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我最喜欢诸葛亮的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保持一种神定气闲，留一份淡泊给自己，生命自然就会月白风清，天高云淡。”今年88岁的谢三元说。
谢三元是一位老保险人，1949年前曾从事保险，上世纪五十年代又从事保险，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恢复保险业务，再次归队。“我和保险有着深深的情缘，连我夫人也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感恩保险，感谢保险，我这一生以干保险为荣，是保险让我获得了幸福的生活！”谢三元老人脸上溢满幸福的笑容。
谢三元老人家里客厅的电视柜上摆放着不少的奖杯和荣誉证书，这是他一生为保险事业奋斗和耕耘的最好的见证物。而在老人心目中最有分量的一本荣誉证书是“新中国保险事业奠基者”，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时，人保集团颁发的。
老人一件一件地介绍这些代表着荣誉与荣光的物件时，仿佛是一位将军，检阅自己的队伍，心潮澎湃，激情洋溢。
谢三元近照
“为混口饭吃，来到中南保险公司”
1930年6月出生的谢三元，是上海人。出身贫苦家庭，3岁的时候，父亲因病辞世。家庭重担落在母亲肩头，母亲去工厂打工。初中毕业的谢三元立即去找工作，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在旧社会一般是初中毕业就可以找一个工作，现在来讲叫什么呢？白领的工作。要不够16岁，那就得上工厂当学徒了。1946年9月，我初中毕业就到福建省银行上海分行当练习生，我进去以后是写汇票。”谢三元说，“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上海分行往设在福州的福建省银行总行报批我的人事手续，结果没批。没批呢，工资就没有地方发，怎么办呢？1947年1月，就把我的手续转到中南财产保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是银行开办的保险公司。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和其他的想法，只是为混口饭吃，我便来到中南财产保险公司上班。”
当时上海的保险公司多达300多家，而规模小的公司居多。“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是银行办的。因为银行放贷款，为确保贷款安全，要求客户的财产必须参加保险。以前的保险公司业务大部分都是一种质保的性质。还有轮船公司转船、运货，都必须参加运输保险。为什么这样做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它可以收保费，另外一个原因它把做的业务转出去，我们保险上叫分保。这个转出去的对象，当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保险公司，是中国银行开的，比较大；还有一个叫美亚，美亚保险公司，是外商的。”谢三元介绍说，“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保险公司呢？就是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的折扣和回扣来赚钱。要是这块业务量大的话，赚的钱也不少。银行热衷办保险公司，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盈利，来获得利润。比如说我开个轮船公司，我就有个规定，所有到轮船公司转货的，都必须由我来保险。收了客户的保险费，然后转到美亚保险公司。收100元的保费，转出去可能只缴美亚保险公司80元，低的时候，也可能只缴54元，剩下的就是利润。小的保险公司就是这样来赚钱的，更像皮包公司。那时候，保险公司尽管多，但多数属于这样的皮包公司”。
从事保险工作两年后的谢三元，已经由一名保险的门外汉成长为一名熟练的保险从业者，娴熟地拨着算盘珠子计算保费，填写保单；核对堆积如小山的单证和凭据，统计数字；拎着皮包穿行在公司与客户家之间，收取保费。“这时候，我对于保险有了朦胧和初步的认识与了解，不再担心没饭碗。”
“迎来了新中国，我成为人民保险的一员”
1949年5月27日，在隆隆炮声中，上海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宣告了新中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的诞生。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和直属营业部在北京西郊民巷108号正式开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大约有300多家保险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所有的保险公司。着手组建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招的就是懂保险的，并开办了学习班。”谢三元说，“我报名参加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办的学习班，1949年11月1日正式开班，学习内容有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我记得负责人叫林震峰，我们班有100多人，11月底结业。我们班80个人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是1950年1月10日到总公司报到。”
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机构一开始是四室一会，即秘书室、业务室、监理室、会计室和设计委员会。随着业务的发展，机构设置也相应变化。1950年后，正式确定总公司机构为10室，即秘书室、人事室、检查室、财产保险室、人身保险室、农业保险室、国外业务室、理赔室、会计室、设计室。
“到了北京以后，我被安排在大栅栏7号居住，原址是一个名叫瑞福祥的布店，那个时候被政府接管了。那个地方离西交民巷很近。至于具体工作，我被分配在监察室。”谢三元说，“我们有一句顺口溜：‘上海到北京，小米400斤。上班天上有星星，回家天上有月亮。’为什么呢？我们是早晨7点就开始学习，主要是政治学习。晚上呢，进行工作汇报，一般都要8、9点钟才能回家。所以说，回去的时候月亮出来了，早晨出来的时候天上星星还在呢。”
1950年，人保总公司多次安排监察室去天津市、华中区、中南区等分公司检查工作，由监察室主任带队，谢三元是组员之一。“1950年的下半年大部分时间，我几乎都在下面检查工作。我感觉当时的领导对我还挺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年轻，才20岁嘛，是个毛头小伙子，加上民国时期就在从事保险，对保险业务比较熟悉，也懂一点会计知识。工作比较认真踏实，可能是领导对我比较信任的原因。”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国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银行系统召开两三千人的‘三反’动员大会，当时我们保险公司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给我们做报告。真是了不起，三个半小时，没一个人走动，大家静静地听。南汉宸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旁引博引，内容丰富多彩，讲得真是好。当时我们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胡景澐和副总经理孙继武都参加了。”谢三元依然记忆犹新。
“我的夫人也是做保险的，她是从人民银行的印刷厂调到了总公司。时任总公司人事处长叫陆占文，他是我们婚姻的牵线人，他对我影响也挺深，不仅仅是介绍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态度，他的为人，我很感激！我们两口子是在北京结婚的。1952年1月，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有点老八路的意思，地点选在人民银行总行。总行的礼堂办了一个舞会，买了点糖，给大家散发一下，结婚仪式就算完成了。”谢三元说。
1952年2月，公司安排谢三元去上海分公司查账。“我记得出发那天是正月十五，从火车车窗上可以看到沿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一派喜气盈盈的气氛。”
4月的一天，正在上海工作岗位忙碌的谢三元，接到北京总公司打来的电话，紧急催他返回北京。什么事呢？总公司人事处处长姓邱，给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担任会计科副科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河北省公司的会计，在‘三反’的时候，好像出了点问题，被停职检查。那个时候我才22岁，于是便到了河北省分公司担任会计科副科长。由于没有科长，我这个副科长主持工作。来到之后，大伙都挺惊讶，因为我当时太年轻吗！”谢三元笑着说。
1953年，第三次全国保险会议在中央财政部的具体指导下召开。保险公司也改由财政部门领导。“财政部给河北省保险公司派来了一个会计科长。组织上安排我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习。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是中央财经学院的前身。学习的这一年，我收获很大。因为我是初中毕业嘛，底子薄，基础差，正好需要系统的学习与充电。学习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会计、统计等十多门，结果我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5分。”谢三元说，“那时候在干部学校，我们晚上在被窝里看书。因为规定晚上10点准时熄灯。想看书怎么办呢？我就拿了个手电，蜷在被窝里看书，老师们根本想不到。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在职干部，在学校会这么努力！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唯独我比较年轻。当时来培训学习的干部多是审计科长或县支经理。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人保河北省分公司，在监察室做监察员工作，也是科级，没有被降级。”
过了一段时间，谢三元被省委抽调，参加了省委检查组的工作，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当时河北省有个特点，就是干部统一使用。部门工作必须和中心工作结合。我被抽调到省委检查组，部分工作属于季节性工作，阶段性忙完后又回到公司上班。当时河北省有149个县，我去了70多个县，几乎占到近一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听取工作汇报，涉及春耕、夏收、秋播等工作，我由一个农业的门外汉变成一个‘土专家’。在公司下乡检查督导工作，主要是农村牲畜保险和农作物收获保险。”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天津市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1958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做出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谢三元跟随河北省属机关的几千名干部、职工由保定来到天津。“保险业停办后，我感觉很失落。到天津后，我被安排到天津市机械局工作。我夫人也跟我来到机械局工作。局里领导说，女同志下工厂不方便，就留局里工作，你男子汉上工厂吧。我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到了电器厂生产科工作。大概两年之后，我当上生产科副科长。当时有一个口号，‘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因而在电器厂我感觉还不错，这个厂有一千人，算个大厂。当生产科长也挺不容易，挺辛苦。经过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年年完成任务，每年都能创造好几百万的利润，厂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很融洽。”谢三元说。
“盼呀盼……终于盼来这一天”
1979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及时做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
“盼呀盼……终于盼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国内保险业务的复办。因为我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过，认识的人的比较多。叶奕德，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农业保险人，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人保公司农业保险科科长。我俩都是上海人嘛,相处的也很不错。当开始恢复筹建人民保险公司的时候,有一次开全国性会议，天津分公司的戴鸿端副经理向叶奕德诉苦，没说懂保险的人才。叶奕德说：‘谁说没有人，人在那里，你不去找，你们那儿就有个名叫谢三元的人，在一家电器厂工作。’戴经理开完会回到天津，立即就到电器厂来找我，说总公司有人推荐才知道你是老保险，现在想叫你归队。”讲到动情处的谢三元情绪有些激动。
1980年5月，归队后的谢三元，在人保天津分公司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配合主任武文方的工作。两人彼此很熟悉，工作配合默契。
后来，公司建设两处职工宿舍楼，由谢三元担任基建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联系市建委，办理相关手续，对接工程建设单位，搞好后勤服务工作。“一处位置靠近市中心繁华区，另一处稍偏远点。建设好后，分房我选择了偏远点的。”谢三元说。
1986年1月，人保天津分公司组建人身保险处，谢三元被调到了人身保险处担任副处长。“经过精心的准备，我们于2月14日，试办‘学生团体平安保险’。3月1日，和平区成都道小学、南开区南门东小学等学校率先开办。经过约半年的时间，全市有22万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保险。我们精心修订了总公司制发的《团体人身保险条款》，会同天津市财政局、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组织企事业单位参加团体人身保险的通知’，通过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团体人身险业务的开展。我们精心组织，陆续开办了许多人身意外险产品，我印象中有：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司乘人员意外险、住宿旅客人身意外保险等。”谢三元如数家珍。
“我们人身险处也经常去蓟县检查督导业务。当时地方政府有个规定，凡是市里的县处级干部来，都要通知县长，一方面便于对接工作，另一方面以示尊重。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我们及时向县长反映一些情况，能及时得到支持与帮助。当时蓟县的各项保险业务都开展的非常好。”谢三元感慨地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谢三元（居中）与公司同事在天津街头进行保险宣传。
1990年9月，谢三元退休。
退休后的谢三元进入一家公估公司工作，担任监事职务。“我们主要为保险公司服务，当发生比较大的情况复杂的企财险案件，我们和聘请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评估，以更好地为保险公司和客户做好理赔服务，力求公平、公正、快捷。”
“我做保险虽然时间比较长，主要还是边干边学，说老实话别人尊称我是老保险，我心里清楚自己对保险知识的掌握还是半拉子。时代在发展，在变化，过去的保险跟新的保险完全不一样，宗旨也不一样。旧社会的保险主要是以赚钱为目的，怎么样把钱赚到手。而新中国的保险事业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为人民的福利，为人民着想。”说到动情处的谢三元难掩激动。
“看起来我在保险工作的年头是真不少，但是贡献不大。我热爱保险事业，工作上尽心尽力，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求，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淡泊的人生快乐多！”谢三元谦逊而平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