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磊
张友琴，笔名秦时月，湖北黄冈人，诗人，现供职于湖北省保险学会。
张友琴
黑夜里的光亮
记者：你缘何对诗歌萌生热爱？
张友琴：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基本上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度过的，时间的跨度正好和十年文革同步，那个时代，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是很贫乏的，而在学校我们主要的学习生活不是课本知识而是劳动。对于诗的热爱，是因为精神生活的贫乏，激起内心的渴望非常强烈，怀着对青春、对时代、对未来的热望，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在生产队劳动回家，坐在房间里，在一盏十五瓦的灯泡下，我的精神和思绪更多的时候是出离的，也很迷茫，似乎找不到方向，但诗是唯一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
记者：最初的诗歌写作是如何开始的？
张友琴：我高考落榜，觉得人生暗淡，但诗歌能够驱走我内心的荒凉、空虚和寂寞。后来，在乡政府和人保干临时工，从事办公室文字工作，内心保有一种明静和纯朴的情感，那是属于诗歌的。我很努力地去写，先后有一些诗作，如《那个日子》《村野，有一条小路》等，发在团中央《农村青年》《黄冈报》和地区文联《赤壁》等报刊。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对于诗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什么是真正的诗，诗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认识都很肤浅，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寄托。
当年那些稚嫩的诗稿现在都找不到了，那是和朦胧诗同时代的最底层的诗歌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被时代的大潮所淹没，但对于我个人的精神成长，可以说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那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和救赎。
记者：你喜欢哪种主题和内容的诗歌作品？
张友琴：在写作上，我的题材面是比较狭窄的，但对于诗歌的阅读和欣赏，却更宽泛一些：爱、时代、生活、政治等主题，我都不回避，只要它能够击中我的心灵，我都阅读。好的诗歌都是诉诸灵魂的，能打动人心灵，能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细腻、敏感的部位，这种诗歌我都喜欢。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朴素的、直接的表达，喜欢中国传统诗歌。不过，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自由表达我有时候也会借鉴，但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向传统诗歌学习。中国诗歌历来都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任何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不能离开生活。越是最粗粝的生活越是具有诗性的意义。
贺敬之、郭小川、臧克家、李瑛的诗歌是我早期写作诗歌最主要的学习和阅读对象。他们的诗歌属于那个时代，尽管今天的诗人已经很少提及他们，但对于我个人的诗歌创作历程而言，我必须诚实地说，是他们的诗歌把我带入了诗的天地，他们的时代感，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激情也许正是今天的诗歌所缺少的。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我阅读诗歌的视野更加广阔，朦胧诗、第三代的兴起，更多的中外诗人都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这种阅读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紧跟时代，慢慢地，有选择的阅读和写作，读自己真正喜欢的，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生活中细小的真实的发现，愈来愈成了我的一种自觉的选择。
生命的延续亦是新生
记者：你的诗歌创作的主题有哪些？
张友琴：我写得最多的还是乡情、亲情、爱情和友情，这类诗在我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理性层面上，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没有提前的设定，诗情的生发是自然的，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生命中结出的一枚果子，所谓瓜熟蒂落，就是一种生长过程，从种子到果实的过程需要土壤、阳光、雨露、肥料。我写不了太深刻的、太宏大的作品，我所写的都是从很细微的熟悉的生活入手，父亲、母亲和其他亲人，故乡和庄稼，这些主题，是和我真实的情感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它们是我诗歌永恒的主题。
这些诗歌，都来自于日常生活，换一种说法，其实它是父母对于我的另一种恩赐，父亲母亲，他们以他们的活法，告诉我一种生活的真实，一种只属于他们的然而又特别踏实特别温暖的真实，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是特别辛酸的生活历练。诗的写作就是一种触及，你真正抵达了，诗才会呈现，凭空的想象和抒情，那是臆想的诗，是我不愿意写的。
记者：你的诗歌写作一般是如何完成的？
张友琴：从空间上说，我的诗歌写作一般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情感积淀与调动，我很欣赏那些一蹴而就目击成诗的诗人，但我做不到，我的每一首诗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发酵，然后遇到某一个触点，才有可能形成，这就使我养成了平时多留意、多观察的习惯。当诗的火花在我头脑闪现的时候，我就迅速把它写下来，一气呵成，哪怕粗粝，也要抓住那瞬间的真实感受，如《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些算不算爱国》（《诗刊》2014年9月号下半月刊）就是这样写成的。
从时间上说，我的诗歌创作主要在晚上、路上、车上，有触动的时候就记在随身带的手机上，有时也不分场合，白天工作时间偶尔干点“私活”也是有的，在时间支配上相互“挪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好在单位领导很理解，很支持。我写过一些保险方面的诗歌，发表在一些保险刊物上，编辑说，这是公司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不仅不反对，还要提倡。
记者：诗歌写作的实现对您意味着什么？
张友琴：完成一首诗的写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一种解放，在写作过程中，也许会产生某种焦虑，对于语言的选择，表达上的困境，都对自己是一种煎熬和考验，但完成之后的快感是愉悦的，内心会产生和谐、安宁与满足感。诗写成了，它成为一种再也不需要依附我的另一种独立的存在，仿佛生命的延续，也仿佛是一种新生。
寄予未来 诗险相通
记者：你如何平衡你写作与工作的精力？
张友琴：诗的写作与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的写作不一样，小说、散文、评论写作需要大块的、连续性的时间，诗的写作更多的产生于灵光一闪，相对而言，在我从事公文写作的年头，我的诗歌写作往往会停滞，因为公文写作的焦虑感和诗歌写作的焦虑感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让人崩溃的负面的焦虑，诗歌写作的焦虑带有新生的期待，带有动力。
我写诗的时间很零碎，走路，吃饭，坐车，等车，躺在床上，甚至洗澡的时候，坐在马桶上的时候，都有可能是我酝酿和写诗的时刻。总体上说，诗的写作对我本职工作的影响不大，这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当我活在工作的世界里的时候，我就工作；当我活在诗的世界的时候，我就写诗。比较困难一点的是，角色的转换，如何从尘俗的现实的琐屑的世界里转换到诗的世界，这个似乎更难，最主要的是安静下来，抛开功利心理，让灵魂更纯粹和安宁，过程有点曲折和复杂，所以，我的诗歌百分之八九十都诞生于夜晚。
其实，诗歌创作对于我的工作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我写公文，往往会把那种格式化的东西带给我的影响缩减到最小。但这种努力有时还是很困难，因为它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还有对人的观察和评价，功利的世俗的评价也会减少，对精神和品格的要求会更高。
记者：诗性的内心需要蓬勃和自由，工作需要严谨和约束，你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友琴：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诗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有两颗灵魂。一颗灵魂活在当下，另一颗灵魂活在远方，一颗灵魂是明显的，另一颗灵魂隐藏在更深的地方。一颗灵魂属于现实，另一颗灵魂属于诗。
有的人一生，只使用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是轻视的，忽略不见的，他们认为有一个灵魂就够了，再有一个，会很麻烦。然而我却不，我有两个灵魂，并且互不干扰，相辅相成。我需要两个灵魂，而且更多的时候，我希望另一个灵魂时刻与我同在，当两个灵魂交织的时候，个体的我会更加丰满。某些时候，我也许会呈现出一种恍惚的状态，它们在打架。克制是很重要的，当你意识到你周围的环境，意识到他人，意识到社会和物质，意识到责任的时候，克制是必需的。现实中，很少甚或完全没有人会彻底活在诗的世界里，那样他会失去现实的土壤，他会格格不入，更好的状态是，既清醒又克制，既入世又出世，既自由又囚禁，既纯粹又和现实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愈是在两种状态中游走自然的人与世界与自我的和谐度愈高。
记者：作为保险人，你认为诗歌对你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有哪些？
张友琴：我觉得诗歌与保险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都是基于美好生活为前提，都是对于人的关怀，只不过前者是精神的，后者偏于物质；都是寄希望于未来。
每一首诗都是一粒种子，它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催化出更多的美好，更多的希望。
一个缺少诗歌、不尊重诗歌的时代，或者一个缺少和不需要诗歌的国家，都是贫乏的，没有希望的。诗对于我的生活，它是不可替代的，就像空气和水，离开了空气，人会无法呼吸，离开了水，我们就无法完成生命的代谢，这是肉体和物质层面的，在精神层面上，诗也是一种浇灌，一种呼吸。它让我活得更完美和厚重，更有生命的体征。而对于工作，我想说的是，工作时也许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诗人，但应该拥有一颗善良、柔软、温暖和广阔的心灵，这对于每一个保险人来说，既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