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彪文：谁能听得见我的声音？
发布时间：2016-01-22 09:49:25 作者：赵守兵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赵守兵
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北岛
诗人北岛在其《三不老胡同1号》一文中写道：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
搬家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
“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
“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还有谁能听见？”
北岛文中叙述的俞彪文，出生于192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该系设置的相关课程中已经有保险章节的内容，因此，在学生时代，他已经了解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毕业后，俞彪文就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
年轻的俞彪文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他没有追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而是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并且参与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
由于俞彪文毕业于名校，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考虑问题周到，办事细腻，对待工作十分负责，因此担任了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的负责人。这期间，他积极参与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多次周到细致地组织了全国的保险工作会议。
由于俞彪文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因此还受到了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的好评。
1957年，俞彪文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积极主动地提出了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但是受到时局影响，他却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对于这种平白无故的诽谤，正直的俞彪文哪里能接受得了？同年7月22日，他终于不忍屈辱，“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从家中跳楼自杀。
尽管是从四楼跳下的，楼层并不是很高，邻居听到消息，第一时间久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医院也全力以赴抢救了3天，但是俞彪文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终年31岁。
之后，俞彪文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畏罪自杀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公职自然也被开除。
北岛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是：
“1958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八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五十年代，新中国保险事业刚刚起步，向计划经济转型，自然遇到了诸多问题，就像今天的转型一样，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在操作层面出现了违背保险事业发展规律的失误。当时的报刊，根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比今天还要麻辣，设有“读者来信”专栏。该专栏有表扬稿，也有批评稿。如强迫农民参加耕牛保险问题，发布虚假误导性的广告宣传，在开展牲畜保险中的单纯追求数字，不耐心向群众解释政策，看到牲畜就登记，以坏保好或一听畜主说就给保了险等现象，相当严重。又如处理赔款不及时，影响了农民生产，同时也引起群众的不满，以及管理中存在的朝令夕改等等问题。
俞彪文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俞彪文的父亲俞颂华，曾任上海《申报》总编。1920年和瞿秋白赴苏俄，采访列宁；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曾掩护瞿秋白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秘密住在家中。后时局动荡，而俞颂华从未肯就范于当局，因此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
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特邀俞颂华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俞在德国同学）约他到南京办报，许以汽车、洋房，他嗤之以鼻，并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同年，他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应邀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该院新闻系主任。
1947年夏秋以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扩大内战规模，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俞颂华忧愤交集，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
俞颂华逝世后，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所送的挽联，用十二个字对他作出评价：“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黄炎培在悼文中称其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俞彪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那么，俞彪文为何自杀呢？
经查阅，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上面刊发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其中有俞彪文的发言，内容如下：
“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
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俞彪文的发言，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没有任何错误。但是，若是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否被领导和同事们接受呢？
沉冤终得昭雪
俞彪文的妻子郑珍毕业于重庆大学经济系，是马寅初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的业务骨干。俞彪文去世时，郑珍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经批准，她携4岁的长子俞梅荪和1岁的幼子，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
随后，全国保险业停业，公司全部撤销，郑珍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至退休，1986年去世。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郑珍携俞梅荪上访，遇见了久违20年的诗人北岛的父亲赵济年，当时赵济年任公司国内业务处处长。
经过查阅俞彪文档案，做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
几经争执与周折，俞彪文档案结论中再次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的字样。
1979年，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俞彪文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海淀区民政局按照俞彪文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
人民保险总公司发给郑珍500元补助款，她用此款把俞彪文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赵守兵
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北岛
诗人北岛在其《三不老胡同1号》一文中写道：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
搬家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
“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
“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还有谁能听见？”
北岛文中叙述的俞彪文，出生于192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该系设置的相关课程中已经有保险章节的内容，因此，在学生时代，他已经了解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毕业后，俞彪文就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
年轻的俞彪文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他没有追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而是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并且参与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
由于俞彪文毕业于名校，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考虑问题周到，办事细腻，对待工作十分负责，因此担任了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的负责人。这期间，他积极参与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多次周到细致地组织了全国的保险工作会议。
由于俞彪文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因此还受到了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的好评。
1957年，俞彪文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积极主动地提出了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但是受到时局影响，他却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对于这种平白无故的诽谤，正直的俞彪文哪里能接受得了？同年7月22日，他终于不忍屈辱，“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从家中跳楼自杀。
尽管是从四楼跳下的，楼层并不是很高，邻居听到消息，第一时间久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医院也全力以赴抢救了3天，但是俞彪文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终年31岁。
之后，俞彪文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畏罪自杀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公职自然也被开除。
北岛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是：
“1958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八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五十年代，新中国保险事业刚刚起步，向计划经济转型，自然遇到了诸多问题，就像今天的转型一样，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在操作层面出现了违背保险事业发展规律的失误。当时的报刊，根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比今天还要麻辣，设有“读者来信”专栏。该专栏有表扬稿，也有批评稿。如强迫农民参加耕牛保险问题，发布虚假误导性的广告宣传，在开展牲畜保险中的单纯追求数字，不耐心向群众解释政策，看到牲畜就登记，以坏保好或一听畜主说就给保了险等现象，相当严重。又如处理赔款不及时，影响了农民生产，同时也引起群众的不满，以及管理中存在的朝令夕改等等问题。
俞彪文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俞彪文的父亲俞颂华，曾任上海《申报》总编。1920年和瞿秋白赴苏俄，采访列宁；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曾掩护瞿秋白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秘密住在家中。后时局动荡，而俞颂华从未肯就范于当局，因此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
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特邀俞颂华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俞在德国同学）约他到南京办报，许以汽车、洋房，他嗤之以鼻，并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同年，他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应邀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该院新闻系主任。
1947年夏秋以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扩大内战规模，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俞颂华忧愤交集，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
俞颂华逝世后，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所送的挽联，用十二个字对他作出评价：“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黄炎培在悼文中称其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俞彪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那么，俞彪文为何自杀呢？
经查阅，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上面刊发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其中有俞彪文的发言，内容如下：
“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
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俞彪文的发言，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没有任何错误。但是，若是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否被领导和同事们接受呢？
沉冤终得昭雪
俞彪文的妻子郑珍毕业于重庆大学经济系，是马寅初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的业务骨干。俞彪文去世时，郑珍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经批准，她携4岁的长子俞梅荪和1岁的幼子，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
随后，全国保险业停业，公司全部撤销，郑珍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至退休，1986年去世。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郑珍携俞梅荪上访，遇见了久违20年的诗人北岛的父亲赵济年，当时赵济年任公司国内业务处处长。
经过查阅俞彪文档案，做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
几经争执与周折，俞彪文档案结论中再次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的字样。
1979年，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俞彪文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海淀区民政局按照俞彪文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
人民保险总公司发给郑珍500元补助款，她用此款把俞彪文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