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有这么一本书，名叫《盛世危言》，封面还有一行小字“首为商战鼓与呼”。据说出版后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郑观应，他被誉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思想代表和先驱、著名实业家。
郑观应的先声，饱含着爱国忧患担当精神，体现在以心血撰写《盛世危言》，旗帜鲜明冠以“富强救国”主题。郑观应的先声，他对政局、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远见卓识；郑观应的先行，躬身从商垂范，提出“商战”理论，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郑观应的先导，既有责任感的精神，又有昂立潮头的风采。
郑观应
风雨兼程 走上买办之路
郑观应，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就是替外国人在市场上经营商业等。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1858年，郑观应参加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
1859年，经亲友介绍进入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郑观应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在宝顺洋行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1860年，郑观应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公余时间，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凭借天资与勤奋，也有家族的提携，不到十年，郑观应成为上海著名的买办。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账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有了交往，建立了情谊。
自1874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
1877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1878年，郑观应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办义赈公所，捐资赈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获得候补道衔。
1880年，郑观应被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1881年，被委任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同年，郑观应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人生转折 效力民族企业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的一抹亮色。1882年3月，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拿着李鸿章的亲笔信力邀郑观应加盟，此时的郑观应高居太古洋行总买办已10年之久，坐拥年俸10万两。面对力邀，郑观应心若辘轳，殊臆难决，但振兴民族企业，不受外人欺侮更是郑观应心底的召唤。40岁的郑观应拿定主意离开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这是郑观应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他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于发展民族经济实业的实践之中。
上任伊始，郑观应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两家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出色的内外治理能力，使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1884年， 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被派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郑观应此行历时64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思想上也有了更多的收获。郑观应回到广州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
在这两件事的打击下，郑观应感到心力交瘁。1884年10月13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慨叹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郑观应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全身心投入修订重写《易言》，直至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一将面世，立刻引起轰动效应。《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只可惜历史已经证明，它并没有成为疗救大清帝国的一剂良药。但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一部包含忧国忧民的著作《盛世危言》被不断再版，其版本多达二十余种，创下中国近代出版史之最。
《盛世危言》。
1891年3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
1893年，李鸿章再度委任郑观应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要防范日本人惯用的偷袭伎俩。1894年甲午战争打响后，郑观应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甲午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
1894年春，孙中山赴上海寻找上书李鸿章的门径，曾造访时在上海的郑观应。郑观应在写给盛宣怀请其引荐孙中山的信中称孙：“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素蕴。”可见郑观应对同乡青年孙中山的赏识和希望。
郑观应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到“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返，声闻不隔。”《盛世危言》5卷最早出版于1894年，卷中“赛会”一篇就是谈世博会的，郑观应是我国提出举办上海世博会的第一人。
1900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八郑本扉页上的亲笔签字。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郑观应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在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后，郑观应被清洗出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1909年，清廷内部权利更迭。60岁的郑观应三入招商局任董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
倡导保险 转移分散风险
郑观应对保险的重要意义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他提出：发展民族保险业，用保险业辅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利“商战”。郑观应在《易言》中介绍：“西人保险公司有数种：有保屋险，有保船险，有保货险，有保货水渍之险，有保人生死之险，其章程甚详，获利均厚。”
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90年正式开车投产，1892年已经具备400万码棉布，100万锭棉纱的生产能力，工人人数达4000余人。机器织布局开局之初，由郑观应主持局务，他对于保险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在他任职期间，机器织布局年年都在仁济和保险公司投保火灾险，工厂也平安无事，不断发展壮大。1893年，郑观应离任后，新任总办杨宗濂认为，织布局交了几年保险，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参加保险是白白浪费银子。当保险到期后不再续保。屋漏偏遭连阴雨，1893年，机器织布局发生火灾，直接经济损失达70万两白银，由于得不到保险补偿，此后一蹶不振。这件事情在社会上震动很大，郑观应闻听消息后深感痛心，为了让更多人汲取教训，重视保险，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第十篇专门写了《保险》一文。
在《保险》一文中，他对保险的类别与承保范围做了进一步介绍：“保险有三类：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 他还写道：“譬如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有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人险亦然。大抵人生之寿通算以四十岁为限，若至四十岁而未命终，则以前所收之银一概给还。且其人业经必需，若未至所保之期无故而死，则可得巨款也，除丧葬外尚有盈余。此等便宜之事亦何乐不为乎？”
郑观应认为保险是一种崇高的事业，是一种善举。近世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应设立“栖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诸善举”，并且进一步设法扩充。“或出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官绅合力，“广为收恤”，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保险的开创与发展，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利己利人莫善于此”。大力倡办保险及各种社会保障事业，不出二十年，穷民就会“绝迹于道路矣”！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在1881年-1891年间先后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疾病保险法、老年和残疾保险法等。郑观应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办法的好处和重要意义，及时将其介绍到国内来。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保险之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瞻。”德国这种“百工之险”乃是一种社会保险。在郑观应所写《善举》一文中，还介绍了美国的保险，美国保险公司“凡水火、盗贼、房屋、宝物无不可保，人之死、生、寿、夭，亦可出资以保之”。
郑观应还极力主张轮船招商局仿效西方保险公司创办自己的民族保险企业，目的是要让国内更多的商船运输和工业财产得到承保，转移和分散风险，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郑观应对于保险的道德风险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惟保险之法一行，每有奸商故将货物之价多报，以冀物失船沉，得以安稳获利。此等天良丧尽之徒，虽国家严禁，不啻三令五申，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仍多尝试。亦有将房屋托保，故付祝融者。公司中遇此等人别无善法防范，唯有付之一叹而已。”他认为保险事业要健康顺利发展，必须制订健全完善的保险法则。为此他呼吁：尽早颁定“商务通则、航海章程”，以规范保险、商务行为。
郑观应的保险思想和主张不仅具有开启和启蒙国人保险意识之功，还对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思想永存 点亮一盏明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 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1921年4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1921年6月14日，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终年81岁。
斯人已去，思想永存。郑观应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在郑观应留给后人的遗言中，他断言：20世纪必将是一个竞争的世纪。在激烈的竞争中，子孙们当自立自强！郑观应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穷尽了一生。这位以书成名、却未见到国家富强的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可以告慰他的是，在他百年之后的祖国，已经告别积贫积弱，再次回到世界的前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梦共鸣世界梦，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姿态焕发出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