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王松灵：人才培养应纳入医改顶层设计
发布时间：2016-03-09 10:32:32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建议，不再把医疗收入作为考核附属医院医生的指标，以达到让他们专心教学、培养优秀医生的目的，进而逐渐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尽早将医学人才培养纳入到顶层设计中去。”在政协分组讨论中，王松灵称。在他看来，医改的目的是为了给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王松灵说，老百姓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是确实存在看好医生难的问题。好医生是怎么来的？王松灵说，毫无疑问是从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医学院校包括完成基础学习的校本部和完成临床培养的附属医院两大部分。其中，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校的必然组成部分，大部分附属医院是水平较高的公立医院。在目前的医改中，附属医院也在积极参与，但出现的问题就是忽略了附属医院的“特殊性”。
王松灵称，国际国内的发展经验表明，附属医院的定位是诊治医学疑难病症、培养医药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引领学科发展。这一特殊的定位就意味着它与普通的医院并不相同，而且在改革的方式上也应当有所创新。
王松灵认为，目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存在许多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重医轻教”。他说，因为临床带教的直接经济利益微不足道，附属医院广泛存在教学意识淡薄、重医轻教的问题。
“因为医疗收入是考核指标，所以大家都去玩命挣钱了，谁还愿意好好教学生呢？”王松灵坦言，因为附属医院同时要承担医院医疗、教学和科研三方面的工作，压力远远大于一般公立医院，几乎全部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但是待遇却偏低，并且大多需要自己挣医疗收入后的提成。“比如规定医生的提成比例是10％，那挣100万，他就能得10万，利益攸关，他当然会去使劲挣钱了。附属医院的医生有特殊性，他还承担着临床教学的任务，如果他一心想着挣钱，不只影响他自己，还会影响好几代，因为潜移默化，学生们的观念也会变化，不想着给病人看病，只想着挣钱。”
王松灵介绍说，国际上医卫人员的工资待遇一般是公务员工资的3至5倍，并且80％是保底，20％是激励调节，可是我国医卫人员的工资待遇平均只是公务员工资的1.5倍，与医卫人员长学制、负担重、责任大的现状不匹配。正因为没有保底工资，或者保底工资很低，所以许多医卫人员才需要靠自己挣钱。
王松灵认为，造成“号贩子”猖獗的原因除了技术方面的，比如信息联网、挂号实名制等，重要的还在于合格的高质量医生短缺。“仅仅靠让已有的好医生多看病人只是杯水车薪，有的医生一个上午恨不得挂100个号，每个病人2分钟也看不完，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王松灵说。
如何通过附属医院的改革破解国家医改中的难题呢？王松灵建议，首先重新对其进行定位，把附属医院作为公立医院中特殊的一类实行分类管理，明确它的定位是“解决临床疑难病症，医学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引领学科发展”，并设置专门的考核评价指标，重点考察附属医院医生临床解决疑难病症的能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不再考核医疗收入。
其次，加大对附属医院的支持力度，在医疗、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效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从事医教研工作的人员待遇的提升，实行年薪制，确保待遇固定保底，与所从事的医疗收入脱钩，保证其主要精力放在医教研本位工作上。王松灵说，全国大约有150所医科大学，每所大学一般有5个附属医院，如果真的把这些附属医院医生的人才培养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医生就不愁了，也就从根本上破解了“看病难”的问题。
（摘自《京华时报》）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建议，不再把医疗收入作为考核附属医院医生的指标，以达到让他们专心教学、培养优秀医生的目的，进而逐渐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尽早将医学人才培养纳入到顶层设计中去。”在政协分组讨论中，王松灵称。在他看来，医改的目的是为了给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王松灵说，老百姓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是确实存在看好医生难的问题。好医生是怎么来的？王松灵说，毫无疑问是从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医学院校包括完成基础学习的校本部和完成临床培养的附属医院两大部分。其中，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校的必然组成部分，大部分附属医院是水平较高的公立医院。在目前的医改中，附属医院也在积极参与，但出现的问题就是忽略了附属医院的“特殊性”。
王松灵称，国际国内的发展经验表明，附属医院的定位是诊治医学疑难病症、培养医药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引领学科发展。这一特殊的定位就意味着它与普通的医院并不相同，而且在改革的方式上也应当有所创新。
王松灵认为，目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存在许多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重医轻教”。他说，因为临床带教的直接经济利益微不足道，附属医院广泛存在教学意识淡薄、重医轻教的问题。
“因为医疗收入是考核指标，所以大家都去玩命挣钱了，谁还愿意好好教学生呢？”王松灵坦言，因为附属医院同时要承担医院医疗、教学和科研三方面的工作，压力远远大于一般公立医院，几乎全部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但是待遇却偏低，并且大多需要自己挣医疗收入后的提成。“比如规定医生的提成比例是10％，那挣100万，他就能得10万，利益攸关，他当然会去使劲挣钱了。附属医院的医生有特殊性，他还承担着临床教学的任务，如果他一心想着挣钱，不只影响他自己，还会影响好几代，因为潜移默化，学生们的观念也会变化，不想着给病人看病，只想着挣钱。”
王松灵介绍说，国际上医卫人员的工资待遇一般是公务员工资的3至5倍，并且80％是保底，20％是激励调节，可是我国医卫人员的工资待遇平均只是公务员工资的1.5倍，与医卫人员长学制、负担重、责任大的现状不匹配。正因为没有保底工资，或者保底工资很低，所以许多医卫人员才需要靠自己挣钱。
王松灵认为，造成“号贩子”猖獗的原因除了技术方面的，比如信息联网、挂号实名制等，重要的还在于合格的高质量医生短缺。“仅仅靠让已有的好医生多看病人只是杯水车薪，有的医生一个上午恨不得挂100个号，每个病人2分钟也看不完，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王松灵说。
如何通过附属医院的改革破解国家医改中的难题呢？王松灵建议，首先重新对其进行定位，把附属医院作为公立医院中特殊的一类实行分类管理，明确它的定位是“解决临床疑难病症，医学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引领学科发展”，并设置专门的考核评价指标，重点考察附属医院医生临床解决疑难病症的能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不再考核医疗收入。
其次，加大对附属医院的支持力度，在医疗、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效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从事医教研工作的人员待遇的提升，实行年薪制，确保待遇固定保底，与所从事的医疗收入脱钩，保证其主要精力放在医教研本位工作上。王松灵说，全国大约有150所医科大学，每所大学一般有5个附属医院，如果真的把这些附属医院医生的人才培养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医生就不愁了，也就从根本上破解了“看病难”的问题。
（摘自《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