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庆海
创建于1938年7月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集聚保险业革命力量的群众团体。抗战时期，“保联”利用合法公开的身份，根据保险业的特点和不同阶段形势变化，采取改善生活福利与寓教于乐的组织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联谊性文化娱乐活动。在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地下党通过创办进步刊物，兴办共产党人自己的保险公司，发起、推动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坚守群众联谊活动阵地，团结同业，抵制了日寇妄想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图谋，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自立自强，同时提高了民族保险业从业人员的觉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发展壮大了保险业地下党组织，并为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建培养了人才。
“保联”足球队合影。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一·二八”淞沪抗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不当亡国奴”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呐喊。1935年，日寇继侵吞东三省后步步紧逼华北，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起组织救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亡图存运动掀起高潮。
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中银钱业、保险业、洋行业的进步职工先后发起组织“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市洋行华员联谊会”(后改名华联同乐会)等群众团体。到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热情被激发出来，当时保险界的进步中上层人士胡詠骐、谢寿天、杨经才、郭雨东等人经过积极擘画，于1937年7月9日创立了“保险界战时服务团”，动员保险业职工投身支援前线的各项活动，深得各保险公司及业界职工的热烈响应，报名参加服务团的达300多人。他们积极开展义卖劝募、战地慰劳、赈济难胞以及救亡宣传等活动。1937年11月，国军西撤，租界成为沦陷区包围的“孤岛”，公开的抗日活动受到限制，战时服务团无法延续。党组织根据环境的变化，于1938年5月，抽调在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的程恩树和在“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林震峰两位党员组成保险业党支部，由程恩树任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林震峰任宣传委员，及时改变了策略。适合保险业各阶层活动需要的联谊性群众组织诞生了。
抗战之初，上海华商保险公司约有30家，而外商保险公司及代理商则有160余家，以英美势力为主导的外商保险公司在业界居垄断地位。华商保险不仅公司数量少，而且资力薄弱，有着浓厚的买办性、依赖性和投机性特征。上海保险业全行业从业者约有2000人，职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除少数留学国外或大学毕业外，大部分为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业界上层如经理、协理等，是资方代理人，他们在保险行业界享有一定的声望，在公司中握有大权，除少数具有政治头脑外，一般对政治缺乏兴趣。中层的主任、襄理，在业务技术管理方面被公司倚重，得到资方和决策层的信赖。广大中下层职员，工作辛苦，生活艰难，对日寇法西斯统治的现状不满，对业务进修与文化补习有迫切需求，有参与正当娱乐社交活动的渴望。除少数外商保险公司规模较大、职员人数较多外，华商保险公司中仅少数有银行投资背景而略具规模，像中国银行创办的中国保险公司，金城、大陆、中南、东莱等银行合办的太平保险公司，职员人数稍多，亦仅一二百人，其他少的几十人，甚或一二十人。由于多数公司规模小、职员少，力量分散，各公司单独组织职工活动很难有社会关注度，建立一个全行业性的群众组织甚为迫切。
在此背景下，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詠骐、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谢寿天、太平保险公司郭雨东、美商北美洲保险公司董国清、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程恩树、中国保险公司林震峰等人联合发起筹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筹备期间，以华商保险公司中的中国、天一、宁绍等公司为重点，通过个别征求方式，征集到会员300余人。筹备组提出的“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的“保联”宗旨深入人心。
1938年7月1日，“保联”成立大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到会代表有400余人。大会选举胡詠骐、谢寿天、郭雨东、董国清、程恩树、林震峰、关可贵、王中振、朱懋仁9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推选郭雨东为理事会主席。设“保联”会所于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原《泰晤士报》大厦四楼），并向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政治部办理团体登记，于1938年10月4日领到“华人总会”第5号执照，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团体地位。“保联”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部门，各部会根据需要，再分设若干组，广泛吸收会员参加会务活动。
“保联”先后开展过三次征求会员运动，1938年8月，第一次征求会员运动结束时会员即达973人；1939年3月，第二次征求会员运动增加到1116人；到1940年1月第三次征求会员运动结束，会员已达1402人，占上海保险业职工的70%左右。“保联”举办了许多学术、文体和娱乐活动，深受广大会众的拥戴，并得到业界上层人士的赞助和支持，有个别公司（如太平保险集团）上层，在“保联”成立之初有所顾虑，怕它成为对抗资方的工会，因而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后受太安丰天集团大部分职工的参与和其他保险公司积极赞助的影响，改变了态度，转而出面赞助和支持，因而入会人数越来越多。
为吸收更多的会员参加，以利于会务活动开展，“保联”历届的理监事适当考虑了上、中、下各阶层的比例，每届理事会的主席，均举荐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或知名人士担任。为使一年一度的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还专设征求委员会，聘请各公司的上层人士分别担任征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征求队长等职务。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胡詠骐、陈巳生、龚渭源；中国保险公司的过福云、孙广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的容受之；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方椒伯、李言苓、程恩树；太平保险公司的王伯衡、朱懋仁；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谢志方、谢寿天；大安保险公司的郭雨东、董国清；外商保险公司的朱孔嘉、邱菊夫、过杰庆、曹骏白、胡树白、施哲明等，均担任过征求委员会委员、征求队长。卢蓉舟、关可贵、谢寿天、王中振、董国清、李言苓、杨士珍、过杰庆、林震峰都担任了常务理事，胡詠骐、丁雪农、项馨吾出任名誉理事，沈雷春、林绳佑、吴玉琪等出任监事，他们对于“保联”的创建和发展起过巨大作用。
“保联”是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方式打开工作局面的。为扩大吸引力和受众面，“保联”因陋就简开展适合青年职工需要的图书阅览、职业补习、时势演讲、文体娱乐等活动，比如租用学校教室，举办培训班、演讲座谈会，租用体育场地，开展各项体育比赛。其中组织保险业务培训和文体娱乐活动的初衷，是借以消除各保险公司之间的隔阂，把全行业职工团结起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一个高尚的精神寄托场所，冲破国破家亡的意志消沉和颓废萎靡情绪，动员同人利用业余时间，增强自我教育，鼓励大家从远处、大处着眼，树立对祖国和事业前途的信心，抓住有利时机，强健体魄，培养心智，以适应复兴时期的需要，肩负起保卫国家经济阵线的重任，这些联谊活动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坚持抗战的斗志。
体育部是“保联”最活跃的机构，组织了篮球、足球、乒乓球、排球、游泳、象棋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1941年为纪念因病去世的胡詠骐举办了两届“詠骐杯”小型足球联赛。正当的体育活动，使大家锻炼了身体，振奋了精神，冲淡了消沉情绪，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同业之间的联络和友谊，培养了团结互助作风，很好地团结了职工群众，从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活动骨干，使“保联”日益发展壮大。
“保联”歌咏队话剧团通过演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内容的进步话剧，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环境里保持民族气节。1939年7月24日至30日，“保联”话剧团参加由上海地下党策划的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演出剧本是阿英（钱杏邨）创作的三幕剧《群莺乱飞》。内容是一个大家庭由于内部的腐朽与矛盾，以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该剧影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的现实。演出时因阿英已经暴露，为了避免当局查禁，临时将该剧改名为《日出之前》，剧作者也改为“沈宥”。这次联合义演轰动了全上海，仅“保联”售票所得就有1400多元，除费用开支外，全数由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胡詠骐通过中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转交新四军。1939年秋，话剧团还到胶州路“集中营”，向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抗日的“八百勇士”作慰问演出。
“保联”学术部筹建图书室，创办出版《保联月刊》和《保联会报》，宣传“保联”宗旨，交流保险学术研究和报道会务活动，还先后举办了知识讲座、读书会、形势座谈会和业务培训班，开展征文和论文竞赛，培训了一批保险业务技术骨干，不但满足了广大青年职工关心时事接受进步思想的愿望，而且经过培训提高了保险技术，适应了保险公司扩大业务的发展需要。
还有诸如魔术班、摄影班、聚餐会、郊游等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各项文体娱乐及学术活动的迅速展开，增强了“保联”的凝聚力。
1939年冬，因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费用指数不断上升，职工生活日趋艰难。“保联”福利委员会为减轻会员生活负担，发起筹组保险业职工消费合作社。由陈瑛、林绳佑、董国清等负责筹备，拟定社章，筹募股金，得到广大会员的响应，参加社员达400多人，实收股金5600余元。保险同业公会理事谢颂玉因与大百货公司各行号关系熟稔，被聘任为社长，合作社以批发价购进各项生活用品（如市场上难以购得的白糖、煤球等），合作社以比市价低5％~10％的价格销售给社员。
胡詠骐利用国际救济会的关系，发起组织“上海市民粮食调节协会”，劝说各行各界集体向越南大量籴米，以谋开源。为减轻同人生活负担，胡詠骐还率先垂范，在宁绍人寿公司里实行米贴，为“保联”会员直接向外洋订购大米，补贴保险界同人，在一段时期里平抑了猛涨的米价，深为同人所钦服和拥戴。1941年4月，合作社再次发售进口的西贡米，一次来购的社员多达270多人。合作社除在会所设有日用商品柜台外，还在社员较多的公司，设有销售站21处，给社员提供方便，他们还在会所里以生活互助为宗旨，兴办医疗、理发、缝纫等日常服务。这些活动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密切了“保联”与群众的联系，凸显了保险业职工的团结互助精神。
“保联”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激发了保险界职工的爱国热情，一大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在“保联”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成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有：被誉为“红色保险掌门人”的谢寿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者林震峰、郭雨东、施哲明、朱元任、刘凤珠等。在大安保险公司里，除常务董事谢寿天、经理郭雨东外，董事陈巳生，襄理蒋学杰，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天津分公司经理孙文敏，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等都成为地下党员。在宁绍保险公司内有总经理陈巳生（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父子应邀同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程恩树（保险业最早的中共党员），吴振年（即吴镇）等。党组织先后输送吴振年、蔡佩伦、饶志德、周繁俐、翁子樵、虞瑞德进入根据地，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1948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了“保联”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吴越、廖国英及“保联”体育部副部长赵伟民、话剧组积极分子洪汶4人。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党组织决定：“保联”中的党员骨干沈润璋、汤铭志、徐达(徐慧英)、朱元仁、唐凤喧、王培荣、刘凤珠、袁际禹等撤离上海，转移至苏北解放区，林震峰、姚乃廉改做其他秘密工作。杜伯儒、王永昌、张葵珠、陈联芳、翁辅庭暂时隐蔽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单独秘密开展活动。
上海解放后，党组织抽调一部分“保联”活动骨干参加了军管会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和恢复保险业务的工作，组织保险业职工参加纪念“七七”和庆祝上海解放的百万军民大规模游行活动，并动员一批进步职工参加西南服务团，为解放大西南提供干部支持。以后又筹建上海保险业工会，登记发放平价米，办理失业登记。1949年12月“保联”与银钱业工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市金融工会筹委会。至此，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经过艰难曲折历程，胜利完成新民主革命的光荣使命。
（文章来源：“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保险史话》；图片由中国保险学会提供。）
（作者系中国保险学会党委书记、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