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我想借用私人化写作这个概念谈谈我自己的散文写作。
事实上，每个人的写作都是私人化的。我查了一下，“私人化写作”这个提法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以陈染、林白为代表。除了当时特定的背景，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强调、凸现了写作者的主体个我。今天不提了，是因为今天的写作已经普遍私人化了，包括对私人化的接受。
我个人写散文，但入门很晚，不怕大家笑话，三十多岁才入门。以前都是练习——当然，现在也是练习。但我私人化的意识很早，一开始练习就是写日记、做笔记。这只是方式，核心是我自己的意识、个人的存在。老实说，像我这样出生、生长在山村，又没上过大学的写作者，写作的私人化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从地理、社会关系和审美取向来看，都很难热衷于公共话题。你的童年，你童年封闭、狭小、美丽的地理决定了你的写作路子。还有你的方言，还有山村里不多几个对你影响深远的人……当然，山村也是个社会，甚至六七口人的一个家也是社会。它由过去传下来，它也是一个人性汇聚、搅和的场所，它也有伤痛。它的痛影响了你看自然、看乡村的目光，影响了写自然、写乡村的笔触。
我个人还有更特殊的童年背景，那就是放驴。放驴不像扯猪草、捡柴，可以有伙伴儿，它不是一个集体性的活动，而是单独一个人的行为。它首先让你产生恐惧感、产生孤独感。从一开始就抗拒，但你抗拒不了，只有接受、忍受。放驴只是在早上和傍晚，白天我要上学，驴子也要进城去拉粪。有一天，我把驴子赶在河滩上，自己在河滩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醒来驴子不见了，满天星星。后来回想起，当时有几重感受：恐惧——黑夜与丢失驴的双重恐惧；美——满天星的美、涪江在身边流淌的美；孤独——一个人的黑夜的孤独。这件事发生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对我影响极大。如果要我找一件促成我写作的童年往事，那只能是它。
另一个促成我写作的因素就是我的外婆——很多作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外婆。外婆一边砍猪草一边讲故事，我就睡在罩子里听。有时候我睡着了，外婆还在讲；有时候外婆睡着了，我还在等着听；有时候外婆把手砍到了，流血了，也不停下来——手上不停，嘴里也不停。
这两件事，不只是促成了我写作，也决定了我写作的口味。它们是最早的种子，它们的基因决定了长大后的开花结果。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变我写作的因素——叛逆与自我觉醒。它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它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和少年的苍白与驯服，至少在思想和审美上是这样。从启蒙的第一课起，就决定了我们的成长……然而，我们的青春期遇到了变革的时代。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幸运。自由，成了我们最宝贵的追求和所得。从穿牛仔裤、跳迪斯科开始，我们获得了一种压抑状态的解放——有限的解放。这种解放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身体的、情绪情感的，但对于深爱文学与写作的人，却又是思想和精神的，归根到底是审美的。1980年代，特别是1980年代后几年，是我获得蜕变的重要阶段。之前我是一个红小兵、一个团员、一个团委书记，现在我倒空自己重装，变成另一个人。这个背景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背景，到今天都还敏感。有人变过来了，有人变了一半、变了一部分，有人没有变过来……当然，就是变过来了，也有印迹，也有烙印。
显然，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私人化写作跟这个背景有直接关系——找回个我、找回独立、找回审美。
散文是多元的，但个人化是其生命。私人化写作不止个人化，还带有隐秘的色彩，带有浓郁的个人口味与体味。因为私人，所以独特。私人又不是真空里的私人，私人也是立足现实、国家、时代与文化的私人，所以私人化写作也不是绝对个我的，它仍然有广阔而深刻的人性延展。
我举两个人：沈从文和凯尔泰斯。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家。沈从文的散文算不算是私人化写作，没有人界定，但他的写作本身是私人化的。《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就不必说了，就是写非个人题材的散文也很私人化。视角私人化，审美私人化，语言私人化。三者当中审美第一。有年轻作者问我，写散文读谁的书？我首推沈从文。不仅因为他是大师，还因为他小，落笔细而真、而深，眼光和趣味都很独到，语言又好。语言好是他没上多少学，没捡别人的语言，没有套路。他的趣味就是一个真。
凯尔泰斯也是一个真。他不只是个我的真，更多是真知灼见、是批判，包括写作的勇气。我2002年在没有任何人推荐的情况下发现他、读他，特别受益。他今年3月故去，很多人著文、转文纪念他，我坦白地说，我是他散文的受益者。他的《船夫日记》、《另一个人》打动过我，特别是写作的勇气，以及语言方式。他所在的国度，走过一段和我们所在的国度相似的道路，这个背景给予了我更多的共鸣。
散文写作讲一个真。情真、意真、叙述真。最真的就是你自己。一个写作的人害怕真，总是想绕过真、回避真是没有出息、没有出路的。当然，你身体里首先得有一个真。身体里有了真，视线才可能真，思想才可能真，语言才可能真。我有时爱琢磨，好的、真的语言不是学来的、读来的，是自己生命里长出来的。有时候，我会把我置身的环境中的每一个物件、物象都看成是语言的呈现——丘陵的语言、高原的语言、雪山的语言、水的语言和石头的语言、葳蕤的植物的语言、奔跑或静默的动物的语言，包括颜色，湛蓝的、黛色的、深棕的、翠绿的……各种颜色的语言。生命体验到的意味，身体直觉到的语言，其美学价值永远要超过间接获得的。
“新散文”是一个包含了私人化写作、又远比私人化写作宽泛的概念。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私人化写作的集合。然而它早已分化，分化出文化散文、乡村散文、技术性写作的散文，等等。不要看今天它的成绩有多大、知名度有多高，真正能留下的不会太多；真正能留下的，只能是那些真敢与现实、与自我、与审美较真的文字。有的杂志很早就开始推“新散文”，推的时候加了一个“锐”字，叫“新锐散文”。也许它和“新散文”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代表作家也不是一拨人，但这个“锐”字还真加得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读到的散文，我们自己写的散文，还锐得不够，“锐”在普遍钝化。我们还是照顾太多、保留太多，缺少勇气和锐气。
除开功利的考量，散文写作永远只能是掏心、较真。它不是每个散文家都愿意的，也不是每个散文家都做得到的。我个人的散文写作比较随性，功利的考量不是没有，只是少一点，估计能记得的只有《怀念与审判》。我欣赏沈从文对文学的态度，包括放弃的态度。我希望写作只是一种审美，很纯的审美，不依附于政治与金钱，也不更多地负载政治与金钱的功用，仅仅是一种人的生命体验的语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