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是可防可治一种恶性肿瘤,发达国家因为普及了筛查,其发病率降低了90%。但是在我国,发病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现象。
防治宫颈癌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做好。单纯靠医院做不到,我希望能联合其他领域来做,比如和保险业的合作。如果能够使宫颈癌的发病率降低,不仅是医疗界的成功,也是保险界的成功。毕竟大多数人选保险,并不是为了得到赔付,而是不得病。
国外的宫颈癌疫苗上市已经近十年了,临床研究做了十多年,结果是非常肯定的,可以预防宫颈癌,但不是百分之百。宫颈癌的发病原因90%以上是和HPV感染有关,这个疫苗主要就是针对HPV病毒的,不到10%的宫颈癌和这个病毒没关系,对于这部分人疫苗没办法防御。
去年新上市的疫苗最新的类型是九价,九价的意思就是只能够防御HPV病毒里面的9个亚型,实际上HPV病毒是有上百个亚型。所以疫苗不会全部预防宫颈癌的发病,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受益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科肿瘤科室副主任医师 李宁
我认为保险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重疾险。
在重疾险的理赔中,只要是客户被诊断为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就会进行理赔。但与恶性肿瘤的理赔不同,在心血管类疾病中,必须要达到某种程度,重疾险才会理赔。
心脏外科涉及的手术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冠脉搭桥、主动脉置换、心脏移植、瓣膜置换。在重疾险的赔付中,开胸的手术,赔;不开胸,不赔。以前,这些手术都是开胸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些疾病不需要开胸也可以治疗了,那么,重疾险的条款是不是也应该改一改,尤其是在理赔的限定条件方面。
——北京阜外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 谢涌泉
颅脑肿瘤发病率相对比较低,跟胃肠、肺部的肿瘤比要差很多。颅脑肿瘤多数都是恶性的,而且病人得病以后,通过治疗病人产生并发症,生活质量下降。脑部是人体生命中枢、神经系统的中枢,受到影响以后容易产生并发症,肢体活动、生活质量都会非常差。虽然发病率比较低,但是给病人带来的危害比较大。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在我的执业过程中,我觉得最需要帮助的并不是所有的病人,是那些最基层的病人,最底层的、农村的、打工的,他们能报销的药费不足,但是这个病造成的家庭经济压力非常大。所以我想保险业的精英们能不能和我们联合起来,设计出一种方案,针对收入最底层的病人,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北京天坛医院脑外科主任医师 耿素民
我国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大概是30多万,但是现在满足的也就是几千个。很多患者在等待移植器管过程中就去世了、心脏的来源是更加短缺的,肝脏如果保存好,可以到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相对来讲还会好一点。
随着国家卫计委这几年工作的开展,现在器官移植基本上已经摒弃了以前的死囚犯供体,现在都是公民去世后主动捐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通过大家的努力,2015年通过捐献获得的器官将近3000多,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目前的捐献比例跟欧美的一些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做器官移植手术,手术前的治疗,就是说作为一个肝病的治疗,是医保可以报销的,做完移植手术以后,长期的服用免疫剂,是国家的医保可以报销的。但是中间这段环节,肝脏移植,花费最多的时候,国家是不管的。这部分是商业保险的空间。
——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医师 寇建涛
我们国家医生对保险的了解还不是特别深刻,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80、90%的人是靠医疗保险,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上班,都是给你上五险一金。
去年去美国我就比较了一下整个医疗体系,和我们确实是差别很大。在美国,只要你有工作,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有七八家保险公司可供选择。个人的收入薪水高,就可以买更好更全的保险,在国内,部分人会在医保之外选择一些商业保险,但是这个比例还是远远的不足。这个跟医疗体制,包括医疗体系是相关的。
我们国家的保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低水平、广覆盖,真正老百姓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就觉得杯水车薪。现在好多家庭因病致贫,或者是最后病治好了或者是没有治好,经济上都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丁云生提出的重疾不重这个概念非常好,适应了时代的潮流。
医学的发展非常快,保险的条款没有及时地与时俱进,我们做的一些手术,腔镜手术已经是无孔而入了。新技术创伤小,虽然花费多一点,但是病人获益最大。如果没有被条款覆盖,是很遗憾的。
——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马华崇
甲状腺癌其实是一个基本上不要命的癌,因为甲状腺癌分四个类型,四个类型里面95%以上是乳头状癌,几乎所有的乳头状癌十年、二十年的生存率都是在90%以上,几乎是不死人的。
真实的发生率来讲,任何癌症都不可能比得过甲状腺癌。为什么说比不过甲状腺癌呢?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周围,只要是体检,每年肯定会发现几个甲状腺癌,没有人说会发现几个肺癌的。
对于甲状腺癌患者来说,通过早诊断和有疗治疗,一般都能存活。一般甲状腺癌从来不用5年生存率来衡量,而用10年、20年生存率。对保险公司而言,重疾险覆盖了甲状腺癌,它的赔付率比较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 张宗敏
作为医生,医生的培养机制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个问题形成了医生之间的差异。现在不断的有一些同行跳到体制外,自己独立执业的也有,有办自己医生工作室的也有,有不少的人是在体制内下海。医生跳出体制究竟是下海还是上岸,这是一个定义。首先医生是不是需要跳出这个机制,需要多少人跳出这个机制,这是一个平衡。再有一个,鼓励不鼓励医生跳出体制,这个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导向。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楚长彪
中国的高端民营医院是需要保险的,现在我办的就是中医肿瘤医院。我感觉很多人的费用很多,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肯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在我的病人群里面,买商业保险的人不太多。站在保险公司的层面,我曾经让我负责医保部门的经理主动找国内的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现在还盯着外资医院和高端医院,在商业医疗保险合作方面,普通的民营医院好像没有关注。
——普祥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总裁 阎衡秋
这两年来移动医疗的投资非常热,好大夫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早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经历了整个行业从原来不为人知,没有人关心到逐渐变热,到现在是过热。2016年是什么样子,我们拭目以待。到底是像有些人说的会死一大片,还是说留存下来的将会趋同,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 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