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建国后国务院中没有授衔的将军之一；1933年，25岁的他担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有着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勇气；1945年，37岁的他担任临清市长，夙夜在公，不辱重托；1947年，39岁的他作为“南下干部”的一员，飘蓬万里，夙兴夜寐；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保险专家，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是财经专家，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
他就是贝仲选。
他把自己一生的热血和智慧都浇灌在这片炽热的土地，赤胆忠魂写华章。
贝仲选
烽火岁月
贝仲选，1908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黄屯村。父母务农，家境还过得去。
1916年贝仲选开始在本村读私塾；1924年在巨鹿县于家庄第三高小读书；1927年，贝仲选考入河北冀县省立第六师范学习。直隶第六师范学校建立于1923年，因省内已有五所师范，遂称六师。校址在冀中南关二铺村，占地90多亩，校园环境优美、幽静清雅，吸引了周边30余县的青年学生前来投考就学。1926年秋，中共北方区委在六师组建了党支部，传播革命火种，在学生中秘密散发党的“地下”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传播马列主义、中共主张和新思想。贝仲选思想进步，勇于接受新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党支部组织六师师生先后掀起五次反帝反封建的学潮，都被破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河北省委让范若一到北平工作，他到北平接上组织关系后，与郭恒金、贝仲选等共同做学运、工运工作，为北平抗日救亡运动贡献了力量。
1930年，在河北冀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的贝仲选与同学合影。第二排右边第一人为贝仲选。
1933年10月成立的中共保属特委，贝仲选担任书记。考虑到白色恐怖严重，行动起来格外谨慎。特委转移到保定以东数十里的白洋淀内活动。
1934年，阳春四月的一天。安平县通往深县的南北大道上，一辆马车正疾驶而行，车上坐着两个客商模样的人，这就是保属特委书记贝仲选和刘国生，两人装扮成皮毛客商，专程前往深县周龙华村找卢森林联系枪支弹药之事。他们要找的卢森林是深县一位开明绅士，同情革命，曾与刘国生同在保定求学，两人过从甚密。其家中曾养过护院家丁，家中存有枪支。贝中选说明借枪来意，卢森林慨然应允，随即借了套筒枪10支、盒子枪1把、撸子1支，另有3000发子弹。他们将枪支弹药打成皮货样式装车。有了枪支，武装随之建立。属保属特委直接领导，由十二人组成的特务队就在那一天成立起来了，以陈屯窑厂为根据地，四处出击。一开始主要在安平、饶阳、深县一带活动，随即处决了一名作恶多端的叛徒，由此打响了安平县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第一枪。
1938年8月，冀南区党委为加强宁晋县抗日斗争的领导，派行署财经处长贝仲选来宁晋任抗日政府县长，主政宁晋县的封建势力头子贺伟极力反对，并组织一些封建士绅在东汪村强行阻拦，拒绝贝仲选莅宁。9月22日，陈再道司令员亲率骑兵团护送贝仲选来宁，在小河口一带突破封锁进入宁晋县城，宣布宁晋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并将贺伟带回南宫革职反省。随后贝仲选和工委书记一起在原战委会基础上，迅速建立各区政权任命区长，组建基干游击队，健全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抗日斗争全面开展起来。
1944年1月，贝仲选被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后为党校研究室副主任。1945年6月，担任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研究室主任。
1945年8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拟收复临清。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行政会议决议，划临清城区为临清市，成立市政府，直接归办事处领导，委任贝仲选为临清市市长。9月1日，临清城区解放。9月2日，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通令：“刻临清已被我克复，经本处行政会议决定，划临清城区为临清市，由办事处直接领导”，贝仲选随即上任，为临清市第一任市长。上任伊始，他致力于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发动赎地运动、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反奸诉苦，建立人民区街村政权组织。他忙着为临清新的文化教育事业、城市建设事业奠基，忙着为工业、商业贷款，开辟商贸市场，着手临清商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贝仲选虽然担任临清市市长仅两个月，但在当时却是临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签署发布的文告常常贴在街头巷尾，更因为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类集会和民众生活中。他高高的个头、老成持重、为人和蔼的形象，临清一些健在的高龄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1945年11月2日，贝仲选担任冀南行署第一支署专员；1947年6月，组织调贝仲选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后勤部办事处主任。
1947年6月，冀南第一批南下干部整装待发。这支由800余人组成的队伍，在队长叶蠖生、政委王志杰领导下，贝仲选、张春山等为支队负责人。6月底从太行山出发，七月渡过黄河，八月下旬到达大别山区。在稍事休整后，第一批南下干部便投入紧张的人员分配工作。11月，部队南下贝仲选任鄂豫皖行署财经处处长。1948年11月，贝仲选任豫皖苏分局临时支前委员会委员，负责指挥各分区支前工作。
1949年4月，贝仲选任皖北行署财经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运输大队政委。7月，皖北行署财政处会计训练班成立，贝仲选兼训练班主任。11月底贝仲选被中原局和刘邓总部任命为桐柏区行署副主任，尚未及到任，由于新的形势和工作的需要，中央命他于12月随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频繁的职务变动背后，是贝仲选忙碌的身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的只是任劳任怨，服从组织需要，忠诚担当。
保险生涯
1953年5月，贝仲选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
1954年1月31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贝仲选为财政部部长助理。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隶属财政部管理。
1955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建的办公大楼在天宁寺路（现在的月坛北小街）落成。大楼共有5层，高台阶。大楼落成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西郊民巷108号迁到这座大楼里办公。在办公大楼的马路对面，是公司职工宿舍。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西式的单元楼房围起一个中式的四合院。院子有大半个足球场大，院子中间是个大花坛。院子里一共12个单元门，里面共住着100多户人家。当时公司的领导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包括总经理贝仲选，副总经理张蓬、孙继武等。公司职工也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总经理们的家里与普通职工一样用蜂窝煤烧水做饭。
据保险公司的同事，后担任人保总经理的秦道夫回忆说：“贝仲选总经理有时在大院门口遛弯，碰上卖水果的小贩，他会买一些水果、糖送给在门口玩耍的小孩子们。记得有一次我也领着孩子在大院门口玩，碰上卖水果的小贩，贝总买了水果送给我的孩子。”
1955年7月9日贝仲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正确贯彻国家保险事业方针》。文中写道：“我国的国家保险事业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而服务的。五年多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已先后对国有企业，县以上合作社的财产和乘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实行了强制保险；并在城市里开展各种自愿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在国家保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保险公司的领导思想上有主观主义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对小农经济的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以经验不足，在业务发展上也曾发生过盲目冒进的偏差，特别在农村保险方面，有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为了纠正这一偏差，1953年以后，曾经结合农村‘反五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保险业务部门暂时停办了农业保险，同时整顿了城市保险业务和初步整顿了国家保险机构，使保险工作得到了初步的改善和提高。为了实现国家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国家根据五年多国家保险工作的实践和苏联国家的先进经验，确定了今后数年内国家保险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5年8月10日，贝仲选在北京主持了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第一次还本抽签大会。
1956年，第一次海外保险公司总经理会议与会者在总公司大门前合影。第一排左6为总经理贝仲选。
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召开海外保险公司经理会议。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泗水即已设立了分公司和支公司，在当地经营保险业务。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机构宣布接受北京领导，成为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和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的海外机构。1956年第一次海外保险公司总经理会议上，经理、副经理们汇报了他们在海外的工作和保险业务开展的情况，人保总经理贝仲选在公司大楼礼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并讲话鼓励。
在1956年3月31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暂行规则》。中国贸促会在外贸、商业、工业、农业、运输、保险以及法律方面的人士中，选任21位委员组成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并由这些委员兼任仲裁员。贝仲选作为保险专家入选其中。1956年4月2日，由冀朝鼎主持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贝仲选参加了会议。
1956年第五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后，财政部领导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保险工作，提到了法定农业保险的事，毛主席指示：“愿保就保，不愿保就不保。”周恩来总理在一旁也说道：“过去办的急躁了，冒进了，现在又要办，切记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谨慎。”1956年5月，财政部上报国务院有关法定农业保险的文件中指出：法定保险的好处是普遍投保，保险费收入大，局部地区受灾，可以在全国范围分摊灾害损失，这样可以从低厘定保险费率，减轻群众负担，而且由于普遍投保，可以简化保险手续，节约人力和保险费用。但我国目前和苏联不同，不具备法定保险条件，只能推行自愿保险形式，即愿保就保、不愿保就不保的原则。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考虑试办法定保险。原本要推广前苏联法定农村保险业务的打算因此被放下了，依旧维持自愿保险。
面对困难的形势与局面。1956年6月，人保公司召开21个省市分公司经理临时会议，总经理贝仲选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要求大家统一认识，坚决贯彻执行。会议并对1956年的任务数字作了调整，牲畜保险由原定计划承保960万头改为700万头；生猪保险改为部分地区试办，不计任务数字。
言传身教
贝仲选对家人对子女要求很严，处处带头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在60年代初困难时期，贝仲选已经在财政部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的供给是有保障的。据贝仲选的小女儿贝燕嫣回忆说：“母亲和外婆都因为饥饿吃不饱，身上有水肿现象。二姐住校读书，因为吃不饱一次偷偷跑回家，怕父亲看见，就躲在橱柜里偷偷吃窝头。”
“我们做子女的听到父亲在家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要搞特殊化，在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都要向高标准看齐，而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贝燕嫣说。
贝仲选家里买了一台17寸的彩电，那时候彩色电视机很是稀少。楼里的孩子，还有大院里的孩子都来看电视，周末的人就更多。谁来都欢迎，家里大门总是敞开的。
当时财政部给每位副部长都配有专车，上下班完全可以使用。但贝仲选平时几乎不用，只有开会或者有紧急的事情采用专车。孩子们更是从来没有坐过。
贝燕嫣说：“父亲本来答应给二姐买了一辆自行车，不料买回来后，他自己骑着上下班。”“我们姊妹三个穿的衣服，也是大的穿完，给小的穿完。我从来没有新衣服穿，总穿着两个姐姐退下来的，但当时觉得只要衣服干净整洁已经觉得很满足了！”贝燕嫣接着说。
“每到周末的时候，父亲有了时间，我们姊妹三个围在周围，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故事。父亲总是勉励她们三个将来要到祖国的边疆去，去云南、新疆、西藏支援祖国的建设。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去了陕北，一个去了东北。”
贝仲选1957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8年12月至1961年4月，贝仲选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党委书记、校长；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1960年8月至1961年5月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1961年1月，任华北局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6月26日，贝仲选病逝于北京。
贝仲选用毕生精力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执著精神，忠贞不渝地坚守了一名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