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磊
高星加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后，一直从事杂志工作。出于职业习惯，比较关注有关保险历史的问题，同时喜欢收藏有关保险题材的文物。平日在转古玩市场时，见到一些保险文物，也顺便买下来。从2000年至今，高星收藏了有几百张老保单和近百张老保险广告画，收获颇丰。
随着收藏的保险文物增多，高星一边对保险文物整理，一边逐步开始对保险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2009年他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老保单》，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保险文物收藏的图录书籍。
随着近年参与公司完成司史文化系列丛书出版的编纂工作，高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保险人和保险文物，自然而然地对保险历史研究有了一定规模，于是，萌生了再出版一本图文结合的有关中国人民保险历史的书籍，作为他从事保险生涯27年的纪念，也是他个人向中国人民保险诞生67周年的献礼。
随心之作 灵感勤奋使然
《时间的梳子》对于高星而言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章节和主题的命题之作，反而更似灵感的浑然天成之作。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恰是一个逐步完善随心之作的写作过程。
“我密集地采访了大量的、不同层级的保险人物，占据一手材料。用亲身经历的人讲述，还原历史真相，做到亲切的现场感。”据高星介绍，他先后采访了所有健在的中国人保的历任总经理，包括秦道夫、李裕民、马永伟、孙希岳、唐运祥等；采访全国各地的著名老保险，如王永明、赵同生、吴越、孟庆树、刘薇、刘恩正、魏润泉、徐振彬、徐福林等；甚至包括已经去世的中国人保老领导的家属：南汉宸的孙子南昌明、胡景澐的女儿胡豫明、谢寿天的女儿谢中中、赵济年的儿子赵振开（北岛）等为本书写作提供素材。
同时，高星也走访请教中国保险业历史研究家及收藏家：姚庆海、郝演苏、童伟民、王安、成继跃、林振荣、赵守兵、陈国庆、王珏麟、唐国纲、方磊、黄牛、张茂春、荣志晓、张天福、李志强、刘润和等。他表示，正是在学术上有诸多专家的支持和指导才使这本书更有深度更客观真实。
《时间的梳子》，高星表示这样具象性的书名就是取综述、梳理之意。“我一般对一条线性的专题有系列收藏和研究的偏好，比如农险、办公地点、标识、文化理念、苏联保险的影响、消防和保险等等，这都是在阅读保险史时，发现并产生写作的冲动的结果。”
高星认为这样使得历史线索更清晰，对比更鲜明，呈现的历史演变轨迹更一目了然。“我尽量让我的笔触接近历史的深层，有所发现和归纳，有再现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作用，保持接地气，不是罗列现有的概念，杜绝高大上。甚至，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到感悟，也融入其中，是一部个性化的史书。”
阅史探微 领受感恩与敬仰
在采写《时间的梳子》时光中，高星有着诸多难忘的往昔记忆：高星某次到人保集团前任总经理秦道夫家拜访，秦道夫提及人保办公地点曾在东交民巷也短暂存在，“我当时正写此专题文章，但第一次听说这个地点，我意识到这将是对人保办公地址迁徙历史的一次翔实的修正。我亲自跑到东交民巷寻访，发现那座民国老建筑还在，我十分激动，拍照下来。这不仅使我有关人保办公地址变迁的文章丰富、准确了许多，而且在今年人保司庆活动中的宣传片及宣传卡片的制作、报纸、微信的传播、地铁灯箱的广告都得以采用。”高星至今对此兴味盎然。
高星于采访中比这更大的发现不一而足：人保历任总经理，在以往的人保各种历史书籍和纪念画册中记载缺失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后时期的总经理任职情况，“我一直以为，是人们有意回避当时的负责人是“极左路线”的军代表。但我在网上一篇有关纪念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行长李绍禹的文章中，发现有关他在六十年代曾担任中国人保总经理的描述。我找来中国人保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文件，在文件抬头上也有当时负责人李绍禹的签名。可见，当时人保的总经理确实是非他莫属，这不仅填补了人保六十年代总经理任职的空缺，也是确认中国人保在那个艰难时期，坚守保险事业的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高星感到采写中有类似此诸多修补人保历史的拾遗。
某次，高星在潘家园买了一口袋人保于上世纪60年代会计报销凭证。竟发现有1965年跃进轮赔付的收据和支票存根，现在这些文物成为人保博物馆重要档案。同时，高星还在勤奋地为保险历史的奔走中寻到老人保欧阳天娜当年看病报销用的中药方；孙淑蓝到农场劳动的火车票报销单和农场劳动的合影照片。这些都成为人保文革时期的重要图片。
以往人们常以中国人保“与共和国同生共长”的广告语表述，习惯中国人保拥有“红色基因”的自豪。然而，高星在人保陈列室接待政府和企业一些参观者时，时常遇到大家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保在1949年建国之前就成立了？“我觉得因为在人们的感觉中，似乎保险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通过与国际接轨后，把西方的商业保险才引进到中国。大家不明白在建国初期，工商、税务、海关等重要机构还没成立，怎么保险在银行成立的前后脚就成立了？而且，保险这一商品概念似乎和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也不相符，为何保险在当时可以畅通无阻？”
由此思索高星一直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过分渲染所谓的红色历史是一个尴尬的话题。“但我近来因为梳理中国人保的根系脉络，发现了中国人保的红色基因原来是来自南北两条脉络，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在高星看来所有的事是事在人为。他以晋商举例，“由于清晚期出现于山西地区的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号称‘山西票号’。得以使晋商逐渐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逐步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正是山西地区的这些商业和金融业的从业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机会接触各种新思潮，才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出现薄一波、南汉宸、胡景澐等一大批金融实业家走上了革命道路，奔赴延安。受当时共产国际的苏饿代表传播进步思想的影响，为随后的红色金融建设及人民银行的成立，提供了金融保险思想理论基础。这些来自北方的革命银行家，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保险的缔造者。”
而与北方红区相映衬：山西、延安等地银行家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相对峙的是南方白区上海、重庆等地保险职员的惊心动魄的隐蔽阵线。“同样是来自书香门第和银行实业家的进步青年，在白区恐怖的血雨腥风中，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出于对保险公司业务的熟悉和保险公司的环境利于隐藏的安全原因，纷纷在民国政府的保险公司任职。正是因为有吴震修、谢寿天、郭雨东、孙文敏、蒋学杰（谢寿天夫人）、林震峰、沈日昌、吴越等等一大批有着保险专家身份的地下党员的出现，才使中国人保的红色基因更加的卓著。”写作中高星深为动容。
高星在自己的新作采写中由衷感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诞生可谓是应时而来。“自1949年下半年，当时人民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各区领导认为创建保险公司的必要；在中国金融保险业最发达的上海有着多年从事保险经验的地下党，顺理成章地把接收的保险公司及个人从事的保险事业带到新中国。因此，南北两条红色血脉的汇合，使得筹建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的条件已然成熟。”
高星特别强调，这些采写中的思悟只是从中国人保一名员工、面对我们的先辈在开创中国人保的征途中，冒着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敢于牺牲经历的领悟；是一位自然人面对保险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形成的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人保厚重的历史，报以内心的敬佩和感恩。
文化紧密于历史
需要发现的历史观
关于《时间的梳子》于保险历史的珍存价值，高星保持着严谨谨慎的态度。“我是一个新入门的保险历史研究者，这本书也是我入保险以来的第三本有关保险题材的著作，不敢说什么意义。只是说能为中国保险历史研究提供一点微薄之力，已是欣慰之事了。”
在《时间的梳子》中，高星尽量保持自己已有的文风，史实性中依旧怀有散文随笔的文体，这也是中国现当代保险历史书籍不多见的写作形式。高星相信自己的作品语言风格凸显个性，又有历史的严肃和真实，又不失文体的活跃和幽默。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和细节，又具有亲切的想象空间。
高星坚信保险良好形象的树立与改变，与对保险历史的研究、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他所言：“好的形象和文化离不开关系。就像我们习惯说某人有素质，就习惯夸他有文化，有教养，而懂得历史，拥有历史知识是有文化的主要内容。就像国家博物馆设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旁边，彰显历史的重要性。”
高星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保险历史研究基本上还属于初级阶段，有待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广大，甚至有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断代。“作为保险历史研究者要站在国家的历史脉络中，要有发现的历史观。创建保险文化，传播品牌形象，保险历史也是金融历史重要组成部分。”他觉得作为保险传承者的今天保险人需要更好学习老一代保险人的敬业精神，创业精神，奉献精神。高星相信这才是保险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我们探寻其中的意义。
保险历史的研究目前和金融行业比，起步比较晚，高星觉得正是要靠深度的挖掘，才有得保护，也才谈得上研究。“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要广泛收集文物档案资料，抢救活化石，推动保险口述历史的采访和笔录整理工作，在丰富占有历史资料得基础上，才可以更好的发现保险历史的新问题和取得新成果。”他认为这才是保险历史与文化挖掘保护的当务之急。
（图：《时间的梳子》作品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