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江南五城，表面上五脏俱全，与一般政府架构没什么太大区别，但这些由草台班子搭建的“政府”，显然不具备根植于基层民众的“毛细血管”。
作者：（加）卜正民
翻译：潘敏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5年10月
定价：29元
□禾刀
卜正民以江南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和崇明五城为研究样本，分别对应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五个不同主题，深入观察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五个“分镜头”除了搁置了政治的宏大叙事、尝试触及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鲜有涉及的“空白”地带外，还在于以更加“平静”的心态视角，解开了沦陷区人性面目的矛盾复杂性。
“宣抚班”的“中国通”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日军铁蹄迅速蹍向江浙一带，江南城市相继沦陷，合法政府要么被摧毁要么逃亡，背后留下一片片权力真空。匆忙之中日军大量派遣“宣抚班”。“宣抚班”溯源于唐朝的“宣抚使”。单从名称上看，日军派遣“宣抚班”，意在视沦陷区为日本的地方，其主要职能当是安抚对战争高度恐慌的中国人。
“宣抚班”看似“中国通”，实际上大多不过是在中国有过几年工作的肤浅经验，与中国基层政治工作经验并不等同。“宣抚班”成员大多对中国人有源自骨子深处的蔑视，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救世主”。自认为高中国人一等的“宣抚班”不太可能以应有的谦卑去观察、理解、尊重中国人。
一些地方的“宣抚班”似乎曾试图释放一些善意。“宣抚班”成员熊谷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的“努力”。“宣抚班”到达嘉定头12天，先后“治疗了196位病人”，当地百姓甚至送来了“鸡、蛋等礼物”。只要想想那些令中国人最无法忘怀最无法忍受的疼痛，“宣抚班”的所谓善意立马显得苍白无力。嘉定沦陷头三年即从1937到1939年，被日军杀死的居民分别为8031人、3720人、332人。如果生命朝不保夕，别说是鸡和蛋，任何更加贵重之物均可能被百姓“慷慨”地用来“感谢”日本人。
心怀鬼胎的机会主义者
当“宣抚班”既无法解决弥补权力真空政权的合法问题，也无法为被占领者提供生命安全和必要生活保障时，“宣抚班”只是构建了介入于日军与中国人之间的虚假缓冲地带——表面看被占领者没作太大的抵抗，但那只不过慑于日军军事的淫威。
卜正民强调，之所以会“选择研究合作问题，不是开释或谴责那些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人，而是试图稍稍转移抵抗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叙述”。
与日军合作的中国人主要有两类：一是社会边缘人物，二是被日军胁迫的社会精英。对于这些人，卜正民很容易便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机会主义者。除了专注于这一“机会”本身所创造的利益，机会主义者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什么作为。被日军扶持的“‘维持会’里充斥着边缘化的头面人物，他们不喜欢与其中任何人一同工作”。日本并非愚笨不知，只是确实难以招徕到有实力的社会精英。
卜正民认为这一“困惑”的出现，主要在于战争突然取得的成果让日军有些措手不及，所以日军迫切希望有新的力量，能够按照自己意愿第一时间填补国民政府留下的那些真空。或因如此，“宣抚班”每到一地，总是“急于求成，只想匆匆找几个凑成一个班底”。
日军扶持起来的伪政府表面上具备主要政治架构，但很难开展有效工作。事实上，“中国的合作者和日本人都将合作看作是一种工具，前者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是想利用合作者，为其长期占领至少提供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借口，而中国的合作者除了借此逃避日军的屠刀外，也不乏一些“失意”之人希望借此实现人生的“伟大”转折，比如一度活跃于“大道政府”的苏锡文。既然是乌合之众搭建的“草台班子”，自然不可能达成理想初衷。如“‘维持会’在确定居民身份方面，几乎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只对每张良民证能卖五分钱感兴趣”。抛开日军的破坏因素，各自心怀鬼胎的合作者，从骨子里就缺乏一种构建合法政府的内动力。
复杂的人性、道德
在战后的叙事中，抗争总是成了振奋人心的主旋律。然而，在沦陷区，对于更多普通中国人而言，或许只能努力寻找一丝苟安的生存缝隙。
王承典是卜正民着重书写的矛盾人物。王承典既敢公然违抗日本人，干涉粮食物供应，但又会建立“自治会”妓院，甚至进入国际保护区征召中国女人为日军提供服务。“他在明妮魏特琳的眼皮底下从金陵女子学院挑选年轻姑娘，接着又在金陵大学故伎重演”。很难将王承典简单地归入哪一类人，从他身上我们唯独看到了人性道德的复杂性。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身处沦陷区，每天面临生与死的痛苦煎熬，但“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占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己手中”。这既可以看成是必胜信心的自觉表露，也可以说是对合法政府的呼唤，当然更是对国人治国根深蒂固理念的自觉传承。
在描写“占领政府”时，卜正民形容所有一切“看上去完全是一件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形象概括了抗战初期江南五城，表面上五脏俱全，与一般政府架构没什么太大区别，但这些由草台班子搭建的“政府”，显然不具备根植于基层民众的“毛细血管”，几乎不可能真正赢得中国人的支持。他们所能做的仅是充当日军的占领工具，并以此换取自己的苟安，当然他们会捎带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作为统治者的日本人，与作为合作者的中国人事实上的同床异梦，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实际只是在一个“伪合作”的框架下，象征性地完成各自的工作。
有必要提及的是，合法政府也并非天生就会受到民众的欢迎。日本投降后，一些先期飞赴南京接收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昧着良心劫收金子、房子、女子、车子和位子……结果南京民众对国民党异常失望，甚至在审判周佛海时，“法庭内外万头攒动”，许多人还为周佛海欢呼。显然，合法政府如果不能顺应民心，同样可能沦为人工制品，并为民众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