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雄俊：风华五十载 绵绵千秋德

 
附注：此表依据姚达人、赵镇圭“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办理陆地兵险的回忆”整理，九十年代拜访茅子嘉前辈经核实。

 

保险“战士”参演中华民族的“绝地反击”

绝境能激发人的斗志和潜能，唯有抗战才能救亡图存。尽管大后方物资匮乏生活单调，条件十分艰苦，但“十三太保”怀着报效祖国的信念，意志坚定，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视兵险事业为增添抗战力量的重大经济战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唐先生初出茅庐，先在中央信托局重庆办事处保险部（1941年改为产物保险处）供职，独当一面，勇挑重担，金牌培训师，在负责经办具体业务中，对保险理论钻研日深，把握条规处理利益冲突的协调能力与日俱增，工作表现及业绩也更为出色。

1939年12月7日，战时陆地兵险首先在重庆开办（图4）。这时的“陪都”重庆不仅集中了国家军政权力部门，而且还聚集了大后方1/3左右的企业，经广泛宣传，各工矿企业纷纷投保，极为踊跃。同月13日，昆明也开出了此项业务，随后陆地兵险业务在大后方全面铺开。陆地兵险之保险标的，主要为存储或坐落于国内后方且同抗战及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分“1、存栈货物（以农产品、矿产品、工业制造品、进出口物资为限）；2、生产工具（包括投保工厂机器设备与直接用于生产的厂房及原材料）； 3、建筑物（以经营中的仓库、工厂为限）”三类。其保险范围以飞机轰炸、防空炮火及敌特纵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为限。按危险程度，将陆地兵险承保地区划分为三类：一类地区为重庆、桂林、衡阳；二类地区为昆明、贵阳、韶关、万县、成都、宝鸡、西安；凡未列入一、二类地区者均为三类地区。在费率上，除一类地区实收外，二类地区可优待25%，三类地区可优待50%。贵阳、桂林、衡阳、韶关、万县、成都、广元、宝鸡、西安等地，先后由中央信托局派出业务专员，主管陆地兵险，小县城则不另派专人，委托各地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分支机构代理。保险期限为一个月，保险费须先缴，中途退保无退费。凡长期投保或有特殊贡献的工业，还可给予特殊优待。这些措施使内迁企业打消了顾虑。

图4：《金融月刊》对兴趣办战时保险的评述报道。

陆地兵险采取政府监督、公司代理的管理方式，费率的厘定尤为严格审慎，“十三太保”应时顺势，因地制宜，视承保标的物所处地理位置、环境和承保物之性质、保险期限等因素的不同而制定出较为灵活的费率条款，但需“随时拟定报请财政部审核”（注3）。为辅助兵险业务的开展，中央信托局还于1938年聘请保险专家及财政、经济、交通各部代表组成战时兵险顾问委员会，到1941年7月，该委员会改组为战时兵险审核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兵险业务与赔偿事宜。因为陆地兵险的危险较高，而空袭程度又因时而异，所以基本费率按每百元按月计算，即投保标的如无附带之加减费条件，一律按一定额比例计费，这与普通火险按年计算有所不同。开办之初，空袭频度颇高，因此基本费率定为每100元４元，后来日军空袭频度减低，经过三次改订，到兵险结束时为每100元２元（注4）。

敌机频繁袭扰，给陆地兵险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出险很多，赔款额巨大，据有关资料显示，赔偿率高达78%，远远高于其他险种的赔付率，尤其在交战最激烈的1937年和1940年，赔付率都超过了100%。以至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忧心忡忡，饬令中信局保险部逐天上报保险费收入与赔款支付报表。1940年初，日机加紧袭击重庆，每天出动成百架战机，进行地毯式轰炸，闹市区遭受严重破坏，损失甚巨，兵险总部（重庆打铁街204号中央信托局大楼）也被炸毁了一半（图5：此照片系程恩树邮寄，刊登在《保联》第二卷第9期）。大批商店被毁，商贾小贩疏散，市场供应断档，影响民众生活。为此，重庆市社会局呈请政府批准，中信局又举办了商店兵险（陆地兵险的特殊形式），指定500家商店投保“门市商品兵险”（标的为食品、服装、医药、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及旅馆等），承保限额为每家商店5000元，消费合作社10000元，旅馆20000元，公卖处50000元不等。之后随物价上涨保险限额有所增加。为严格审慎，规定“存货日报表所填数字，必须与实际相符，不得虚报；凡与货物数量有关各项簿册文件，必须妥善保藏，以备随时核对”（注5）。1941年４月后，进一步将承保范围扩大到旅馆、理发店等。另外还开设了重庆市“轮渡兵险”、“差轮兵险”等战时特殊陆地兵险。

图5：保联第二郑第9期刊发重庆中央信托局大楼被炸照片（由程思树邮寄）。

著名的荣氏家族企业——申新四厂、申新五厂（由汉口内迁宝鸡，主要生产军用被服），1940年8月31日遭36架敌机轮番轰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1000多包棉花被焚毁，70多台织布机、1部码布机和1部打印机被完全炸毁，染场的1部伸幅机和10辆布车被炸坏。修理车间的机房、栈房和职工宿舍屋顶的青瓦、墙壁和门窗玻璃也被炸弹震碎（注6）。中信局保险部经实地勘察严格审验，立即赔偿302522.48元。不久该厂在十里铺火车站附近的发电站又被炸，损失较大，为此中信局保险部亦赔偿676575.55元（此为1940年秋全国最大的出险赔款）。因赔偿及时，该厂只停工一星期，即迅速恢复了生产。

三十年代末，因上海、武汉等地的许多保险机构纷纷应对抗战形势变化，先后在重庆设立分公司或经理处，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并辐射到整个大后方的保险市场。1943年，中信局为扩大兵险业务，放弃独家代理，准予裕国、中国、宝丰、兴华、太平、太平洋、合众、华孚等11家民营保险公司代理和辅助陆地兵险业务。各公司与中央信托局为契约关系，负责“签发保险单据及代收保险费”，纯以尽义务为原则，“不支取手续费或代理佣金”，但为弥补其实际开支，由局核准给各代理公司开支津贴。

战争时紧时缓，加之保险费率不低，许多企业在敌机不来时就逾期欠费，遇到空袭后又赶紧续费投保。因此，陆地兵险时断时续，保额亦呈现随空袭危险升降而升降的趋势。

历年承保金额按地区分，重庆为51.29%，川康为17.54%，西北为11.55%，西南为10.87%，华中（湖南、湖北)为4.36%，东南为4.39%。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中美两国为抗击日寇侵略，还联合开辟了“驼峰航线”空中通道，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国军在美国空军支援下逐步取得制空权，空袭危险减少，陆地兵险的费率降到3‰。1944年以后，意、德先后投降，日军孤军作战，再无力量对我大后方轰炸，陆地兵险投保门可罗雀。到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陆地兵险即依“俟战争结束后停办”之规定而宣告结束。

战时运输兵险和战时陆地兵险因战而兴，从开办到结束，历时8年，几与全国抗战同始终，它既是由政府财政主导的非盈利性物资保障政策，属政府行为，亦属于保险人的成功商业化运作，堪为保险事业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战争带来灾难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承办战时兵险，能够在民族危难时刻减轻工矿业主及商民的损失，树立了诚信形象，鼓舞了士气，扩大了保险业的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保险的认同。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契约，出险赔付有一定的标准，令企业起死回生，是看得见的保障，这种保险举措远胜于国防动员，比政府口头承诺的保障措施补偿办法更具可信度安全感。由于办法简便、条款明细、费率合理，的确对繁荣大后方经济，稳定生产生活，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好评如潮，深得人心。当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陶金、顾而已等，都在舞台上宣传过战时兵险。

同时，战时兵险也是非常时期的无奈之选，最初设想由政府财政挹注，不求盈利，不计成本，只求保障。但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兵险深受社会欢迎，工商企业投保十分踊跃，保险费收入除去赔款支出后尚有盈余。1940年8月1日法国驻重庆的哈瓦斯通讯社(现法新社)专电说“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注7），这篇报道夸大其辞，不足为信，但兵险基金未动用，盈余不大，为支持全国抗战做出了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

陆地兵险的辉煌成就（图6），与13位保险精英的卓越表现是分不开的，这种不墨守成规，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勇气，天下为怀，为国分忧的职业操守，科学严谨、睿智创新的人才素养，殚精竭虑，彰显行业优势的奉献激情，使他们成功地克服了在理论和实践操作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障碍，为保险业后来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图6：战时陆地兵险保额统计表。

荣任“四联分保”经理，试水再保险业

第二个中距离镜像，来一个特写：28岁的唐雄俊，负责任，敢担当，稳重干练，事业初成——保险业界青年精英，柱石护国，开拓联合分保市场，凝聚民族经济力量。

在旧中国，能否获得分保出路，对保险公司生死攸关。晚清及中华民国初期的华商保险公司不懂保险原理没有办理分保，一旦出险遭逢巨额赔款，势必破产倒闭，故而能存活下来的保险公司寥寥无几。后来众多私营保险公司只能采取临时分保方式，设法将溢额分给在上海租界内营业的外商保险公司。华商保险机构普遍与欧美保险公司建立起再保险关系，但只有分出没有分入，极不互惠平等，华商保险机构实际上沦为外商保险的掮客小伙计。20世纪20年代，上海年保费7000万元，外商拿走80％（其中很大份额属于各华商保险公司支付的再保险费），严重影响民族保险业的利益和基金积累，甚至危及生存。

“七七事变”之前，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务主要是各家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或代理处完成，分保业务量小，一般通过上海保险市场即可满足。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保险机构的内迁与后方保险公司的兴办，重庆逐渐成为新的分保中心。孤岛上海游资倒流后的通货膨胀加剧导致物价高涨，许多私营保险公司法币资本金价值大幅缩水，承保额与赔款额却与日俱增，展业经营时愈感艰难。大后方的华商保险公司，除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中国、太平、宝丰等少数几家华资保险公司与外商公司签有固定分保合约可以解决自身保险溢额外，其余中小保险公司均很难联系到外商，原本有限的分保能力此时显得捉襟见肘，巨大的分保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是困扰大后方保险业的痼疾之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孤岛”亦为日军占领，英美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关门，不久，沪港与内地间交通宣告断绝，欧美邮电通讯完全切断，以致华商与国际市场的再保险关系完全停止。

华商保险公司不愿与狼子野心的日资保险公司签订分保契约，为了摆脱困境，自发走上联合经营之路：组建分保集团，把各公司超过自留额的部分汇集起来，再按各公司的实力去分配承受份额，这样不仅增强了对巨额业务的承保能力，也使每家公司获得数倍或十多倍于自身业务所得，达到平等互惠共同受益。一些小范围的联合分保组织不断涌现，“四联分保办事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保险公司联合太平、宝丰、兴华三家公司在重庆组织起来，并正式对外开业的。

当时，兴华保险公司经理邓贤（美国费城宾州大学保险学博士、美国保险学权威休布纳的学生）对唐雄俊十分赏识，在参与“中国、太平、宝丰、兴华４家保险公司分保联合办事处”的筹备中，让唐作为自己的助手全程参与。1942年“四联分保办事处”正式创建，唐就被委以重任，出任经理，辞去重庆总处的兵险工作，租借太平保险公司楼下的一间办公室栖身，据唐雄俊后来在《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图7）一文中回忆，“办事处的做法是把四家公司原来所有国外的分保限额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还同伦敦市场洽商订立了一份具有600条线的分保合约。……这个合约是基本上把伦敦市场上的分保限额全部包括在内。”四联分保办事处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市场垄断。因此，四联分保办事处正式开业不久，理事李启宇收到了一封来自太平洋保险公司王伯衡的警告信，指责这完全是针对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恶意竞争。该文这样描述：“1943年某日，重庆五四路保险公司（一家以交通银行为后台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王××收到了伦敦一家保险代理商发来的复电。……译文内容可意译为：‘分保限额已用尽，请与分保联合办事处联系。’……这位负责人收到这份电报，诚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使他吃惊万分。”（注8）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再保险市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王伯衡从太平保险公司跳槽出来参与创办太平洋保险公司，能够获得伦敦再保公司的分保实属不易，现在轻易被四联所取代，无怪乎会暴跳如雷。

图7：唐雄俊撰写《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

“四联分保办事处”用自愿合作方式解决保险经营危险分散的尝试，体现了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自主经营的愿望，抵制了四行两局官僚机构垄断业务掌控保险市场的企图。但由于保险公司各自为政，在“四联分保办事处”内部也缺乏真诚合作，未能充分运用自动分保总额这一优势来扩展业务，实际上并未真正起到作用，抗战胜利前后即已名存实亡。1944年中兴、永大、亚兴、永兴、民安等私营保险公司，因反官僚保险垄断市场而联合组建了“华联产物保险公司”，也因参与的保险公司大多为中小公司，再保险业务来源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该公司在抗战胜利之后迁往上海并改组为“中国再保险公司”。

抗战胜利后，许多保险公司返沪，鉴于这四联保险公司在上海已分别参加“久联”和“太平分保”集团，所以重庆的“四联分保办事处”寿终正寝，自动解散。

重返沪上，保联讲习所里显身手

移步换景，抠像剪辑，来个蒙太奇融合：情随景迁，32岁的唐雄俊，饱学之士，难得的金融干才，钟情育才救国的保险园丁，公司高管。

1945年9月，唐雄俊应“中国再保险公司”之聘就任协理，回到阔别的上海，他一心想把再保险理念化为可行方案并加以落实，但生不逢时，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通货膨胀使老百姓财富蒸发，百业萧条，保险业失去健康发展的社会土壤。到1948年底，唐先生辞去这一职务，莅任兆丰产物保险公司协理（图8），还一度兼任历阳产物保险公司（址设广东路86号）经理，艰难维持。

图8：“非兆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单”。

在打理保险公司业务之余，唐先生广泛涉猎中外保险业金融业书籍，孜孜不倦钻研理论，这一时期他还扬己所长，兼职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的保险教授，还钟情于保险行业的文化教育，为“保联”公益事业殚精竭虑。

1946年开始，唐雄俊被“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选聘为学术部部长，他与副部长吴越，干事陆自诚、华德芳，唐凤喧、韩精武、李家培、陶福生、章启桢等一道，陆续推出了十多场时事形势与政治经济主题演讲会，先后邀请著名人士黄炎培、马寅初、沙千里、马叙伦、郭沫若、章乃器、沈钧儒、茅盾、雷洁琼、胡子婴、吴晗等莅临会所作演讲，宣传民主革命精神。鉴于当时上海保险业出现的畸形繁荣，一大批不懂行的“新人”涌进保险业，迫切需要保险业务知识技能培训，因此1946年8月份，依据吴越的提议，先动员部分保险新职员利用工余时间到“保联”会所里来试训，唐部长分四课时主讲“火险再保险”，反响很好。于是学术部立即筹划举办系统的“保险学术讲习班”，唐先生出任班主任，副部长吴越兼副班主任。招生消息一经传开，业内欢呼踊跃。此举解决了公司新进人员的岗前培训难题，因而得到诸如中央信托局保险处、中国农业保险、太平洋保险、兆丰保险、四海保险、美亚保险等近百家保险公司的欢迎和支持，纷纷组团具函报名，报名者多达200余人。学术部原设想分甲、乙两班同时进行，后因考虑到人数多管理难，以及兼职授课讲师的劳逸结合等因素，最后决定还是分期分批举行。第一期录取学员100人，于1946年10月初开班，坚持了8个月之久，直至1947年6月结束，于7月26日举行结业典礼。

培训内容主要为实用性很强的火险承保，火险查勘，火险实务，海上保险，人寿保险及保险会计等课程，聘请了保险界有一定学术素养，经验丰富的公司中上层人士任教，除唐雄俊主讲“火险限额与分保”外，“火险之意义作用”由李志贤（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营业部副经理）主讲，“火险承保”由诸懋益（新丰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主讲；“火险查勘”由金济生（美亚保险公司查勘部主任）主讲，周土康助讲；“火险费率规章”由沈毓龄（太平洋保险公司火险部经理）主讲，“火险赔款”由卢蓉舟（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赔款部主任）主讲，“海上保险”由王溁清（太平洋保险公司水险部副经理）主讲，“人寿保险”由林绳佑（中国人事保险公司副经理）主讲，“保险会计”由骆承绪（新丰保险公司襄理兼会计部主任）主讲。这些素负盛名的保险专家登上讲台，既有雄厚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教学效果非同寻常。

“保联”讲习班每星期两次，逢周二、周五晚上五时半至七时上课，风雨无阻。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开班即将学员划分为学习小组，指定组长、联络员，成立班会，推选缪焕华（太平洋保险公司火险部科长）为班会总干事，同时健全点名、请假、与工作单位的密切联系等管理制度。为激发学习热情，增进师生友谊，相互勉励共同进步，来巩固学习成果，在讲座过程中还举办过两次交谊联欢晚会，师生同欢，气氛热烈。到讲习班结束时，要求每人写一篇学习心得或论文，由陶锡凤、陆自诚和华德芳3人负责命题和评卷，有70多位学员撰写了结业论文，交流了学习体会，经评阅评选，兆丰保险公司的韩精武荣膺第一名，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缪焕华为第二名，对前十名优秀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及格者给予结业证书，以资激励和纪念。

这次讲习班结业式上还发生过这样一段插曲：罗北辰（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经理、国民党上海市金融特别党部常委）在攫取“保联”理事长一职后，依仗国民党社会局势力，强行改组“保联”，将“保联”改名为“上海市保险界同仁进修会”，处处干扰正常的群众联谊活动，企图掌控主导权。罗北辰想将学术讲习班的培训成果窃为己有，突然提出由他理事长兼班主任，还要亲自到场主持结业典礼，这样结业证书上的签发人偷梁换柱变为从未谋面的罗北辰，而实际全程负责的副主任吴越的名字却不见了踪影（图9）。为显耀自己能耐，罗还购买了一只普通的公文包，指定要发给论文评比第一名，学术部无奈将原计划颁给第一、二、三名的银盾和奖品，依次后推奖给第二、三、四名，而这些银盾和奖品明显地比罗指定颁给第一名的公文包质好价高，从而揭露了罗巧取豪夺的卑劣用心。会员群众对罗争名逐利“抢摘桃子”的小心思也心知肚明，便不愿答理他，结业典礼授奖发证一结束，即无兴致参加联欢而早早散场。罗北辰本想利用结业典礼学员联欢之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不料弄巧成拙，反在群众面前灰溜溜的。

图9：保险进修会举办保险学术讲习班结业证书。

这次“保联”讲习班是在总结以前办班经验的基础上组织的，尽管学期长，人数多，规模较大，但因课程齐全，内容丰富实用，加上管理制度较规范，始终出勤率很高，师生精神饱满，盛况持久不衰，得到金融界同行的称道。

团结互保共克时艰，经理“民联分保交换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根据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着手对保险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先由军管会金融处谢寿天、林震峰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批准了几十家保险公司复业，继而鉴于原有的分保集团大都已解体，复业后的保险公司资力薄弱，承保能力十分有限，经军管会金融处批准，并在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的协助下，发动各民营公司团结自救，于1949年7月20日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当时上海、天津复业的私营保险公司共有64家，其中47家加入了民联，约占总数的75%。推选丁雪农出任主任委员，董汉槎、毛啸岑、孙广志为副主任，聘任唐雄俊为总经理。下设总务、业务、分保、会计四部和研究室，其工作人员均由原太平分保集团和大沪分保集团（前身即为“大上海分保集团”）借调。上海的民联办事机构设在太平保险公司内，以适应分保交换公司在华东地区分支机构分保需要。1949年9月，在天津成立的华北民联分保交换处与中国保险公司订立再保险合约，接受其预约分保。

由于当时水险业务未能普遍开展，民联分保交换处经办的分保交换主要以火险为主。要求各成员公司先把溢额业务上交民联，办理估保和分保事宜，然后按约定份额再接受其他成员公司的相互分保业务，集体承担风险。历时未久，又感到资力捉襟见肘，便进行改组，要求每家上交5000万元作为联合准备金，其中半数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民联”几十家成员公司，准备金就有十几亿元，承保限额翻番，同时取得中保支持，“民联”自己的限额不够时，就分给中保，中保如果接受不下，再分给外国公司，主要是分给英国保险市场——中保与英国的分保关系始终没有停过。因此“民联”具有较强的承保能力，自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8个月时间里上海“民联”经汇总统计的保费，已达43.85亿元（旧人民币），赔款0.68亿元（旧人民币），赔付率1.54%。“民联”各公司也在业务上大有起色，每月都有六七千笔业务，至1950年底已有70%的公司扭亏为盈，改变了以往长期亏损的局面。后来唐先生在《记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一文中记述了该机构的运营过程（图10）。

图10：民联分保交换处政组理事会给军管会金融处的至文。

由于“民联”的成绩有目共睹，1950年4月，“民联”进行改组，调整了成员公司，扩充为“新民联”（公推金瑞麒为理事长，陈鹤、张明昕为副理事长，续聘唐雄俊为总经理，席乃杰为副经理）：原久联分保集团的数家保险公司宣告加入，6月1日，宁绍保险和兴华保险公司加入；7月1日，永安保险加入；8月1日，先施保险加入；1951年7月，华商联合的几家保险公司加入；1952年1月，由于上海保险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组成了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和新丰保险公司，“民联”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52年4月宣告结束。

成立“民联”的目的在于维护民族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集体解决分保难题，促进业界同舟共济共同繁荣。它的创建，实现了私营华商保险业的大团结，改变了华商保险公司依赖外商的心理，大大增强了华商保险业的信心，发挥了保险事业在国民经济中应起的作用，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再保险市场的恢复和重建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基础。

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唐雄俊与王效文、王伯衡、关可贵、张明昕一起被业界公推为法规委员会顾问，并兼组织委员会顾问，还被同业公会推选为运输委员会副主任、保险法规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直至1956年１月，推动保险全行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0年1月，唐雄俊为民联分保交换处举办的第一届保险讲习会承担授课任务，讲授内容从学员的实际需要出发，主题为“货物水险保单及条款”，还为民联分保交换处出版的《防灾》撰写了“会员公司开设外埠分支机构的我见”的文章（图11），受到欢迎。

图11：《防灾》（创刊号）。

据上海金融业界老人的回忆文章记述，五十年代初的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承担着为全国金融业建设培养急需金融人才的责任，曾举办过多期储蓄、保险训练班，唐雄俊受聘担任主讲教师。与以往保险培训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培训银行保险业务技能外，还增添了《社会发展史》和《为人民服务》两本时事政策教材，宣讲新民主主义政策，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由于没有合适的保险业务培训教材，唐雄俊与徐曾渭等保险专家还自己编写刻印讲义，授课辅导。

1950年8月，唐雄俊响应国家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积极向保险同业公会建言献策，还应邀与金瑞麒、龚汇百一起，被推荐为上海市私营保险公司代表赴北京人保总公司陈述意见，作进一步的实践学习。

诲人不倦，桃李芬芳

将镜头圈定在职业人生最后四十年的轨迹上推拉摇移：而立年之后的唐先生，实现了从保险经理人向保险教育权威的华丽转身，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努力站在理论前沿，著书立说，乐为园丁。

唐雄俊深受母校大同大学“研究学术，明体达用”创校宗旨的熏陶，笃信“实业兴邦、教育救国、科学强国”的信仰与追求，喜欢撰写研究文章，也喜欢教书育人事业。抗战胜利返沪后不久，公司经理工作之余，即应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之聘，开始兼职保险学教授。1949年更是赴国立上海商学院保险系做专任教授（图12），也与母校再续前缘，到大同商学院兼授“再保险”和“海上保险”等课程。1950年8月，国立上海商学院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百川归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江南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山东财经学院、厦门大学等18所高校的财经系科相继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遂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财经高等学府。

图12：上海财经学院唐雄俊教授（1950年）。

国立上海商学院1946年筹建起我国最早的保险系，当年招收的20多名学生，经历转系或中途退学，1950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图13、图14），唐先生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院校里最早的这10名保险系本科毕业生揖别师门的场景（2014年10月我在拜访这10人中的姚学乾、龙碧霞老人时，这对年逾九旬在大学校园里相知相恋陪伴终身的金婚夫妇，时隔60多年后仍然对当年辛勤培育自己成长的老师们记忆犹新，内心对老师们充满感恩之情）。1950年5月，唐先生为即将毕业的同学留言（图15-1），包含深情厚谊与殷殷期盼，“这一次的毕业同学，正逢着上海解放已经一年，全国解放在即，光明灿烂的新中国的前途，横在你们面前，一切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待你们去参加……这种机缘是幸运的，你们的前程，也是无可限量的”，“希望各位同学在毕业以后，随时随地吸收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全心全意，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为人民服务”。

图13：国立上海商学院保险系首届毕业生。

图14：1950年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保险系师生（唐雄俊，后排右一）。

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相关教育搁浅，唐先生到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通过刻苦自学，实现了由保险专家向国际经济权威的转型。到“文革”结束，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时，唐先生出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

做杰出的保险教育家，是唐先生的自我期许，也是几十年的不懈追求。而立之年后的三四十年教授生涯里，他积累了丰富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经验，唐先生执著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责任，凭借对金融保险行业的深刻洞察，凭借超凡的金融理论功底与实务操作能力，教书育人之余，撰文不辍，引导和影响更多的学生登堂入室，在与人类金融文明的对话中，找到打开金融保险业未来的大门钥匙。他的讲课逻辑性强，文章说理透彻，深入浅出，他知行合一，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并重，培养创新务实的保险干才（图15），他学高为师，行为世范，他用一生的言行诠释自己的职业理想，规范职业操守，坚守职业底线，爱护职业声誉。从唐雄俊身上，让人感悟到保险业是一个有历史文化积淀和匡时济世价值观的职业，深得学生的钦佩。

图15：唐雄俊为海上保险出版事宜致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信函。

即使已经退休，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刻，他依然闲不下来，1987年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任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保险学会副会长。

为育人，肝脑涂地

除了从事高校教育外，唐雄俊还舍得在成人教育方面投入时间精力。1984年，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联为适应社会培育经贸管理人才之急需，联合倡办上海工商学院，年逾古稀的唐雄俊参与筹建，出任副院长兼外经贸系主任，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所可以颁发国家文凭的民办高校。由于民办学校不吃一分国家“皇粮”，不占国家一个编制，创办人除了每人每月领一张公交月票外，没有任何其他报酬。唐先生是创校初期的大功臣，不计个人得失，精神矍铄，干劲充沛，工作效率极高。1985年首期招收新生时，“外经贸”专业是上海百余所成人高校中首创的，以后长盛而不衰。1988年增设的“金融与保险”及“旅馆管理”两个专业，在沪也是首创，到1990年随着浦东开发和对外进一步开放，又及时把“金融与保险”改为“国际金融与保险”，把“财务会计”改为“涉外会计”专业。上海工商学院考虑到成人学员多为在职职工，年龄相对较大，既有工作负担，又有家务牵累，实施人性化弹性管理，规定在2年半至5年内修满全部学分即可毕业，就为在职学员提供了求学道路上的灵活性。本来成人报名入学都是出于实际工作需要，态度认真刻苦。当时有一些外贸部门的外销骨干入院就读外经贸专业，但他们每年秋天都要被派往广州参加一年一度的广交会，实在无法兼顾学习，学院就为他们错时安排提供了方便之门。在这部分学员中，常常会出现一下飞机即赶往学院课堂的感人场景。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唐雄俊与褚葆一、许心礼联合编写了《十年赶上英国》（图16，195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唐先生的新著《美国金融市场新知识》（图17）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介绍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填补了空白，热销并再版发行。1987年，唐雄俊与蒋世驹校订的《第三世界利用外资洽谈手册》（图1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图16：《十年赶上英国》（195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17：《美国金融市场新知识》（1986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图18：《第三世界利用外资洽谈手册》（唐雄俊与蒋世驹校订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989年6月，唐先生还为颜鹏飞、李名炀、曹圃共同主编，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题写序言，奖掖勉励后学。

唐先生去世前与甘士杰、傅念祖合作翻译的《城市经济学》（图19，伊文思撰写），也于1992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唐先生驾鹤西归十余年后，随着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深入，唐生前与简贞玉、宋承先、寿进文等合作翻译的《现代经济学辞典》（原著者 David W. Pearce 主编），也由台湾五南出版社出版发行。《泰晤士教育专刊》上专文推荐云：“无人能及的经济学辞典重量级著作”，本辞典不仅适合研修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也可作为工商业界与一般读者的参考工具书。

图19：《城市经济学》（1992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报春先声，为恢复保险业建言献策

新中国保险事业命运多舛，1958年以后全国保险业务停办，但在上海却成为例外，只有国内业务部分被迫停业，因出口贸易的需要，涉外保险业务始终在继续（由中国银行的下属部门具体经办），延续着保险业的微弱火苗。60年代，唐先生的教学研究重点虽然转向国际金融领域，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刊文介绍国外保险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业”1962年发表在《世界知识》上。

勤奋好学伴随唐先生的一生，文革后年届六旬已经退休，仍关注新形势发展，呕心沥血于我国保险事业。改革开放时代，他与上海的保险前辈们一起审时度势，最早提出恢复国内保险的建议，力主促成金融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媒体连续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积极推动学术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为保险业的重生营造社会舆论。

1978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根据当时各方转来的人民来信和国务院务虚会议精神，认为“是否恢复国内保险，应先调查研究”。人保总公司于10月中旬发文通知上海和南京分公司就应否恢复国内保险问题进行内部调研。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保险科的吴越先生奉命负责调查工作，进行走访、征询、座谈，撰写提交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筹备工作意见》，上报给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

早在“保联”时期就与吴越相识相知的唐雄俊提出建议，为了促进国内保险业务早日恢复，以召开座谈会，借重媒体宣传，形成社会舆论导向更为快捷，吴越先生说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名义举办保险座谈会要比金融部门效果更好。于是，1979年1月19日，由钦本立所长主持，邀请从事保险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专家，以及部分保险业老同志参加，举办了一场保险座谈会。会后整理出《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重视和发展保险事业》的专题文章，刊载在《世界经济资料》内刊上，呈送国务院、上海市委、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等决策机构参阅。之后，又于3月3日在《解放日报》经济专版发表了署名唐雄俊、刘琳的学术论文《把人民保险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起到了催生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赵忍安副行长读后很有感触地说:“不干保险工作的学者颇有见地,作为主管保险公司的领导，却对保险的认识较为滞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79年11月中国保险学会成立，唐雄俊当选为常务理事（图20，与已从农林部水产系统退休的郭雨东一起，成为仅有的非人保系统的常务理事），1984年当选为上海市保险学会副会长。1985年11月5日，中国保险学会与上海市保险学会联合举办盛大集会，纪念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唐先生时任副会长，作了题为“回顾历史，奋勇前进”和“乘大好形势，使我国保险业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生根开花”的大会发言（图21）。

图20：“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合影”（1979年12月1日前排左4为唐雄俊）。

图21：唐雄俊在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1985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每年招收保险硕士研究生，唐雄俊担当导师，并兼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及上海工商学院副院长，倾心培育保险高级人才。

1982年，步入暮年的唐教授访美期间完成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是为国内金融教育界争取到赴美进修培养尖端人才的机会。还是在费城考察，拜访北美洲保险公司（INA，后合并到信诺保险）时，公司总裁得知中国的保险教育正处恢复发展阶段，答应无偿资助两名中国教师到美国进修，充实保险教学力量。唐先生推荐了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许谨良和另外一位1967届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赴美进修，远赴位于美国费城的Temple大学保险系和北美洲保险公司（INA），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研习现代管理及保险知识，许谨良修满后回校担任了金融系副主任、保险系主任，为上海财经大学引进了美国LOMA、CPCU和英国CII等国际认可保险资格考试。

图22：唐雄俊（前排右7）与保险界元老的聚会合影。

唐先生另一项对保险业产生深远影响力的贡献，就是促成美籍“保险先生”段开龄下定决心返回祖国，开启崭新的精算学研究事业，推广保险教育和风险管理。

1982年，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唐俊雄应邀赴美访问，遇到兼职任教上海交通大学时期的学生——段开龄，当年的工业管理专业学生如今已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现代风险管理奠基人”、著名保险学者、美国天普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段开龄194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火车、铁路专业，唐教授任教的保险学、再保险学属于选修课程，这是段第一次接触到保险学领域）。受唐先生的鼓舞，1985年6月，段先生开始与国内各大学接触，建议设立精算学课程，同时也在美国争取北美精算学会的后援与合作。直到1987年11月，天津南开大学与北美精算学会敲定了合作协议，即：在南开大学创设“精算学研究教程”，从而揭开了中国保险业“南开模式”序幕。首届精算班1988年年9月1日开学，招收15名研究生，由北美精算学会选派美国及加拿大精算教授前往天津南开大学授课，而课程的设置，以段先生执教的天普大学精算学硕士教程为依据，并为其他高校代培师资。南开教学实践的结果，我国终于在1994年1至7月诞生了9名国际认可的精算师，从而结束了百余年来中国没有自己培养精算师的历史。

198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任唐雄俊为参事室参事，更直接地为我国金融保险业的改革开放建言献策。唐先生针对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保险需求差异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提出了“多家办保险，多种形式办保险，进一步繁荣我国保险事业”的建议，还经常对人说“多家办保险是必然趋势”。八十年代末，就外资保险公司的准入问题，他认为，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是时间迟早问题，大势已定了，关键是国内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989年末1990年初，唐雄俊曾专门去美国考察，回来后向上海市政府汇报要抓紧做两件事，一个是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另外一个就是保险中介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早就有筹建保险代理公司之议：当时设想由上海远洋出资，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工商联等共同筹建“远东保险代理公司”。计划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结果大煞风景，两年未批错过最佳发展机遇（十余年后的2001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之后的首批代理公司纷纷成立，当时保监会一口气批下代理公司40余家）。

1988年3月，由唐雄俊出面担纲负责筹办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应运而生——这是我国第一家独立的社会化专业资信评估机构。资信评估主要是审查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从而评估金融机构及其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关系到社会金融的系统风险。唐先生认为之前让银行自己来做企业的信用评估，金融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扮演双重身份是不够客观，有失公允的，应该顺应国际惯例在国内培育独立于金融机构的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客观公正评估，为防金融风险扎紧“篱笆”，并为之大胆尝试。这家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最早的股东，是上海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双方各投资50%，最初的资本金只有5万元，最初的办公地点是在上海社科院院内，唐雄俊是远东资信第一任总经理（继任的总经理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的保险市场已出现了多家保险公司并存的局面，中国太平洋、中国平安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竞相拉开大战帷幕，争夺客户，扩张各自的市场占有率。在这关键时刻，唐先生预见到要完善中国的保险市场，实现规范化运营，就需要按国际惯例，健全保险的中介人组织。于是他向美、英及中国香港等地同行索取有关公估行的资料，拟定了我国保险公估行的章程，并向社会各界宣传呼吁，聘请保险人才和有关专家，积极筹建保险公估行。1991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创立，董事会特聘唐雄俊为董事。唐先生还曾任《上海新闻报》副董事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唐先生执教四十年，桃李满天下。在受其教益的学生心中，唐先生永远是学富五车、为人师表、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楷模，是不尚虚华、兢兢业业干事业，默默无闻作奉献的令人敬重的师友。上海社会科学院为唐先生举办执教50周年盛大庆祝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们，欢聚一堂，敬献贺礼，高度赞颂其为发展金融保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992年，壮心不已、还有许多未竟心愿的唐先生因疲劳过度突然中风不幸辞世，终年78岁，中国保险业留下了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