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富
在我的记忆里，那应该是1970年以后的事。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只准养猪和鸡，人们只能从鸡屁股里掏俩蛋，年底卖头猪为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做经济后盾。如养了牛、羊、兔等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要割掉。因为养猪不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于是，家家都有猪圈，猪圈里都要养一头猪。养猪不仅能为家里挣取一挂花油，还能赞粪挣取工分。
养到可以卖的猪，只能卖给公社食品收购店。个人没权利杀猪，就是杀了也没人买得起猪肉吃。至于交到公社食品收购店的猪，到哪儿去了，没有农民去考虑。因为猪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也是我们交学费的主要指望，所以到公社食品站交猪的记忆太深刻了，虽然那并不是多么美好的记忆。
公社食品收购站并不是每天都给农民开放的，我们那儿只有单日才收购猪。父亲要提前一个月就要算好卖猪的时间。冬天没有青草吃，天又冷，猪很容易掉膘。娘开始舍得老本用谷糠和豆粕喂猪了，催肥生猪。要知道一斤猪的价钱可以买好几斤地瓜干的。卖猪的前一天，猪还可以吃到一顿地瓜干和地瓜叶煮熟的“最后早餐”。
卖猪的那天早上，天还不亮，为了增加猪的分量娘天蒙蒙亮就要起来喂猪，不给猪喂稀的，只吃稠的；猪一泡尿和屎可是好几斤呢。娘帮父亲把猪装进粪篓里，那头肥猪吃饱了蜷卧在脚轮车的粪篓舒服得不住哼哼唧唧。贪睡的我正迷迷瞪瞪睡觉，听见娘和父亲说：“咱这猪膘色这么好，不知道能不能过上二级？”父亲声音里带着愁绪：“膘色好并不等于能验上级别。这事咱不是没经过,食品站里的人全靠手摸；万一验不上级别咋办呀？”，那时候卖猪是要验级别的，卖猪钱也是按级别计算的。
父亲推着脚轮车，在后边推，我在前边给父亲拉着。走了十几里的山石路，来到一个叫寨子的食品收购站的时候，天还没大亮呢，前面已经有十几辆车子，我们将车排在后边，在腊月的寒风里等待。
太阳已升得老高了，还没有开始验猪。过磅地坐在磅秤后面漫不经心地抽着烟。那个验等级的“官”坐在房间里和几个人说闲话，他用高喉咙大嗓子牛皮哄哄地表示：在这一方院子里他和过磅的是权力至上的人物。他故意用等待的焦灼折磨这些巴不得快点把猪卖掉的庄稼人。庄稼人等急了，眼看失望得没办法，相互询问：几点钟开始？其实，在这院子里就没有时间概念，那个验等级的嘴里说出的时间就是法定的时间。猪拉屎了，那么大一堆，娘今天早上喂那么多的精食都白费了。我看着猪没心没肺的拉屎不添还人，心疼自己卖了猪买支钢笔的愿望又要落空，伤心自己今早都没吃饱，省下来的饭到在猪槽里喂它，并不能指望它增加几斤分量。
这等待的时间里父亲还去公社种子站买过菜种，还去看了化肥的价格，准备卖了猪后买化肥；终于开始收猪了。前边传来了争吵声，有一个人刚来就要交猪，要插队。后边的人不让，因为他和六岁的儿子已经排了一早上的队了。最后，那个后来的人还是先交了，还验了个一级，因为他是一个村大队书记的儿子，和过秤的认识。每个排队等着卖猪的人都紧张和急切，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没有权势和地位，唯盼验猪的心情好给自己的猪能验个好等级，过秤的发善心，别在斤两上上耍手脚，这样辛辛苦苦喂养一年就能落几个钱，他们都等着用这一笔钱来支付一家人一年的种子化肥和紧要的开销。
那次我家的猪验了个二级，因为验猪的人和我是一个村的。于是我家的猪也跟着沾光。我家的猪是那天排队交的猪里唯一一个二级，他们都是三或四级，他们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和父亲。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虽然三十多年过去，父亲也走去世30多年了，但童年卖猪记忆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尘封的记忆。
（作者单位：人保财险山东省淄博市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