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主动作为，科学应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打破思维定势、转变思想观念，实现对老年人才资源的“二次开发”。因此，我们有必要丰富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正确看待老年人口，承认老年人不但曾经、而且仍在继续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着贡献，包括老年消费、老年纳税、老年投资、老年人力资本投入等。在笔者看来，老年人口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社会共同的财富，老年人口普遍具有知识、技能、经验和声望优势。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中，我们应倡导老有所为。
所谓“老有所为”就是指健康老人在退出劳动岗位后，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为家庭和社区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先举两个老有所为的典型例子。一个是著名快餐品牌肯德基创始人哈兰·山德士，40岁时才进入快餐业，几经坎坷，62岁时才创立肯德基品牌。还有一个我国自己的例子，“褚橙”的创始人褚时健，73岁时才开始种褚橙。这两个例子说明，老有所为是可以实现的，做得好的话，不但可以“有所为”，还可以“大有作为”。
在我国倡导老有所为，具有传统和现实基础，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也有国际经验可供借鉴。
在传统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些讲老有所为的诗句，群众耳熟能详、深入人心、易于接受。
就现实而言，老年大学、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从主观和客观条件看，很多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身体条件是允许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的，本人也有这方面意愿，实际工作效果也不错，比如最近几年很火的“北京朝阳大妈”，协助警方发现了多起明星吸毒案，被网友誉为“中国的中央情报局”。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香港地区开展的“积极乐颐年”活动、新加坡的雅乐妇女会组织、美国的家庭朋友喘息项目等，都可以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因此，倡导老有所为是具有可行性的。
倡导老有所为，需要做到：一是营造文化氛围、提高社会认同，承认老年人在家务劳动、家庭照料、治安维护、环境保护等方面为家庭和社会做出的贡献；二是建立市场机制、加强政府引导，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不强制、不搞一刀切，尊重老年人自身的意愿，这样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提升知识技能、融入社会潮流，这主要是针对老年人说的，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工作，可以近距离感受社会发展、体验科技进步，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阳光心态都具有正面作用；四是完善法律政策、推动贯彻落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倡导老有所为，需要打破几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打破唯GDP论，老有所为不能简单理解为生产性劳动，所谓“生产性劳动”就是指能带来GDP的生产活动，经济学理论已经阐明GDP核算在很多方面是有遗漏的，比如家务劳动，比如很多能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愉悦身心的阅读、艺术创作、文化传承等活动，是无法用GDP这个单一指标核算的，但不能否认这些活动对家庭正常运转、老年身心健康和文化传统接续等起到的正面作用；二是打破有偿劳动论，老年人参与社会工作，获得收入并不是唯一目的，也不是主要目的，用老百姓的话讲，老年人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唠唠嗑，也就是老年人更多需要的是精神慰藉和人文关怀，因此政府的工作应主要放在搭建老年人相互交流、参与社会服务的平台上，而不是简单地提供工作岗位上；三是打破挤占年轻人工作岗位论，一方面，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知识结构、经验阅历、身体条件全然有别、完全不同、相差悬殊，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难以形成实际竞争，另一方面，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创业，还可以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吸纳年轻人就业。
倡导老有所为，还需要推动实现几个转变：一是从“精英型”老有所为向“大众型”老有所为转变，也就是说老有所为不能只局限于老干部、老教授、老专家，要从政治经济和专业技术领域向社会各方面转变；二是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向广大老年人群的主观愿望转变，激发老年人群的主动性；三是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向实现积极老龄化转变，“积极老龄化”就是指能够正确看待和积极对待老龄化这个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生理过程，在为家庭和社会做出力所能及贡献的同时，健康生活，快乐老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最后，老有所为既是广大老年人群的主观需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
具体到保险业，一方面，应把握大趋势，开发适合老年人群的保险产品，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有2.13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5.5%，这一庞大的群体既需要商业保险提供保障，也是值得挖掘的一座富矿；另一方面，在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从满足老年人群的人文关怀需要出发，为他们搭建交流平台、提供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在提供增值服务的过程中，增进老年人群对保险的了解、对公司的认同、对服务的感受，以口碑传播的方式在他们的下（下）一代形成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