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广道 方磊
2016年9月26日，保监会预审会通过了招商局集团主导发起的复牌仁和保险、设立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新公司将由招商局集团联合中移动、中航信等股东共同发起，预期将于2017年中正式挂牌。
在招商局145年的历史上，曾经创下了无数的民族工商业“第一”，也曾经与中国近现代金融业同命运、共呼吸：1897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87年，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
而此次复牌，意味着招商局的保险梦穿越时光，与1876年的另一个“第一”再续前缘——彼时，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成立，发起者同样是招商局，名字同样是深含民族底蕴的“仁和”二字。
那么，“仁和保险”这一民族金融业的名号，诞生于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中？它的发展经历过怎样的历史风雨？它与中国保险业、民族金融业，存在着怎样的血脉关联？
背景：外资入侵，洋务兴邦
轮船招商局成立的背景，是外资入侵中国航运业，与之类似，仁和保险的诞生背景，则是外资保险对民族航运业的排斥与挤压。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72年的短短三十多年间，外商航运公司凭借政治特权和现代化轮船，将中国的长江、沿海及远洋航线几乎全部垄断，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还导致中国原有的沙船业日渐衰落，进而严重影响到清政府的漕运。
在此背景下，1872年12月，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次年1月，招商局正式开业，为的就是“漕运之需”和“分洋商之利”，承载着积贫积弱的中国“求富求强”的民族使命。
列强入侵之前，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专门的保险行业来承担社会、经济中防范天灾人祸功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也成为中国近代保险业的起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资保险业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中国各个通商口岸，从沿海进入内地，保险业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英、美、德、日国家的洋行纷纷设立保险机构，对中国的保险业形成了垄断局势，获取了巨额利润，譬如，英国保家行保险公司由于利润丰厚，竟然使得它的股票在短短10余年内升值了400%。
外国轮船垄断了中国航运市场，外国保险公司又垄断了船舶保险业，使得处于襁褓中的民族轮船业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譬如，1872年前后，招商局购买了数艘轮船，各洋商保险行联手，以轮船悬挂中国龙旗和双鱼旗（招商局局旗）不合规则为借口，拒绝承保。招商局几经斡旋，英国怡和洋行、保安行才勉强同意，但一条价值10万两的轮船，每年需缴纳1万两—1.5万两的保险费，年费率高达10%，承保条件极为苛刻。
这种近似勒索的昂贵保险费，刺激刚刚创办、资金紧缺的招商局不得不走上自办保险的道路。
1873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1832-1892）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上任后不久，唐廷枢就开始考虑如何克服轮船保险这一大漏卮。在他主持修订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和《轮船招商局条规》中，就明文提出，“栈房轮船均宜保险”，“本局招商畅旺，轮船愈多，保险银两愈重。拟由本局自行保险，俟银两积有成数，再行设立公司，广为保险”。
而李鸿章本人，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即明确要求设法办理船业保险，他在上奏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就曾表示：“华商领官船自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奇，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1875年（光绪元年）4月4日，招商局“福星”号轮船途经黑水洋(古代黄海的称呼之一)水域时，在雨中与迎面驶来的英国商船“澳顺”号相撞，“福星”轮沉没，招商局共有63名船员丧生，船上的货物悉数沉没，肇事的“澳顺”号却安然无恙。
海难发生后，唐廷枢提起赔偿诉讼，结果，英国领事百般包庇，推卸责任，最后判定由“澳顺”号船主布朗赔偿白银1.1万两，而且由于布朗逃匿，直到结案两年之后，招商局才追回赔偿金1000英镑，仅仅合算为白银3600两。而为了善后，招商局单是向遇难船员家属发放的抚恤金一项，就支付了2.4万两白银，而且由于没有足额的轮船保险，这次海难赔进了相当于招商局大半年的利润。
“福星号事件”让招商局的管理者意识到，自设保险已经是刻不容缓。
创办：从保险招商局到仁和保险
中国人试办民族保险业的开端在1865年。
那一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一家名为“义和公司保险行”机构。从学术意义上讲，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但是该行规模甚小，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且行址就设在与怡和洋行关系极为密切的德盛号内，并未专门开办船舶保险业务，因此，该行很快就销声匿迹。
因此，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仁和保险之前，从实际意义上讲，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拥有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保险业经营的，全部是欧美列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历史也就是空白。
“福星号事件”发生后，唐廷枢和自己的同乡、也是自己引荐入招商局的会办徐润(1838-1911)商议自办保险之事，随后，召集招商局国内12个分局的局董到上海总部开会，决定在上海设立保险招商局，并拿出了一个详细的筹备意见。同年9月，由徐润出面提出上奏，旋即得到批准。
同年11月初，唐廷枢、徐润以及上述12个分局的局董联名在天津《益报》和上海《申报》刊登《保险招商局公启》，详细申明了保险招商局的创办宗旨、募股方法等内容，向社会募集投资，筹备保险公司。这份《公启》还公布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口岸为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以及新加坡、吕宋、西贡、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箱馆等外埠口岸。
这实际上是一篇极好的可行性报告，当时的报章评论说：“查华商装货保险为习者，已实系有徒，向投保险公司者，惟西人独擅其事。今见华人倡议此举，想华商无有不为喜庆者。”很快，保险招商局“投股逾额”，达到20万两，超过了原定的15万两数额。
招股完成后，保险招商局于1875年12月28日正式在上海成立。
保险招商局经营半年后，业务日渐步入正轨，但由于承保能力有限，仍不得不依赖外商保险公司分保，于是，1876年7月，经过唐廷枢、徐润等人合议后，决定重新设立一家保险公司，公司定名为“仁和保险公司”。
1876年8月19日，仁和保险公司正式在上海开张。
新公司总股本25万两，试办一年期间，保险业务非常兴旺，利润率高达30%-40%。于是，1877年，公司再次扩招股本25万两，使得股本总额达到50万两。
保险招商局被公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不过，现有史料表明，约1882年前后，保险招商局似乎销声匿迹，专家推测，极有可能是招商局对附属保险公司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保险招商局并入了仁和水险公司。
所以，在研究中国保险业、民族金融业历史时，学界一般将保险招商局认定是中国人自办船舶保险的初步尝试，而仁和保险公司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诞生；而相较于钱庄、票号、典当等中国传统金融业，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仁和保险公司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模式、试办新式金融业的第一例，因此，仁和保险公司的创立，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新式金融业的诞生。
仁和保险公司的创办，还有另一层更为现实、更为重大的意义——自此以后，外国保险公司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被打破，中国民族航运业仰洋人鼻息的时代也就此一去不复返。
就在创办仁和保险公司的同一年，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这家在华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独霸中国水域10多年的外资轮船公司，在与轮船招商局、太古轮船公司等中外航运企业的激烈竞争中败势明显，决定出卖全部资产。招商局的领导人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当机立断，于1877年收购旗昌产业。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旗昌收购案”，也是中国企业第一宗涉外收购案。并购完成后，招商局船只达到29艘，总吨位达到30526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只轮船商队。
由于仁和保险公司初创，资金不足，按照惯例，这些轮船的保险仍有60%需要交洋行保险。而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唐廷枢选派了一位祖籍广东的中国人张慎之担任专走长江的“江孚”轮船长，洋商竟以此为由，拒绝给该船提供保险。唐廷枢针锋相对，断然决定将所有轮船一律收回自保，并出面与洋商解除了所有船舶的承保关系。
1876年创办的仁和保险公司，加上创办于1978年的济和保险公司，不仅使招商局免受外资保险行的敲诈与盘剥，同时也为自身积累了一笔可观的保险基金。
自办船险使招商局在各种海事中的经济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878年初，“厚生”轮在厦门附近沉没，即从保险费中提取了7.25万两进行赔偿；1879-1883年短短5年中，招商局又有“江长”“伊敦”“和众”“汉广”“美利”“兴盛”“怀远”等轮船相继失事，大多以保险费进行赔偿。
对此局势，唐廷枢、徐润也相当满意。徐润曾经如是自言：“设立保险公司，诚为一大创举。招商局与保险公司互为依存，休戚与共，招商局如虎添翼，获益匪浅，从此轮局可以畅通无忧矣！”
发展：仁济、济和合并兼融
1877年初，并购了旗昌公司的轮船和码头、栈房之后，招商局规模迅速扩大，承载着保险事宜的仁和保险公司一下子压力剧增。同时，仁和保险公司成立时就定性为水险公司，经营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招商局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不得不向洋商投保。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得招商局的保费大量外流，还得忍受洋商的百般敲诈和勒索。
为维护权利、扩大经营范围，1878年（光绪四年）3月，时任招商局会办的徐润与唐廷枢等人商议，进一步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重新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1878年4月，济和船栈保险局经过第二次招股，将续招股本至50万两，并改名称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保险业务扩大到保客货兼保船险。1881年，济和保险公司的增开了新加坡、旧金山等处的保险业务，在此后的经营中获利甚丰。
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足以满足自我的承保需要，也完全有能力与外商保险公司一争高下，外商保险公司自此对华商的刁难行为大为减少。也正是因此，唐廷枢才有底气将招商局所有轮船一律收回自保，彻底解除了与洋商保险公司的船舶承保关系。
与此同时，因为仁和、济和分立两家保险公司，存在着不少弊端。
其一是，两家公司成立之初都是只保招商局内船只，不保局外船只，影响了营业收入；其二是，两家公司业务划分上相对独立，虽然业务不会混杂、边界清晰，但分立的局面也会导致各自面对市场竞争时的势单力薄；其三是，两公司的股份与招商局股份所属并不一致，两家的经营人员也不完全由招商局委派，自成立以来就颇为纠葛，在管理上造成了许多混乱。
于是，仁和、济和合并的要求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883年爆发的“倒账风潮”，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在招商局早期整体运营、招商局保险事业经营中有着重大贡献的徐润在房地产投机失败，挪用招商局公款救急，结果1884年被李鸿章发现并革职。徐润的失败直接导致轮船招商局及所属仁和、济和保险公司股票暴跌，仁和保险公司则由每股50两跌至35两，济和保险公司也由每股50两跌至34.5两。
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爆发后，法军公开扬言“遇船劫夺”，于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实际主持局务的马建忠（1844-1900，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将招商局全部产业与股票以525万两的价格，与美国旗昌洋行达成“售产换旗”协议，将招商局全部产业交给旗昌代为经营。
此事招商局的股东、朝廷并不知情，1884年8月1日换旗过户后，旋即遭到朝廷严词指责，马建忠隐匿逃脱。于是，中法战争的结束后，清廷、股东们于1885年8月收回局产。经过此次风波，招商局损失惨重，账面仅剩11.5万两盈余，“局款一空如洗”，不得不向外商借债度日。
内部管理上的纠葛、“倒账风暴”中股票暴跌、“售产换旗风波”后经营困难，这使得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的合并已经势在必行。
1886年2月，仁和与济和两保险公司召开董事会，经协商，决定将仁和、济和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金为100万两，并重新推举8名董事。仁济和保险公司在整个晚清时期，营业状况尚不能说不够令人满意，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
从创办保险招商局、仁和保险公司、济和保险公司，到重组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这就是招商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民族金融业的贡献。
复牌：穿越时空 重获新生
在招商局至今超过130年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度辉煌，一是1872年创立以后至1911年清朝灭亡，史称“第一次辉煌”；二是1978年新中国改革开放到1999年新世纪开始之前，史称“第二次辉煌”；三是2000年新世纪开始至今，招商局正在创造自己的“第三次辉煌”。
招商局所开创的民族保险事业，在开创期至清朝灭亡前处于“第一次辉煌”阶段。
无论是1875年创办的保险招商局，还是1876年的仁和保险、1878年的济和保险，还是1886年合并而成的仁济和保险，正是有了这一系列保险机构的创建，中国民族保险业、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告别了零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民族保险业的创办，中国民族航运业、民族金融业也打破了被列强垄断的局面，民族工商业也由此增加了一个与外资一决高低的舞台。
正是因此，肇始于“洋务运动”的招商局金融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承载了民族富强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为推动民族工商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论是初期的保险招商局还是后来的仁济和保险公司，其本质是招商局属下的子公司，自成立伊始，其资本就能够为轮船招商局任意调用，“无须浮存利息，不必另提局用”（李鸿章语）。从1878年开始，招商局每年从保险费中提取15万两作为船险公积金，除用于赔偿海事损失之外，同时作为备用资金，来增加招商局的资本总额，占用保险股款且不需付出利息，这对于招商局的轮运事业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支持。
保险事业的资金还成为招商局进行局外企业投资的工具。
1884年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即奉盛宣怀之命，将资金30万两投资于开平矿务局，这笔钱直到1891年才被还清；又如，1886年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后， 1888年时公司资本金高达100万两，存轮船招商局50万两、开平局25万两；到了1890年10月，李鸿章在委派马建忠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再次准其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贷予织布局；该局于1893年10月被大火焚毁后，盛宣怀等在其残垣断壁基础上筹备了华盛纺织总厂，资本100万两，其中仁济和保险公司又“凑成三十二万附入”。
清末、民国的招商局与它开创的保险事业，则是惨淡经营、山河日下。
清末的最后三十年，清廷灾难频仍，风雨飘摇。1900年袁世凯持大权，为了控制招商局，导致招商局多年内斗，营业水准呈现下降趋势，招商局轮船产值和栈务净收入下降到创办以来的最低点，连续多年出现巨额亏损，已经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
进入民国后，招商局保险事业的境况更加山河日下。自1910年代开始，随着华商保险事业的兴起，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即逐步下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巨，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清查整理轮船招商局的背景下，仁济和保险公司几经抗争，终于获准脱离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体系，变身为完全独立的商业保险公司。
此时的仁济和，不仅丧失了清朝时期的官办地位，也因1928年脱离招商局而与国民政府关系疏离，加之外商的垄断、民族公司的竞争、政策的规范，终于走到了尽头。1934年10月，仁济和保险公司业务停滞，退出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此后，上海保险市场很少其活动的身影。
不过，招商局与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因缘并未由此终结。新中国成立后，1988年4月，招商局集团在深圳发起设立平安保险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创办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招商局与中国保险业的历史再次续写。
而在“洋务运动”诸多精英1876年创办仁和保险之后的140年，2016年下半年，正处于新中国“第三次辉煌”进程中的招商局集团，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将“仁和保险”的名称进行复牌重建，民族保险业的“第一”终于穿越时空，与新时代接轨，新的篇章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