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保险缩影同治时期：民族保险业于文化碰撞中萌发（下）
——从1862年到1874年 发布时间：2015-11-13 11:15:52 作者：王珏麟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西风东进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读物、招商局博物馆和开滦煤矿博物馆，我们都能见到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主人公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唐廷枢。他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一生创办了六个第一：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 ，创办第一家煤矿开平矿务局，创办第一家较具规模的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主持修建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 ；主持钻探出第一个油井；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后人为纪念他，均以他唯一留下的正面半身照片为其塑像。
唐廷枢
唐廷枢30岁之前，一直在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做翻译。在同治皇帝登基的前一年，即1861年，唐廷枢离开海关，到怡和洋行代理生意，这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唐氏家族唐廷枢、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历任怡和洋行四任买办，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1862年，即同治元年，日本人高杉晋作乘“千岁丸”号船到达上海，他亲眼看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认为“中国人没有控制上海的统治权，欧美人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他指出中国衰弱的原因：“乃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这一年的6月26日，《上海新报》一则某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云：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这张报纸广告内容反映出外国的商品已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引发了中国人物质生活时尚的变化。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表现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东方语言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的交融以及保险业的发展。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和美国扬子保险公司的成立就非常能说明这一问题。
1862年7月，恭亲王奕、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聘请英国人赫德讲授英语。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屡次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交涉和贸易往来，特别是《天津条约》规定，条约一律以英文版为准，这种耻辱使清政府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是受欺蒙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863年京师同文馆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师均聘外国人，并相继在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广州和上海设立了分馆。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民俗学家齐如山曾回忆他在同文馆的学习生活：“同文馆乃经曾纪泽等奏请，于同治元年成立，即附庸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只有英文法文。在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附属在理藩院，因同文馆成立，也就归并了这边，共有三国文字。普法战争以后（即德法之战），德国日强，于是又添了德文，我入同文馆之初，还名曰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后来才改写德文二字。”
京师同文馆
在京师同文馆设立的这一年，唐廷枢整整30岁。他和胞弟唐廷庚用广东方言编写了中国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英语集全》。书由广东经纬堂出版。在书的卷首语写道：“这本书是一个隶属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它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该书有“保镖”一项用语，并涉及保险公司的生命保险的内容。
英语集全
1867冬到1868春，不到40岁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王韬漫游了英法等国，他取道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出地中海，经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这趟漫游，使其加深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了解。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提倡维新变法，积极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海上贸易，而海上贸易必然要求保险对其风险给予调剂：“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之善也。”他主张轮船招商局与保险应当“相辅以并行”，“夫运粮（招商局承运漕粮）不过在春时数月耳，其余专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可行之久远，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馁。”因此，他提出在各通商口岸以及世界其他港口，凡我轮船所到之处，设立保险公司，“以中国之人保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若依赖洋人办保险，那么中国只能“寄人篱下，权自被操。”他建议依靠华侨在国外设立保险机构，“保险之利开，为商贾之航海者，无所大损，而华人之利仍流于华人中，而不至于让西人独据利薮。”王韬的保险思想和主张，对中国自办保险，尤其是保险招商局的创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上海到186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成为近代工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外国银行和轮船的主要据点。1860年，香港九龙半岛南端被英国占领，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口岸。这一时期，英美法德荷兰瑞士洋行不断增加，到1865年，上海开设的洋行已经增加至88家。其中英商洋行约占65%，美商洋行6家，德国及荷兰洋行15家，法国和瑞士洋行8家。同时，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洋务运动的兴起，一大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诞生。英美沙俄开始涉足中国航运业，成立榨油厂，兼办保险业务。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商和清政府双重压制下，并在其矛盾之中获得畸形发展。
上海外滩
王韬的保险思想和主张，东方语言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的交融，洋行买办附股兼售保险，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和西方保险业在国内的发展，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
激流中交融
西方保险公司从老牌洋行母体中离析而成为独立企业，并且深入各口岸建立分支机构，外商保险业进入扩张阶段，附属于洋行的和独立于洋行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重要的贸易口岸得到了快速发展，加快了国内保险业发展的进程。1861年前，虽然成立了大量洋行，但有规模保险业务的主要是怡和和宝顺两家实力雄厚的洋行为其代办货运保险。在1861年夏季，美国琼记洋行经过努力，与3家纽约保险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保险业务，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充当美国大保险公司代理人的美国洋行。1862年4月，怡和洋行所属谏当保险公司、宝顺洋行所属于仁洋面保安行、广隆洋行所属香港保险公司，会同上海引港公司行发表公告：“自6月30日起，凡不雇请执有本公司引水执照的其他引水人员引水的船只，本市保险公司即不予承保。” 由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保险业在中国的发展，在同治元年即1862年，外商已经把触角延伸到了内地。英商鼎新及义隆两家洋行在汉口设立了保险代理处。英商法米尔在营口西北河岸设立公司经营航运和保险代理业。从1863年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5家洋行在上海始设保家行以来，旗昌、琼记等洋行陆续在上海、香港设立了扬子、保宁等10多家保险公司。据1873年一份报纸刊载，仅香港一地已有凤凰、宝裕、中外众国（保宁保险公司）、洋海、上海洋子、立华布璐、伦敦积嘉里、中华火烛、香港域多利、香港火烛、于仁和那于聿10多家洋商保险公司。
扬子水火保险大楼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同治时期设立附属并独立于洋行的保险公司，均吸收华商的大量股银。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吸收华商股银始于1857年，为了打开谏当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局面，谏当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开设分行大力吸收华商股份。上海怡和洋行还专门向华商主动让股。此外还运用竞争的手段争招华股。谏当保险公司曾在一份征集新股的公告中宣称：贡献卓著的股东，其预分红利可从原定的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因此，谏当保险公司和香港火烛公司在70年代聚集了很大数量的一批华商股东。1865年，保家行刊布招股章程。其中规定：华人如要搭股合作者，不论股份多寡，都可函商或面商。1867年，唐廷枢附股于谏当保险行，并为公司吸收了大量买办和其他华商的资本。同年11月，约翰逊函告香港怡和洋行经理惠代尔：“我希望把你授权给我处理的谏当保险行十份股份在上海加以分配，以增加这里的生意。……我建议给唐景星一份，他为了开展中国的生意出了大力。”1868年5月，唐廷枢作为怡和洋行买办，极力为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招揽保险业务，并四处向洋商推销该公司的股份。怡和洋行经理约翰逊为此函告上海怡和洋行经理w·kescoick：“唐景星在公司安排分配给中国人的股份以外，还希望推销全部股份50份中的30份。”到12月份的时候，由于谏当保险公司生意不是十分顺手，约翰逊为此再致函上海怡和洋行经理w·kescoick：“我认为，唯一的有效解决办法，只有在小的航运公司和中国的商号当中采取比较广泛的股份分配，我们若不加紧笼络我们这里的雇主们，恐怕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唐景星似乎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拉拢中国的生意。因此，我希望你能考虑把他为我们保险行赚来的利润，分一部分给他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华商。”1869年，保家行资本额为30万两，不久增资为60万两，以至于70年代初不得不限制华商入股。琼记洋行设立的保宁保险公司，在1870年代中期连续引进钟新记、裕安等华商大股东。1871年，约翰逊第四次函告w·kescoick：“唐景星招揽保险生意甚为得力，他盼望能分给厦门华商两三股谏当保险公司股份，因为中日及华商保险公司的生意主要是同他们做的。他甚至打算把他自己的那一股分一半给其中一人。此外，他希望你手中留有几股机动股份。”
上海独领中国百年风骚
位于上海市中山东一路9号，有着清水红砖墙，双柱外廊的这幢大楼，在1901年前曾是美国旗昌洋行大楼。这座大楼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见证了上海外滩沧海桑田发展的历史。大楼由英国资本通和洋行设计，共3层楼房，外观仿文艺复兴式样。底层为石砌外墙和拱形门窗，顶层共有一大四小共5个尖拱屋顶。楼内房间都高达5米，内部楼梯曲折，木扶手雕花，栏杆十分精致。招商局集团在纪念招商局成立130周年之时，投资上千万对大楼进行彻底修缮，从而复旧归真，体现了外滩浓厚的海派文化底蕴。1846年旗昌洋行将总部搬迁到了这里。旗昌洋行原是美国资本最早侵入中国并依靠走私鸦片起家的商行。美商沙墨尔·罗塞尔于1818年在广州创立“罗塞尔公司”，俗称“老旗昌”。1824年改名“旗昌洋行”。初期主要经营鸦片走私业务，代理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中国推销商品，采办丝茶。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旗昌洋行势力伸入各通商口岸，早期驻华领事几乎都成为旗昌洋行股东。买办商人出身的苏松太道吴健彰也投资该行，成为其七大股东之一。该行后期经营业务范围扩大至建立航运公司、码头、仓库、机器缫丝和焙茶等厂，逐步成为19世纪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机构。旗昌洋行曾在这栋大楼经历了它的黄金时期。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旗昌洋行的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从1870年起，旗昌洋行被迫收缩投资和变卖资产。1877年，旗昌洋行将旗昌轮船公司，连同这座办公室大楼，以220万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轮船招商局。该行的全部业务在1891年清理结束。1901年，轮船招商局重建旗昌洋行大楼。新中国建立后，大楼曾为上海港务监督局、交通部上海海上安全监督局、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所使用，现在由招商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办公。
旗昌洋行大楼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增加，外国轮船可直接驶入内河，到处倾销商品。19世纪后半期，英美商人都以上海为基地，先后成立轮船公司。其轮船航行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侵占了中国长江中下游的航运权益。保险与航运历来如影随形，哪里有轮船，哪里就有保险。一般来说，保险的作用主要在于抵消因海损事故造成的船舶损失，从而保证船运贸易的正常经营。洋商保险同时是它扩张自己在中国的轮运势力、控制华商货运的一个有力手段。船商揽载货运的一个条件是要取得保险公司的承保，没有取得保险公司承保的货物不能承运，没有取得保险公司承保的船舶不能装货。保险同船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船商和货商就受外商的控制。外商的保险公司不给中国货保险，就没有外商船装运中国货；不给中国船保险，就没有货给中国船装运，这是双重的控制。而这些保险行就是这些外国洋行商人办的，他们既办轮船公司，又办保险公司。所以，保险不仅是外商扩张轮运势力的手段，也是控制华商货运的手段。由于每年往来的外国商船很多，欧美商人为了规避海上运输遭遇灾难造成损失，以及防范海盗、战争风险，临时组织会社，承保船只及其运载的货物。1857年10月，英商渣甸致函额尔金爵士：中国五大通商口岸从事贸易的轮船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中国商人的轮船。促成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海上保险制度的好处日益重视，现在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广泛地利用这个制度了。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人自己有像我们一样的保险公司，同时由于外国水险公司当然不承保中国的帆船，其结果是中国商人非常普遍地愿意使用外国船只。这种情形不久将使从事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大受排挤。”
1865年，英政府出版了1862年—1864年《英国领事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中国商人不再雇佣中国帆船了；海上保险的原则消灭了中国帆船。‘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的中国商人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观点在2015年10月北京举办的产业中国年会上，被《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所否定。
凯文·凯利认为是科技引发颠覆：“蒸汽技术200年前做海运的公司都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也是利润程度最高的公司，竞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海运是免费进行运输的，因为当时是用风力海运，没有燃料的成本。当第一艘蒸汽动力轮船出现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对于全球海运公司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蒸汽动力的技术当时还不先进，只能操作比较小的货船，进行短途运输，载运量不但小，而且成本很高，还不可靠。因此缺乏商业价值，没有得到广泛的商业化的应用。然而，尽管如此，但蒸汽船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逆流而上，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只能借助风力顺流而下的现实，这是蒸汽动力的独到优势。但当时站在航运公司来说，这个技术是质量低、风险高，而且边际利润也低，对应的只是小众市场，前途未卜。随着这个技术永不停歇的改进，蒸汽技术日益完善，最终它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了主流技术。所有的风帆运输公司都破产了，而现在世界上现存的海运公司采用的都是来自于蒸汽动力的运输，所以这就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一个给我们启发的技术颠覆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滩让上海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独领中国近代百年的风骚，与美国人爱德华·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869年12月30日，远在日本横滨的金能亨得知工部局亚当士总董，拟对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黄浦花园（今北京东路黄浦公园）的黄浦江西岸，进行某些必要的“手术”，将“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他立即写信给工部局总董F·亚当士先生：“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似于驮马和载重马车。交易所、银行、账房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他们的所在总是商业人员大量集中的地点。航运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尘埃，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纽约堆放他们粗加工产品的堆栈，整个街道满天灰尘，乌烟瘴气。”，“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相当长一段江沿可以开放作娱乐和卫生之用，尤其是在它两岸有广阔的郊区，能为所有来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方便。” 在金能亨的推动下，黄浦江外滩在1870年以后迅速改变面貌，成为上海的景观道路。
西风东进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读物、招商局博物馆和开滦煤矿博物馆，我们都能见到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主人公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唐廷枢。他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一生创办了六个第一：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 ，创办第一家煤矿开平矿务局，创办第一家较具规模的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主持修建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 ；主持钻探出第一个油井；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后人为纪念他，均以他唯一留下的正面半身照片为其塑像。
唐廷枢
唐廷枢30岁之前，一直在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做翻译。在同治皇帝登基的前一年，即1861年，唐廷枢离开海关，到怡和洋行代理生意，这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唐氏家族唐廷枢、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历任怡和洋行四任买办，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1862年，即同治元年，日本人高杉晋作乘“千岁丸”号船到达上海，他亲眼看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认为“中国人没有控制上海的统治权，欧美人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他指出中国衰弱的原因：“乃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这一年的6月26日，《上海新报》一则某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云：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这张报纸广告内容反映出外国的商品已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引发了中国人物质生活时尚的变化。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表现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东方语言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的交融以及保险业的发展。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和美国扬子保险公司的成立就非常能说明这一问题。
1862年7月，恭亲王奕、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聘请英国人赫德讲授英语。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屡次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交涉和贸易往来，特别是《天津条约》规定，条约一律以英文版为准，这种耻辱使清政府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是受欺蒙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863年京师同文馆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师均聘外国人，并相继在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广州和上海设立了分馆。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民俗学家齐如山曾回忆他在同文馆的学习生活：“同文馆乃经曾纪泽等奏请，于同治元年成立，即附庸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只有英文法文。在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附属在理藩院，因同文馆成立，也就归并了这边，共有三国文字。普法战争以后（即德法之战），德国日强，于是又添了德文，我入同文馆之初，还名曰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后来才改写德文二字。”
京师同文馆
在京师同文馆设立的这一年，唐廷枢整整30岁。他和胞弟唐廷庚用广东方言编写了中国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英语集全》。书由广东经纬堂出版。在书的卷首语写道：“这本书是一个隶属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它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该书有“保镖”一项用语，并涉及保险公司的生命保险的内容。
英语集全
1867冬到1868春，不到40岁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王韬漫游了英法等国，他取道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出地中海，经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这趟漫游，使其加深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了解。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提倡维新变法，积极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海上贸易，而海上贸易必然要求保险对其风险给予调剂：“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之善也。”他主张轮船招商局与保险应当“相辅以并行”，“夫运粮（招商局承运漕粮）不过在春时数月耳，其余专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可行之久远，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馁。”因此，他提出在各通商口岸以及世界其他港口，凡我轮船所到之处，设立保险公司，“以中国之人保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若依赖洋人办保险，那么中国只能“寄人篱下，权自被操。”他建议依靠华侨在国外设立保险机构，“保险之利开，为商贾之航海者，无所大损，而华人之利仍流于华人中，而不至于让西人独据利薮。”王韬的保险思想和主张，对中国自办保险，尤其是保险招商局的创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上海到186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成为近代工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外国银行和轮船的主要据点。1860年，香港九龙半岛南端被英国占领，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口岸。这一时期，英美法德荷兰瑞士洋行不断增加，到1865年，上海开设的洋行已经增加至88家。其中英商洋行约占65%，美商洋行6家，德国及荷兰洋行15家，法国和瑞士洋行8家。同时，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洋务运动的兴起，一大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诞生。英美沙俄开始涉足中国航运业，成立榨油厂，兼办保险业务。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商和清政府双重压制下，并在其矛盾之中获得畸形发展。
上海外滩
王韬的保险思想和主张，东方语言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的交融，洋行买办附股兼售保险，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和西方保险业在国内的发展，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
激流中交融
西方保险公司从老牌洋行母体中离析而成为独立企业，并且深入各口岸建立分支机构，外商保险业进入扩张阶段，附属于洋行的和独立于洋行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重要的贸易口岸得到了快速发展，加快了国内保险业发展的进程。1861年前，虽然成立了大量洋行，但有规模保险业务的主要是怡和和宝顺两家实力雄厚的洋行为其代办货运保险。在1861年夏季，美国琼记洋行经过努力，与3家纽约保险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保险业务，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充当美国大保险公司代理人的美国洋行。1862年4月，怡和洋行所属谏当保险公司、宝顺洋行所属于仁洋面保安行、广隆洋行所属香港保险公司，会同上海引港公司行发表公告：“自6月30日起，凡不雇请执有本公司引水执照的其他引水人员引水的船只，本市保险公司即不予承保。” 由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保险业在中国的发展，在同治元年即1862年，外商已经把触角延伸到了内地。英商鼎新及义隆两家洋行在汉口设立了保险代理处。英商法米尔在营口西北河岸设立公司经营航运和保险代理业。从1863年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5家洋行在上海始设保家行以来，旗昌、琼记等洋行陆续在上海、香港设立了扬子、保宁等10多家保险公司。据1873年一份报纸刊载，仅香港一地已有凤凰、宝裕、中外众国（保宁保险公司）、洋海、上海洋子、立华布璐、伦敦积嘉里、中华火烛、香港域多利、香港火烛、于仁和那于聿10多家洋商保险公司。
扬子水火保险大楼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同治时期设立附属并独立于洋行的保险公司，均吸收华商的大量股银。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吸收华商股银始于1857年，为了打开谏当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局面，谏当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开设分行大力吸收华商股份。上海怡和洋行还专门向华商主动让股。此外还运用竞争的手段争招华股。谏当保险公司曾在一份征集新股的公告中宣称：贡献卓著的股东，其预分红利可从原定的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因此，谏当保险公司和香港火烛公司在70年代聚集了很大数量的一批华商股东。1865年，保家行刊布招股章程。其中规定：华人如要搭股合作者，不论股份多寡，都可函商或面商。1867年，唐廷枢附股于谏当保险行，并为公司吸收了大量买办和其他华商的资本。同年11月，约翰逊函告香港怡和洋行经理惠代尔：“我希望把你授权给我处理的谏当保险行十份股份在上海加以分配，以增加这里的生意。……我建议给唐景星一份，他为了开展中国的生意出了大力。”1868年5月，唐廷枢作为怡和洋行买办，极力为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招揽保险业务，并四处向洋商推销该公司的股份。怡和洋行经理约翰逊为此函告上海怡和洋行经理w·kescoick：“唐景星在公司安排分配给中国人的股份以外，还希望推销全部股份50份中的30份。”到12月份的时候，由于谏当保险公司生意不是十分顺手，约翰逊为此再致函上海怡和洋行经理w·kescoick：“我认为，唯一的有效解决办法，只有在小的航运公司和中国的商号当中采取比较广泛的股份分配，我们若不加紧笼络我们这里的雇主们，恐怕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唐景星似乎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拉拢中国的生意。因此，我希望你能考虑把他为我们保险行赚来的利润，分一部分给他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华商。”1869年，保家行资本额为30万两，不久增资为60万两，以至于70年代初不得不限制华商入股。琼记洋行设立的保宁保险公司，在1870年代中期连续引进钟新记、裕安等华商大股东。1871年，约翰逊第四次函告w·kescoick：“唐景星招揽保险生意甚为得力，他盼望能分给厦门华商两三股谏当保险公司股份，因为中日及华商保险公司的生意主要是同他们做的。他甚至打算把他自己的那一股分一半给其中一人。此外，他希望你手中留有几股机动股份。”
上海独领中国百年风骚
位于上海市中山东一路9号，有着清水红砖墙，双柱外廊的这幢大楼，在1901年前曾是美国旗昌洋行大楼。这座大楼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见证了上海外滩沧海桑田发展的历史。大楼由英国资本通和洋行设计，共3层楼房，外观仿文艺复兴式样。底层为石砌外墙和拱形门窗，顶层共有一大四小共5个尖拱屋顶。楼内房间都高达5米，内部楼梯曲折，木扶手雕花，栏杆十分精致。招商局集团在纪念招商局成立130周年之时，投资上千万对大楼进行彻底修缮，从而复旧归真，体现了外滩浓厚的海派文化底蕴。1846年旗昌洋行将总部搬迁到了这里。旗昌洋行原是美国资本最早侵入中国并依靠走私鸦片起家的商行。美商沙墨尔·罗塞尔于1818年在广州创立“罗塞尔公司”，俗称“老旗昌”。1824年改名“旗昌洋行”。初期主要经营鸦片走私业务，代理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中国推销商品，采办丝茶。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旗昌洋行势力伸入各通商口岸，早期驻华领事几乎都成为旗昌洋行股东。买办商人出身的苏松太道吴健彰也投资该行，成为其七大股东之一。该行后期经营业务范围扩大至建立航运公司、码头、仓库、机器缫丝和焙茶等厂，逐步成为19世纪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机构。旗昌洋行曾在这栋大楼经历了它的黄金时期。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旗昌洋行的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从1870年起，旗昌洋行被迫收缩投资和变卖资产。1877年，旗昌洋行将旗昌轮船公司，连同这座办公室大楼，以220万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轮船招商局。该行的全部业务在1891年清理结束。1901年，轮船招商局重建旗昌洋行大楼。新中国建立后，大楼曾为上海港务监督局、交通部上海海上安全监督局、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所使用，现在由招商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办公。
旗昌洋行大楼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增加，外国轮船可直接驶入内河，到处倾销商品。19世纪后半期，英美商人都以上海为基地，先后成立轮船公司。其轮船航行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侵占了中国长江中下游的航运权益。保险与航运历来如影随形，哪里有轮船，哪里就有保险。一般来说，保险的作用主要在于抵消因海损事故造成的船舶损失，从而保证船运贸易的正常经营。洋商保险同时是它扩张自己在中国的轮运势力、控制华商货运的一个有力手段。船商揽载货运的一个条件是要取得保险公司的承保，没有取得保险公司承保的货物不能承运，没有取得保险公司承保的船舶不能装货。保险同船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船商和货商就受外商的控制。外商的保险公司不给中国货保险，就没有外商船装运中国货；不给中国船保险，就没有货给中国船装运，这是双重的控制。而这些保险行就是这些外国洋行商人办的，他们既办轮船公司，又办保险公司。所以，保险不仅是外商扩张轮运势力的手段，也是控制华商货运的手段。由于每年往来的外国商船很多，欧美商人为了规避海上运输遭遇灾难造成损失，以及防范海盗、战争风险，临时组织会社，承保船只及其运载的货物。1857年10月，英商渣甸致函额尔金爵士：中国五大通商口岸从事贸易的轮船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中国商人的轮船。促成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海上保险制度的好处日益重视，现在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广泛地利用这个制度了。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人自己有像我们一样的保险公司，同时由于外国水险公司当然不承保中国的帆船，其结果是中国商人非常普遍地愿意使用外国船只。这种情形不久将使从事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大受排挤。”
1865年，英政府出版了1862年—1864年《英国领事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中国商人不再雇佣中国帆船了；海上保险的原则消灭了中国帆船。‘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的中国商人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观点在2015年10月北京举办的产业中国年会上，被《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所否定。
凯文·凯利认为是科技引发颠覆：“蒸汽技术200年前做海运的公司都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也是利润程度最高的公司，竞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海运是免费进行运输的，因为当时是用风力海运，没有燃料的成本。当第一艘蒸汽动力轮船出现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对于全球海运公司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蒸汽动力的技术当时还不先进，只能操作比较小的货船，进行短途运输，载运量不但小，而且成本很高，还不可靠。因此缺乏商业价值，没有得到广泛的商业化的应用。然而，尽管如此，但蒸汽船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逆流而上，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只能借助风力顺流而下的现实，这是蒸汽动力的独到优势。但当时站在航运公司来说，这个技术是质量低、风险高，而且边际利润也低，对应的只是小众市场，前途未卜。随着这个技术永不停歇的改进，蒸汽技术日益完善，最终它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了主流技术。所有的风帆运输公司都破产了，而现在世界上现存的海运公司采用的都是来自于蒸汽动力的运输，所以这就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一个给我们启发的技术颠覆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滩让上海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独领中国近代百年的风骚，与美国人爱德华·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869年12月30日，远在日本横滨的金能亨得知工部局亚当士总董，拟对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黄浦花园（今北京东路黄浦公园）的黄浦江西岸，进行某些必要的“手术”，将“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他立即写信给工部局总董F·亚当士先生：“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似于驮马和载重马车。交易所、银行、账房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他们的所在总是商业人员大量集中的地点。航运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尘埃，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纽约堆放他们粗加工产品的堆栈，整个街道满天灰尘，乌烟瘴气。”，“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相当长一段江沿可以开放作娱乐和卫生之用，尤其是在它两岸有广阔的郊区，能为所有来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方便。” 在金能亨的推动下，黄浦江外滩在1870年以后迅速改变面貌，成为上海的景观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