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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创办记——近代民族保险业萌生

发布时间:2017-04-14 08:34:08    作者:赵广道 方磊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记者 赵广道 方磊

2016年9月26日,保监会预审会通过了招商局集团主导发起的复牌仁和保险、设立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新公司将由招商局集团联合中移动、中航信等股东共同发起,预期将于2017年中正式挂牌。

在招商局145年的历史上,曾经创下了无数的民族工商业“第一”,也曾经与中国近现代金融业同命运、共呼吸:1897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87年,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

而此次复牌,意味着招商局的保险梦穿越时光,与1876年的另一个“第一”再续前缘——彼时,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成立,发起者同样是招商局,名字同样是深含民族底蕴的“仁和”二字。

那么,“仁和保险”这一民族金融业的名号,诞生于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中?它的发展经历过怎样的历史风雨?它与中国保险业、民族金融业,存在着怎样的血脉关联?

背景:外资入侵,洋务兴邦

轮船招商局成立的背景,是外资入侵中国航运业,与之类似,仁和保险的诞生背景,则是外资保险对民族航运业的排斥与挤压。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72年的短短三十多年间,外商航运公司凭借政治特权和现代化轮船,将中国的长江、沿海及远洋航线几乎全部垄断,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还导致中国原有的沙船业日渐衰落,进而严重影响到清政府的漕运。

在此背景下,1872年12月,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次年1月,招商局正式开业,为的就是“漕运之需”和“分洋商之利”,承载着积贫积弱的中国“求富求强”的民族使命。

列强入侵之前,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专门的保险行业来承担社会、经济中防范天灾人祸功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也成为中国近代保险业的起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资保险业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中国各个通商口岸,从沿海进入内地,保险业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英、美、德、日国家的洋行纷纷设立保险机构,对中国的保险业形成了垄断局势,获取了巨额利润,譬如,英国保家行保险公司由于利润丰厚,竟然使得它的股票在短短10余年内升值了400%。

外国轮船垄断了中国航运市场,外国保险公司又垄断了船舶保险业,使得处于襁褓中的民族轮船业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譬如,1872年前后,招商局购买了数艘轮船,各洋商保险行联手,以轮船悬挂中国龙旗和双鱼旗(招商局局旗)不合规则为借口,拒绝承保。招商局几经斡旋,英国怡和洋行、保安行才勉强同意,但一条价值10万两的轮船,每年需缴纳1万两—1.5万两的保险费,年费率高达10%,承保条件极为苛刻。

这种近似勒索的昂贵保险费,刺激刚刚创办、资金紧缺的招商局不得不走上自办保险的道路。

1873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1832-1892)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上任后不久,唐廷枢就开始考虑如何克服轮船保险这一大漏卮。在他主持修订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和《轮船招商局条规》中,就明文提出,“栈房轮船均宜保险”,“本局招商畅旺,轮船愈多,保险银两愈重。拟由本局自行保险,俟银两积有成数,再行设立公司,广为保险”。

而李鸿章本人,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即明确要求设法办理船业保险,他在上奏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就曾表示:“华商领官船自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奇,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1875年(光绪元年)4月4日,招商局“福星”号轮船途经黑水洋(古代黄海的称呼之一)水域时,在雨中与迎面驶来的英国商船“澳顺”号相撞,“福星”轮沉没,招商局共有63名船员丧生,船上的货物悉数沉没,肇事的“澳顺”号却安然无恙。

海难发生后,唐廷枢提起赔偿诉讼,结果,英国领事百般包庇,推卸责任,最后判定由“澳顺”号船主布朗赔偿白银1.1万两,而且由于布朗逃匿,直到结案两年之后,招商局才追回赔偿金1000英镑,仅仅合算为白银3600两。而为了善后,招商局单是向遇难船员家属发放的抚恤金一项,就支付了2.4万两白银,而且由于没有足额的轮船保险,这次海难赔进了相当于招商局大半年的利润。

“福星号事件”让招商局的管理者意识到,自设保险已经是刻不容缓。

创办:从保险招商局到仁和保险

中国人试办民族保险业的开端在1865年。

那一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一家名为“义和公司保险行”机构。从学术意义上讲,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但是该行规模甚小,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且行址就设在与怡和洋行关系极为密切的德盛号内,并未专门开办船舶保险业务,因此,该行很快就销声匿迹。

因此,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仁和保险之前,从实际意义上讲,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拥有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保险业经营的,全部是欧美列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历史也就是空白。

“福星号事件”发生后,唐廷枢和自己的同乡、也是自己引荐入招商局的会办徐润(1838-1911)商议自办保险之事,随后,召集招商局国内12个分局的局董到上海总部开会,决定在上海设立保险招商局,并拿出了一个详细的筹备意见。同年9月,由徐润出面提出上奏,旋即得到批准。

同年11月初,唐廷枢、徐润以及上述12个分局的局董联名在天津《益报》和上海《申报》刊登《保险招商局公启》,详细申明了保险招商局的创办宗旨、募股方法等内容,向社会募集投资,筹备保险公司。这份《公启》还公布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口岸为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以及新加坡、吕宋、西贡、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箱馆等外埠口岸。

这实际上是一篇极好的可行性报告,当时的报章评论说:“查华商装货保险为习者,已实系有徒,向投保险公司者,惟西人独擅其事。今见华人倡议此举,想华商无有不为喜庆者。”很快,保险招商局“投股逾额”,达到20万两,超过了原定的15万两数额。

招股完成后,保险招商局于1875年12月28日正式在上海成立。

保险招商局经营半年后,业务日渐步入正轨,但由于承保能力有限,仍不得不依赖外商保险公司分保,于是,1876年7月,经过唐廷枢、徐润等人合议后,决定重新设立一家保险公司,公司定名为“仁和保险公司”。

1876年8月19日,仁和保险公司正式在上海开张。

新公司总股本25万两,试办一年期间,保险业务非常兴旺,利润率高达30%-40%。于是,1877年,公司再次扩招股本25万两,使得股本总额达到50万两。

保险招商局被公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不过,现有史料表明,约1882年前后,保险招商局似乎销声匿迹,专家推测,极有可能是招商局对附属保险公司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保险招商局并入了仁和水险公司。

所以,在研究中国保险业、民族金融业历史时,学界一般将保险招商局认定是中国人自办船舶保险的初步尝试,而仁和保险公司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诞生;而相较于钱庄、票号、典当等中国传统金融业,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仁和保险公司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模式、试办新式金融业的第一例,因此,仁和保险公司的创立,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新式金融业的诞生。

仁和保险公司的创办,还有另一层更为现实、更为重大的意义——自此以后,外国保险公司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被打破,中国民族航运业仰洋人鼻息的时代也就此一去不复返。

就在创办仁和保险公司的同一年,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这家在华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独霸中国水域10多年的外资轮船公司,在与轮船招商局、太古轮船公司等中外航运企业的激烈竞争中败势明显,决定出卖全部资产。招商局的领导人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当机立断,于1877年收购旗昌产业。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旗昌收购案”,也是中国企业第一宗涉外收购案。并购完成后,招商局船只达到29艘,总吨位达到30526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只轮船商队。

由于仁和保险公司初创,资金不足,按照惯例,这些轮船的保险仍有60%需要交洋行保险。而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唐廷枢选派了一位祖籍广东的中国人张慎之担任专走长江的“江孚”轮船长,洋商竟以此为由,拒绝给该船提供保险。唐廷枢针锋相对,断然决定将所有轮船一律收回自保,并出面与洋商解除了所有船舶的承保关系。

1876年创办的仁和保险公司,加上创办于1978年的济和保险公司,不仅使招商局免受外资保险行的敲诈与盘剥,同时也为自身积累了一笔可观的保险基金。

自办船险使招商局在各种海事中的经济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878年初,“厚生”轮在厦门附近沉没,即从保险费中提取了7.25万两进行赔偿;1879-1883年短短5年中,招商局又有“江长”“伊敦”“和众”“汉广”“美利”“兴盛”“怀远”等轮船相继失事,大多以保险费进行赔偿。

对此局势,唐廷枢、徐润也相当满意。徐润曾经如是自言:“设立保险公司,诚为一大创举。招商局与保险公司互为依存,休戚与共,招商局如虎添翼,获益匪浅,从此轮局可以畅通无忧矣!”

发展:仁济、济和合并兼融

1877年初,并购了旗昌公司的轮船和码头、栈房之后,招商局规模迅速扩大,承载着保险事宜的仁和保险公司一下子压力剧增。同时,仁和保险公司成立时就定性为水险公司,经营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招商局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不得不向洋商投保。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得招商局的保费大量外流,还得忍受洋商的百般敲诈和勒索。

为维护权利、扩大经营范围,1878年(光绪四年)3月,时任招商局会办的徐润与唐廷枢等人商议,进一步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重新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1878年4月,济和船栈保险局经过第二次招股,将续招股本至50万两,并改名称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保险业务扩大到保客货兼保船险。1881年,济和保险公司的增开了新加坡、旧金山等处的保险业务,在此后的经营中获利甚丰。

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足以满足自我的承保需要,也完全有能力与外商保险公司一争高下,外商保险公司自此对华商的刁难行为大为减少。也正是因此,唐廷枢才有底气将招商局所有轮船一律收回自保,彻底解除了与洋商保险公司的船舶承保关系。

与此同时,因为仁和、济和分立两家保险公司,存在着不少弊端。

其一是,两家公司成立之初都是只保招商局内船只,不保局外船只,影响了营业收入;其二是,两家公司业务划分上相对独立,虽然业务不会混杂、边界清晰,但分立的局面也会导致各自面对市场竞争时的势单力薄;其三是,两公司的股份与招商局股份所属并不一致,两家的经营人员也不完全由招商局委派,自成立以来就颇为纠葛,在管理上造成了许多混乱。

于是,仁和、济和合并的要求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883年爆发的“倒账风潮”,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在招商局早期整体运营、招商局保险事业经营中有着重大贡献的徐润在房地产投机失败,挪用招商局公款救急,结果1884年被李鸿章发现并革职。徐润的失败直接导致轮船招商局及所属仁和、济和保险公司股票暴跌,仁和保险公司则由每股50两跌至35两,济和保险公司也由每股50两跌至34.5两。

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爆发后,法军公开扬言“遇船劫夺”,于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实际主持局务的马建忠(1844-1900,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将招商局全部产业与股票以525万两的价格,与美国旗昌洋行达成“售产换旗”协议,将招商局全部产业交给旗昌代为经营。

此事招商局的股东、朝廷并不知情,1884年8月1日换旗过户后,旋即遭到朝廷严词指责,马建忠隐匿逃脱。于是,中法战争的结束后,清廷、股东们于1885年8月收回局产。经过此次风波,招商局损失惨重,账面仅剩11.5万两盈余,“局款一空如洗”,不得不向外商借债度日。

内部管理上的纠葛、“倒账风暴”中股票暴跌、“售产换旗风波”后经营困难,这使得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的合并已经势在必行。

1886年2月,仁和与济和两保险公司召开董事会,经协商,决定将仁和、济和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金为100万两,并重新推举8名董事。仁济和保险公司在整个晚清时期,营业状况尚不能说不够令人满意,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

从创办保险招商局、仁和保险公司、济和保险公司,到重组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这就是招商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民族金融业的贡献。

复牌:穿越时空 重获新生

在招商局至今超过130年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度辉煌,一是1872年创立以后至1911年清朝灭亡,史称“第一次辉煌”;二是1978年新中国改革开放到1999年新世纪开始之前,史称“第二次辉煌”;三是2000年新世纪开始至今,招商局正在创造自己的“第三次辉煌”。

招商局所开创的民族保险事业,在开创期至清朝灭亡前处于“第一次辉煌”阶段。

无论是1875年创办的保险招商局,还是1876年的仁和保险、1878年的济和保险,还是1886年合并而成的仁济和保险,正是有了这一系列保险机构的创建,中国民族保险业、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告别了零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民族保险业的创办,中国民族航运业、民族金融业也打破了被列强垄断的局面,民族工商业也由此增加了一个与外资一决高低的舞台。

正是因此,肇始于“洋务运动”的招商局金融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承载了民族富强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为推动民族工商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论是初期的保险招商局还是后来的仁济和保险公司,其本质是招商局属下的子公司,自成立伊始,其资本就能够为轮船招商局任意调用,“无须浮存利息,不必另提局用”(李鸿章语)。从1878年开始,招商局每年从保险费中提取15万两作为船险公积金,除用于赔偿海事损失之外,同时作为备用资金,来增加招商局的资本总额,占用保险股款且不需付出利息,这对于招商局的轮运事业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支持。

保险事业的资金还成为招商局进行局外企业投资的工具。

1884年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即奉盛宣怀之命,将资金30万两投资于开平矿务局,这笔钱直到1891年才被还清;又如,1886年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后, 1888年时公司资本金高达100万两,存轮船招商局50万两、开平局25万两;到了1890年10月,李鸿章在委派马建忠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再次准其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贷予织布局;该局于1893年10月被大火焚毁后,盛宣怀等在其残垣断壁基础上筹备了华盛纺织总厂,资本100万两,其中仁济和保险公司又“凑成三十二万附入”。

清末、民国的招商局与它开创的保险事业,则是惨淡经营、山河日下。

清末的最后三十年,清廷灾难频仍,风雨飘摇。1900年袁世凯持大权,为了控制招商局,导致招商局多年内斗,营业水准呈现下降趋势,招商局轮船产值和栈务净收入下降到创办以来的最低点,连续多年出现巨额亏损,已经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

进入民国后,招商局保险事业的境况更加山河日下。自1910年代开始,随着华商保险事业的兴起,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即逐步下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巨,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清查整理轮船招商局的背景下,仁济和保险公司几经抗争,终于获准脱离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体系,变身为完全独立的商业保险公司。

此时的仁济和,不仅丧失了清朝时期的官办地位,也因1928年脱离招商局而与国民政府关系疏离,加之外商的垄断、民族公司的竞争、政策的规范,终于走到了尽头。1934年10月,仁济和保险公司业务停滞,退出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此后,上海保险市场很少其活动的身影。

不过,招商局与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因缘并未由此终结。新中国成立后,1988年4月,招商局集团在深圳发起设立平安保险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创办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招商局与中国保险业的历史再次续写。

而在“洋务运动”诸多精英1876年创办仁和保险之后的140年,2016年下半年,正处于新中国“第三次辉煌”进程中的招商局集团,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将“仁和保险”的名称进行复牌重建,民族保险业的“第一”终于穿越时空,与新时代接轨,新的篇章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