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擅长投资理财的文化名人不少，像康有为依靠炒地炒房致富、梁启超通过股权投资发财，胡适则属于不擅投资的一类，基本没有资金投资增值的渠道。作为一代宗师的胡适，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唯独对金融很少涉猎，人寿保险却是个例外，他在上世纪30年代几次提到人寿保险。
胡适1917年回国到北大担任教授之后的10余年，是他人生的“黄金十年”，薪资收入和版税收入颇丰。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的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联经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对胡适在北大的待遇做过统计，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胡适的年薪3360元，按美元折算相当于3300美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年薪多700余美元。胡适的稿酬和版税收入更让人吃惊，他在1928年12月14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亚东图书馆的版税稿酬清单，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的版税稿酬收入，仅以亚东一家为例，年均达到3300元，几乎等于胡适在北大一年的薪资。亚东图书馆之外的没有计算在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个月内就再版了。仅此一本书，到1923年第9版为止，胡适就有6600元的版税收入。把胡适列为当时的中产以上阶层一点不为过。胡适的收入主要花费在租赁宽敞的住所、接待亲朋好友的来访以及资助青年英才方面。由于缺乏理财意识，中年之后的胡适，经济上比较拮据，甚至在美国住院时靠借款支付医疗费。这位徽商的后代，基本上没有遗产留给后人。台湾教育学家罗家伦在1962年3月13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胡适留给妻子的遗产情况：墓地我们都主张在研究院内，闻胡夫人近又犹豫。胡先生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不禁让人感觉悲凉。
国内保险业一直引用胡适的一段话：“保险（原文为保寿）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很多人质疑这段话是否真出自胡适之口，多位保险业的朋友也向我求证。在胡适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文章中的确没有这段话，这段话又确实是出自胡之手，它来源于胡适未刊的手稿中，始作于1930年3月5日，后被收录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这篇手稿围绕保寿（即现在所说的人寿保险）的意义展开，开篇时胡适简单谈及了未雨绸缪、积谷防饥是预计未来的事情，父母不必为儿孙做牛马也不应该让儿女做父母的牛马，父母要准备将来等观点。接下来，胡适在论述保寿的意义之前有一段铺垫的话，原文是这样的：“生在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应该学一点新时代的新伦理。新伦理的最小限度有这几点：
第一，自己要能独立生活，生不靠朋友，死不累子孙。
第二，我对子女应该负教养的责任，这是我自己尽责，不希望子女将来还债。
第三，今天总得预备明天的事，总要使明天的境况胜似今天。
要做到这几点，只有储蓄的一个法子。储蓄的种类很多，保寿便是今日世界最通行的一种方法。”
这段文字之后就是那段保险业人士热衷引用的话。
手稿的结尾，胡适说明了写这篇短文的缘由：一位姓邵的朋友，原先从事宗教事业后来改行做人寿保险，恳请他说几句提倡人寿保险的话，胡适应允。“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当年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一句话，胡适的朋友不仅有总统，有走卒，也有人寿保险的业务人员。这是胡适首次提及保险。
这之后，在公开的文字记载中胡适还有几次提及保险。
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有一个“人寿保险”专刊，1933年4月9日这期专刊里，刊有胡适的一幅题词，在人们对人寿保险还比较陌生的年代，胡适可谓开风气之先。题词的内容如下：人寿保险含有两种人生常识。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做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做疾病时的计划。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微细的金钱，只须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在当时民族保险业不发达，国外保险公司占据市场优势的情况下，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请胡适题词可谓煞费苦心，而胡适欣然接受与他在中国推行社会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理念分不开，名满天下的胡适等于给人寿保险做了一次代言，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生活多年更易于接受保险理念的缘故。
胡适在1935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再一次提到保险：“到浙江兴业银行，到中孚银行，把寿险费及书籍保险费还了。”这说明胡适投保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他日记中提到的浙江兴业银行和中孚银行都是当年中美合资的泰山保险公司的股东。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到美国纽约定居，直到1958去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10年胡适经济上更是入不敷出。当他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时，医疗费也没有着落。他曾想过要在美国购买保险，但被拒之门外。对此，他感慨地说：“美国资本主义很坏，我这个年纪大了后，我想保险，他们嫌我年纪大，嫌我心脏病。”
缺少投资理财意识的胡适之所以对人寿保险情有独钟，我想除了朋友的熏陶、美国生活的影响之外，估计与人寿保险独有的慈善救助色彩契合了他毕生追求的人权理念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