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
2015年，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启动老人保口述历史记录片的摄制工作，对系统内健在的60多位老人进行了抢救性的采访。退休关系在中国再保险公司的王恩韶老人主动要求接受采访，但不久他因病住进了医院。6月17日，摄制组来到解放军304医院急诊部，在病房里完成了对王恩韶老人的采访。老人的子女及从美国特意赶回来的孙子，一同在病房聆听了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王恩韶老人斜靠在病床上，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手稿，似乎有点紧张。我鼓励老人放下手稿，直面镜头，讲自己的故事。王恩韶老人侃侃而谈地讲起跃进轮的赔付事件，这个故事我已多次听老人讲过，但只有这次让我深深地触动。从老人深邃的目光中，我似乎看见了在人保历史的时光隧道中，那前仆后继的身影，是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体征重合的体现。
10月20日，是人保成立66周年的日子，在当天举行的司庆活动中，口述采访纪录片获得了大家的好评。但是，王恩韶老人在10月19日刚刚去世。其实，就在那天，我们还在加班修改有关王老的几个镜头。似乎冥冥之中，老人看见了自己的镜头改好了，才放心地离去。
在我参加完王恩韶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后，王老的女儿王家莹送我了一瓶老人生前珍藏多年的红酒，作为纪念。我品味着醇厚的美酒，似乎已把老人的谆谆教导，点点滴滴地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
保险世家的传承
王恩韶作为新中国保险事业开疆辟土的名人，其父亲王伯衡是民国时期多家著名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在人保历史上绝无仅有。
王伯衡的祖上是苏州的大户人家，至今王家的祖坟还在那里。1894年，王伯衡生于上海。
王伯衡清华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后，曾任大陆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国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
1929年11月，号称当时“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独资创办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元，实收半数，办理水、火、船壳、汽车及其他等保险。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金城银行史料》中载1933年3月27日董事会会议记录：周总经理报告云：本行所附设之太平保险公司，数年来办理尚能稍获余力，唯一家做此，声势究竟不壮，遇有大宗生意每不能做。去年本拟改由四行合办，乃商量之际，因主张归储蓄会办理及另立机关，结果未能一致。此次改组则系本行与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五家共同组织，各出资本壹佰万元，设董事五人，推黄奕柱君为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公推周作民担任，丁雪农君为协理，并拟推王伯衡君亦为协理。
太平公司领导合影
据保险历史研究专家王珏麟在《王伯衡的保险生涯》一文介绍：王伯衡在其回忆录《从太平保险公司到太平洋保险公司》一文中记载了他本人到太平保险公司从业的情况：“我参加太平公司工作是1933年9月，也就是6家银行增资改组的时候。这是第一次新董事会议决，除了总经理由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充任，协理由前任经理丁雪农升任外，另添置协理一人，但这一协理的人选，经各董事数次提名，均不能得到全体同意，最后由钱新之把我提出竟获通过(我从1919至1927年任北京银行公会秘书，因此与各银行巨头，包括太平新公司的各董事在内，俱系熟识，所以较易通过)。我在无意中得到这个待遇优厚的职务，凡属友好皆向我道贺，其实我内心不胜惶恐，因为我对保险业务一窍不通，必须从头学起。”
《金城银行简史》中也有记述：“从金城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至与同业联营，都由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实际负责营业的经理丁雪农和协理王伯衡都是保险业中的佼佼者，培养了不少人才。”
1941年12月，太平保险成立太平分保集团。此时，王伯衡与周作民、丁雪农等领导层在公司与国外分保公司取消分保契约、集中收购合并同业公司等经营决策意见上分歧较大，工作也不顺心。于是，王伯衡辞去了太平保险公司的所有职务。
王伯衡到重庆拜访交通银行董事长、大陆银行常务董事钱新之，欲谋求回归老本行任职。钱新之对他劝诫：银行的黄金时代业已过去，大陆银行不必改组，你也无需当它的经理。倒是我们交通银行需要另办一个保险公司，你可以着手组织筹备工作。
1943年12月8日，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关于公司名称有说是来自太平洋战争之意;有说来自开拓海外业务之意;我觉得可能也有想超越老东家太平公司之意。
据王珏麟介绍：为筹建太平洋保险公司，用王伯衡的话讲：“第一步就是进行分保出路的探索。”经过王伯衡对重庆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分析后，和世界上最大的分保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总经理阿尔提亚和伦敦商务分保公司的总经理考尔朋两人电报联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1943年，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成立，它是由中国、太平、宝丰、兴华四家保险公司在组成的，是一个再保险(分保)集团。办事处把所有国外的分保限额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还同伦敦市场洽商订立了一份具有600条线的分保合约，把伦敦市场上的分保限额全部包括在内。王伯衡认为：四联分保办事处的成立，完全是针对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做法，属不正当竞争。
1944年7月，王伯衡促使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与伦敦保险经纪处签订了预约分保合同。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经接受国内同业水火险固定分保者共18家。
太平洋公司的大多业务骨干都是王伯衡从太平保险公司挖来的，也有从各地保险界中物色来的，可见当时市场竞争之激烈。
太平洋保险公司所有分支机构的经理，大都由当地交通银行经理兼任。总公司则派遣熟悉业务的人员前往襄助处理业务技术工作。保险机构均附设在交通银行内，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当时四大官僚保险机构之一。
1944年，太平洋、中国农业、中国等四家官办保险公司组成了新“四联”。
抗战胜利后，王伯衡回到上海。1947年4月，王伯衡在上海创办了交通产物保险公司。该公司是原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利用福利基金，组建起附属的保险企业。浦心雅任董事长，王伯衡任总经理。
1948年，王伯衡出任裕国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裕国产物保险公司成立后，加入川盐保险的地盘竞争。裕国产物保险公司还曾联合永兴、中兴等20余家民营保险公司共同投资发起创办了中国再保险公司。
1946年7月，中国保险业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次会议共选出理事29人，监事10人，并由理监事会议选出常务理事9人。理事长为罗北辰，常务监事有王伯衡、刘聪强、郑鹤春等3人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被接管的王伯衡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的专门委员、上海市分公司秘书。此前，在接管时，王伯衡因“隐匿人民财产”，曾被法院审判罚款。
早期非凡的保险经历
1922年1月27日，王恩韶出生于上海。人保退休老人魏润泉特地给我写信介绍王恩韶的情况，按魏老的说法：王恩韶出身“白领家庭”。
在这个金融世家的环境中，王恩韶自小享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上父母的严加管教，使王恩韶从小就已体现出良好的修养气质。当然，这种修养也会带来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执著和清高的习气，这些在王恩韶身上，几乎可以说沿袭了整个一生。
1938年，王恩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吴大学的经济系。东吴大学是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创办，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它的中文校训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可见校风格调之高。王恩韶在上学时期，正是该校适应潮流，弱化神学传统，加大西学知识结构建设，硕士体系日渐完善。
1942年，王恩韶大学毕业之后，在其父的举荐下，在上海分保集团工作，子随父业，开始了保险生涯，而且是再保险的专业生涯。
1936年，太平保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陶听轩到欧美考察保险业，可以说这是中国保险业最早到国外保险公司考察的人。陶听轩并被选为英国保险学会会员。1938年，太平保险创设太平人寿公司，业务迅猛发展，太平保险遂成为全国著名的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公司。
在这样一个发展快速的公司里，王恩韶的人生轨迹也是随之快速的展开，其父王伯衡利用一切机会，为他提供锻炼的机会，在王恩韶的身上，他寄予全部的厚爱，甚至是太平公司的未来，如同祖上的家当一般。
在保险职场上，王恩韶以过人的学识特别是发挥外语的优势，在再保险市场得到了历练。很快，王恩韶就担任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科长、襄理，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最年轻的保险领导层。
1948年10月，王恩韶被太平洋公司选派到瑞士再保险公司考察。瑞士再保险于1863年成立，位于苏黎世，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寿与健康险再保险公司。王恩韶在这里获取了中国保险业早期的国外经验。紧接着王恩韶又在英国伦敦通用再保险公司工作，这种优越的职业生涯条件，在民国时期是罕见的，王恩韶日后成为新中国再保险的领军人物实属必然。
最早的再保险专家
1949年10月，中国历史在翻动这一页的时候，中国人民保险也一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王氏父子的人生同样面临新的抉择。
民国时期的著名保险专家王伯衡选择留在中国人保上海分公司，其儿子王恩韶到了北京，进入人保总公司，父子俩依旧是同在一家保险公司。
1951年7月，王恩韶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计划室副主任。说起人保创立初期的经历，王恩韶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保险意识的形成的曲折路径。
王恩韶说：以前，去宣传人寿保险业务时，老百姓一听说“人死了保险公司就赔钱”，非常忌讳，说：“我活得好好的你让我死啊?”于是就把业务员给赶出来了。我参加保险工作后，有时也接到电话问：“你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我买个保险柜怎么样?”那时即便是我们的领导，对保险的保障功能也不了解，更多地把保险当成累积和上缴资金的工具，所以主要任务就是抓怎样赚钱、怎样上缴。
由于过分强调保险的财政手段，一些地方出现强迫命令拉保费的现象，使保险的名声不好。那时，农村保险主要是养猪养牛。有一次村干部正在开会，听说保险公司的人来了，说句“散会”，便拉着牛躲到山上去了。
王恩韶说：人保成立初期，保险公司的主管单位换过好几次，如同走马灯。最初是由财政部领导，后来是由人民银行领导，后来又划到财政部。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保险的保障功能不完全了解，导致这种轮换。
王恩韶还记得当时的总经理张蓬有一次调研回来，在公司大会上说：我认为保险不是火腿肉，连包火腿肉的纸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捆火腿肉的绳子。这意思是说，保险的油水实在不多。所以，保险公司的任务就是要多累积、多上缴资金。
由于保险被视为财政或人民银行长期累积资金的工具，上缴金额又相对较少，所以大家认为保险不是块肥肉。也因为这个特点，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不是十分重视，因此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在内部设立管理保险的专职部门。
在人保成立初期，前苏联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业务由中国保险公司，这种按社会制度政治立场决定保险公司负责的现象，也只有是中国的特色了。
王恩韶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国保险公司的对外分保业务主要通过伦敦保险经纪人公司willis安排，只有分出，根本没有分入。人保在伦敦设立了个机构，叫人保驻伦敦联络处，是由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名英国人，名叫Noble,他负责和当地客户打交道，这是中国人保最早的涉外机构。
中国当时没有自己的远洋轮船，租用前苏联的又太显眼，因此，经常租用悬挂希腊、巴拿马等国旗的轮船，方便进出口货运，以免受到干扰。
1951年2月，我国租用巴拿马船籍“海后”轮，从国外进口橡胶等军用物资，价值107万英镑。在回国途中，被台湾当局拦截，劫掠到基隆港扣押。中国保险以战争险向伦敦索赔，但伦敦方面以双方并未交战，不能算战争险为由拒绝。中国保险以保险标的为海盗行为为由，理应赔付。对方又争议轮船回国航线发生绕航，属于除外责任，中国保险以出具批单，属手续正常，据理力争。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关注，这或许是他第一次对保险有了深刻的印象。
王恩韶当时在伦敦考察，帮助伦敦代表Noble搜集情报，开展研究。最终，分保全部摊回。中国人保史称“百万英镑”事件。
1954年9月，人保设立国外业务处，下设业务科、再保科、海外科三个科。王恩韶担任再保险科科长，成为中国人保第一代再保险的专职领导。
1957年，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派出水险部经理访问中国人保，施哲明、秦道夫、王恩韶和他们进行了谈判。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是人保历史上第一家来访的西方保险公司。由于人保在伦敦市场又找了几家保险经纪人，不再是一家公司控制，因此，国际保险经纪人之间也有了竞争局面，纷纷来中国开展交流。
但人保还肩负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保险建设的任务。1954年，朝鲜国家保险局到人保考察、学习，秦道夫、王恩韶向他们介绍了再保险情况，毫无保留地将办理国外业务经验传授给他们，后来，朝鲜才开始有了国外保险局。
1956年，中国政府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保险也要配合，人保积极参与他们的轮船分保。1959年，王恩韶访问埃及，当地Misr保险公司总经理请他到家晚餐，总经理夫人感激中国的支持，她说：当时合同被取消，谁都不敢接，试试中国吧，没想到中国很快就同意了，而且是照单全收。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了。
1959年，人保代表团到开罗出席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会议(FAIR)，林震峰副总经理作为中国保险的代表出席，王恩韶作为业务人员兼翻译随行。
王恩韶记得：林震峰参加完专业会议，过两天开保险监管会，他又参加了。外国人感到奇怪，一位埃及再保险公司总经理对他说：“你一人又是业务又是监管，你是在用左手管右手，管得了管不了?”林震峰副总经理也没法多说，反正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回来以后就向上级汇报。第二年再开会，人保就加派了李聘周，他是人民银行的人，以保险监管身份参加监管会。林震峰只是保险业务的身份只参加业务会。王恩韶依然作为翻译出席会议，但他只是跟着林震峰跑。李聘周那儿没人陪着，正好省得别人想跟他了解监管情况。
1963年，越南政府要求人保派专家去帮助组建国外保险业务。施哲明、王恩韶、陶增耀三人先后去了两次，共9个月，他们帮助越南翻译成英文条款，就连公司的名称“保越”，也是他们帮助起的。当时胡志明还在，越南政府给他们发了友谊勋章。
越南财政部向王思韶颁奖
还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也都接受过人保的帮助。以致在文革期间，有人提出要建立“北京国际再保险中心”，以适应中国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畅想。
“跃进”轮赔案成为浓墨重彩的记忆
1963年4月30日，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海轮“跃进”号首次出航，它装载1万多吨玉米，从青岛出发首航日本。第二天在经过韩国海域时，意外触礁沉没，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跃进轮”出航。
当时王恩韶负责“跃进”轮的分保，合同组还有张鉴、李嘉华、周庆瑞、韦向辰4人。“跃进”轮保额120万余英镑，人保自留20万，其余100万主要是通过willis在伦敦市场分保。在“跃进”轮出航前的那个星期，王恩韶通知Willis办理分保。Willis接到分保电传后，就拿着分保书在劳合社开始安排分保，各个承保人（underwriter）接受了就写个数字签个名。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条船，国外保险专家考虑的时间都较长，起航之前总共分出了80万英镑。
5月1日，在家放假的王恩韶几个人正在月坛北小街宿舍里打桥牌。突然，国外业务处的施哲明处长敲门进来，说：不得了了，“跃进”轮沉了！这下大家都很着急，马上开始商量该怎么办。
他们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虽然伦敦方面发来电传，告知已经安排了80万英镑的分保，但并没有出保单，会不会赖账？第二，我们要求分保100万，才分出80万，那20万算不算数？几个人整整商量了一下午。
王恩韶即给Willis发电传说：关于“跃进”轮分保事宜，相信你方已全部安排完毕，请出具保单。对方回电道：我方收到分保申请后，即去劳合社安排，因时间所限，只分出80万英镑，并已通知你方，这80万英镑没有问题。本当继续安排所余20万英镑的分保，但日前我方一进劳合社，劳合社的“卢丁”钟就响了，报告了沉船的坏消息。所以非常抱歉，20万英镑未能再行分保。
由于这是中国自建的第一艘万吨级巨轮，也是人保出具的第一份海轮保险单，很多技术问题需要逐一核实，所以出单比较晚，但能分出80万英镑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且，120万英镑保额是比较高的，一是因为此轮国内造价高，二是此轮按前苏联巡洋舰的规格造的，钢板标准比普通商轮高。Willis当时也说国际上都没这样高的价格，人保以水险保单是定值保单为由，阐述足额承保，并无不妥。其实，这个金额，当时可以在西方船舶市场买两艘同样的轮船，可见其政治意义之大。
当时意识形态非常紧张，人们第一反应是：一是被“美帝”潜水艇打沉，要不就是被台湾特务炸毁。其实是我们自身原因，导致触礁沉没。船舶持有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在工作安排上比较仓促忙乱，船长是老船长，可是没有开过这么新的船，船长对船的性能、途径海域情况比较生疏；选择路线也是个问题，由于敌情观念太强，有意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线，以躲避美国的破坏；再加上轮船质量也是问题。这些情况虽不影响再保立案和承担赔偿责任，但也极易被分保接受人找茬赖赔。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开会，分析“跃进”轮出事原因。交通部在汇报工作时说道“跃进”轮有保险。周总理听说后，立刻叫办公室打电话给人保公司，让派个领导和具体做业务的人来国务院开会。
于是林震峰副总经理带着王恩韶赶忙过来，王恩韶用布袋装了一大堆资料，包括条款、保单、海上保险的书籍等。进了怀仁堂，王恩韶就把布袋放在座位下，但很快就被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给拿走了。
周总理见面就问：“跃进”轮沉了，保险公司赔不赔？他们答：赔。周总理问：都什么情况下赔？他们答：如果是触礁搁浅等海上风险。周总理又问：如果是让美帝国主义打沉了呢？他们答：也赔。
“跃进轮”赔付单据
参加会议的罗瑞卿将军用浓重的川音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哦？如果是美帝打沉的，英帝还能赔钱？像是不相信。”他们介绍道：“跃进”轮保了两种险，一个是MarineRisk（航运险），一个是WarRisk（战争险），按保险责任，都会按合同办理。周总理听说后，暗暗松了一口气，要求人保公司抓紧对外索赔，并请外交部条法司的专家配合，争取早日要回赔款。
一个月后，“跃进”轮赔款陆陆续续都摊回来了，总共104万英镑。据说，周总理在总结的时候说：“跃进”轮沉没，船长有问题，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有保险公司立了功，挽回了经济损失。而交通部长孙大光曾说：别人来找我必须先通报，保险公司的来人，我可以直接见。
通过这件事，人保公司很是风光。
1964 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海外保险会议代表。
再次走出国门的保险生涯
文革期间，中国人保遭到重创。军代表根本不懂保险，那时保险公司搬了6、7次家，婆婆换了3、4次。人保设在中国银行内部，成了科级单位。人保只留下9个根红苗正的人，组成看摊的工作小组。已任人保办公室副主任的王恩韶被下放到外地劳动改造。但保险小组经常涉及共同海损等专业问题，于是下去没3个月的王恩韶被借调回来，说是“当个拐棍使使”，但后来还是回到干校补课去了，说是锻炼的不够。
1970年9月，王恩韶借调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协同筹建中国海损理算会，制定“共同海损北京理算规则”。
1979年10月，王恩韶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处处长。1980年11月，王恩韶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中国执董办公室顾问、副执行董事。
1985年8月，人保就和中国银行两家出资在伦敦设立了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并于1985年10月1日签发了第一份保单。王恩韶出任人保驻伦敦联络处首席代表、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恩韶曾介绍：英中保险公司规模并不大，每年的保费收入也就是一两百万英镑。可人保在伦敦有一件事儿是做对了，就是没有接受责任保险。当时在国际市场上，责任保险是一种新的业务，在美国特别吃得开，英国伦敦劳合社当时也在逐步地开展着。人保当时对责任保险具体情况不了解，国内也没有，所以就决定先看看再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责任保险保费是很多，可是赔款更不得了，主要有两项，一个是石棉污染责任，还有一个是雇主责任。尤其是石棉污染责任，房子刚一盖好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石棉本身有问题的话，以后的赔款就理不清了，而且是个“长尾巴”责任，美国很多保险公司就是因为石棉保险赔了钱，关了门。后来又发展到经理人责任保险，这也是一个扯不清的官司。英中保没保责任险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些“责任”不好理解；二是人保在技术上也不熟悉。所以就缓了缓，一看前景不好，英中保就始终没有接受责任险业务。所以，英中保虽然保费收入数字不大，但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也是在当时英国保险市场上为数不多能够赚钱的保险公司之一。
1986 年王思韶参加国外保险会议
1991年5月，王恩韶退休回国。
1991年10月，王恩韶参加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任副组长。他曾到美国考察，为新中国第一部保险法的诞生，立下功劳。
王恩韶享有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海事仲裁员，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湖南中国保险学院客座教授。退休后，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泰康保险公司高级顾问。以中国保险法制建设奠基人之一王恩韶先生命名的“恩韶基金”正式成立，以纪念中国保险界元勋王恩韶先生资助贸大学子持续16年。
1993 年王思韶随《保险法》起草小组访问美国。
2015年10月19日，王恩韶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丰富多彩的生活个性
在上世纪50年代，人保的民乐队还是很有名的，经常被邀请到财政系统演出，乐队经常在休息日组织大家合练，其乐融融。王恩韶是乐队的琵琶高手，琴技高超。而他培养的女儿，也是中国民乐团的著名乐手。
王恩韶有一年，发现陈逸飞有张油画画的弹琵琶得姿势不对，认真的他还写信给陈逸飞，指出问题。
王恩韶不仅善于弹琴，还爱唱戏，是京剧花旦的票友，一直到80多岁，还坚持演唱。
王恩韶还有一嗜好是平日喜欢喝酒，主要是红酒一类的洋酒。据他生前的酒友王安回忆，王恩韶喝酒主要是聊天，也不讲究菜，主要是西式的小饼干一类，爱喝瑞典的酒。
王恩韶因长期在国外，自然养成一些西式的做派。西装领带就不用说了，英语更是不离口，遇人总是彬彬有礼。记得多年前，泰康公司搞庆典活动，王恩韶和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夫人在舞台上还跳了一段华尔兹，让人赞叹。
1986年，人保王真女士成为英皇特许保险学会会员，这是中国保险业第一位女士获此殊荣。英女王伊丽沙白二世在劳合社新大楼落成典礼上亲自接见了正在攻读CII课程而考取了劳合社奖学金的三位中国学员。对方要求中国学员穿盛装出席并施屈膝礼，王真那会连正装都没有，临时借了人保伦敦代表处王恩韶夫人的一件旗袍，并临时改了下，才算应付。王恩韶仔细向王真介绍了一些西方礼仪，并特意告之：屈膝礼就免了，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向资本主义低头，云云。
王恩韶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耿直和认真，似乎和官场上的一些习气格格不入。虽然他没有担当更高的职务，但他用他坚实的业务功底和为人保做出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