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
源远流长的刘氏望族
仪征古称真州，大运河在这里汇入长江。仪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滨江古城，史称“风物淮南第一州”。从两宋到明清，仪征籍科举连登进士及第，状元榜眼探花三鼎齐全，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学者，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和淳朴的民风。
在仪征东圈门街14号，至今保留着一座青砖黛瓦、古朴典雅的宅第，这就是著名的“青溪旧屋刘宅”。早年为刘师颖和家人居住，后来是刘子乔和家人居住，现在是刘模的夫人杨素云居住。
刘家是扬州著名的家族，从清代乾隆年间始，经嘉庆年间以后，刘家出现了一代又一代著名的经学专家和国学大师，他们筚路蓝缕，爝火传薪，成为扬州历史的佳话。
所谓经学，是专门研究诠释春秋时代儒学等古典经书的一门学问。刘家三代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学界声名显耀。他们研究诠释《春秋左氏传》，著有《左传旧疏考证》等多部传世著作。他们的名字登上了《清史稿．儒林传》，这在清朝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所谓“三世一经”，即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穷毕生心力证疏注传之谓。
乾隆时期刘锡瑜（字怀瑾，1749～1840）生子刘文淇。刘文淇（字孟瞻，1789—1854）自幼家境贫寒，得传其舅凌曙（字晓楼，1775～1829年）之经学，开创经学家风，成为刘氏家族第一代经学家。刘文淇的儿子刘毓崧（字伯山，1818—1867）、长孙刘寿曾(字恭甫,一字芝云，1838—1882)，都是清代著名经学家，皆有成就。
刘文淇
刘毓崧有四子二女，长子刘寿曾（字恭甫，1838～1882），次子刘贵曾（字良甫，1845～1898），三子刘富曾（字谦甫，1847～1928），四子刘显曾（字诚甫，1851～1928）。
刘毓崧
刘寿曾有一子二女，子刘师苍（字张侯，1874～1902）。刘贵曾有一子一女，子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刘显曾有二子刘师慎（字许仲，），刘师颖。刘富曾没有后代。
刘寿曾
刘师苍有长子刘葆儒（字次羽，1899～1952），次子刘崇儒（字子乔，1902～1961）。
据刘凤珠的小儿子朱延平向我发微信介绍：关于仪征刘氏年谱，学界讹传甚多，就管见所及，除对各世墓志铭的考释外，应以小泽文四郎1938年编纂的《刘孟瞻先生年谱》最为可信。另有1962年在沪刊印的梅鹤孙（号元鬯1894~1964，书画家）著《清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此著出典多系“小的时候外祖母和我母亲说的话，参考了清史儒林外传以及外家几代的著作和各家所撰的传状碑志年谱”（外祖母即刘师培之母李汝蘐），故亦可靠。
刘寿曾44岁逝世时，疏证仅完成至襄公五年，儿子刘师苍尚年幼（旧时家学很少传女），自然经学难以承继。其侄子刘师培倒是获得衣钵，成为近代经学大师。到刘师苍的儿子刘葆儒这一代，成为了刘氏国学最后的继承人，但他后来一直从事了实业。至此，刘氏家族彻底告别了经学家传，尽管刘葆儒给他们唯一的儿子起名“经传”。
可惜，刘家这三、四代人都生活在忧虑和动荡之中，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未摆脱过贫穷和疾病的滋扰。但他们皓首穷经、自甘寂寞，身处陋室、著书立说，而无怨无悔。因为动荡和穷困，他们大都短寿早夭，刘文淇只活了66岁，其子刘毓崧年仅50岁，长孙刘寿曾年仅44岁。不仅如此，其不幸命运竟延续了数代，包括刘师培只活了36岁，而他的堂兄刘师苍29岁时落水而死，刘师慎33岁时自杀身亡。刘葆儒53岁时也是意外亡于车祸。
三叔公刘师培传奇的一生
刘家在扬州第五代中的佼佼者，当属刘文淇的曾孙、刘毓崧的孙子、刘寿曾弟弟刘贵曾的儿子刘师培。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为光绪间举人，著有《春秋左传历谱》、《抱瓮居士文集》等。母亲李汝蘐，是江都学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晓经史。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此为聪明异常之兆。
刘师培
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8岁开始学习《周易》，10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绝句百首，12岁时即已遍读四书五经，被称为“神童”。刘师培17岁进学，18岁考上秀才，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
1902年，刘师培因科举考试失利，辱骂清廷制度。被官府通缉，听说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办《苏报》，便来投奔。当时陈独秀正在章士钊寓所聊天，忽见一满身污脏、蓬头垢面的少年叩门而入。章、陈二人考其《左传》上的学问，才始信此少年便是刘师培，此事章士钊在《孤桐杂记》有记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完婚。他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剑，出生书香世家名门。父亲是武进县学教谕何承霖，何家为晚清仪征四大家族之一。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是一位教养极好，能写诗作画的大家闺秀。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
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进入蔡元培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因此，她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改名为震。何震在婚后的生活中，强势狂妄，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
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据张继回忆：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之际，突然传来急促的叩门声。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说完就冲进卧室，躲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
1904年春，刘师培又变故参加开封会试，落第回乡。在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协助乡人出洋留学，支持学生运动。
刘师培在少年时，就与年近不惑的经学家章太炎齐名。二人在上海结识后，相互推崇，又有共同的排满倒清信念，成为知交。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二人被人合称为“二叔”。
1904年秋，刘师培在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的编辑工作。报社遭清政府查封，他至浙江平湖避难。
1904年冬，刘师培与章士钊等人密谋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但刺杀时，子弹竟没有出膛，刘师培被拘入捕。捕房见其形色苍黄，言语支吾，一看就是怯懦书生，次日便将他释放。
1905年，章太炎、刘师培等创办《国粹学报》，使“国学”之名，得以广泛传播。
刘师培办的杂志。
1906年春，刘师培与陈独秀在安徽组织公学，宣传革命，同时出版《中国文学教科书》等著作。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的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刘师培曾组织编译《共产党宣言》，被专家公认为最高的译本。当时在早稻田大学上学的李大钊正深受他的影响，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1907年，同盟会发生以章太炎为首的“倒孙风潮”，刘师培是章太炎的支持者之一。他曾派日本人北辉次郎雇佣杀手，欲取孙中山的人头。
在何震向苏曼殊学画期间，何震和表弟汪公权曾经有染。有传汪公权在章太炎的茶壶里投毒，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刘师培最终与章太炎的反目。
1907年底，刘师培脱离革命阵营，倒向清廷改良主义者端方，充当其暗探。他作《上端方书》，表示今后“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落下“外惧党人，内惧艳妻”的恶名。
刘师培随后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由于日本警方监视严密，《衡报》被迫停办。1908年11月，刘师培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表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刘师培公开入幕，随端方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考订金石，研究天文历法。
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不念旧恶，与蔡元培一起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陈独秀上书孙中山，历数刘师培功德，为之求情开脱。1912年初，刘师培被孙中山保释出狱，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
1913年6月，刘师培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由南桂馨介绍，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
1915年8月，刘师培任袁世凯的参政及上大夫。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7年，刘师培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文科教授，开设“六朝文学”等课程,又回归到他的学者身份。当时，刘师培与辜鸿铭、马寅初、胡适被称为北大的四大才子。他著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的巨著。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十几岁便患肺结核。他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刘师培好吸烟，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破洞。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的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而他有时一边看书，又一边咬馒头蘸酱油，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
刘师培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从不写板书。但讲得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1919年3月，刘师培曾声援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但当陈独秀被捕时，刘师培与北京大学的新旧学者们一起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独秀。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陈独秀主持了刘的丧礼，并引用康有为诗悼念亡友：“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师培与妻子何震曾育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虽曾过继刘师慎的长子刘葆楹，但最终还是将经学传给了他的学生吴遐伯。刘师培英年早逝后，何震亦进了尼姑庵与青灯古佛为伴。
刘师培在短暂的一生中，著作颇丰。钱玄同等人将其著作整理编辑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晚年曾对早年参与政事很是后悔，他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傲江湖”。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
黄侃曾评价刘师培：“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王元化曾说：“世人诋诃，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鲁迅在给钱玄同信中称刘师培是个“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
刘葆儒的外孙朱延平给我提供了一份刘师培叔父刘富曾所撰的“亡侄刘师培墓志铭”，从中可窥知刘师培一生动荡的缘由：“……侄才蕴瑰奇，少年气盛，思欲有以己见，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夫物忌过盛，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帽，急（功）近利，……”
在名门望族的环境中成长
作为刘家第四代中的老大，刘师苍２９岁那年溺水去世，留下长子刘葆儒，次子刘崇儒（字子乔）。
刘葆儒早年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商科毕业。著书众多，有《近世会计学》、《实业上个人效能论译意》（以上商务印书馆出版）、《广告心理学》（中华书局出版）、《汉译财政学导言》、《汉译经济学撮要》（以上钱业月报出版社出版）。曾编译《商业月刊》、《家庭杂志》、《英文周报》等。涉及广告学、会计学、财政学、经济学等领域，这在当时年轻人中是少有的。其中，1930年出版的《广告心理学》一书，是中国广告学的奠基之作。而《实业上个人效能论译意》，则是翻译出版美国浦林登的经典之作。
刘葆儒一生经历十分丰富，曾任上海教会司库协会会计，上海商务印书馆业务科、编辑所进货科英文书记，上海华昌贸易公司英文速记书记，上海汇培洋行英文秘书，上海信源行秘书，上海兰格木行协理，上海通用公司翻译员。在永泰和烟公司的工作，可能是刘葆儒的最后职业生涯。
刘葆儒不仅具有经济头脑，而且掌握了当时在上层社会和少数精英之间交际的英语，编辑过英文报纸，显示出高超的英语语言功底。因此，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他能够左右逢源，从事多家公司的英文翻译、速记工作。
刘葆儒不仅从事实业，还接过传承家学的重担。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不忘研究家学，在保护、整理、出版青溪旧屋刘氏著作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协助南桂馨、钱玄同等人出版了《刘申叔先生遗书》，还著有《国语注补辑》、《元代帝王世系表》数种专著。
当刘葆儒在上海的现代的街巷中穿行的时候，迷乱的霓虹灯与穿梭的车水马龙，构成了他眼前的景象，让仪征家乡书房里昏暗的油灯和陈旧的经书，相去甚远。整日忙于生计的他，不得不面对并不清晰的现实与未来。
刘葆儒成家后，住在虹口东熙华德路寿品里，其夫人芮瑟华，也是书香门第家庭子女。刘葆儒育有三女一男。
1923年1月，刘葆儒的大女儿刘凤珠出生，作为父母掌上明珠的女儿，自然得到了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家庭的抚育，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背景的交织中，刘凤珠的人生帷幕悄然打开。
1940年，刘凤珠在著名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学校商科专业毕业。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泰山保险公司做财务会计工作，这既是女承父业的节奏，也是受时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的堂叔公刘师颖的影响。
1940年刘凤珠在上海中学
30年代，《孔夫子》等历史题材电影的放映，给“孤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也吸引了上海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的关注，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刘葆儒也参与其中。刘葆儒还热心研读鲁迅的著作，抄录鲁迅的《热风》、《南腔北调集》等作品，估计有10万多字。可以想象，刘葆儒当年工作之余，伏案潜心阅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模样。这一切对刘凤珠后来热心进步事业，无不影响深刻。
在保联的话剧演出中找准革命的坐标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面对《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的大量实物和图片，习近平一边听取介绍，一边询问细节。他对着浮雕一一列数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姓名，感叹英雄辈出，也感叹大浪淘沙。习近平指出，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
在一大纪念馆中众多珍贵文物中，存有一份胡愈之、郑振铎当年为胡咏骐写的悼念文章的手稿。胡咏骐是上海早期共产党活动家，1939年由沙文汉介绍入党，曾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胡咏骐于1937年底创导发起成立了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这是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最早的外围组织。
保联利用开展学术、读书、文体等活动，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培养进步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共产党骨干分子，举办学术活动，培养保险专家。因此，也可以说上海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摇篮，也是新中国保险业的出发地。
话剧组是保联活动中最经常、最活跃的组织，由太平保险公司地下党支部书记程振魁负责。骨干演员有80多人至100多人。
1938年12月，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首次演出独幕剧《锁着的箱子》。1939年7月，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上海市业余话剧界举行慈善公演，参加演出的有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及职业妇女俱乐部等11个单位。保联剧团演出的是阿英创作的三幕话剧《日出之前》，保联售票所得有1400多元，除演出费用开支外，其余票款由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席胡咏骐通过中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刘少奇转交给了新四军。
据程振魁在《活跃在抗战时期的保联话剧组》一文中介绍：话剧组自1938年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漫长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把话剧这门综合性的艺术，作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武器。通过它的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揭露社会黑暗，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密切联系一批保险界的青年职员。
话剧组是培育上海保险业进步青年的革命熔炉，许多进步青年从话剧的舞台出发，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找到了革命角色的坐标。保联话剧组的骨干先后有吴镇、刘文彪、孙文敏、徐天碧、吴越、廖国英、朱元仁、周础等，刘凤珠是话剧组泰山保险公司分队的成员。
刘凤珠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环境中，自小接触了西方进步思想。她开朗活泼的性格和热情奔放的文艺天赋，使她积极投入到保联的活动中。在话剧组中，她始终努力担当着不同角色的演出。据刘凤珠的弟弟刘经传近日在给刘凤珠女儿朱建平的邮件中回忆：刘凤珠在话剧组特别热心，有一次还领着他参加演出一个剧目中的儿童角色。
1945年抗战胜利后，保险界职工举行庆祝大会，保联话剧组上演话剧《宁静的江南》，内容是江南民众艰苦抗日的剧情。徐慧英、程振魁、朱元仁、刘凤珠等参加了演出。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在台上领唱抗日歌曲，所有观众群情激动，起立合唱，歌声持续了20多分钟，久久不肯散去。这次演出，给刘凤珠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46年，刘凤珠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刘凤珠在保联话剧组中不仅找到了革命组织，而且还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朱元仁，并喜结良缘，在共同奋斗中，结出爱情的果实。徐天碧不仅是刘凤珠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也是她的婚姻牵线人。
在苏北党校换了戎装
1948年冬季，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淮海战役也是捷报频传。国民党见到覆灭的结局，表现出丧心病狂的心态，大肆搜捕上海地下党人。仅在保险界，国民党特务先后诱捕了太平保险公司党支部书记廖国英、保险界支部书记吴越、保联话剧组积极分子洪汶、体育部骨干赵伟民四人。保险界党组织上级机关根据突然出现的情况，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决定将保联表现突出的部分地下党员撤离上海。
刘凤珠和朱元仁奉命化名朱国文、刘敏芬，与汤铭志、姚洁忱被分配在撤离的第二小组。据刘凤珠在《去华中党校学习和回上海参加接管工作的回忆》一文中介绍，那时的情景真是惊心动魄：在11月底的一天晚上，他们四人化装成回乡探亲的生意人，随身带着一些糕点杂货，从北站乘火车动身。临行前组织叮嘱他们，路上要听从交通员指挥，遇到情况，沉着应对。就在他们已上车待发的时刻，突然看见交通员在车下向他们招手，示意赶紧下车。他们随着人流走出车站，交通员在擦肩而过时，轻声指挥他们回原地等候。
原来，计划撤退的路线因战斗情况已不能使用，要另选新的安全路线。他们全都住在亲戚的家里，每天焦急地等待组织的讯息。直到12月下旬，他们才再次搭上开往镇江的夜车，换上渡轮，在瓜州上岸。
瓜州是通向苏皖共产党占领区边界的门户，当地交通员指示他们在一家小饭铺进餐休息，关照他们见到有肩扛着红花棉被的人从饭铺门前经过时，要立即跟上，但不要搭讪，只管继续赶路。
快到中午时分，果然见到有肩扛着红花棉被农民模样的人从饭铺门前一晃而过，他们相互使了个眼色，激动而紧张地提起行李，就迈步跟上他上路了。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仪征的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他们十分兴奋，不仅因为这里曾是刘凤珠、朱元仁的家乡，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组织的归属感。
由于战争发展很快，共产党在苏北的阵地不时向南迁移，而扬州、高邮等地还在国民党控制下，他们只能绕道六合，曲线前进。一路上每个站点见到的少年交通员及渡河的老船工，对他们来自敌区的地下党非常崇敬，使他们深受鼓舞。他们终于在12月28日抵达淮阴华中党校报到。
在党校里，他们与先行到达的徐天碧、唐凤喧及稍晚报到徐慧英等人一同编入14队所属的保险小组。大家欢聚一堂，犹如亲人见面。大家在一起交流思想，接受党的基础理论教育，在革命的熔炉中，经受新的锻炼和考验。
他们一边学习，一边随着党校逐步南迁，似乎永远是朝着胜利的目标。1949年4月，刘凤珠等人编入“青州纵队”，随着南下渡江的部队和支前民工的队伍，快步前行，浩浩荡荡。一路上他们高唱着新编的解放歌曲，兴奋异常。刘凤珠特别细致地记述了他们当时渡江的感受：“那个凌晨，江边静悄悄的，气氛很严肃，我们登上木帆船，想到几天前百万雄师渡江的情景，不禁肃然起敬。我们重新踏上刚刚解放的江南田野，距离我们北撤仅5个月，而革命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丹阳学习期间，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谢寿天与先行抵达的孙文敏、施哲明共同商讨，决定成立军管会保险组。刘凤珠与朱元仁、徐天碧、唐凤喧、汤铭志一同分配在保险组，筹划接管官僚资本在上海设立的保险企业。
他们反复学习军管会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城市工作条例，拟定保险业接管方案，明确接管范围和对象。刘凤珠负责起草入城规定：“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二、遵守城市政策，站稳阶级立场，发言谨慎；三、克服工作上的粗枝大叶，随时总结经验；四、无事不上街，外出必请假；五、不徇私舞弊。”
当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开进上海城区的喜讯传来，他们也迅速地进入了上海。保险组在金门饭店临时办公，刘凤珠与多日不见的保险业地下党员林震峰、吴越、姚洁忱、廖国英、郭雨东等会师。林震峰任保险组组长，孙文敏任副组长，郭雨东协助保险组全面工作。朱元仁负责秘书工作，刘凤珠负责审查接管单位的财务账册报表工作，其余的人分工负责接管24家官僚资本保险机构。
1949年2月在华中党校学习时摄于淮阴（前排右二为朱元仁，后排右二为刘凤珠）
1949年3月保险业的中共地下党决定撤退一部分党员去苏北解放区，这是在中共华中党校学习的十四队全体学员的留影
开拓人保海外市场的新天地
似乎一切都是新的。伴随着欢庆建国的锣鼓和高亢的革命歌声，军管会保险组的同志们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废寝忘食地伏案清算。
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成立后，刘凤珠依然负责中国保险公司的接管工作，她的职务还是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颁发的任命书。刘凤珠充满喜悦，她不仅迎接着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也开始了美满幸福的新婚生活。在获得工作硕果的同时，她也开始当上了妈妈。
1949年7月，为加强复业的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军管会金融处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1950年4月，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的引导和帮助下，民联改组，太平保险公司开始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刘凤珠在军管会里兢兢业业地开展有关财务账册的报表审核，为加快对保险公司的接管和改造，对华东区保险公司的顺利开张，做出了许多基础性工作。
1949年刘凤珠在军管会金融处
1956年8月，太平、新丰两合营保险公司合并，宣布成立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总部迁往北京，负责港澳等地区海外保险业务。
刘凤珠此时已在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担任办公室主任，随着公司总部的迁址，也来到北京，在当时的天宁寺路（现月坛北小街）人保办公楼的大门，同时挂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三块牌子。刘凤珠一家人开始住在西交民巷附近的石碑胡同，后来住进了办公楼对面的人保宿舍。
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召开海外保险公司会议。随着会议的召开，公司还邀请了海外公司经理和副经理的夫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回国开会并观光。公司派办公室主任刘凤珠和秦道夫负责组织接待工作。他们乘火车到广州，再转车到深圳迎接客人。有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孙文敏、经理沈日昌，中国保险公司经理金通明，太平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曹伯忠等人。刘凤珠跑前跑后，一路陪客人从广州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观光游览。
1957年8月人保总公司防理处的全体干部合影
国庆节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来的人在中南海接见归国观光的华侨和中国银行、中国保险公司海外机构的代表并一起合影，廖承志主持了会见。这是刘凤珠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非常激动。海外保险公司的会议代表还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刘凤珠也荣幸地登上了观礼台。
据秦道夫在《我和中国保险》一书中讲：1957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孙继武去看望老战友黄镇，当时黄镇担任中国住印度尼西亚大使，正在北京休假。在谈话中，孙继武说:我们在雅加达、泗水有两家分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我们要派干部进去，但印尼政府不批准。黄大使说，你们可以把干部派到我使馆来，在使馆和保险公司进行联系管理。
孙继武回到公司要人事处与外交部联系，设法派干部到印尼。经外交部同意，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次派朱元仁、刘凤珠夫妇到印尼。朱元仁在我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处工作，对外名义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印尼代表。刘凤珠在使馆办公室任会计。
为了工作，刘凤珠不得不抛下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子在北京与奶奶一起生活，小儿子被送到长春，与姥姥、舅舅一起生活。在印尼的五、六年的时间里，只有朱元仁有一次回国述职探亲的机会，而刘凤珠一直都没回去的机会，她无时不在思念着孩子们。
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在印尼的分公司主要经营财险业务，服务对象为华侨和华裔工商业主。雅加达的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当地的保险公司经常用降低保费排挤中国公司，但华侨对中国保险公司非常信任。尽管中国保险公司的人员不多，但从没有拖延赔款发放。刘凤珠一边做使馆的会计，一边做保险业务的财务，可想而知，她那时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1963年，刘少奇访问印尼，在使馆举行的欢迎舞会上，刘凤珠和刘少奇跳了一曲交谊舞。
1964年，朱元仁、刘凤珠在印尼使馆的任期届满，接替他们的是秦道夫、王淑梅夫妇。刘凤珠回到国内后，亲自去长春把小儿子接回北京，一家人终于团圆。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已有六十多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以出口贸易为主，也做进口生意，还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以及商检、保险、运输、广告、咨询等业务活动。
刘凤珠在公司总部继续做涉外业务，她连续数年代表人保参加广交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互通保险业务。与中国人民保险一同举步维艰地前行，延续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仅存的国外业务，呵护着羸弱的火种。
让人生的余晖晕染上大海的颜色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作为具有地下党经历的朱元仁和刘凤珠，尽管侥幸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那也是人人自危的艰难时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挺身而出，为当年上海的一些地下党同志出面证明，接受组织外调，甚至让女儿朱建平帮助誊抄证明材料。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们先后帮助过姚乃濂、吴越、施月芬等人。他们的行为，让我想起当年救助犹太人的那些义人。
1969年，朱元仁、刘凤珠去了河南淮滨五七干校。不久，朱元仁作为业务骨干，先期调回北京财政部，在保险组继续开展涉外业务。
1974年春刘凤珠在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公司的那些昔日的战友先后归队。刘凤珠在国外业务部任副处长，信心百倍地开创着中国人保国外业务的春天。刘凤珠像一位老船长，迎风开启走向世界的大船，蔚蓝色的大海无限宽广。
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外业务，1980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再保险公司，专营再保险业务，它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作为太平保险公司的老员工及中国人保涉外业务的老专家，刘凤珠为开拓海外市场出谋划策，构建中国保险分保业务和海损检验的平台。
1982年，刘凤珠到保险学会任职，参与了中国第一部保险词典的编撰，组织撰写了多部保险教材。
刘凤珠还在中国1949年后最早开设保险课程的大连海运学院和中央财经学院授课，为培养保险专业人才发挥余热。
1984年，刘凤珠检查出肝硬化病，因此不得不办理了离休手续，离开了她挚爱的涉外保险业务岗位。
1992年1月，刘凤珠因病去世，享年69岁。
参考书目：
《中国保险史》中国保险学会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我和中国保险》秦道夫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中国太平发展简史》中国太平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87年
《众志成城—上海店职员运动战友谱》刘燕如主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细说民国大文人》民国文林著 现代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