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词场

□施佳

每至年节，一到夜晚，霓虹初上，欢歌四起，到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气氛，街头巷陌，人来人往，商场打折的巨幅喷绘上色彩缤纷，夺人眼球，不自觉地传递血拼时狂欢暗爽的情绪。不知大家有没同样的经历，越是欢闹的环境，身处其中时突然产生的莫名孤独尤为清冷，正如在满大街快节奏音乐中听到王菲的《流年》，缓缓吟唱，遗世独立。于是我觉得，我们有多喜欢林夕、方文山、阿信、吴青峰，近千年前的人们就有多喜欢冯延巳、柳永、苏轼、周邦彦。

曾有人问我，为何《木兰花令》算词不算诗，同样是每句七字的组合排列，有些叫诗，有些算词？我想诗词的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也不在于所处的朝代，而在于诗重表达，讲究对仗，严守格律，而词贵内省，讲究意境，需协音律。如果说诗是至宏至伟，那词就是至微至末，当诗在追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阔时，词里关注的却是“日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的细节；当诗在抒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词却在反省“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可以说，词更近人性，每个人都能在词里找到自己的生命体验，我们或许不能体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刻骨凄凉，却一定都经历过“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中似喜非喜似忧不忧的难以言表的状态，一定都能理解“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娇俏。

相对于诗，词不必承担“文以载道”的神圣使命。“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句饱受诟病的词，成了昏君的不二佐证，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人们都认为更应该是“垂泪对祖先”或“垂泪对家国”，起码也该是“垂泪对西风”，最不该出现的就是“宫娥”了。但没有人质疑李后主作为词人的优秀，也正是这两个字，证明他的诚实和坦白，证明他是个有真情实感，有复杂人性的个体；“白发戴花君莫笑”、“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每每看到这两句词，都不由想到领导们光鲜亮丽的形象，欧阳修这领导显然平易近人的多，豁达开朗，敢于自嘲，老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再看辛弃疾的几首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三句风格完全不同的词，谁能想到竟出自一人之手，如此看似精神分裂的事儿在其他词人身上也能看到不少，如苏轼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细细想来，又不过是人在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心境感悟罢了。由此看来，词似乎更是为了写给自己看，唱给自己听，表达自己甚于传道他人，只是源于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共通性，容易产生同理心，自然能引发共鸣。

有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有人说“文章憎命达”，李白的怀才不遇、杜甫的颠沛流离都在证明这个道理，但难能可贵的是身居高位的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都能写出传世佳句，这倒成了让人心神往之的境遇，荣华富贵的俗和满腹诗书的雅，为何不能融合一体，不能相辅相成呢？也许这是宋代独有的包容性和反省意识才能制造的可能，国力再积贫积弱，毕竟创造了难得的文化盛世，也应该是融儒道释为一体的理学开始兴盛的原因吧。

本人喜词，深觉词比诗难写，作诗填词，单看这个动词就可知词对用字的考究，李清照嫌弃苏轼“不协音律”，而如今苏轼的名声可比周邦彦大的多，只因当词单独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完全抛弃其乐理的讲究时，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本就源于最世俗的流行文化，虽李后主经历亡国之痛，从“手提金缕鞋”写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风大变，一举将伶人之词变成了士大夫之词，也无法改变词这种表达形式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从花间词的一枝独秀到婉约词、豪放词的分庭抗礼，又至元曲的逐步兴起，似乎都在证明一个定理：好的文学形式一定是思想在高处，表达在当下的，当其晦涩到只能供少部分人欣赏品评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正如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留下的又是什么呢？

词，就如节日街头的喧闹中隐约传来的那首《流年》，虽然沉浸在喜庆中的人们会觉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厌弃这种略带颓废的情绪，但谁又能否认，这不过是美的两种不同状态，刚与柔，外延和内省，至广大和至细微的区别罢了。

（作者单位：平安人寿浙江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