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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三元:淡泊心怀 保险人生

发布时间:2018-01-12 15:16:30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陈国庆

“我最喜欢诸葛亮的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保持一种神定气闲,留一份淡泊给自己,生命自然就会月白风清,天高云淡。”今年88岁的谢三元说。

谢三元是一位老保险人,1949年前曾从事保险,上世纪五十年代又从事保险,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恢复保险业务,再次归队。“我和保险有着深深的情缘,连我夫人也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感恩保险,感谢保险,我这一生以干保险为荣,是保险让我获得了幸福的生活!”谢三元老人脸上溢满幸福的笑容。

谢三元老人家里客厅的电视柜上摆放着不少的奖杯和荣誉证书,这是他一生为保险事业奋斗和耕耘的最好的见证物。而在老人心目中最有分量的一本荣誉证书是“新中国保险事业奠基者”,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时,人保集团颁发的。

老人一件一件地介绍这些代表着荣誉与荣光的物件时,仿佛是一位将军,检阅自己的队伍,心潮澎湃,激情洋溢。

谢三元近照

“为混口饭吃,来到中南保险公司”

1930年6月出生的谢三元,是上海人。出身贫苦家庭,3岁的时候,父亲因病辞世。家庭重担落在母亲肩头,母亲去工厂打工。初中毕业的谢三元立即去找工作,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在旧社会一般是初中毕业就可以找一个工作,现在来讲叫什么呢?白领的工作。要不够16岁,那就得上工厂当学徒了。1946年9月,我初中毕业就到福建省银行上海分行当练习生,我进去以后是写汇票。”谢三元说,“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上海分行往设在福州的福建省银行总行报批我的人事手续,结果没批。没批呢,工资就没有地方发,怎么办呢?1947年1月,就把我的手续转到中南财产保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是银行开办的保险公司。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和其他的想法,只是为混口饭吃,我便来到中南财产保险公司上班。”

当时上海的保险公司多达300多家,而规模小的公司居多。“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是银行办的。因为银行放贷款,为确保贷款安全,要求客户的财产必须参加保险。以前的保险公司业务大部分都是一种质保的性质。还有轮船公司转船、运货,都必须参加运输保险。为什么这样做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它可以收保费,另外一个原因它把做的业务转出去,我们保险上叫分保。这个转出去的对象,当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保险公司,是中国银行开的,比较大;还有一个叫美亚,美亚保险公司,是外商的。”谢三元介绍说,“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保险公司呢?就是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的折扣和回扣来赚钱。要是这块业务量大的话,赚的钱也不少。银行热衷办保险公司,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盈利,来获得利润。比如说我开个轮船公司,我就有个规定,所有到轮船公司转货的,都必须由我来保险。收了客户的保险费,然后转到美亚保险公司。收100元的保费,转出去可能只缴美亚保险公司80元,低的时候,也可能只缴54元,剩下的就是利润。小的保险公司就是这样来赚钱的,更像皮包公司。那时候,保险公司尽管多,但多数属于这样的皮包公司”。

从事保险工作两年后的谢三元,已经由一名保险的门外汉成长为一名熟练的保险从业者,娴熟地拨着算盘珠子计算保费,填写保单;核对堆积如小山的单证和凭据,统计数字;拎着皮包穿行在公司与客户家之间,收取保费。“这时候,我对于保险有了朦胧和初步的认识与了解,不再担心没饭碗。”

“迎来了新中国,我成为人民保险的一员”

1949年5月27日,在隆隆炮声中,上海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宣告了新中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的诞生。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和直属营业部在北京西郊民巷108号正式开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大约有300多家保险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所有的保险公司。着手组建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招的就是懂保险的,并开办了学习班。”谢三元说,“我报名参加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办的学习班,1949年11月1日正式开班,学习内容有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我记得负责人叫林震峰,我们班有100多人,11月底结业。我们班80个人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是1950年1月10日到总公司报到。”

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机构一开始是四室一会,即秘书室、业务室、监理室、会计室和设计委员会。随着业务的发展,机构设置也相应变化。1950年后,正式确定总公司机构为10室,即秘书室、人事室、检查室、财产保险室、人身保险室、农业保险室、国外业务室、理赔室、会计室、设计室。

“到了北京以后,我被安排在大栅栏7号居住,原址是一个名叫瑞福祥的布店,那个时候被政府接管了。那个地方离西交民巷很近。至于具体工作,我被分配在监察室。”谢三元说,“我们有一句顺口溜:‘上海到北京,小米400斤。上班天上有星星,回家天上有月亮。’为什么呢?我们是早晨7点就开始学习,主要是政治学习。晚上呢,进行工作汇报,一般都要8、9点钟才能回家。所以说,回去的时候月亮出来了,早晨出来的时候天上星星还在呢。”

1950年,人保总公司多次安排监察室去天津市、华中区、中南区等分公司检查工作,由监察室主任带队,谢三元是组员之一。“1950年的下半年大部分时间,我几乎都在下面检查工作。我感觉当时的领导对我还挺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年轻,才20岁嘛,是个毛头小伙子,加上民国时期就在从事保险,对保险业务比较熟悉,也懂一点会计知识。工作比较认真踏实,可能是领导对我比较信任的原因。”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国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银行系统召开两三千人的‘三反’动员大会,当时我们保险公司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给我们做报告。真是了不起,三个半小时,没一个人走动,大家静静地听。南汉宸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旁引博引,内容丰富多彩,讲得真是好。当时我们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胡景澐和副总经理孙继武都参加了。”谢三元依然记忆犹新。

“我的夫人也是做保险的,她是从人民银行的印刷厂调到了总公司。时任总公司人事处长叫陆占文,他是我们婚姻的牵线人,他对我影响也挺深,不仅仅是介绍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态度,他的为人,我很感激!我们两口子是在北京结婚的。1952年1月,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有点老八路的意思,地点选在人民银行总行。总行的礼堂办了一个舞会,买了点糖,给大家散发一下,结婚仪式就算完成了。”谢三元说。

1952年2月,公司安排谢三元去上海分公司查账。“我记得出发那天是正月十五,从火车车窗上可以看到沿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一派喜气盈盈的气氛。”

4月的一天,正在上海工作岗位忙碌的谢三元,接到北京总公司打来的电话,紧急催他返回北京。什么事呢?总公司人事处处长姓邱,给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担任会计科副科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河北省公司的会计,在‘三反’的时候,好像出了点问题,被停职检查。那个时候我才22岁,于是便到了河北省分公司担任会计科副科长。由于没有科长,我这个副科长主持工作。来到之后,大伙都挺惊讶,因为我当时太年轻吗!”谢三元笑着说。

1953年,第三次全国保险会议在中央财政部的具体指导下召开。保险公司也改由财政部门领导。“财政部给河北省保险公司派来了一个会计科长。组织上安排我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习。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是中央财经学院的前身。学习的这一年,我收获很大。因为我是初中毕业嘛,底子薄,基础差,正好需要系统的学习与充电。学习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会计、统计等十多门,结果我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5分。”谢三元说,“那时候在干部学校,我们晚上在被窝里看书。因为规定晚上10点准时熄灯。想看书怎么办呢?我就拿了个手电,蜷在被窝里看书,老师们根本想不到。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在职干部,在学校会这么努力!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唯独我比较年轻。当时来培训学习的干部多是审计科长或县支经理。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人保河北省分公司,在监察室做监察员工作,也是科级,没有被降级。”

过了一段时间,谢三元被省委抽调,参加了省委检查组的工作,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当时河北省有个特点,就是干部统一使用。部门工作必须和中心工作结合。我被抽调到省委检查组,部分工作属于季节性工作,阶段性忙完后又回到公司上班。当时河北省有149个县,我去了70多个县,几乎占到近一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听取工作汇报,涉及春耕、夏收、秋播等工作,我由一个农业的门外汉变成一个‘土专家’。在公司下乡检查督导工作,主要是农村牲畜保险和农作物收获保险。”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天津市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1958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做出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谢三元跟随河北省属机关的几千名干部、职工由保定来到天津。“保险业停办后,我感觉很失落。到天津后,我被安排到天津市机械局工作。我夫人也跟我来到机械局工作。局里领导说,女同志下工厂不方便,就留局里工作,你男子汉上工厂吧。我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到了电器厂生产科工作。大概两年之后,我当上生产科副科长。当时有一个口号,‘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因而在电器厂我感觉还不错,这个厂有一千人,算个大厂。当生产科长也挺不容易,挺辛苦。经过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年年完成任务,每年都能创造好几百万的利润,厂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很融洽。”谢三元说。

“盼呀盼……终于盼来这一天”

1979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及时做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

“盼呀盼……终于盼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国内保险业务的复办。因为我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过,认识的人的比较多。叶奕德,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农业保险人,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人保公司农业保险科科长。我俩都是上海人嘛,相处的也很不错。当开始恢复筹建人民保险公司的时候,有一次开全国性会议,天津分公司的戴鸿端副经理向叶奕德诉苦,没说懂保险的人才。叶奕德说:‘谁说没有人,人在那里,你不去找,你们那儿就有个名叫谢三元的人,在一家电器厂工作。’戴经理开完会回到天津,立即就到电器厂来找我,说总公司有人推荐才知道你是老保险,现在想叫你归队。”讲到动情处的谢三元情绪有些激动。

1980年5月,归队后的谢三元,在人保天津分公司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配合主任武文方的工作。两人彼此很熟悉,工作配合默契。

后来,公司建设两处职工宿舍楼,由谢三元担任基建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联系市建委,办理相关手续,对接工程建设单位,搞好后勤服务工作。“一处位置靠近市中心繁华区,另一处稍偏远点。建设好后,分房我选择了偏远点的。”谢三元说。

1986年1月,人保天津分公司组建人身保险处,谢三元被调到了人身保险处担任副处长。“经过精心的准备,我们于2月14日,试办‘学生团体平安保险’。3月1日,和平区成都道小学、南开区南门东小学等学校率先开办。经过约半年的时间,全市有22万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保险。我们精心修订了总公司制发的《团体人身保险条款》,会同天津市财政局、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组织企事业单位参加团体人身保险的通知’,通过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团体人身险业务的开展。我们精心组织,陆续开办了许多人身意外险产品,我印象中有: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司乘人员意外险、住宿旅客人身意外保险等。”谢三元如数家珍。

“我们人身险处也经常去蓟县检查督导业务。当时地方政府有个规定,凡是市里的县处级干部来,都要通知县长,一方面便于对接工作,另一方面以示尊重。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我们及时向县长反映一些情况,能及时得到支持与帮助。当时蓟县的各项保险业务都开展的非常好。”谢三元感慨地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谢三元(居中)与公司同事在天津街头进行保险宣传。

1990年9月,谢三元退休。

退休后的谢三元进入一家公估公司工作,担任监事职务。“我们主要为保险公司服务,当发生比较大的情况复杂的企财险案件,我们和聘请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评估,以更好地为保险公司和客户做好理赔服务,力求公平、公正、快捷。”

“我做保险虽然时间比较长,主要还是边干边学,说老实话别人尊称我是老保险,我心里清楚自己对保险知识的掌握还是半拉子。时代在发展,在变化,过去的保险跟新的保险完全不一样,宗旨也不一样。旧社会的保险主要是以赚钱为目的,怎么样把钱赚到手。而新中国的保险事业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为人民的福利,为人民着想。”说到动情处的谢三元难掩激动。

“看起来我在保险工作的年头是真不少,但是贡献不大。我热爱保险事业,工作上尽心尽力,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求,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淡泊的人生快乐多!”谢三元谦逊而平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