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险的历史深入人心——评《保险史话》
发布时间：2016-02-19 11:38:52 作者：高星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高星
有史以来，其实也是有始以来。当下，中国保险的历史研究，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潮。对中国保险史的研究从一开始，便倾注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心血。
如果说保险史毕竟比银行史发展的要晚，保险史的研究也同样短暂。但1989年上海社科院出版了《中国保险史志》；1998年中国金融出版了《中国保险史》；2005年当代世界出版了《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如今，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了《保险史话》。一路下来，在有关中国保险史研究的书籍中，呈现出了史志、史书、图史、史话等各种文本的丰富、立体的构成。
特别是《中国保险史》是当代中国保险史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当时由几十位颇具威望的保险前辈和保险史志专家、学者，经过六年的努力，在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保险史的著述，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受益匪浅，我们如今都习惯将《中国保险史》称之为“绿皮书”。而大型历史图志《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可以说是中国保险史承上启下的巨作，其实该画册是在之前的《中国保险历程》基础上再版的。该书在保险历史文物史料图片整理上，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开创，如果文字还可以口口相传的话，那该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以致我们在今天还在一次又一次从该书中盗图。我认为：这两本书在中国保险史研究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沿历史脉络，前有保险专家撰写的《中国保险史志》抛砖引玉；后有老保险从业者的开山之作《中国保险史》，以及新一代媒体人立业之作《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如今《保险史话》是标志以保险学会为统筹的更多年轻一代保险历史研究者参与的专业呈现。
史话的文体就是要求对史事以叙述的形式进行介绍，具有科普性、故事性、趣味性等特点。《保险史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尽管由于该书存在体例统一的要求，在字数上有所限制，但正如编写者在后记所言：该书本着两个原则：一是学术的严谨性，以史实为依据，客观记述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二是生动的故事性，力求通过具有现场感的情节，再现历史的真实，简明地展现一个行业的来龙去脉。
我非常欣赏该书的文体风格，总是在每一章节的开篇，甚至是每一段落开头部分，就以定语的陈述句形式给出一个史实的定义，清晰明了，而且简洁有序。如：“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保险业的繁荣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着手草拟保险法。”；“1958年9月，湖南长沙召开了养猪保险现场会议。”等等。
肯定客观的语句，体现了学术的科学。接着在后面丰富的展开有如宽银幕般的史诗巨献，也有如打开珍贵的历史画卷，色彩纷呈，而又不眼花缭乱。在严谨的表述下，在史实的客观呈现中，读者又可以产生自己的认知和感悟。
《保险史话》非常注重人物的刻画，作为人物个体的故事折射历史鸿篇的细节。如在《史带的保险传奇》一节中，写道：“史带的性格颇具冒险特质，参军原是希望能派到海外作战。不过他很快发现机会渺茫，这让酷爱浪迹天涯的史带感到十分沮丧。……筹划去上海碰碰运气。”；在讲到太平保险创立初期，陶听轩到欧洲考察时讲道：“（他）新生男孩尚未满月，爱人产后尚未复元，……在瑞士再保险公司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对他提出在华业务分入要求迟迟不予答复，后与英国劳和社潜心交流……”；在讲到文革时期9名保险工作小组时，还详细讲到先后在西交民巷原金城银行老洋楼、三里河财政部大楼办公的场景。细节决定真实，情景再现才会让人感同身受，身临其境。
我在人保陈列室接待政府和企业参观者时，时常有一个印象：大家对保险成立于1949年都很惊讶，在他们的感觉中，似乎保险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与国际接轨，才开始把西方的商业保险引进中国。大家不明白在建国初期，工商、税务、海关等重要机构还没成立，怎么保险在银行成立的前后脚就成立了？而且，保险这一商品概念似乎和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也不相符，为何保险在当时可以畅通无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保险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保险的初创时期，其自身有着天然的红色基因，这绝对是中国独有的保险历史特色。此书编纂者也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隆重地单列一章《红色保险》，加以介绍，这在中国现有的各种保险史书中可算首次，体现了编纂者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大胆鲜明的历史观。
书中介绍：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保险创建于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大纲》。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44年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开展义和仓运动，建立救济事业，提倡牲畜保险合作社。这是共产党在执政区的保险意识的推广和建设。而在当时保险事业发达的上海、重庆等地，地下党更是直接在保险公司内部开展着接收、改制、建立的前期准备工作。正是因为有谢寿天、郭雨东、孙文敏、蒋学杰（谢寿天夫人）、林震峰、吴越等等一大批来自上海、重庆等地的白区，有着保险专家身份的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抛头颅洒热血的开展地下工作，才会有日后和来自北方延安、山西等地红区的财经干部南汉辰、胡景澐、关学文（三人俗称“南胡关”）、孙继武等的汇合，最终成为人民银行与人民保险的早期领导者；才会有在1949年9月建国前期，召开的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大会；才会有了可歌可泣的现当代中国保险史。
《保险史话》一书的出版，为今后在中国保险学会的带领下，继续编纂《中国保险通志》、《中国保险史》构建了基本的框架和准备。实话说，我也看到了书中存在的瑕疵，一是在前面章节有关国外保险史介绍的比重显得稍多，二是在1979年之后至今的章节中，文笔显得过于“正气”、“高大上”，缺少了“趣味”、“调皮”。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
□高星
有史以来，其实也是有始以来。当下，中国保险的历史研究，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潮。对中国保险史的研究从一开始，便倾注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心血。
如果说保险史毕竟比银行史发展的要晚，保险史的研究也同样短暂。但1989年上海社科院出版了《中国保险史志》；1998年中国金融出版了《中国保险史》；2005年当代世界出版了《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如今，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了《保险史话》。一路下来，在有关中国保险史研究的书籍中，呈现出了史志、史书、图史、史话等各种文本的丰富、立体的构成。
特别是《中国保险史》是当代中国保险史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当时由几十位颇具威望的保险前辈和保险史志专家、学者，经过六年的努力，在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保险史的著述，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受益匪浅，我们如今都习惯将《中国保险史》称之为“绿皮书”。而大型历史图志《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可以说是中国保险史承上启下的巨作，其实该画册是在之前的《中国保险历程》基础上再版的。该书在保险历史文物史料图片整理上，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开创，如果文字还可以口口相传的话，那该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以致我们在今天还在一次又一次从该书中盗图。我认为：这两本书在中国保险史研究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沿历史脉络，前有保险专家撰写的《中国保险史志》抛砖引玉；后有老保险从业者的开山之作《中国保险史》，以及新一代媒体人立业之作《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如今《保险史话》是标志以保险学会为统筹的更多年轻一代保险历史研究者参与的专业呈现。
史话的文体就是要求对史事以叙述的形式进行介绍，具有科普性、故事性、趣味性等特点。《保险史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尽管由于该书存在体例统一的要求，在字数上有所限制，但正如编写者在后记所言：该书本着两个原则：一是学术的严谨性，以史实为依据，客观记述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二是生动的故事性，力求通过具有现场感的情节，再现历史的真实，简明地展现一个行业的来龙去脉。
我非常欣赏该书的文体风格，总是在每一章节的开篇，甚至是每一段落开头部分，就以定语的陈述句形式给出一个史实的定义，清晰明了，而且简洁有序。如：“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保险业的繁荣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着手草拟保险法。”；“1958年9月，湖南长沙召开了养猪保险现场会议。”等等。
肯定客观的语句，体现了学术的科学。接着在后面丰富的展开有如宽银幕般的史诗巨献，也有如打开珍贵的历史画卷，色彩纷呈，而又不眼花缭乱。在严谨的表述下，在史实的客观呈现中，读者又可以产生自己的认知和感悟。
《保险史话》非常注重人物的刻画，作为人物个体的故事折射历史鸿篇的细节。如在《史带的保险传奇》一节中，写道：“史带的性格颇具冒险特质，参军原是希望能派到海外作战。不过他很快发现机会渺茫，这让酷爱浪迹天涯的史带感到十分沮丧。……筹划去上海碰碰运气。”；在讲到太平保险创立初期，陶听轩到欧洲考察时讲道：“（他）新生男孩尚未满月，爱人产后尚未复元，……在瑞士再保险公司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对他提出在华业务分入要求迟迟不予答复，后与英国劳和社潜心交流……”；在讲到文革时期9名保险工作小组时，还详细讲到先后在西交民巷原金城银行老洋楼、三里河财政部大楼办公的场景。细节决定真实，情景再现才会让人感同身受，身临其境。
我在人保陈列室接待政府和企业参观者时，时常有一个印象：大家对保险成立于1949年都很惊讶，在他们的感觉中，似乎保险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与国际接轨，才开始把西方的商业保险引进中国。大家不明白在建国初期，工商、税务、海关等重要机构还没成立，怎么保险在银行成立的前后脚就成立了？而且，保险这一商品概念似乎和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也不相符，为何保险在当时可以畅通无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保险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保险的初创时期，其自身有着天然的红色基因，这绝对是中国独有的保险历史特色。此书编纂者也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隆重地单列一章《红色保险》，加以介绍，这在中国现有的各种保险史书中可算首次，体现了编纂者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大胆鲜明的历史观。
书中介绍：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保险创建于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大纲》。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44年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开展义和仓运动，建立救济事业，提倡牲畜保险合作社。这是共产党在执政区的保险意识的推广和建设。而在当时保险事业发达的上海、重庆等地，地下党更是直接在保险公司内部开展着接收、改制、建立的前期准备工作。正是因为有谢寿天、郭雨东、孙文敏、蒋学杰（谢寿天夫人）、林震峰、吴越等等一大批来自上海、重庆等地的白区，有着保险专家身份的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抛头颅洒热血的开展地下工作，才会有日后和来自北方延安、山西等地红区的财经干部南汉辰、胡景澐、关学文（三人俗称“南胡关”）、孙继武等的汇合，最终成为人民银行与人民保险的早期领导者；才会有在1949年9月建国前期，召开的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大会；才会有了可歌可泣的现当代中国保险史。
《保险史话》一书的出版，为今后在中国保险学会的带领下，继续编纂《中国保险通志》、《中国保险史》构建了基本的框架和准备。实话说，我也看到了书中存在的瑕疵，一是在前面章节有关国外保险史介绍的比重显得稍多，二是在1979年之后至今的章节中，文笔显得过于“正气”、“高大上”，缺少了“趣味”、“调皮”。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