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荣 喻世红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金融界，提起朱博泉大名，那是如雷贯耳，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年少成名，三十岁刚出头，即身兼中央银行总稽核及业务局总经理要职；未到不惑之年，就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众筹资金创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上海票据交换所，携一众之力，改变了上海各银行间的传统结算方式，调剂头寸，汇通天下，化解风险，叱咤财富世界，纵横捭阖；他徜徉于金融教育领域，担纲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院长（图1），荣膺“大上海分保集团讲习班”名誉主席，以及扶轮社上海分社社长，桃李遍天下，追随者众多，巅峰时身兼108个显赫职务，在金融实业、文娱公益、慈善教育事业里，左右逢源，角色转换，风光无限，演绎出绚烂的人生篇章。
图1：朱博泉（1932年摄）
时光飞逝，仅仅半个多世纪的匆匆脚步就让民国万事湮灭殆尽，许多声名显赫的政商名流早已陨落于历史烟云，如尘土般飘散难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朱博泉曾是上海保险业界泰山北斗般的人物，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最重要的保险投资人：他长袖善舞，钱多善贾，曾经投资数十家保险公司，荣任大上海、宁兴保险公司董事长，出任泰山、中国工业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身兼华商联合、新丰、大安、大中、中孚、久安等多家保险公司董事，以及通惠水火保险公司董事兼监察人。1998年，百岁寿诞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赠予他“世纪老人”纪念铜匾。
衔着金钥匙出生，富二代学业有成即举案齐眉
朱博泉祖籍贵州贵筑，出身官商世家，其父朱晓南（岚）在晚清光绪年间任广西藩台（类现今的省财政厅长），还曾任浙江萧山知县和宁波道台，后调浙江藩署幕府（相当省政府财政顾问），其母为杭州横河桥望族许积厚轩的千金，就此定居杭州。后来，其父深受西方商业文明影响，弃官经商，投身实业，联合沪甬富商巨贾在萧山集资创办合义和丝厂（1895年）与通惠公纱厂（1897年），数年后叱咤上海滩的金融大亨王晓籁正是由出任该两厂驻沪账房经理，才开始商海生涯的。1909年朱晓南与岑春煊（曾任晚清两广总督）、朱葆三（上海富商）等创建“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图2），并出任第一任总办董事长（会办是樊时勋、朱衡斋），该银行承袭浙江官银号衣钵，实为浙江省现代银行业之始——不设总分行，只分设杭、沪两处。股本库平银60余万两，约合100万银元。官商合资比例“官六商四”，官股由浙江省藩库、漕运库、织造库出资，商股均系晚清官僚士大夫与上海洋行买办投资，很少有普通商人的股本。
图2：“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宣统三年)
父亲的这种显赫地位为儿子后来的飞黄腾达积累了人脉，铺平了道路。
朱博泉1898年10月2日出生在杭州朱庄，幼时随父宦游萧山宁波等处，优渥的家庭条件让他顺风顺水接受了中西式融合的教育：7岁受业入私塾，聪颖好学，11岁举家迁居上海，13岁入上海洋学堂“汉璧礼西童公学”就读，是该校唯一的中国男生，同学是清一色外国孩童，他因此剪掉了脑后的长辫，成年以后他常常开玩笑自诩为上海第一个剪辫子的男孩。习得一手好字，精通填词做诗，国学底蕴深厚，17岁进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商学系，擅长中英文演讲辩论，酷爱京剧，痴迷体育，是沪江大学棒球、网球、足球队的队长，屡获冠军，21岁毕业获文学士，遂远赴美国纽约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银行学及工商管理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曾赴纽约花旗银行见习银行实务。尚在留学深造期间，即被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著名银行家李铭（馥荪）所赏识，被聘为该行上海总行驻美业务总代表，1921年学成归国，最初在浙江实业银行上海总行任外汇部副经理。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因买卖日金与英镑投机失败关门时，中国政府先派王宠惠为中国境内华俄道胜银行清理督办，上海以宋汉章为清理员。7月1日改派李铭和朱博泉专管清理工作，朱协助李铭，表现出超群才干，1927年当选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当年北伐胜利，南京政府在上海外滩15号（原华俄道胜银行）内设立中央银行筹备处，广泛延揽现代金融人才。财政部长宋子文慧眼识才，拔擢朱博泉进入了中央银行核心层，这样，1928年11月，年仅30岁就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稽核和业务局经理。
朱博泉出国留学前，奉父母之命与当时浙江实业银行的驻沪督办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著名藏书家）的千金蒋童祁订婚，思想前卫的朱博泉原本十分抗拒这场包办婚姻，但见蒋小姐美丽大方、举止优雅，丈人对自己十分赏识，便也就应允了。订婚后还打算带未婚妻一起赴美国留学，但观念传统的祖母坚决不同意女孩子抛头露脸到国外。等留学归国后，朱博泉即在朱家位于盂德兰路（今江阴路）的一幢五开间石库门里迎娶了蒋童祁。当时新娘的娘家住在西式小洋房社区——精致典雅的“范园”12号（哥哥蒋俊吾住在范园的14号），新娘系独生女，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一心想把女儿留在身边照应。1926年，恰逢范园17号业主出让住宅，蒋父遂将其买下来送给女儿女婿，自此朱博泉一家就住进范园，一直到1949年。朱在范园的左右邻居皆为上海滩金融巨头、工商界名流，如李铭（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住8号，钱永铭（字新之，四行储蓄会主任）住16号，孙仲立（中孚银行创始人、中孚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住2号，而20号、18号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买来让给妹妹张幼仪（徐志摩的原配夫人、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及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江浙实业家）居住。真是谈笑有“显贵”，往来无“庶民”呀！
朱博泉夫妇感情深厚，育有子女14人（图3），夫人虽有暗疾，但知书达理，相夫教子，一大家子其乐融融。据其大女儿朱蕴瑾后来回忆，当时朱家范园内有13个男女仆人，家中停有两辆汽车，一辆是紫红色的宝马，一辆是微型奥斯汀，供接孩子们上下学及太太上街用。虽跻身富豪阶层，但朱先生平日对子女们训导有方，以节俭诚正为本，并无骄奢之气。
图3：朱博泉夫妇与14个子女合影（1943年）
联合上海银行界创建“金融枢纽”
伴随江浙财阀与南京政府“结盟”，出身银行世家的朱博泉迎来了飞黄腾达的机遇：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仅与李铭、钱新之、徐寄庼（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协理）、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等金融界实力派渊源深厚，而且与孔祥熙、宋子文、贝淞荪等国民党财政要员也过从甚密，这使得他能获得多方面的金融资源与行业信息，留学欧美的经历让他洞悉世界金融发展前景，形成领先时代的“大金融”服务理念，从而能在经济乱世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朱博泉深知现代银行业离不开资金清算制度，而在中央银行相关职能缺位的背景下，上海银行间的结算方式十分落后，融资调剂困难，亟待改变——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清算机构，现代银行同业间的票据汇划清算，居然要仰赖旧式钱庄代办——即银行先要在汇划钱庄开设往来户头，把每天客户存入的各式票据（支票、本票等），全部调入该钱庄，钱庄将这些票据进行清理，应付单位如果属于钱庄的，就去钱业公会的汇划总会去换取公单，照章办理；如果应付单位是银行那就更麻烦，还要先到银行换取钱庄抬头的划条，再到钱庄照票换取公单，然后才能在晚上一并交解汇划总会进行清算。这种落后的结算手段效率低下，导致新旧制度冲突势所必然：它不仅仅是给新兴银行业的经营带来诸多不便，资金周转困难，而且让银行“钱”途堪忧，资金的融通实际操控在旧式钱庄手里，一旦遇到钱庄风潮或市场银根收紧，银行若从钱庄“拆”不到“头寸”，便有挤兑垮掉的风险，命悬他人之手。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日寇“强暴犯境”，金融市场一片恐慌，证券与房地产暴跌，银根奇紧，更是加剧了金融风险。
朱博泉依据留学美国时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资金运作过程的研究，总结十多年来上海银行公会前五次筹划均功败垂成的教训，因势利导，力主上海各银行应摈弃前嫌，联合构建自己的资金储备机构和票据交换所，唯有这样才能规避风险，才能提高效率与外资银行垄断相抗衡。经过一番艰难的游说和擘划，朱先生的建言得到诸多金融界巨擘，如李铭、陈光甫、钱新之、徐寄庼及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鼎力支持，上海银行界以“北四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与“南三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主，并争取到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持,终于在1932年3月26日率先筹建了“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会”（最初有28家成员银行加入，图4），选举李铭、钱新之、徐寄庼、贝淞荪（中国银行经理）、胡笔江（交通银行总经理）为常务董事，公推李铭为主任委员，朱博泉为总经理。该会带有行业自救的性质，一定程度上握有资金清算中心和最后贷款人之“联合银行”大权——以会员银行提供的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作为准备金，以七折发行公单给会员银行，各行如遇“头寸”短缺，可按公单票面金额向“联合准备会”申请贷款，用办理同业拆放和贴现等手段来实现同业互助，调剂盈虚，期以共同应对金融风险。
图4：“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职员证章”（银联）
朱先生凭借超群智慧，使“联合准备会”的运作卓有成效，让大家见识了新机制的好处，进而一致拥戴其担当“票据交换所”筹建责任，朱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从单独起草暂行办法草案，到招集各家银行代表议定各项章程，再到选址合资购置楼宇，以及就准备金、交换时间、交换差额支付、退票等具体问题数度集议，无不躬亲其事，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创建票据交换所奠定了基础。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1933年1月10日，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在新改建的香港路59号银行公会大楼里成立了（图5），朱博泉出任总经理。这是远东地区第一个正规化票据交换所，所内设置50号交换席位，每一号固定代表一家银行。每日上午11时和下午3时30分两次交换（注1）。交换的票据有支票、本票、汇票、汇款收据和公债还本付息凭证等。交易大厅正中高悬的巨大匾牌“金融枢纽”，最能彰显其意义：上海票据交换所实际上变身为会员银行的总出纳总会计,颠覆了银行票据长期依赖钱庄清算的旧格局，动了钱庄的奶酪，不仅各银行收到的票据得以及时集中清算，方法简便科学，删减繁冗环节，节省人力时间，而且降低了银行业的委托清算成本及信用风险，受到各家银行的欢迎。到1937年,参加票据交换所的银行达73家。此举标志着上海传统金融业迈出向现代化金融转型的历史性一步，无形中加速了中国传统钱庄业的衰亡，甚而后来的金融史学者评价其为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象征。
图5-1：上海票据交换所证章
图5-2：“上海市银钱业票据交换员联谊会会员证”（顺康钱庄朱家渊1949年）
1933年，朱博泉所著的《上海票据交换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本有关银行票据交换的研究专著（注2），为他带来了金融理论界的隆誉厚望。
借力现代证券市场，实现投资多元化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有时。朱博泉在1931年任上海绸业银行董事尝试投资小试牛刀后，利用票据交换所声誉渐隆的机会，发挥融资理财之擅长，开始与几家成长性最好的上海工商实业集团实施战略合作。
1941年10月，朱博泉接受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委托，与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上海工商实业界蔡声白、项康原、帅伯春等人，联合发起创立中国工业银行（图6），注册资本为500万元（1943年增资至中储券1500万元），由许冠群任董事长，朱博泉出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俩人结成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图6-1：中国工业银行股票
图6-2：中国工业银行徽章
中国工业银行设在上海福州路33号。醉翁之意不在酒，创办这家银行的初衷，不是像其他商业银行那样拼命的拓展存贷款业务，而是致力于利用产业证券市场为工商企业筹资集股。创设之初即确定对工业界的长期资金融通为主要经营方向，鼓励工商企业发行产业证券，并为之代理募集、承销公司股票或债券。按照朱博泉的说法，其目的是，要“使社会剩余资金与工业界之需要，得以互相沟通，同时并拟积极提倡证券之正当流通，唤起国人投资证券之兴趣，矫正一般以证券为投机对象之心理，进而促进资本市场与证券市场之设立，稗得充分发挥工业银行之效能。”（注3）为了阐释自己银行证券业反哺工商企业的理念，朱博泉还附会著名银行办企业报刊的时尚，于1943年编辑出版《中国工业》月刊（由中国工业银行设计处组编），树立企业形象，诠释其与众不同的经营之道。
事实上朱博泉也做到了，中国工业银行逐渐成为迅猛崛起的新亚企业集团最重要的融资平台，朱不仅对新亚旗下各公司的集股筹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亚企业集团的崛起发挥了推波助澜之功效。银行在创办后的第一年中就为4家公司代理了招收股款，代收股款额高达1、16亿元。其后代理的客户中有29家新创设公司，15家为原有老公司的增资或改组，这些均为新亚的关联公司。加上金融投资核心企业“新亚建业股份有限公司”（图7）融资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朱博泉的通力协助下，许冠群利用上海证券市场数度增资扩股，扩张规模，迅速构建起与新亚制药相关联的系列企业网，形成新亚企业集团。新亚药厂最初50万元的投资，像变戏法一样，仅仅过了十年，到1944年，集结在这一集团名下的公司厂商已达35家之多（其中股票在证交所上市的公司有8家），所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投资、银行保险、信托地产、化工制药、食品百货、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电机搪瓷、机器制造、医疗器械以及农场等等，各公司的资本总额超10亿元以上，实属战时上海成长最迅捷，膨胀最耀眼的资本集团。
图7：“新亚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这一时期，朱博泉作为重要经理人，出任中国工业银行、新亚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总经理，环球信托银行、建隆地产公司董事长，四方出击，八面威风，投资包括中国工业保险公司、大中保险公司、“新亚联合地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图8）与“利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图9）在内的几十家公司，为新亚企业集团扩张策略服务。
图8-1：“新亚联合地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一（记名股票伍佰股民国三十三年）
图8-2：“新亚联合地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二（记名股票伍佰股民国三十三年）
图8-3：天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图9：“利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倡导推进不遗余力，投资多家保险公司
朱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对于欧美保险业之发达情状就已了然于胸，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感悟到现代保险业对保障经济厚生利群之独特作用，回国后对中国保险业远落人后的现状铭感于心，遂积极提倡，呼吁民族资本的挹注，并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朱博泉最初涉足保险业是到泰山保险公司任董事（图10），后来直接代理总经理一展经营才华。
图10-1 泰山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合保险宣传册 (列有董监事名录)
图10-2 刊登在毕业纪念刊上的泰山保险公司广告
泰山保险公司创立于1932年9月，是由浙江兴业银行与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联合发起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933年3月4日取得实业部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份额定10万股，每股实收10元，决算日期为12月底），规模可观。董事长徐寄庼，常务董事徐新六、孙仲立、潘学安。董事有李铭、周作民、厉树雄、胡孟嘉、史带、刘鸿生、刘攻芸、陈启均、王启宇、施佩仁、陈聘丞。监事沈叔玉、周守良、施密斯、竹淼生。徐新六任总经理，竹垚生任协理，水火部经理任硕宝，人寿部经理薛维蕃，襄理谢伯恬、李德樵、林子和、徐嘉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江西路406号，在广州、香港、天津、汉口、杭州等地设分公司。主营水火险、汽车险、航空险等险种。泰山保险公司虽有江浙财团投资份额，但控股权为美亚保险公司史带所攫取。1938年8月24日，总经理徐新六因日寇空袭制造的“八二四桂林号空难”而殉国，朱博泉挺身而出，继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一改该公司在保险业内的颓势。
到四十年代初，上海新兴保险业蓬勃兴旺，吸引了众多游资青睐。尤其1942年，在上海保险史上是华商保险公司数量增加最多的一年，据统计，这一年内新开的保险公司超过六十多家，在《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屡屡有新保险公司“开业公告”、“开业启事”、“开幕启事”等广告刊登出来，成为颇具时代特征的经济现象。
朱博泉长袖善舞，因势利导，纵横捭阖，“经先生手创成立者（保险公司），亦不在少数。先生夙负时誉，在金融、工商、教育，各界声华卓著，而在保险事业中尤不愧为一时之翘楚也”（注4）。
据不完全统计，朱博泉投资的保险公司主要有：
——“大上海保险公司”。该公司系董汉槎（原安平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跳槽，联合王显猷、顾中一等在创建大东保险、参股中国航运保险后，复又发起重点集资于1942年初创建的，朱博泉担任董事长，董汉槎任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外滩(今中山东一路)18号，经营水火险、意外险及其他损失保险业务。到1942年底，为解决分保出路问题，以大上海保险公司为核心（图11），联合大安、大东、大南、大中、大公等19家民营保险公司组建“大上海分保集团”。1943年10月10日，《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创刊，朱博泉作为大上海讲习班名誉主席，题写刊名，亲临开学典礼，勉励学员，“建业要先建才”，用英语“Elficiency”不厌其详解析有多少能率收多少事工的道理，谆谆告诫“事在人为”，“学以致用”。同年11月10日，朱博泉在“名人演讲”第二期座谈会上做了题为“以往一年来的观感及今后保险业应有之趋势”的演讲。1944年8月22日，同人在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大上海分保集团座谈会同人团游会”，做文虎游戏，陆士雄制作的谜面“满江红”（射同业重要人物名一），马上被众人猜出谜底“朱博泉”，同时猜出的还有谜面“两代印信”（射同业著名人物名一），谜底“宋汉章”；“闭门图发财”（射同业中人名一），谜底“关可贵”；“打倒私法”（射同业中人名一），谜底“张公权”。从这些小游戏中能够看出老一辈金融巨擘们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业界同仁亲密无间，不摆架子，不搞尊卑有别。
图11 大上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保和约
——“大安保险公司”。该公司系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谢寿天，在获得中共上海地下党批准与支持，邀集陈巳生、郭雨东、关可贵、董国清、龚渭源等人发起集股组建，注册资本法币50万元，实收25万元。1941年11月28日举行创立会，于1942年5月11日开业的。孙瑞璜任董事长，朱博泉应邀出任公司董事，郭雨东任总经理，谢寿天兼总稽核，关可贵任协理，董国清、李晴斋等为副经理（图12）。总公司设上海，初在广东路51号大来大楼，后迁北京东路356号国华银行大楼。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北平设分公司，武汉、无锡、苏州设代理处，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积极参与发起组建“大上海分保集团”，支持“保联”职工运动，在国民政府规定核资的困难时刻，上海地下党拿出100两黄金，助其通过验资得以继续营业。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民联分保交换处”。1951年11月“大安”将公司所有资产上缴国家作为公股，联合12家民营保险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1952年1月1日起共建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
图12 大安保险火险章程 (有公司董监事名录)
——“宁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由旅沪甬籍商人集资，于1942年创设于上海，额定资本总额100万，公司地址北京路356号。总经理戚正成，朱博泉虽非宁波籍，但因父亲与宁波的渊源，更因出资额最多，荣任公司董事长。经营财险业务，1942年参加大上海分保集团。1945年10月29日停业清理。图13为“宁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签发时间为“中华民国叁拾贰年捌月壹日”，股额壹佰股计国币壹万元（已缴国币伍千元整），国币金额上钤盖公司钢印，淡绿色花饰围成边框，票面上部居中印“宁兴”五角星形徽记，股票编号“寿字第零零贰壹号”，持股股东梁记，署名公司董事有朱博泉、孙瑞璜、沈肇基、张登瀛、戚正成，均钤盖印鉴。贴销伪南京政府“六和塔图印花税票壹元”四枚。
图13 宁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壹佰股股票 (朱博泉为董事长)
——中国工业联合保险公司。属新亚集团旗下公司，初由谢寿天、郭雨东、李言苓等联合工商实业界发起筹建，资本总额中储券250万元。1942年7月10日举行创立大会，10月14日正式营业。总公司初设在上海广东路17号，后搬到江西中路437号，第三次迁至452号。许冠群任董事长，常务董事朱博泉、项康元、蔡声白、傅湘丞；董事郭顺、邓文炳、孙瑞璜、董汉槎、金宗城、竹垚生等，朱博泉出任总经理（图14）。傅湘丞、郭雨东为协理，李言苓为上海分公司经理（后来谢寿天、郭雨东、李言苓相继退出该公司）。主要经营水火险、意外险及其他财险业务。1941年底参与发起并组建大上海分保集团。抗战胜利后，因系汪伪政府注册，被饬令停业处理。上海解放获准继续营业，参加“民联分保交换处”。后因业务清淡，无力维持，于1951年2月27日申请停业。
图14-1 中国工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三十二年壹百股
图14-2 中国工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层名录
图14-3 中国工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投保单（开业纪念标志）
——“新丰保险公司”，该公司系在原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保险部基础上改组扩建而成（图15）。1942年8月1日开幕，实收资本金法币5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原新华银行大楼（江西中路367号）和浙江兴业银行大楼（江西中路406号）两次反复迁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长冯耿光（字幼伟）兼任董事长，朱博泉与孙瑞璜、朱如堂、徐振东、项叔翔、吴申伯、刘聰强、张明昕等担任董事，总经理张明昕，副总经理诸懋益、潘垂统。各地由新华银行分支机构代理，重庆设有分公司，经营水火等一切损失保险业务。参加“久联分保集团”，上海解放后，因其股份中有部分官股，一度由军管会接管，不久准其营业，参加“民联分保交换处”，后牵头其他12家民营保险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资，于1952年1月1日成立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1956年合并到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
图15 校刊上登载的新丰保险公司广告
——“中孚保险公司”。由中孚银行为主集股创建，资本额中储券50万元，于1942年9月2日开业。总公司设上海仁记路（今滇池路）103号。中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孙仲立出任董事长，经理孙璧威，副经理叶孝焯，董事有朱博泉、过福云、孙瑞璜、朱如堂、徐振东、孙景西、孙锡三、陈朵如等。经营水火险、意外险及一切损失保险业务（图16），参加“久联分保集团”。抗战胜利后，因系汪伪政府注册，被国民政府饬令停业清理。
图16 中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保单
——“大中保险公司”，亦属新亚集团旗下公司，1942年9月2日创建于上海静安寺路868号，董事为许冠群、朱博泉、许晓初、李奇芬、潘仰尧、周少彭、傅湘丞。总经理傅湘丞，经营财产损失保险。1942年底，参加大上海分保集团。因系汪伪政府注册登记，抗战胜利后停业清理。图17为“大中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伍拾股股票”，根据票面文字及票背“章程摘要”可知，大中保险公司资本为国币（中储券）壹百贰拾伍万元，分为贰万伍仟股，每股国币伍拾元，全数收足。股票均用记名式股东，以中华民国人民为限。股票转让，由双方签名盖章于股票背面受让栏内，送交本公司过户。股票遗失应由本人以书面报告本公司挂失，并登报声明，经六十日后，如无纠葛，得邀同公司认可之保证人出具保证书，补领新股票。本公司股东应将其印鉴式样送本公司存证，凡领取股息红利及与本公司有用书面事件，概以此印鉴为凭，嗣后如有变更，亦请随时以书面通知本公司。章程中强调用记名式股东，以中华民国人民为限，意在禁止将股票卖给洋人，想来是当时实业救国意识的表露吧。
图17 大中保险公司股票
——“久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属著名的“久安系”资本集团旗下，1942年9月10日汪伪政府核准创办，总股本国币100万元，董事长为金采生，总经理是周志俊，其他董事还有朱博泉、刘祖法等，经营财产损失险。1943年，参加十五联分保集团。1945年10月23日饬令停业清理。图18为“久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壹百股股票”，签发于中华民国叁拾贰年壹月壹日。壹百股计国币壹仟元整，编号为“020013”；整个票面设计突出“久安”标志，不仅钤盖钢印中、四角圆圈内有“久安”两字，而且连票面底纹上都布满“久安”两字。背面有“本公司章程摘要”和“股份转让登记表”。
图18 久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百股票（壹仟圆婉记1943年1月）
——“通惠水火保险公司”。该公司系中日合资，原系日寇妄图通过新组建的“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来取代欧美公司而垄断上海再保险市场，因受中国民众抵制未奏效，乃改变策略，由日本东京海上、三菱海上、明治火灾、大仓火灾等株式会社强迫太平保险公司与之合资，采取中国惯用的名称“通惠”于1943年7月20日创建的（图19）。资本总额中储券1000万元，中方占51％，日方49％，据相关资料显示，朱博泉是该公司的董事兼监察人。总公司设上海外滩18号，经汪伪政府特许专营再保险业务，由于华商保险同业同仇敌忾，自发组织分保集团予以抵制，故而该公司业务收效甚微。抗战胜利后，被接管停业。
图19 通惠水火保险公司股票
在日伪时期，上海华商保险公司的大量涌现，并非经济繁盛的真实表露，而是战时经济畸形发展的集中呈现，是投机风气盛行的象征。由于日伪统治政权加紧在沦陷区搜罗战略物质，滥发伪钞，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游资充斥。一些银行、钱庄及工商业资本家，乃至于手握较多保险业务的经纪人（掮客），从中看到了保险运营的融资理财商机，纷纷投资创办保险公司，旨在利用这一融资工具，吸收游资，囤积紧缺物资，投机渔利。
筹建城中区商学院，开成人夜大学之先河
与第一代“放眼看世界”实业救国的买办先驱，在外侮交逼、国势危殆的民族危机切肤之痛中，才意识到商业人才对于“商战”胜利和民族自强的意义，被迫关心商科教育不同，朱博泉早年留学美国期间，就非常钦羡欧美国家发达的金融教育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能，对改变中国商科教育落后面貌油然而生一种冲动，萌生了创办金融高等教育机构的念头。
到1930年夏，羽翼渐丰的朱博泉与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英雄所见略同，均认为上海作为国际商贸荟萃之地，全国金融中心，理应拥有发达的商科教育体系。当时沪江大学全日制商学院虽已初步形成了商科教育的特色，其毕业生受到上海金融界的普遍欢迎，供不应求，但这种商科教育只是一种职业准备培训，教育对象是将来准备进入商界服务的人，而非当下正服务于商界的业内人，教育覆盖面窄，惠及人群有限（创设7年里仅有100多个毕业生），鉴于工商经济突飞猛进亟须大量现代金融管理人才，而当时金融界在职青年，多数仅受过初高中文化教育，“因智识恐慌而感到事业上应付不足”，公余之暇，对学习商务英语提升技能素养以获得荣登利路之捷径有迫切需求。两人遂达成共识：通过商界与高校的合作，创办工作谋职与读书求学两不误的商学院，创造条件让有志向学的社会职员能够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大学学业。
两人联合发出倡议，得到金融界、实业界的襄助后援，迅速募集到一笔资金，购置了圆明园路真光大楼二楼的产权，分头筹备新式商学院的事宜。
风云“城高”
1932年，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正式开学（图20-1），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夜大学，开创了我国大学办夜校的先例，开始是补习性质，1935年后教育当局认可夜大学的学历，遂报名者更加踊跃。其学生以银行、洋行、公司和机关的职员为最多，并以上夜课为主，分设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以及英语等系科，除本科外，另设专科与普通科。
图20-1：私立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大楼。
朱博泉出任城中区商学院院长，任命慎微之为秘书长，主持学校行政，综理教务、训导等事宜，美国人毕义思为事务主任协助，二人直接对院长负责。朱先生坚持“商学联手，共建共享”方针，聘请商界领袖和文教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为办学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个委员会以孔祥熙（财政部长）为首，包括林康候（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秦润卿（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主席）、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陆费伯鸿（中华书局总经理）、史量才（申报馆总经理）、虞洽卿（三北公司总经理）、王志莘（新华银行经理）（图20－2）等（注5），荟萃了上海商界的精英，通过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讨论会，使“城商”的办学契合商界的人才需求。
图20-2：私立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创始人。
在聘用师资方面，“城商”一改传统习惯：不再设专职教授，而是放手大量聘请兼职教师。据校友后来回忆，在“城商”办学的各个不同时期，聘任各门课程的兼职教授多为沪上各大学的专家名士，如经济学家章乃器、杨荫溥、施伯珩、唐庆永、何仪朝，保险专家关可贵、杨培之，银行家孙瑞璜、崔毓珍、朱彬元、金伯铭、程联，著名会计师潘序伦、杨端六、顾准、孙怀仁、杨汝梅、沈立人，商学专家孔士谔，法学家李中道，新闻专家潘公弼、俞颂华，广告专家陆梅僧，教育专家韦悫，统计专家何旭潮，国际汇兑专家王心康，国际贸易专家黄金树等（注6），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城商”信奉“信义勤爱”的校训（图20-3），以其作为办学理念和追求，持之不渝。朱博泉（图20－4）早在1919年求学沪江大学时就在母校学术刊物《天籁报》上撰文评论云：“盖闻古之学子，必有所得训于其师焉……（信义勤爱）诸同学能以是四言铭诸座右，何患不成伟人，为沪江光哉？”，现在执掌权柄有了执行力，更是把“信义勤爱”挂在嘴上，勉力倡导，无数沪江校友像朱先生一样，浸润校训精神前行，终其一生躬行实践之，朱先生还著有《沪江大学校史述略》一书（注7），用心诠释沪江的文化内涵。
图20-3：“城商”信奉“信义勤爱”的校训。
图20-4：沪江大学总顾问朱博泉。
“城商”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突出表现在：尽量充实商学教材内容力求实践应用，注重开发学员特殊兴趣与能力，使学生具备初步研究水平。为彰显成人大学的学术性研究导向，规定“城商”毕业生均须提交毕业论文，要求该论文既反映学生崇实尚新的独立研究能力，也体现学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学科素养提升的学习过程。1935年沪大城中区商学院出版《新商业》季刊，专门登载商学研究成果动态（偶有新闻娱乐方面的应时文章）。朱先生还动员学生积极支持1933年由沪大商学会创刊的《沪大商业丛刊》（不定期发行），用好这个学习交流平台，还推荐“城商”学员有关保险业的毕业论文刊登在《保险月刊》上。1941年沪大商学会修订扩版《沪大商刊》，加大宣传力度，介绍商学会组织，发表统计、会计、财政、金融及文艺作品、商学会工作报告等，深刻地塑造着学生。
由于“城商”聘请社会名流执教，课程设置契合时务，办学严谨，注重实效，因而广受舆论好评，办学成果斐然，颇为金融界认同。在“城商”的带动下，东吴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持志学院、上海法政学院亦相继办起了类似的非全日制的社会化高等商业教育，上海高校掀起了举办“商科教育夜大学”的热潮。
如果说沪江大学全日制商学院体现的是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正规化办学路向，那么刘湛恩朱博泉以“平民化教育”为思想基础，联合商界创办的“供一般人补习应用学识，而同时又不致妨碍职业”的城中区商学院，则反映出大学的“教育扩充”——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开辟了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社会化办学路径（注8）。表明金融界可以在高等商科教育领域里分担更多责任，成为推进商科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而强化近代商学合作兴学旺业的光荣传统。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日寇之手，正像郑振铎“最后一课”描述的那样，“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沪江大学也宣布停办，正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大女儿朱蕴瑾也选择肄业（沪江商学院筹划内迁重庆上课，1943年春正式创建“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1945年春，之江大学由贵阳迁渝，三家合并后改称为“东吴、沪江、之江联合法商学院”）。
日占时期，以朱博泉、郑章城为首留守上海的沪江大学校友，将沪江大学军工路总部迁至圆明园路，改称沪江书院，朱博泉出任院长（1942年－1944年），院务长郑章成负责处理日常院务，教务长为林卓然，会计主任为郑世察，余日宣任社会科学系主任（该系由政治系改组），院务会由朱博泉、余日宣、郑章成、林卓然、李好善、郑世察、涂羽卿、陈其善组成。该书院还设有附中，李好善任主任，陈其善等人任教师。该书院主要教员均为原沪江大学教员，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培养了一批金融精英人才。
据校友回忆录载，曾有一赣籍学生毛谦尹，喜爱绘画，不知怎么就闯入了日寇圈定的军事禁区，被宪兵队抓走。朱博泉获知后，以他在金融教育界的声望，出面保释了这位学生，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96年11月，朱博泉98岁生日时，毛谦尹特意自创用邮票给老师贴绘了一幅“寿比南山”字匾。
与沪江的缘分仍在继续，由于朱博泉对沪江大学的突出贡献，改革开放年代被沪江大学校友尊为名誉会长，耄耋之年的他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地的沪江校友会，推动广泛的交流和联谊活动。
为“银联”站台：位卑未敢忘忧国
朱先生还关心金融业界职工疾苦，乐为金融教育公益事业站台助威，推进群众文化活动，藉以凝聚金融业力量，培育金融英才。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主导、以上海银行业、钱庄业、保险业职员为主体创建的群众性联谊组织。1936年10月创建时，“银联”即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善业余生活”为宗旨，争取上层，发动群众，用统战方式赢得金融管理层的认同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消除了部分职工对参加群众团体的顾虑，因“银联”起始的中间性质和非政治色彩，故可合法半公开活动。“孤岛”时期，“银联”积极响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号召，发动会众开展支援前线、节约救难、劝募寒衣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和福利互助活动，众志成城，共赴国难，救亡图存。
朱博泉自第四届开始，到第五届、第六届连续当选“银联”名誉理事或理事，对“银联”这个群众团体走上规模化规范化发展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11月，“银联”以出版《银钱界特刊》（图21）的书面形式来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暨第四届会员大会，朱先生撰写了“两周纪念感言”的专文，从金融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过去受外商排挤的忧患，充分肯定“银联”开创了金融界同人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号召大家要全力维护和扶植“银联”，以促进金融业的革新与进步。他还身先士卒，担当“银联”征求运动总队长，开展征求会员运动，壮大队伍。1939年4月21日至6月10日，“银联”组织了第六次征求会员运动（图22-1、图22-2），组建28个征求队，由各名誉理事分别担任征求大队长和中队长，中层骨干担任副队长和干事，举办了主题宣传周，以各种新颖方式扩大影响。为了赢得金融行庄高层支持，先由朱博泉、孙瑞璜、徐寄庼等出面，在国际饭店十四楼召开了各银行钱庄上层人士茶话会（有180家行庄应邀出席）。朱博泉以征求运动总队长的名义主持会议并讲话，希望到会人士都能加入“银联”作永久会员或赞助会员，期待各行庄在经济上支持“银联”，承担固定会费，这一号召得到普遍响应。“银联”不但得到众多银行资方的认可，还争取到每月由各银行提供相当数额的经费。不久，会员人数即增至7200人，分布在368家行庄公司。
图21：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第四届会员大会特刊。
图22-1：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第六次征求运动优胜队摄影（前排居中为朱博泉）。
图22-2：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第六次征求纪念徽章。
图23-1、图23-2为“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经济委员会主办福利奖券贰圆券”，从背印说明文字及朱博泉李祖莱等签名信息来解读可知，“银联”为弥补日常会务开支之不足，于1940年10月推出“福利奖券”，朱博泉出任福利奖券委员会主席。采用国人普遍欢迎的摸奖中彩赌手气的形式，活跃气氛，笼络会众，共销售二万三千元，扣除奖品费用五千元，拨交福利基金一万元，盈余的八千元用于弥补“银联”日常开支，一举两得，用有奖募捐的融资方式力争实现自力更生。
图23-1：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经济委员会主办福利奖券贰圆(正面)。
图23-2：“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经济委员会主办福利奖券贰圆” (背)。
在物价飞涨，哀鸿遍地，民生凋敝的情况下，“银联”还于1939年5月21日发起创办银钱业消费合作社，社址在河南路（今河南中路）如意里十三号，贯彻合作互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宗旨，在会所设立医药卫生库，常备急需药品，特约中西医师为会员优惠治病，提供保健服务；设立消费合作柜，特约国货厂商近百家，组织粮食、食用油、煤球为主的货源，折扣销售，确保商品的零售价格低于市价，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解决同人社员的实际困难，减轻生活负担，竭诚为会员谋福利。
1941年2月9日，“银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选择在票据交换所举行，出席会员代表200余人，朱博泉略尽东道主之谊，提供各种便利。大会进一步确定仍以发展福利事业，减轻同人生活负担为中心任务，适当开展学术、文体活动，在万马齐喑的沦陷区，这些纾难解困的群众联谊活动，让金融职员感受到难得的人文关怀。
领衔“扶轮社”：不该被遗忘的公益善举
扶轮社是近百年来最著名的国际商业精英联谊社团，总社设在美国芝加哥，是一个以服务他人为宗旨的民间联谊团体。扶轮社英文名为“Rotary Club”，原意是“轮流在社员事务所集会之意”，依据中文里典雅之成语“大雅扶轮”（大雅：《诗经》中的雅诗类；扶轮：在车轮两翼护持；意即维护扶持正统的作品，使其得以推行和发展）翻译为“扶轮”二字，这一译名不仅字义贴切，而且点明了扶轮社践行“利人即利己、大公无私”、创行公益、服务社会的理念。扶轮社社徽是一旋转车轮状，可谓名符其形（图24）。中国第一个扶轮社1919年在上海成立，创始社员有35人，全为侨居中国外籍人士。1921年外交家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入社，成为最早的中国籍社员，1923年和1924年，天津、北京先后成立扶轮社，社员多为商界精英，兼及政学两界。1926年5月，朱博泉加入上海扶轮社，成为该社最重要的中国籍社员，对扶轮社的本土化和精英性起到了奠基促动作用。朱博泉1927至1933年间任上海扶轮社司库，1934年，因其在金融教育界的卓越成就，被推选为上海扶轮社社长，时年36岁，成为扶轮社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他全力推动扶轮社开展公益活动，通过举办每周聚会、慈善演讲等，广泛组织公益服务（主要有儿童资助、难民救护、医疗救助三方面活动），如定期拜访中国盲童学校，引领盲童举行户外聚会、郊游，为盲童学校修缮大房间和厨房，提供砂眼防治知识及药品；关爱贫困儿童，与他们做游戏和趣味比赛，为医院和救济组织提供资金，为数千难民提供食宿，在圣诞节为2700名难民儿童派送礼物。扶轮社构建平台，为社众增进私谊，积累人脉，提高个人修养，促进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通过这些聚餐演讲、文娱活动以及社员间的互帮互助，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外慈善公益事业的交流与发展，为上海扶轮社及其商界精英社员赢得了国际声誉。朱博泉任内接待了来华的扶轮社创始人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1936年朱先生卸任后还转任理事两年。
图24：扶轮社社徽。
因朱博泉在扶轮社的崇高声望，九十年代中期，他以近百岁的高龄应邀赴台湾出席了扶轮社百年纪念活动，为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1年朱博泉去世，为缅怀朱先生，2002年上海扶轮社捐资设立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扶轮社前社长朱博泉奖学金”（The ROTARY CLUB OF SHANGHAI PAST PRESIDENT PERCY CHU SCHOLARSHIP FUND），资助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旨在鼓励更多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鼓励学生践行扶轮社“超我服务”(Service Above Self)的口号。此后该奖学金项目成为上海扶轮社长年开展的重要项目之一。
花开花落终有时
正所谓，花开花落终有时，盛极必衰，慧极必伤。据说朱博泉幼时曾算过命，相士测算他“行足大运到四十四岁”。至于四十四岁以后如何，相士只是笑而不语。后来的人生命运不幸被言中——从1940年开始，朱博泉连续廿年的好运到头了。
起先，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的金融机构覆巢危卵，纷纷撤离到汉口、重庆等大后方，关门歇业或缩小业务，朱博泉原计划全家移民美国，连机票都订好了，但当时银行界巨擘李铭、陈朵如及徐寄庼等人都期望朱博泉留下来斡旋，阻止日伪掌控上海金融业。朱博泉也对自己苦心孤诣一手缔造的票据交换所割舍不下，认为在金融危难关头不能撒手不管，踌躇再三，明知弄不好就会沾染“汉奸”名分，玷污一世清名，最后还是留下来，决意埋头金融事务，不参与政治，这样既不有违个人操守，又不负前辈之托。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总行西撤的情况下，以上海票据交换所和“联合准备会”的照常运营，独力承揽起收解交换存款业务，办理同业拆放，调剂各银行“头寸”，维护秩序，勉力使上海金融业大局保持稳定。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成立，为蛊惑民众，周佛海利诱朱博泉出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高层，为朱博泉一口回绝。这一年朱博泉实足43，虚岁44，霉运降临了：这年11月29日，朱博泉乘车回家途中遭汪伪76号特工吴四宝绑票，关押在范园西面平武路棚户区黑屋子里十多天，经金融界各方人士奔走营救才得以释放。从小养尊处优的朱博泉，哪曾受过这种磨难，被迫接受条件依附汪伪政权，这次蒙难虽平安渡过，却给他后来的人生坎坷埋下了伏笔。1943年6月，他屈就出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参事，8月，就任汪伪政权上海特别市咨询委员、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10月，朱博泉出任汪伪政权中央储蓄会监理，当选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和上海特别市房地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虽然都是一些半虚半实或纯粹虚职，身在曹营心在汉，委曲求全虚与应付。连其时身处大后方的重庆政府孔祥熙对他在上海忍辱负重的良苦用心深表理解，还委托钱新之送来一封亲笔密信，对其“安定金融、主持正义”作了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努力，共匡国难”。
但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大搞身份甄别，排除异己，对滞留上海的所有金融人员另眼相待，动辄以附逆罪名加以清算，朱博泉虽主动自首还是被扣上“经济汉奸”帽子，虽有如张元济、颜惠庆、王晓籁、徐寄庼、钱新之、叶揆初、陈朵如等知名人士出面呼吁其无罪，伸张正义，还是被上海高等法院1946年9月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年，查封了他的所有财产，顷刻间家徒四壁，关进“楚园6号”度过了27个月的铁窗生活，他为自己忽略政治留守孤岛而吞下苦果。到此时朱博泉才真正懂得，其实每个人的时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不论以何种理由、何种借口忤逆社稷祖宗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政府将朱博泉名下的房产统统没收——其林森中路1803号房产（欧洲庭院式别墅，由希腊籍船主1920年建造，几经转手，朱于1944年购置下来）没收，征作国民政府下属单位招待所，一度成为蒋纬国私宅，后因舆论压力，1948年该宅被蒋中正拨交宋庆龄居住，成了今天闻名天下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8年，朱博泉刑满释放。上海解放后，朱博泉与广大上海市民一样欢呼新政权的诞生，准备再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才智。10月，被信和纱厂董事长周志俊聘为总经理，任职期间，他主持了中国棉纺业里第一家企业公私合营的进程。1951年1月，应“北四行”之一的大陆银行之聘担任副总经理。同年10月，他出任了上海银行业“五联总处”商业部兼联合总部经理。之后被永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棣活挖来做主任秘书，由郭琳爽亲聘为棉纺公司总管理处财务经理，协助管理全国永安系纺织企业。他还兼任了上海棉纺织公司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加入民主建国会，成为上海市工商联高级顾问。朱博泉踌躇满志本以为可以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再干十几年，不承想1957年的那场运动，他被打成右派，人生磨难又一次降临在朱博泉头上，其时已经59岁，他每月的工资从900多元降至108元，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顷陷困顿，全家被赶到平武路棚户区居住。再后来在上海国棉21厂接受劳动改造长达21年，从事打扫厕所等最苦最累的生产劳动，他以淡定悠然的生活态度面对，宠辱不惊、不怨天尤人、清贫中还保留了一些优雅。有段时间虽身体染痒，还热心为同事职工义务修理阳伞。
优雅时尚，笑对岁月沉浮
朱博泉1979年从杂役岗位退休，到1981年获彻底平反，当选为上海市金融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工商联推选他为市两会咨询服务委员会主任。1985年承袭沪江大学商学院衣钵的上海工商学院创立，请他剪彩，又聘他挂名该院校董会成员，同年6月香港远东银行亦聘他为该行董事。朱博泉百岁寿诞时，有英、美等八国的领事专程请他远赴北京，轮流做东，为他祝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赠给这位上海滩保险业的元老“世纪老人”纪念铜匾。他再次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座上宾（图25）。
图25－1：2000年朱博泉百岁生日照。
图25－2：朱博泉晚年手迹。
就目前所能看到的照片里，朱博泉总是以长衫布鞋现身，这种衣着习惯源自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曾西装革履而被人误认为日本人，这被他视作奇耻大辱，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他就以一袭国服——长衫马褂布鞋示人，解放后才穿西装。熟悉他的朋友都说他有典型的“老克勒”情调，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贵族气息，再穷，也会保持一种绅士风度和生活状态。
朱博泉的业界影响力远不止金融教育领域，1935年他还涉足上海文化娱乐业，以自任总经理的光明地产公司出资200万银元购下大光明及与之相连的卡尔登剧场（现长江剧场）、功德林素菜馆等，改造运营，令这一商圈成为“东方巴黎”上海的地标名片——当年上海滩最豪华最时尚的夜生活圈。同时，在朱博泉的擘划下，大光明还与国泰、南京、大上海等影剧院联营，成立了亚洲影院公司，由朱博泉任董事长，并创办了今日大众电影的前身《亚洲影讯》，所以他与当时的明星胡蝶、陈燕燕、金焰等十分谙熟，常在林森中路1803号小楼内开PARTY招待影界友人。他酷爱京剧，与梅兰芳、程砚秋相交甚笃。每逢梅、程至上海演出，他都会亲临捧场，还设家宴接送。
作为上海金融界最受人尊敬的明星，处处引人注目，九十岁高龄仍可远赴美国，还热衷跳迪斯科，有次他在沪江大学校友聚会时谈起养生经，总结出八个字“身不怕动，脑不怕用”。当有人问他，您拥有那么多的上海房产，为什么不去据理力争要回一些本属于自己的物业房产？哪怕要回一层二层也好呀，他笑言：“物无恒产，道有永恒！”百岁人瑞寿星的人生感悟非常超脱，非常通透，颇具哲理。
2001年3月19日，朱博泉走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享年104岁，他的个人档案被上海市档案局收存立档。一生横跨三个世纪，笑对岁月沉浮，从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到富可敌国、才华横溢、身兼108个显赫职务的金融翘楚，创造出非凡的事业成就，到沦为囚犯、杂务工，跌入生活最底层，饱受磨难，再到东山再起，过山车一样的人生经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颇具戏剧传奇性。
（完）
【注释】
注1：“上海票据交换所事务概况”（朱博泉撰《银行周报》第17卷第8期，1933年3月7日）
注2：“上海票据交换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朱博泉撰《银行周报》第17卷第16期，1933年5月2日）
注3：“一年来之中国工业银行”（朱博泉撰《中国工业月刊》创刊号1943年2月）
注4：“朱博泉先生”《大上海分保月报》（创刊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日）
注5：《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章程》（沪江大学(1934 -1935)）
注6：“回忆城中区商学院”（郑有为、陆伟民撰，载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纪念集(1906 -1986)》）
注7：“沪江大学校史述略”（朱博泉撰，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84年，页206-212）
注8：“参观沪大夜商学院以后”（国棠上海档案馆档案,案卷号:Q242-1-309）
主要参考资料
“朱博泉先生”（《大上海分保月报》创刊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日）
“献身金融改革的朱博泉”（任嘉尧撰，载《中国企业家列传》第三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5月版）
“记上海票据交换所”（朱博泉撰，刊《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五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朱博泉：银行界巨擘”《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2008-06-11）
“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创办人”（范永林，《国际金融报》2002年1月22日，第六版）
“朱博泉与上海票据交换所”（顾关林、王明亚著《档案与史学》 2000年02期）
“抗战时期上海的产业证券与新兴企业集团——以‘新亚集团’为例”（张忠民著，载《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
《沪江大学九十周年纪念集》（沪江大学校友会编印1996年）
王立诚：〈沪江大学与近代商科教育〉，《近代中国》，第6辑 (1996)，页4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