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星熙 陈国庆
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安”）是在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秘密机构——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大”）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一家保险公司。1943年6月“民安”成立董事会，开始受理保险业务，同年11月正式营业。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总公司由重庆迁至上海。 1949年底，“民安”国内机构全部停止营业并宣告清理；1953年5 月清理结束。“民安”的中共党员遵循党的指示，团结全体职工共同努力，胜利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这段时期的所有任务。但香港“民安”仍继续经营和发展扩大。据2009年12月22日香港《大公报》消息，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正式易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香港）有限公司，旗下成员公司有太平保险控股、资产管理（香港）、证券控股（香港）、民安保险（中国），并在澳门、英国、新加坡、新西兰、印尼、日本等设立分支机构。公司业务涉及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养老保险、资产管理、再保险、再保险颇问、投资控股等。杨延修是“民安”创立和上海“民安”清理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
杨延修
战火中淬炼
1942年4月，党组织要求“广大”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加速资金积累，壮大经济力量，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当时的重庆已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高速发展。那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频繁轰炸，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时外资保险公司多数先后歇业，沦陷区的保险机构和人员纷纷迁到重庆。由于政府一再限制新设银行和钱庄，游资流向保险业。同时国营保险机构也迁到重庆，民营保险公司纷纷成立，总公司也多设在重庆。一时间，重庆的保险机构多达五十余家。“广大”党员一致认为，“广大”已有实力转入金融保险业，于是作出筹组保险公司的决定。这一决定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
1933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合影（右一为杨延修）。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务种类较多，但战时物资保险大部分为国有保险公司控制，只有民营企业物资、木船运输等是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对象。创办保险公司的组织和业务比较简单，因此银行和大企业纷纷创办保险公司。“广大”只有与银行和大企业合作，才能较快地获得资金和市场份额。
“广大”决定创办保险公司后，立即开始寻找理想的合作对象。首先请出知名的爱国人士杨经才先生，他原在上海美商美兴保险公司任职，又是上海职业届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被日本人通缉后转移到重庆，任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太平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经他介绍，“广大”请海商法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魏文翰相助，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也同意参与合作。卢作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1926年创办民生轮船公司，打破了外资垄断，挽回了长江航运权利，对发展民族航运起了先导作用。他又在四川兴办造船等多项实业，是太平和兴华保险公司董事，还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他出面发起组建保险公司，在政商界都有号召力，并且有利于推动业务发展。之所以取名“民安”是因为卢作孚先生认为“该保险公司之职责应侧重于人民物资之安全保障，故命名为 ‘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39年，广大华行部分主要成员合影。前排左三为杨延修。
经过一年多筹备，最终确定“民安”的总股本10000股，每股1000国币，共计1000万国币，“广大”和“民生”各认购一半。“民生”在重庆争取到四川金融界头面人物刘航琛、何北衡、康心如等入股。除“广大”在重庆争取到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刘子馀、四川天府煤矿公司经理孙越崎、重庆电力公司总经理浦心雅、陶胜百以及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等入股外，还争取到云南省商会会长严燮成、昆明市商会会长周润苍、昆明市银行行长李澄宇、昆明汽车公司经理凌志扬、昆明市新药公会会长侯佩青、昆明市长裴存藩等入股。1944年5月，“民安”在昆明设立分公司，杨延修担任经理，葛宇赓任副经理。
1943年6月，“民安”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卢作孚为董事长，吴晋航、魏文翰、杨成质和杨延修为常务董，刘航琛、童少生、杨经才、康心如等为董事，邓华盖、陶胜百、汪石清、裴庆馀为监察，董事会聘请杨经才为总经理，卢绪章为副总经理；推荐谢步生为财务处长；陈鹤（鸣皋）为业务处长；王应麒总务处长。
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事实证明，“民安”董事、监事会所以能顺利产生，是“广大”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党办的企业社会层次提高了，经营活动的领域也扩大了。与这么多上层社会人士合作办企业，不仅结识了众多党外新朋友，也为党的秘密工作增添了保护色彩，有利于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特别是董事、监事会和总经理人选的确定，不仅符合双方投资人的意愿，也为公司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为党的隐蔽战线题词。
红色血脉
1943年7月1日，“民安”对外受理保险业务。“民安”筹备期间，“民安”在重庆闹市区新建一幢三层办公楼。开业之初，民生实业公司的50余艘轮船的运输险业务统归“民安”承保，初步奠定了坚实的业务基础。不久，“民安”在四川制糖中心内江市设立了分公司，聘请糖业公会负责人为经理，承揽糖业运输及各厂的水、火保险，随后又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宜宾等地先后建立了分支和代理机构。公司业务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大后方保险行业的一支新秀。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
1944年12月1日，原全国救国会执委，重庆中兴、民安、华联保险公司总经理杨经才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原救国会领导和保险界同仁无不悲痛悼念。重庆市保险同业公会，中兴、华联保险公司和原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罗叔章、章乃器、王炳南、陶行知、何惧、刘清扬、杨修范、史良、沙千里、胡子婴等，于1945年 1月13日在重庆《大公报》刊登公祭杨经才的启事，公祭在民族路罗次寺举行，大会由沈钧儒主持。
杨经才先生长期投身救国运动，是著名的救国运动领导人之一，对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1943年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被捕后，他不顾个人安危，联系有关同志，共同出面奔走，设法营救。他积极响应宋庆龄、何香凝的呼吁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否则自愿进监狱与“七君子”一起坐牢的倡议，同时亲切慰问沙千里等的家属并做了妥善安排。1937年杨经才在上海被日本人通缉，经组织营救转移到重庆继续参加抗扫救国活动，并为开拓我国新兴的保险业务做出了重要贡献，保险业同仁对他无限敬佩和感激。
总经理杨经才因病去世后，公司常务董事会推举卢绪章继任总经理职务。为了加强中共“广大”地下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上级将程恩树调来担任公司业务处副处长，程恩树曾在宁绍水火保险公司任职，是党在上海保险业的第一任书记、上海保险业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陈鹤（鸣皋）当时任业务处处长，他曾任职于上海保太保险公司，熟悉各类保险业务，经验丰富。1946年，陈鹤晋升为协理，业务处处长由程恩树担任，协助卢绪章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萎缩，物资匮乏，政府滥发纸币支撑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为了保证“民安”资金和保费盈利，公司兼做一些黄金、美钞买卖，又以“民安”同仁福利名义，开设由王应麒任经理的民益商行，从事土特产购销业务，所获利润用来补贴职工，改善生活，以期让大家能安心工作。
1944年日寇垂死挣扎，大有入川之势，“广大”党组织指示，对公司内的党员和领导骨干妥善安排，同时公开宣布公司不会轻易离开重庆。
1944年5月，冯玉祥将军为民安保险公司题词。
扩大经营 迎难而上
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准备迁回南京，各机构纷纷准备派员东进，上海成为全国财政、金融中心。经党中央同意，“广大”总行和“民安”总公司决定迁移上海以扩大经营。8月初杨延修通过当时新任上海市政府卫生局长俞松筠关系，以市卫生局接收专员的身份，搭乘上海市政府接管专轮“民权”号抢先返沪，争取到宝贵时间，杨延修还利用过去由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处长杨昌龄委任的上校参谋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取得很多方便。杨延修到沪后即从原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租下该公司大楼底层（外滩一号）的全部房屋用于办公。1946年2 月，上海“民安”正式对外营业。当时外资保险公司首推美商，他们携巨额资本卷土重来并占领我国保险市场。而以官僚资本为背景的保险公司凭借自己的政治后台和经济地位，垄断了部分保险业务。再加上法币不断贬值，国民党政府一再修颁法令，保险公司需一再增资，而保险公司为争揽业务，用各种手段拉拢保险经纪人。 “民安”要在如此局面下开拓业务，站稳脚跟，实非易事。总公司根据当时形势，及时调整扩大分支机构，将汉口、重庆、天津三个分公司改为华中、华西、华北三个区公司，紧接着又设立南京、广州、青岛、沈阳、吉林、长春分公司或代理处，总公司派出干部或聘用当地较有声望的人负责经营。这样做不仅能更好地与外商竞争，也有利于党建立地下据点，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民安”又紧紧依托“广大”和“民生”的进出口贸易，开辟国外保险业务。
早在1944年，周恩来审时度势，指示“广大”党组织把经济活动领域拓展到海外去，及时扩展国际贸易。这也为“民安”开辟了新的领域。“民安”与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建立了合约分保关系。周恩来的指示使公司走活了棋子，在同业中独树一帜，后来居上，令人刮目看。1946年初，“民安”又将其附属企业民益商行扩充为独立经营的民益运输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由“民生”副总经理、“民安”监察童少生（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任董事长，王应麒为经理。公司拥有汽车、驳船等多种运输工具，设有两处仓库，建立了陆、海、空联运网络。民益公司为客户代办运输保险，因手续简便，服务周到，公司吸引了大量客户，促进了“民安”业务的发展。1947年，为吸引更多的保险经纪人协同承保，“民安”又设立了联安保险公司，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朱介成任总经理，“民安”会计处处长谢步生任总稽核，与“民安”总公司同址办公。“民安”还投资大安保险公司，使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上海分局书记刘晓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将“广大”总行业务重点南移香港，“民安为也派出专员沈日昌到香港筹建分公司，有“广大”香港分行经理梁次渔任经理，沈日昌任副经理，当年即开张营业。“民安”香港分公司与广州分公司互相呼应，又与“广大”内外贸易业务相辅相成，绩效显著。到1948年，“民安”已扩股到20万股，资本总额为2亿国币，扩大了20倍。1949 年，上海解放。民安总公司按原定计划办理停业善后事宜，并在香港组建“香港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当局办理申请注册，并由梁次渔任董事长、石景彦为总经理、沈日昌为经理。1949年10月1日，公司宣告成立。1951年，公司改由国家金融部门领导，孙文敏出任总经理，沈日昌任协理。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接办了新中国成立前香港“民安”全部业务的基础上，又有了大的发展。在抗美援朝时期，外商保险公司不受理我国大批量进口物资的运输保险，香港“民安”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8，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经刘晓请示中央后决定，“广大”总行宣告停业，所有200多万美元资金全部移交华润公司，张平、舒自清留港主持华润公司，国内各地“广大”一律办理停业事务，党员负责同志到解放区从事新的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对党外人士投资的股金、股息和红利一律清退给股东，职工从优发给遣散费，党员所有股金、股息和红利等全部上交党组织。1953 年民安保险公司在处理了未了的保险业务后，5月2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批准民安保险公司宣告清理结束。
运营中经验启迪后世
“民安”是“广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经济实体，在大陆存续时间并不长，但却是党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要据点，不但为党培养了一批保险金融骨干，还为党筹措提供了活动经费。在与香港华润公司合并时，“广大”一次性上交资金200多万美元，按当时牌价约可兑换黄金15417.32公斤；同时，也为我党与民族工商业者、党外人士合作经营经济事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广大”和“民安”运作上的成功，主要归因是认真执行了党中央正确方针和战略。
二是“民安”紧密结合当地经济情况，任用一批素质较好的干部担任分支机构领导，使得公司能迅速站稳脚跟，拓展业务。
三是保险业务一定要和实体经济结合。“民安”和卢作孚的“民生”紧密合作，互相配合。“民生”为客户代理“民安”的保险运输业务，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从而赢得了更多客户；当“民生”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民安”及时伸出援手，予以帮助。
四是根据各个时期形势发展，适时调整经营方略。例如，当“国统”通货膨胀时，公司及时经营黄金、外汇、美钞业务，既保证了资金安全又增加了盈利。当公司壮大后，又及时结合本身业务情况从国内业务向国外业务发展。在分支机构布局上，根据干部队伍情况及时作调整，既稳定了队伍，又拓展了业务。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从创办到清理停业，有些经验对目前上海保险市场的拓展工作可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民安成立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歇业清理时，也处于战时状态。因为经济困难，自然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加上官僚资本也杀入保险市场，而外资公司又虎视眈眈，“民安”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状况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卢绪章、杨延修等人不愧是中共党内最早熟悉市场经济的商业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红色资本家”。他们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崇高理想的革命者；忠诚于党，坚定跟党走，坚守党的秘密，为党保管和筹集经费，无怨无悔，无私奉献；在地下特殊战线工作几十年，出污泥而不染，为民安产物保险公司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将会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