一页，起到了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作用。毛泽东曾盛赞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952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公私关系发生了变化，公营企业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私营经济比例降低；二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流通环节和征税环节相应减少，出现了经济日益繁荣，但税收却不断萎缩的局面。为此，中央财委决定修正税制。在吴波同志的主持下，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决定把以前应缴纳的几道税集中提前到工业环节来缴纳，最终使1953年的全国税收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1953年初，在修正税制中，由于财政部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修正方案，事前没有报告中央，被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后改为“原则性错误”），并受到批评。吴波同志在一次大会上主动站出来做自我检查，主动承担责任。1955年8月，在全国税务会议上，吴波同志又再次做深刻检查，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直至逝世前，吴波同志都从未做过任何辩解。他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无私无畏、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长期以来为广大群众所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