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生
重大疾病保险的创始人是南非的马略·伯纳德（Marius Barnard）医生，他在演讲中曾经提到，“大家都需要保险，不光因为人人都会死，还因为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他认为，有很多得了重病的人，他们虽然活着，可在财务上已经死了!
十年前，我曾经和伯纳德医生见过一次面，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那时，我正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营销员，已经连续一百天每天卖出一张重疾险保单。而且，我曾经也是心脏外科医生。我们对医学的理解有相通的地方。
他常常会讲到一个故事，是他和一位肺癌患者的故事，那位患者是一位有两个孩子要抚养的母亲。当时，这位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医生一再强调说，她需要再休息一段时间后来复查。但这位女士还是在不停地工作，因为她的两个孩子要上学，她必须工作才能让孩子继续接受教育。
伯纳德医生很感慨，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句话就是：医学只能挽救一个人的生理生命，却不能挽救一个家庭的经济生命。
1983年，全世界第一张重疾险保单在南非的诞生，正是源于这个真实的故事。
我要强调的是，这位母亲并不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是出院之后的康复要经过5年时间，她当时的经济压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她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二是她要继续支付自己的康复费用。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她没办法好好休息，恢复身体。因此，我认为，重疾险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不是一个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是工作收入损失的问题，是要帮助患者，尤其是恶性肿瘤患者挺过五年康复期的问题。因此，在我的字典里，重疾险直接会被翻译为“工作收入损失险”。
伯纳德医生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各种新药品的研制成功，原来不可能治愈的患者拥有了康复的可能性。但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疾病的因素较以前增加，患者有年轻化趋势。医疗进步又使其能尽早发现、及时治疗，例如乳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治疗是可能治愈的，这时，重疾险就能患者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重疾险自出现以来，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主要原因是它跨越了保险和医学两大领域，其复杂的医学知识往往让保险销售者和购买者在理解产品时，都容易产生偏差。而在发生理赔时，保险客户的理解和保险公司的理解也会产生分歧。对此，伯纳德医生说，实践证明重疾险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补充方面有突出功能，同时，重疾险需要和医学共同发展。
我在讲课的时候一直强调这样的理念，要记五点：第一点，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得癌症；第二，如果得了，我也希望得的是容易挺过五年的癌症；第三，我希望是早期发现的；第四我希望去看病的时候，去死亡率最低的医院看；第五，我希望看病的时候只看病，不用工作的。因为这样情况下更容易挺过5年。
丁云生为营销员在《重疾革命》一书上签名。 记者 王方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