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该剧展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湖北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早在建国初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卢作孚
教育救国 初次尝试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自小酷爱学习，然而在进学堂念书不久忽然得了怪病，因用药不当造成了失声。不得不辍学二年。恢复说话功能后，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在14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只好再次离校。
1908年，卢作孚步行到成都的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后觉得学习内容太浅，上学是在浪费时间，就干脆住在合川会馆自学，不久学有所得。为了减轻家中的困难，只有小学程度的他一边自学，一边教补习生来获得一点收入，不向家里索要生活费。仅仅两年间，这个尚未成年的男孩编写了几部著作：《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等。
1914年，卢作孚只身来到上海，有幸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卢作孚逐渐认同并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卢作孚回到家乡后，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此间,他著文《各省教育厅之独立》，首次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认为“教育为救国的不二法门”，主张教育独立，扛起了“教育救国”的大旗。
1921年，应四川军阀杨森的邀请卢作孚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掀起了被誉为“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川南新教育实验。一方面，他以民众教育为中心，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由“五四”运动引发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以整顿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彻底改变川南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新教育实验。他倡导并推行了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运动，宣传放脚、剪短发、实行男女同校。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创办了图书馆和阅览室，举办各种展览，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随后由于杨森的倒台，他的教育尝试也没法继续进行。
二度尝试 实业救国
随着“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卢作孚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回到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
1925年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大典。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公司，当初筹资极其困难。幸而得到友人得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二是大力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1930年初，卢作孚把自己在北碚试验中的经验和思考写成题为《乡村建设》的长文，在北碚《嘉陵江报》上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改造运动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乡村建设”提法并对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章。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得北碚从一个落后的乡镇迅速变成了一个走在中国前沿的现代化小镇。
卢作孚先生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决，大家的事情公司解决"。一批批青年生进入了民生公司，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家庭。在北碚，有民生公司的新员工的培训学校，对员工进行从技术规范到品德操守的全面培训，把来自兵荒马乱的社会上的青年弟子培养成现代航运业的文明员工。
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7个公司。船只最高时刻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抗战时期，郭沫若任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邀请卢作孚去演讲，卢作孚穿着土布衣服坐在车前排，可负责接待的人不认识卢作孚，见第一个跳下车的人身穿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拿着黑色公文包，十分气派，就急忙迎上前去握手，并一个劲说：“欢迎，欢迎。”其实这个人是卢的工作助手。误会虽可笑，却见证了卢先生的节俭朴素之风。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
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创业保险 保障民生
卢作孚1926年成立的民生实业公司除自办保险外，还相继投资于民安、太平洋、中国航运意外、合众、中国人寿、大吉、兴华、航联等保险公司。
卢作孚在自己公司的员工中推行保险制度，于1937年全面启动办法使员工的保费由公司统一从工资中扣除，然后由公司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保。他对于保险与风险管理的重视，可见一斑。
国民政府内迁后，1939年9月，实业部农本局在重庆农业实验区设立家畜保险经理处，准备在所辖农业实验区的合作金库（农贷机构）支持下，办理牲畜保险业务。在卢作孚等人的支持下，家畜保险经理处首先在重庆北碚成立第一个家畜保险社，开办农民养猪保险。
保险业务的增加促进了公估行的产生。1942年，卢作孚发起，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公估行。凡参加保险的动产与不动产遇有损失发生须按保险契赔偿者，保险双方均可委托该行实地调查，公正定赔偿金额，使双方能于短期内得到合理调处，深受各界欢迎。
1943年的重庆是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地的保险机构多达50余家。由于创办保险公司的组织和业务比较简单，因此当时的银行和大企业纷纷创办保险公司。此年4月,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共产党人卢绪章提议创办保险公司的设想。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肯定。于是，卢绪章以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邀请卢作孚共同作为发起人，筹创了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卢作孚先生代表民生实业公司，卢绪章同志代表广大华行，双方各筹资50%，共同投资法币1000万元，在重庆筹建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公司取名“民安”源于创始人卢作孚，他认为：“该保险公司之职责应侧重于人民物资之安全保障，故命名为民安产物保险公司。”
1943年11月11日，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时事新报》刊登了开业公告。“民安”保险正式开业后，民生实业公司便将所有50余艘轮船的运输险业务全部交给了民安保险承保，初步奠定了坚实的业务基础。为全面拓展业务，民安在四川内江设立了分公司，承揽了内江糖业运输及各制糖厂的水、火保险。此后，卢作孚决策民安保险在昆明设立了分公司，在成都、贵阳、西安、自贡、盐都、泸州、宜宾、合江、资中等地设立分支代理机构。
《新世界》是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公司的内部刊物， 其宗旨是“全民抗战，实业救国”！1945年12月出版的《新世界》12月号《中国保险业起源及战前发展战时特征专辑》，登载了战前、战时全国保险业的基本情况，史料价值极高。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根据形势的变化，卢作孚决定将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东迁上海、扩大经营。1946年2月，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总公司租下在今延安东路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原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大楼底层的全部房屋用于办公，并正式对外营业。
当时，外商保险业，首先是美商保险公司企图重新垄断中国的保险市场。而一些官僚资本投资的保险公司凭借各自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又控制了一部分保险业务。再加上法币贬值，国民党政府一再颁布政令，保险公司维持营业必须不断增资。民营保险公司因业务萎缩，保险业务和技术人员不断分化而处于附庸地位。各保险公司为承揽业务，竞争激烈，钩心斗角，花样翻新。这个时候，刚刚迁到上海的“民安”要站稳脚跟，拓展业务，实非易事。在这种形势下，卢作孚将“民安”调整并扩大分支机构，将原重庆、天津、汉口三个分公司改为华西、华北、华中三个区公司。随即又在南京、广州、青岛、沈阳、长春等地建立新的分公司或代理处，由总公司派人员或就地延聘有声望的商界人士负责经营。同时，“民安”紧紧依托广大华行并通过民生实业公司，开辟国外保险业务。随着又与美亚保险公司建立了合约分保关系，一时业务蒸蒸日上，令同业刮目相看。
1946年初，卢作孚又将附属企业民益商行扩充为独立经营的民益运输公司，总公司设立于上海。民益运输公司利用民生实业公司的关系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十余处，并建立起了轮船、铁路、飞机等相衔接的联运网络。由民益运输公司代办向民安保险公司投保运输险，不仅手续简便，而且服务周到，受到客户欢迎。
归心似箭 赤子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赠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五反运动”开始后，许多私营工商业者受到冲击。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触礁沉没，使民生公司面临财务危机，卢作孚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当时四处传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搞得公司里人心惶惶。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睡，情绪十分紧张。突如其来的政治诬陷接踵而至，当年2月8日卢作孚先生愤而自杀以明志，表现出他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
两天之后，即2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受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托，到卢作孚家中吊唁。同一天，惊骇万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个消息，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卢作孚先生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并且在几个方面都成效卓著。
卢作孚一生手握几千万资产，却从没想过为自己买地、买房，身后没有财产，没有储蓄，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连兼职单位送的车马费都分文不留地捐出去了。许多人慕名请他兼任事业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最多时达几十个，包括金融企业的董事，有些是请他个人，有些是请他代表民生，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有的比他工资还高，每次单子送来，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字样，这些捐赠的字条、收据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里。他曾对人说：“我没有给我的儿女准备任何财产。我留给儿女的，是做事的本领。”
1987年，卢作孚的生前好友及其曾致力建设的北碚人民捐资修建了作孚园，并由其至交梁漱溟先生题词“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以纪念这位在近代中国史不能忘记的民族实业家。
卢作孚先生一生为民族复兴殚精竭虑，视虚名若浮云。卢作孚先生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是全民族一份厚重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