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洪远
出版：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时间：2018年4月
定价：68元
□禾刀
农村改革开放40年来变化翻天覆地：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为9.3亿人，年人均纯收入165元；2017年底农村人口为5.8亿人，人均纯收入13432元。单从静态数据看，40年间3.5亿农民实现洗脚进城，收入增长81倍，可见的现实是，过去稀奇的小轿车现在已开始普及。
《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40年》是《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系列丛书之一，由总论和13个专题组成，回顾了农村改革40年的历程和进展、总结了农村改革40年的成就和经验、阐述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着力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举措，又对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财税金融制度、乡村治理机制、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资源环境与生态建设、农业对外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扶贫开发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堪称中国农村改革开放40年的一部“百科全书”。
被逼出来的承包制拉开了改革序幕
穷则思变。40年前，小岗村18位农民之所以甘冒风险立下生死状，就因为老是吃不饱。根据现有考古发掘证据，中国农业已有长达八九千年的悠久历史。殊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归根结蒂还是吃饭问题的不断求解，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肇因正是吃不饱饭，也所以有了“农业稳则天下稳，农民安则天下安”。
改革前的大集体时代看似热火朝天，但人们普遍出工不出力，效率低下，饿肚子司空见惯。作为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的亲历者，笔者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改革前，老家全村数十户无一例外都是缺粮户。吃都愁不过来，穿着自然只能甩在一边。当年叫得最响也很光荣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至于住房，村里更是多年未有新建。
土地责任承包制实施后的第一年，温饱问题便在许多地方得到较大程度缓解。如当年镇上唯一的粮店和唯一的棉花采购站门口排了很长很长的队，过去用于存放粮食的粮仓很快粮满为患。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3000亿千克，年人均250千克。虽然数十年来耕地在持续减少，但截至2017年全国粮食产量仍达到0.6万亿千克，特别是肉禽蛋等食品不仅得到极大丰富，还成为农村家庭的“家常菜”。
土地承包责任制自然是本书重点阐述章节。责任承包制的开创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以契约形式厘清了各方责任，打破了大集体时的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大锅饭”机制，实现了多劳多得；二是承包制智慧地回避了土地产权这一根本性的敏感问题。时至今日，虽然各地承包制已经多次优化调整，但责任承包制的基本面没有变。这么看，责任承包制是稳定农村根本大局的基础性政策。
土地承包制拉开了改革序幕，改革从此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等多个产业的转变。2006年1月1日，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税寿终正寝，随着农业补贴政策的建立完善，农民收入有了更多保障。
外出务工盘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2017年我国农民工人数高达2.7亿，相当于印尼全国人口数量。除了户籍不同，进城农民工从事工种也从最开始的粗脏累活，逐渐走向了大多数行业和岗位。外出务工盘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为农村赚回了大量“外汇”。在巨大的用工需求激励下，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大市“崭露头角”。
本书对农民工出现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着重梳理，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农村总体面临着人多地少局面，劳动力富余现象突出；二是改革开放后，包括乡镇工业在内的工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沿海“三资”企业的“三来一补”生产模式，导致用工数量激增，“人口红利”社会效益明显；三是务农收入与进城收入存在巨大落差，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村家庭中占比始终极高，这也是吸引广大农民纷纷洗脚进城务工的动力源泉。如果说土地承包责任制有效释放了土地效益潜能，那么农民工现象的现象，无异于激发了劳动力创造更多价值的潜能。
本书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五个阶段：限制流动阶段、允许流动阶段、控制盲目流动阶段、规范流动阶段、鼓励流动阶段和推动融入阶段。各个阶段的差别，最终体现在户籍管理上。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将农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差别。也所以，“跳农门”“吃公家饭”成为许多农村家庭接力奋斗的目标。
凡事有利往往也有弊。农民工虽然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但其具有典型的“候鸟”特征。一年到头只身在外，妻儿老小全在乡下，养老、教育、子女监护等均存在较大风险，最常见的是每年夏天几乎总能看到留守儿童溺亡的报道。农民工在大大推动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农村经济也会造成较大冲击。由于进城务工者大都是青壮劳力，彼长权因此消，农村生产能力和热情自然受到削弱。还有，媒体多年调查结论高度一致，那就是“农民工二代”鲜有愿意回乡务农。当然，虽然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工通过购房等方式实现了户籍身份转变，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视土地为自己的最大保障，这主要表现为老一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
新时代农村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经过40年的改革，农村经济发展取得空前进步。“农村水、电、气、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均实现）快速发展。” “过去40年中，中国8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其中主要是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
本书虽然对40年农村改革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又本着极为严谨地态度，科学公允地分析了改革的得与失。本书前言就直陈“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在‘三农’领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新的时期，农村发展依旧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城乡差距、东西差距仍然很大，农民收入来源仍旧较为单一，农村经济抗市场风险能力依然很弱等。
可以肯定，经过40年改革攻坚，剩下的问题大多更难办，骨头更难啃。就目前来看，农村改革急需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努力推动农村从参与改革到共享改革成果，比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软硬件建设，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 5%，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要在80%以上”，这意味未来城镇化建设依旧任重道远；三是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虽然40年改革成效明显，但仍有部分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气候等原因，生活条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国家在扶贫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努力补齐农村发展的这些“短板”。
农村改革是中国宏大改革叙事中的重要一环。总结40年的改革得失，就是为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攒经验，以便在未来发展中胜不骄，败不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