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
2016年中国人民保险成立67周年之际，公司总部办公地重返长安街。在司庆的视频片中对中国人保办公地址变迁进行了回顾，使人们知道中国人保自1949年10月成立后，首个办公地址在天安门广场旁的西交民巷108号。后来，在短短的5年时间，便依靠公司盈利，在月坛北小街4号自主建造了一栋崭新的办公大楼，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奇迹。那时，北京西郊三里河、月坛一带，是国家部委新办公场所的首选之地，中国人保这栋同样属于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5层大楼，显得很有气派，在新建的办公大楼中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而在办公楼的马路对面，也就是月坛北小街5号，同时盖起了一栋中国人保的宿舍楼，这也是公司总部的第一栋宿舍楼。
群英荟萃
原中国人保总经理秦道夫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保险》一书中写到：“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大楼的马路对面，是公司职工宿舍。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西式的单元楼房围起一个中式的四合院。院子有大半个足球场大，院子中间是个大花坛。院子里一共12个单元门，里面共住着100多户人家。”
月坛北小街人保办公楼老照片。
中国人保这栋宿舍楼如同办公楼，也是很讲究的中西合璧风格，外檐的阳台有雕饰和柱头，水泥地面是那种绿色混合小石粒的。虽然只有四层，但楼层很高，楼梯很宽；楼体回字形环绕造型，呈现出中间宽阔的空地，显示出当年建房及占地的气派。
月坛北小街旧时叫天宁寺路。当时这里还是老北京城外，出了阜成门，便是稻田，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便是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虫鸣。王恩韶的女儿王家莹向我介绍：当年宿舍楼旁还有条铁路，紧贴楼的南边是一马车店，一下雨，泥土味和马粪味一起飘到窗里，孩子们喜欢在那河沟里抓蛤蟆。
几年前，笔者曾拜访叶奕德，到过该楼，昔日显赫的宿舍楼如今在已不属于闹市街头的一隅，显得十分幽静和普通，庭院中原有的花坛早已败落，但院中停放着几辆崭新的汽车，似乎在告诉我一种时代的新意，车体上那刺眼的反光，在割裂着这里曾经喧嚣的过去。
月坛北小街人保宿舍楼今照。
老人保叶奕德的大儿子叶骐告诉笔者：一门住过林震峰、赵济年、俞彪文、魏润泉、朱元仁；十门住过秦道夫、叶奕德、楼茂庆、金瑞麒、王仲石、杨启勤、孙广志；十一门住过李嘉华；十二门住过扬子久；其他记得王永明在六门；王恩韶在二门......还有鲁明、李锵、于葆忠等也住过此院。
就像笔者在记述中国人保创始人是由南北两条红色血脉构成的一样，这个院楼也是由南北两方的人员组成，可以想象当年这个院落里传出山西、山东等地与上海、江浙等地南北相差极大的话语，是一种什么样的旋律。
秦道夫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保险》还写到：“当时公司的领导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贝仲选，副总经理张蓬、孙继武，以及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吴震修、副总经理施哲明、孙广志等。公司职工也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尽管楼里住的都是来自保险公司的同事，但有的是来自延安的老革命；也有的是长征路上给毛主席牵过马的小兵；有的是来自农村的土八路；有的是来自白区的地下党；有的是来自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来自上海洋行的资本家。可以说是群英荟萃。而且，有好几对夫妻同是人保员工，如秦道夫、王淑梅（北分）；李锵、罗列仙；于葆忠、欧阳天娜；朱元仁、刘凤珠；叶奕德、马承钿（北分）。
这个院子曾经是当代著名诗人北岛的少年居住地，产生过王丙乾、项怀诚两位财政部部长，人保历任总经理中有贝仲选、张蓬、李绍禹、李聘周、尚明、宋国华、秦道夫、李裕民及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吴震修等也曾在这里居住。而且，项怀诚还是在这个院子里结的婚，他退休后，又成为了人保集团的独立董事，可见与人保的渊源之深。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保险公司从上海迁入北京。图为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进入50年代末，人保停办国内业务，按王恩韶说法“保险公司搬了六七次家，婆婆换了三四次。”保险公司员工大多解散，发配到别的单位，随着保险公司先后归属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机构，这个院落也变成了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多家宿舍楼，如今，院中还剩有十来户归保险公司所属，且大多为其后代子女居住。
柴米油盐
秦道夫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保险》写到：“总经理们的家里与普通职工一样用蜂窝煤烧水做饭。不同之处在于，总经理们家的地板是木地板，房间有4间。而普通职工一般住两间房，水泥地。也有的职工是两家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据北岛在《给父亲》一文中记载：“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当时，叶奕德、楼茂庆也是合住一个单元。
1952年中国人保总公司国内业务处与菜场保险处员工在家属宿舍楼前合影。
由于保险公司初创人员来自南北不同地区和不同出身背景，生活习惯和水平也并不一样。但大家还是喜欢到院里的公共食堂一同就餐，非常热闹，食堂就在9门的一层。
据楼茂庆的儿子楼高扬回忆：住在十门的住户大多是来自上海保险业的小职员，本分老实，生活条件自是要困难一些，他的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既要克服北方的陌生环境，又要为了能把日子过得更体面一些，没日没夜的做一些手工编织的活计，用来补贴家用。我想起那年在叶奕德老人家，我见到极简单的家具和陈设，叶老最钟情的是装满保险资料的书架。叶老的夫人非常低调朴素，一看就是典型的南方持家妇女。
秦道夫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保险》中写到：“院子里有托儿所，职工不用出院门，就送孩子上日托了。张蓬副总经理的夫人金老师当托儿所所长，当时经济虽然困难，可是托儿所收拾得十分干净。金老师把托儿所管理得井井有条，被单被褥干干净净。托儿所的南小院里有儿童玩具、转椅、攀登架等。”
有些人保员工的孩子就出生在这里，他们长大后，有的也参加了人保工作，比如施哲明的女儿施红；叶奕德的儿子叶骅等。
叶骅曾在人保深圳公司工作，如今退休的他说：小时候，他也是在这个院落的人保托儿所上，后来到院外的财政部幼儿园上，由红色的司格达汽车负责接送，当时那种型号的汽车只有公共汽车才有配制。他每天为坐在司机旁的位子，都要和小朋友争抢。后来，叶骅还得过肺炎，要不是得到及时救助，差点死过去了。他记得因为保险公司的幼儿园条件好，孩子们都可以喝得上牛奶。
生于1949年8月的北岛，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庆庆”。北岛是在在月坛北小街那上的小学一年级，是阜外第一小学。他还记得他的弟弟赵振先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弟弟总是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北岛记载他家：“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叶奕德的儿子叶骅记得小时一件事：“父亲给他们兄弟几个买了一个铁积木，可以拼装各种玩具。那时这种玩具也是属于非常时尚了。引来院里的小朋友纷纷来他家玩，其中一个小朋友爱不释手，回家时顺走了一个车轱辘。回家后被老妈发现，一顿臭揍，带着他把轱辘还了回来，并赔礼道歉，他妈还买了一套新玩具陪他们，但其父亲死活不肯收下。”
秦道夫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保险》写到：“贝仲选总经理有时候在大院门口遛弯，碰上卖水果的小贩，他会买一些水果、糖送给在门口玩耍的小孩子们。记得有一次我也领着孩子在大院门口玩，碰上卖水果的小贩，贝总买了水果送给我的孩子。”
秦道夫同时还记述：“ 1957年夏天，世界上最大的再保险公司——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的格林先生访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访问期间，格林先生提出来，你们有什么设施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我们说有托儿所。他马上表示很想看看。看了托儿所以后格林先生十分高兴，特地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挑最好的糖买了一大包，送给托儿所的孩子们。”
人生百态
新中国成立后，赵济年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人之一。赵济年家是1955年末搬到这个院落的，那时他的大儿子赵振开（北岛）还小，时常记不清楼门，有一次走错楼门，被门夹坏了手指，至今还在手指上留下了疤痕。
北岛在《给父亲》一文中记载：“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北岛也是在那里开始和父亲赵济年结下了梁子：“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一部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要说他正学俄文，本无可厚非，但我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立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母亲也会被激怒。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叫喊，母亲抄起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作为唯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北岛和母亲有着天然的感情：“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随着赵济年于1957年夏调到民主促进会工作，一家人搬到了民盟宿舍楼三不老胡同1号居住。
曾在这里居住的a是让人非常敬重的一位老保险。她今年已八十多岁，非常有涵养。a出身名家，其父是鲁迅的战友，后举家投奔延安，a是正经的红二代。a50年代进入人保，文革时a被打发到外地五七干校，两口子两地分居。一天，留守同事帮公司总部一位准备下乡的年轻女子收拾行李，在箱底看见一日记本，就翻看起来，可见那时代人毫无隐私。在日记中记有该女子和a老公在公司宿舍里相恋的细节，这可不得了，同志们向组织汇报，a老公受到处分，那女子被辞退，a也从外地赶回来，a曾对那那女子说：你住就住我家，为何还使我的毛巾、牙刷!在那个充满恐怖、饥荒的年代，竟也有桃色事件发生。难怪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男女花花事。
其实，发生在这个楼里的逸闻趣事肯定还有很多。
生离死别
到文革时期，月坛宿舍楼里日渐萧条，大人们纷纷被打发到外地或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子女们也上山下乡，各奔东西。1968年，王恩韶的女儿王家莹和弟弟先后到黑龙江插队，而王恩韶夫妇也先后到河南和辽宁干校劳动，可见一个家庭上演一幕幕分离的戏剧。
文革中，院里的李锵去了河南五七干校，夫人罗列仙也做好准备，行装已打好。但军代表让罗列仙暂留三个月，协助文革9人小组的留守工作，负责翻译国外函电。文革中罗列仙的名字也遭到非议，说神仙的“仙”是封资修，被迫改为先进的“先”。
叶骅讲：有年院中冲进几个穿军装的人，纠斗所谓的特务老方和流氓锅炉房的老韩。在院中批斗会上，那几个人用皮带抽打他们。造反派还抄过叶奕德的家，说他家的一台捷克收音机，是发报机，叶老是台湾特务。
金瑞麒的女儿金德安向我介绍：1956年父亲从上海的太平保险公司抽调到北京，由于当时父亲是太平的副总经理，因此分得院中的四居室。但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房子也被割去一间，在公司的合影照片中也被迫站到了后排。据说当时金瑞麒自己都不知道已被划为右派，当他参加完公务活动领着外宾回到单位时，人们又把大字报给临时扯了下来。
要说这个院里发生的最惨烈的故事应是俞彪文自杀的事。俞彪文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1949年拒绝去台湾，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我国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
1957年，俞彪文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目前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保险公司的领导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下面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不太协调，有党员干部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俞彪文的发言，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但最终，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俞彪文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在月坛人保宿舍跳楼自杀，终年31岁。
北岛在《给父亲》一文中记载：“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
后来，俞彪文的遗孀郑珍经，带着孩子搬离月坛，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直到1979年，俞彪文获得平反昭雪，其子俞梅荪也到人保国内业务处上班，在处长赵济年、副处长叶奕德、楼茂庆的手下工作。
俞梅荪曾在微信中对我讲起：他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那年他从月坛宿舍楼的托儿所放学回家吃午饭，看见父亲倒在楼下的地上，全身在颤抖挣扎，那时他才4岁。俞彪文被送到在阜成门人民医院的抢救，但3天后，还是离开了人世。俞梅荪讲：母亲搬家后，再也不忍回到月坛宿舍楼。2007年俞梅荪曾到这里祭奠过父亲，他曾试图到楼顶看一眼父亲跳楼的地方，但通往楼顶的门早给死死地锁住了。我说：这就像把那段凄惨的历史给彻底隔断了一样。
叶骅也在微信中说：俞彪文触目惊心的死，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自见证的死亡。他对死亡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有人从楼上跳下来。
爱岗敬业
人保公司与人保宿舍只是一路之隔，许多时间是公私不分的，这也是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保员工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几年前，我采访百岁老人王永明时，王老还在用英语翻译唐诗。我惊奇他对外语的精通，有老保险告诉我：那时在月坛宿舍楼下的花园里，经常看见王老一边带着小孩，一边拿着书本，背诵着英文。我还见过人保的业务人员参加培训学习的小组在宿舍里前合影的照片。
那时人保的民乐队还是很有名的，经常被邀请到财政系统演出，乐队经常在休息日组织大家在院里合练，其乐融融。王恩韶是乐队的琵琶操手，他培养的女儿也是中国民乐的乐手。
人保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大事，也和这个小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王恩韶回忆：“ 1963年跃进轮出险，当时正是五一假期，我正在张鉴家打桥牌，上午10点钟，施哲明处长咚咚咚敲门进来说：糟糕了，跃进轮沉没了！我们马上商量该怎么办。”从此，一连多日，人们投入到跃进轮的索赔工作中，最后终于获得了英国保险公司的巨额的赔付，受到了周总理的表彰。
叶奕德在回忆中写道：“尽管那时，我已离开保险，转业在学校教学。1962年的中秋节，我专门到院里的贝仲选家中商量恢复保险的相关事宜，贝仲选同意我的建议。我回到家中，当即起草给中央写信，一式两份，一份给贝仲选通过财政部转递，一份请林震峰通过银行转递。后来李先念批示暂缓办理。”
叶老在回忆中还说：“1978年人保准备恢复国内业务。一天，我参加同住一楼的，曾任人保副总的孙继武的追悼会，回到院中，遇见林震峰，他问我愿不愿回到人保工作，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归队。”就是由于有这些忠诚人保事业的人前仆后继的努力，来换取了人保薪火不熄的传递。
如今，曾在这个院楼居住过得保险公司、财政部的后代，如今大多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最近他们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叫“天宁寺路财政部宿舍”，有61人，许多是保险名家的子女，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晒晒自己的老照片，很有意思。
惊天大案
发生在这个院落的故事真多，1960年的一件惊天大案也和这个院落有关。当时外贸部有一位叫王倬的人，30来岁，不满足清贫的生活。他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亲笔批示，便动起心思伪造总理的批示行骗。从此，回家就在报纸上临摹周总理题词，直到练得能够以假乱真。王倬还练习伪造公章，从部里边找来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及外贸部公文纸。1960年3月16日，王倬着手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信是这样写的：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电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庙费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万元至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信左侧是伪造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二十万元”。并伪造“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拾圆票；3.包装好一点，七时务必送交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有来头的，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时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人民银行肯定深信不疑。
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16时，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出了家门。
来到西交民巷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几经周折，王倬找到秘书室。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人民银行有关人员未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电话联系，即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即把款送去。”王倬在民族饭店大厅内服务台附近等到银行来人送到两麻袋款项后，在介绍取款便条上写：“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领取拨款贰拾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还同他们握握手，说：“辛苦了，谢谢！”
王倬用自行车分两次把两麻袋钱运回家中。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但事后他听母亲说有人来查卫生。王倬心里一惊：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为了保险，王倬觉得钱藏不住，还是烧吧。小煤球炉总共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两千来元。
此事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警方很快将王倬抓获。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遂判处王倬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倬的母亲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受此事牵连，当时主管此项业务的人民银行负责人王某受到了降级处分，被调到此院独户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