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才善任
没有天时地利，只能依赖人和。宁绍初创，十分倚重人才开拓市场。胡詠骐平素就知人识才，对学识卓越之士，执礼至恭，殷勤访聘，委以重任，岗位历练培养。他把宁波斐迪中学及沪江大学同窗七载的好友戚正成从华华中学校长任上挖来保险公司做襄理，多有倚重，世间少了一位安贫乐道的校长，保险业界多了位才华横溢的高级经理人。还有周永德任襄理，李守坤任秘书长兼精算会计主任（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寿保险精算专业，是1949年之前中国获得北美精算协会SOA准精算师ASA资格仅有的三人之一），杨培之任公司襄理兼展业主任（图8，1934年胡詠骐送沪江大学校友杨培之留学美国，攻读保险硕士，两年后杨得到MBA学位回国创业，1959年移民美国，投资实业大获成功，担任沪江大学美国东部同学会会长多年）。方景和担任副经理兼医务主任（原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的体验医师），文牍主任陆士雄，保单主任施苹舟。公司高层大都受过高等教育，群英荟萃，“或历任军政界要职，或深孚社会时望，均感于胡先生之诚欣然愿供驱使，且矢忠合作，追随不懈”。对待公司同人，“他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语‘工作的时候工作，游戏的时候游戏’，那就是说，在工作之余，我们彼此都一样，没有等级之分。”
图8：胡詠骐推荐展业主任杨培之赴美留学，公司同仁欢送合影 (前左5为胡詠骐，左4为胡詠莱，左6为杨培之)
正是倚重这些杰出人才，公司顺利渡过初创瓶颈，步入快速上升通道，正如1933年以“安全的轮子”为主题的广告所云：“本公司过去两年中载着壹仟余位保户向幸福之途前进”，“有效保险金额已近肆佰万元”，“实施科学管理，实行服务精神，投资绝对安全，会计悉主公开”（图9），胡詠骐兄弟俩推行欧美新式管理，充分施展其营销才华，积极倡导“以被保险人利益为前提”经营理念，弘扬保险业的扶危救困本质（图10），宁绍的管理模式与营销手段大受欢迎，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严格审慎投资，循序渐进，市场拓展很快，相继在广州、北京、汉口、青岛设分公司，在九江、重庆、苏州、南京、杭州、烟台、济南、开封、汕头、宁波、长沙、威海卫、镇江、无锡、南昌、潍县、厦门等地分设代理处。推出的业务种类有终身保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储蓄保险、薪资储蓄养老金保险、子女教育金保险、子女婚嫁金保险、团体保险、意外保险等，十分接地气。宁波鄞县同乡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方椒伯（两届上海总商会副会长、银行公会会董、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理事长）、孙梅堂（中国钟表大王）、袁履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董副会长）、胡孟嘉（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都受邀成为董事。
图9：宁绍人寿公司1933年广告
图10：胡詠骐为“华商宁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册” 而作的序言
宁绍良好的业绩，“归功于胡先生领导有方和管理方法的完善”，当然也使公司股东们得到丰厚回报，1936年派息三厘，1937年至1939年度则派息七厘，受到广大股东们的赞誉。《保联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在“保险界人物志”栏里专文介绍胡詠骐，赞誉他“以社会服务态度来推进保险，以科学管理方法来经营业务，以合作为上政策来联络同业，以好学不倦精神来鼓励同人——他是个新事业的模范人”（注5）。
“有非常之事业，端赖乎有非常之人才，领袖为之倡”。作为受过欧美寿险专业培训的保险公司经理，胡詠骐认定保险是福利人群的事业，深知普及保险知识、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性，所以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保险，呼吁各界扶持保险，尽己所能在保险业内部和社会舆论界掀起了宣传和研究保险知识之风。1933年4月10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创办《人寿》季刊（图11，这是中国保险界最早出版的定期刊物，也是较早研究寿险学理的专业刊物），免费赠送保户，以广招徕业务。胡詠骐在《人寿》季刊、《保联》月刊以及《新闻夜报保险周刊》上先后发表了《中国保险业近况》、《保险业之自由职业化》、《人寿保险之沿革与现状》、《团体保寿问题》、《实行改革币制后之人寿保险业》、《社会不景气中,国人对于人寿保险应有的认识》、《寿险公司投资的分析》、《对于保险业法之意见》、《人寿保险职业之我观》、《供献与保险界同人的几句话》等系列文章，为民族保险业的发展鼓与呼。胡詠莱也在《人寿》季刊第1期上，刊发了《保险之性质及效用》的文章，在《人寿》季刊第7期上，刊发了《服务寿险之真谛》的专稿。在这些文章里都阐述了人寿保险具有“保障社会之属性，鼓励公共俭德，减少流落窘状，增裕慈善经费”的社会意义。他们主张，“保险是一种社会事业，所以必须每一个保险业从业员以信仰一种事业的心情来从事保险业务”，保险企业家也要事业心胜于营利心才会真正成功。1935年，胡詠骐还特别创制了《承办沪江大学团体保险办法》(共10条)，为母校师生承保团体寿险，回馈母校。同年7月10日，胡詠骐应邀到复旦、沪江等大学演讲人寿保险问题，藉以扩大保险业的社会影响力。
图11：《人寿》杂志第二号
正是由于胡詠骐在上海乃至全国保险行业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民廿四年冬季，被选为保险公会主席，对该会之兴革事项，多所建树，力求该会成为推进保险事业之积极机构”。“公会每星期举行执行委员会时，胡先生照例亲到主持”，“论事察物，多独到见解，深中要綮，剔隐抉微，周详缜密”，主持制定中英文保单标准条款格式，审定保险单上长期沿用的英文条款译文，结束了我国早期民族资本保险公司保险单上没有中文条款的历史。他还与外商谈判，成立了囊括华商和外商的上海市火险联合委员会，协调统一了火险费率和条款，限制了外商保险公司对华商保险公司的不正当竞争。他不遗余力推进上海市火险经纪人登记与管理规章之实行，奠定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之基础。
胡詠骐高屋建瓴，他主政的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将推进保险教育作为发展保险事业之首要工作，首创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阅览室和图书馆；以同业公会名义吁请国民政府庚款委员会在公派赴外留学生中规定保险专科名额，以谋多培养保险人才；由同业公会和中国保险学会联名向各大学商学院建议在商科中规定保险学列入必修课；还与中国保险学会联名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大书局，援照欧美日本先例，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增加有关保险知识的课程内容，藉以倡导（图12）。这些建议得到有关部门认同，并付诸实施。
图12：以同业公会名义吁请当局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增加有关保险知识内容的批复
精神不死，典范常存
在中国保险业早期发展史中，亲兄弟携手创业同为杰出人才的案例并不多见。正当大展宏图之时，天不假年，1937年初，胡詠莱患病就医因意外事故不幸谢世，年仅34岁。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项馨吾特给胡詠骐发来唁函慰问：“詠骐仁兄大鉴：噩耗传来，藉知令弟詠莱兄因病怛化，闻悉之下哀伤莫名。我国人寿事业方至蓓蕾预放之时，大好人才即遭折残，非特为贵公司惜，亦为保险界叹，而我兄手足之情，爱成天心，哀伤如逾常当之，爰顺变***专此致唁，顿谨近安。弟项馨吾，二月九日”（图13）。
图13：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项馨吾为胡詠莱猝逝而誌哀的唁函
兄弟猝逝，断腕泣血，痛彻肺腑，戚戚悲伤，萦绕心怀，加上长期对自己的“苛刻”与超负荷，不到四年，胡詠骐也积劳成疾，从腹泻的持久不愈遍访西医找不到病因，到1940年5月腹泻加剧并发黄疸时住进医院做手术，方确诊罹患胰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已无能为力了。“六月，他请了两个月的休养假，（保险同业）公会公务，由丁雪农代理”，因病不能履职，通过写信提建议或委托关可贵先生为私人代表转达，不敢稍加懈怠，困于病魔仍勇于任事。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还牵挂着未竟的事业，考虑的还是怎么实现自己的信仰。10月25日，他留下遗嘱：“致巧英我妻，暨国城、国美、国定、国安诸儿：余信仰为人在世应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生为中国人应先中国而后世界。余不赞成私有财产制度，家人日常生活应力求简朴，只求合乎卫生，切弗奢侈。每年全数收入除简朴生活所必需之外，应用于为大多人谋福利之事业。”谆谆嘱托家人继承其为大众谋福利的遗志。11月5日，胡詠骐逝世，年仅42岁。
胡詠骐弥留之际还嘱咐：丧殓务须俭约，不得铺张，治丧费用不要超过国币贰仟元，并选定刘湛恩博士相同的丧殓及安葬地点（刘系胡詠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总干事，沪江大学校长，抗日英烈，因拒绝出任教育部部长遭日伪特务暗杀，胡曾扶柩送葬），以此来最后表示他与这位挚友的深重情谊，表明自己的信仰与追求。——11月7日胡詠骐遗体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11月8日下午，盛大的追悼仪式在上海虞洽卿路慕尔堂以基督教礼节举行，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沪江大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宁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联青社、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联合组织了悼念活动，不请自来送别的业内业外人士多达700余人，全场无不潸然之色，首先由各团体代表献花致敬，除主办机构外，另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火险公会、上海美国同学会、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永亨人寿保险公司、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上海学生协会、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上海民食调节协会、上海剧艺社等几十家机构派专人送来慰唁函电和挽幛，年幼的胡国瑞和同宗兄弟国镇、国光、国乔也躬灵拜奠，敬挽祭幛：“昔年训诲亲承犹子鲤庭聆教范，此日音容顿渺儿曹马诫感遗书”。接着由上海沪江大学校长樊正康讲述胡先生生前的嘉言懿行，悲壮激昂，倍极哀荣，最后由生前至友扶柩上车，一路护送安葬在虹桥公墓。
整个丧礼共收到纪念仪金，计国币伍仟元整，治丧委员会经征询胡夫人之意旨，拨归下列三项用途，算作胡先生最后的贡献：“一、捐赠宁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基金计国币叁仟伍佰元整，该款以动息不动本为原则，并以所得利息指定作训练干事之用。二、捐赠上海沪江大学计国币壹仟元整，该款亦以动息不动本为原则，并以利息所得充作奖学金之用，凡选读该大学保险学程者，不论人寿或财产保险其得第一名者可获该项奖金。三、捐赠中华基督教沪北浸会堂国币伍佰元整，该款指定作建筑礼拜堂之用。四、本册出版后，如再有纪念金送来者，汇充上海沪江大学奖学金，不作别用。”（注6）
之后，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联合八家机构编辑印刷了《胡詠骐先生纪念册》（图14），分赠亲友与同仁，宋汉章为此撰写了“胡詠骐传略”，郑振铎、陈鹤琴、黎照寰、樊正康、凌宪扬、陆高谊、朱孔阳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吕岳泉、过福云、丁雪农、朱博泉、傅其霖、朱如堂、郭雨东、关可贵、朱晋椒、方椒伯、冯佐芝、陈干青、陈巳生、刘聪强、龚渭源、戚正成、方景和、孙广志、陆士雄等保险业精英纷纷撰文献词悼念，上海保险业余联谊会创办的《保联》还紧急组稿增发了两月合刊纪念专栏，纷纷表达哀思，“胡先生之死，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损失，应该说是人寿保险事业的损失，是正在步入光明之路的整个中国保险事业的损失！”
图14：《胡詠骐先生纪念册》
胡詠骐逝世后，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由副总经理陈巳生继任总经理，受困于时局动荡和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着寿险业的发展，业务渐趋停顿。
侄子眼中的慈祥长者
在胡国瑞心目中，胡詠骐是个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既是一位关爱亲友鼓励后辈奋发向上的长者，又是一位热心公益溥益天下的慈善家。
胡詠莱猝逝，胡家的顶梁柱倒了，失去生活依靠，留下胡国瑞母亲和姊弟六个孩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后来抗战烽火在上海大街小巷燃起，百业凋敝，生活艰难，胡詠骐感念兄弟情谊，肩负起周济生活的重任，经常在空闲时间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怀胡詠莱的学习进步，使胡国瑞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八一三”事变骤发当天，我们六个姐弟毫无预知，一早就到学校上学，胡詠骐接通电话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叫上司机，冒着流弹危险及难民潮阻隔，用车把我们全部接回家中才放心，并叮嘱近日不可外出，以防兵乱。这一幕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但又那样遥远。”胡国瑞追忆。
胡詠骐堪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楷模。“在我相识的不相识的人们眼里，胡詠骐都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完美道德的人，口碑甚佳，精神人格，足可垂范后人。胡先生生平笃信基督，品学优湛，博闻强识，态度谦和，恂恂然有长者风，领袖群伦，此固社会事业之翘楚，而青年会运动之健将也”。胡国瑞说。打小受教于教会学校（宁波斐迪中学），稍长求学于浸会背景的沪江大学，使胡詠骐深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会训的熏陶，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舍己为人、不计名利的思想，打骨子眼里服膺基督真博爱牺牲精神，内生出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热情，时刻关怀民众的疾苦，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展现出博大仁慈的胸怀。
胡詠骐堪为青年之导师领袖，他认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倡导各项社会公益，能直接造福于全社会，故期以“德智体群”四育工作，倡导人格教育，能体察青年，扶植青年，有朝气，有信仰，重信义善交友，遇事无不热心顾问，悉心擘画，竭诚赞助。当年留美学成返沪，他已经远离宁波，但仍身兼中华基督教宁波分会名誉总干事，宁波的一应重要会务遥为指导。1934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上，胡当选为书记和董事，就任董事部司库，几年里“对于协会尽力匡助，每次董事会几无一次缺席，于审议各项要案，时有嘉猷贡献，而司库一职，须签署协会支款单据，手续尤为繁重，先生欣然为之，数年不感疲乏，……至协会历年筹募常会经费，先生尤多所尽力，盖其爱护青年会之热忱，始终如一，此尤协会全体同人所深切仰佩者也。”（注7）
作为沪江大学培养的杰出人才，胡詠骐一秉校训，眷恋母校终其一生，相互引以为荣。他担任沪大同学会常务委员多年，主张“同学会之于母校，犹成家子女之于父母，理应常通消息，互相辅助，方能两受其益”，对于同学会“经费之筹措，会员之征集，事工之兴办，参赞不遗余力。遇有聚会辄喜拨冗参加，而参加之时，又往往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使大家咸感群体生活之可乐，不啻为同学会作有力之号召”（注8），是校友公认的同学会中坚人物。1929年春，同学会推举胡先生为出席校董事会代表，“连任校董历十余年直至去世。每值集会，讨论兴革，辄多建议”。“八一三”抗战发生，校舍被毁，胡先生“秉其卓识远见，翊戴中枢勉为负弩……尤饶贡献”，在促进母校与校友之联络，协助校友会员之得业，发扬沪江精神，靡不竭尽力所能。这时惊闻噩耗，校董会为追念先生殊勋，曾成立决议案，发唁信，留为永久纪念。
胡詠骐的治事天才，闻名于世，态度热忱，业绩出色。出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宁绍水火保险公司总经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董事等，保险业内事务已经非常繁忙，还兼任了许多社会公益社团职务，推进社会救济事业，如兼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公所第二科主任，举凡征求会员、对外交际、同乡公学之增设、会所之管理、会务之进展，均萃于胡先生一人。另如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民粮食调节协会、宁波华美医院、上海市振德中小学校董会等社团的董事理事兼职，无不尽心竭智，1940年春还被膺聘为上海工部局工务委员。乐此不疲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二十余年，似乎从来没有过完整的两天假日，然而他却是个好学不倦的人，当他在百忙中难得的短暂休息时间，也总是手不释卷。他的人格魅力感化了许多人，这从当时的《胡詠骐先生纪念册》里多人的缅怀文章可以佐证。
商人亦可高风亮节，行为世范
在那个苦难年代，随处可见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的商人，因为在一个金钱至上,权力至上、个人利益至上思潮盛行的国度里，有着滋生奸商、乃至汉奸卖国贼的土壤。胡詠骐虽居商贾之林，却不失士夫之志。郑振铎（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文物局长）曾撰文赞誉道：“他不是一个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彻。他知道一个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仅足够一家温饱而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大！”“他稳定地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像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忠勇、冷静与明晰秋毫的理论，增加了同伴者无穷的勇气”（注9）
胡詠骐投身商界近二十年，没有被世俗恶习所腐化，出淤泥而不染。胡詠骐待人接物，一本至诚，“生平交友信重然诺，轻私财，好施与，严于律己，待人和蔼，如坐春风”，过着“基督化的商人生活”。在家庭生活中，胡先生倡行美国传教士式的生活：简单、朴素、清洁、安适以及有规律，除抱病以外，不论寒暑，每日都按时起床。周日半天偕同家人公园散步，难得有休闲全天机会时，常陪全家作郊外之游。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虽工作之需经常应酬请客，但从来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狎妓，与“烟酒赌嫖”生意场上四字经彻底绝缘，这在富商圈子里是极其罕见的。
“胡先生对于各种善事义举总是极肯慷慨捐助的，只要他力所能及，总是有求必应，乐助其成的，他绝不是锱铢较量的牟利者，也并非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注10）。陆高谊(世界书局总经理，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在悼文中也提及，直到胡先生去世之后，家属才发现他每月的薪水所得数，除支付家庭开支外，竟有大部分都是用在秘密捐款上的，甚至“有时有人让我捐款，我就写了双份，一份为我，一份为他，但他从无多话，有时而且还说，‘只要你认为有帮助的必要，你捐，我当然也捐’，……他只问目的，不问其他，实在令人钦佩！”，他是低调慷慨做善事，“真像圣经上所说‘你们施舍，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喜欢沽名钓誉，行在众人面前，你们施舍，应当做得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他真是一个基督教的实行者”（注11）。
胡詠骐慈悲心肠，不鹜近利，他常谓，国以民为本，民以养生为要，发展人寿保险业，盖欲以养民生也。“尝以为保险事业，当以福利人群为前提，不宜盈余唯己之是务。……当先生筹设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之初，时则风气犹未尽开，此业为世诟病，先生秉其海外闻见之实，学理研究之深，毅然赴事，不为所移，卒树国人自营寿险事业之良模，其见解独具，意志坚遒，于此可见一斑焉”（注12）。胡詠骐认为，保险事业本与慈善公益活动使命一致，殊途同归，以扶危救困为己任，宣传保险业的新意义、新精神，肯定会深入人心的，这种以天下众生为念，用寿险业务为大众谋福利的观点在8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具有警示意义。
1939年12月，当日伪加紧对“孤岛”的经济封锁，上海居民的粮食来源濒于断绝，米价飞涨，哀鸿遍地，民生凋敝时，胡詠骐利用国际救济会的关系，力排众议，邀集沪上各界热心公益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市民粮食调节协会”，手订规章，不辞辛劳，劝说各行各界集团向越南大量籴米，以谋开源，使囤积居奇操控米价者穷其伎俩，米价可望抑平，在斗升小民，藉纾喘息。并率先垂范，为减轻同人生活负担起见，他在宁绍人寿公司里实行米贴，并且为“保联”会员直接向外洋订购大米，补贴保险界同仁，为此胡詠骐因输米入埠，考虑垫付定金，擘划运输之安全，仓廪之妥实，辛苦备尝。胡詠骐守正不阿，光明磊落，临事不惧，好谋而成，在一段时期里平抑了猛涨的米价，深为同人所钦服和拥戴。
有一次，胡詠骐与好友郑振铎说起，保险公司投资，要投入那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为主。国难当头，购买外汇，垄断米粮布匹及其他日用品以牟取暴利者都是民族的罪人，我的公司绝不做这种。他与郑协商，要辟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保存民族文化。热衷文化的郑深表赞同，当即表示愿意全心全意协助他玉成此事。但不幸这次谈话后不久，胡詠骐就一病不起，再也没有机会做他想做的事了。
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商人也知亡国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胡詠骐以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身份，一面积极参与国际救济会的赈灾工作，发动同业致力于难民救济活动；一面积极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并发起组织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声援前线将士。
图15：《保联》（创刊号第一卷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编印）。
1938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指示，考虑借鉴“银联”的形式，在保险业界创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胡詠骐在自家的客厅与谢寿天、程恩树、郭雨东、林震峰、董国清等悉心擘划，作为共同发起人，提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的宗旨，发起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在筹备期间，通过个别征求方式，以华商保险公司中的中国、宁绍、天一等公司为重点，征集到300多名会员。1938年7月“保联”成立时，胡詠骐当选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被聘为顾问。胡詠骐依托保险同业公会为“保联”提供了会所和其他多方面福利支持，像图书馆、消费合作社的基本设施，都是胡詠骐帮助解决的。从第二届理事会起，他被聘为“保联”的名誉理事兼顾问。他为会刊《保联》题写刊名（图15），为创刊号题写“乐业好群”贺词，为保联创建壹周年题词（图16），他多次撰写理论文章，专题演讲，勉励保险业从业人员“努力学习业务，增进学问品行之修养”。他还积极襄助“保联”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如为“保联”体育部举办的各保险公司职员小型足球赛出资赞助，后来这些比赛冠名“詠骐杯”。胡詠骐的积极态度在保险业界上中层人士中起了很好的示范倡导作用，也得到中下层广大职员衷心拥戴，大大方便了党在保险业内广泛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图16：胡詠骐为《保联》壹周年题词。
在国土大片沦丧，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局下，胡詠骐忧心如焚，渴望找到拯救民族危亡的光明道路。他与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人士经常聚餐，也参加工商界人士方液仙、胡厥文、盛丕华、蒉延芳、陈巳生等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他对这些虽不信仰基督教，却具有为民众甘愿舍弃个人利益自觉献身的爱国人士之崇高品德，愈来愈感到钦佩，见贤思齐。他常常出钱出力慷慨资助文化界人士，以解决急需的事业经费和生活费用问题，为出版发行进步书籍，胡詠骐从筹措资金到具体工作，都尽力而为，提供了多方面帮助。由夏衍、王任叔等创办的进步报纸《译报》因经济困难被迫停刊改组时，也因得到了胡詠骐的积极支持和资助，渡过了难关。他阅读研究这些进步书籍和中共关于全民抗战主张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件，还在鄞县同乡沙文汉的引导下，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英文版《资本论》，思想认识产生巨大飞跃，于1938年向沙文汉提出了入党申请。
中共江苏省委对他的思想转变和实际表现早有了解，但因胡詠骐的民族资本家的身份，按照发展党员的程序，必须经省委申报党中央，因此直到1939年初，才由中共中央批准胡詠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特别党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下党员，而是中共中央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为增强党在各界中上层中的力量、便于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而吸收的党员。他们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肩负特别的工作任务，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外保密，不编入、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由党的高层负责同志直线联系并进行教育）。胡詠骐入党时就明确表示：随时准备抛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到解放区参加战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但是党需要他留在上海，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行业影响力，做好金融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完成一些特别任务。胡詠骐的特别党员身份和许多党内活动是严格保密的，家人亲友丝毫不知晓，即便到逝世时，这一秘密也没有被揭开。随着岁月的流逝，直到九十年代后才终于得知，自己的亲人原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胡詠骐早已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例如1937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实际负责人刘晓初登上海滩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即由胡詠骐安排化名刘镜青在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经理员作掩护。刘晓因工作需要自沪赴渝时，又是胡詠骐设法给以宁绍商轮公司职员的身份出具证明，使他沿途得到照顾。
1939年7月24日至30日，“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发起举办“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胡詠骐担任了筹委会副主任，他利用个人私谊发动许多知名上层人士，特别是争取到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出任主任委员参与演出筹备。这场声势浩大的慈善公演，有包括“保联”“银联”在内的11个各行业群众业余话剧团体参加，共演出9场，轰动了全上海，演出获得空前成功。“保联”话剧组参演由阿英创作，上海剧艺社陈鲁思导演的三幕剧《群莺乱飞》(演出时改名为《日出之前》)，宣传抗日。公演结束后，胡詠骐在张菊生和李伯龙的陪同下，代表筹委会将义演收入面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刘少文，请求转给新四军。
胡詠骐对党的事业极为慷慨，耗费巨资给抗日军民购药买粮买武器，资助进步人士出版抗日书刊（胡詠骐发动2000余人捐款十万元，这在“上海支援新四军财力情况表”上有所记载）。但对自己的生活用度却有些“吝啬”，能省尽量省，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除应酬外工作时间几乎从不在外吃饭，有时午餐都是用一套湖蓝色的饭盒自带，花销很少，很多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这个“大老板”很“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