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发布时间：2018-09-28 10:17:17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记者 方磊
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张琳先生长期耕耘于保险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探寻，在自己的求索中获得许多独特的关于保险历史与文化的思辨视角与心得。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关注和研究保险历史的?
张琳：在新世纪之初我国保险学科的教育体系中，大多数保险教科书关于保险史特别是中国保险发展历程的史述是极其宏观、抽象和有限的。即使在我国保险行业复业近40年、日益昌明的当下，有关我国保险史的独立学科、专业教材及师资力量也是极其稀缺的。我在学生时代虽然接受过较为完整的现代保险学理论，但是，尚未对保险史产生浓厚兴趣，直到毕业从事保险工作后。一方面，接触到学习保险史的载体平台。不仅从若干期《中国保险报》中阅读了大量有关我国保险史的风云人物、著名事件、文物史料以及研究文献，也逐渐认识和熟悉了高星、成继跃老师等行业史料收藏与研究的老前辈，也认识了不断鼓励和支持本人深入保险史学研究的《中国保险报》历史版编辑方磊先生。一方面，萌发了探索行业历史之谜的浓厚兴趣。刚毕业时，当亲朋好友问及笔者职业时，笔者及家人都会以“金融”二字代答。实际上是与当时行业形象口碑不佳密切相关的。然而笔者亦从老一代保险人的口口相传中获知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保险事业的荣光。
记者：为什么会对保险历史产生兴趣？
张琳：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为什么曾经一度得不到群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同是金融业的银行业相比，我们差在哪，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停业20年……这一系列的“为什么”，引发笔者必须要从保险史中找出答案，找出一名基层保险从业人员的文化自信。再一方面，有感于行业历史研究的“不解渴”。近年来，随着保险事业的高速发展和行业修史工程的正式启动，有关保险历史人物、事件、文物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笔者在研读过程中总感觉“不解渴”。这种“不解渴”是源于笔者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思维”的重要论述对笔者启发甚大，也由此引发和坚定笔者能够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对行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理性认识，对行业修史的重要维度进行深入思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记者：保险文化对保险历史有哪些重要影响?
张琳：从唯物史观来看，保险文化其本质是一定社会实践，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功能体现在它对保险行业发展以及对保险从业人员生产生活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保险文化对保险历史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以载道，承载保险历史的连续性；二是文以化人，教化保险业人的行为习惯；三是文以启后，传承促进创造新的文化成果。四是文以聚神，加强保险行业的凝聚力。
记者：保险文化在保险历史中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张琳：保险文化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因此它对保险历史最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先进的保险文化对保险历史起到推动促进作用，反之，则起到阻碍作用。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锻造保险文化的先进性必须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契合。
记者：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保险理论与保险历史发展有怎样的紧密关联?
张琳：保险理论是保险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保险理论对保险历史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所以，笔者比较关注保险理论与保险历史在时代演进中的相互作用。正如我国保险学泰斗刘茂山教授指出，“当理论正确的时候，方针、政策就正确，保险实践就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当理论有偏差的时候，方针政策就有失误，保险业就受到影响和挫折。中国保险业就是在顺利与挫折的交替中向前发展的。”
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保险史上发生的“国内保险业务停办”。1998年9月出版的《中国保险史》认为,“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是在人民公社发展到高潮的形势下出现的。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时城市也开始组织人民公社）可以通过自身力量代替国家保险对灾后的经济补偿，即使发生巨大损失也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调剂和平衡加以解决。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认为保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1959年起，全国的国内保险业除上海、哈尔滨等地因客观仍有一定需要，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外，其余各地全部停办”
我个人认为，仅将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原因归结于“一种认识”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时代与历史局限性，是不足以解释重大保险历史事件的。我注意到， 2015年，刘茂山教授在整体省思保险理论研究对中国保险发展的重要性时，专门谈及他对“国内保险业务停办”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他认为，“1958年，由于在理论上误认为中国已经快要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而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认为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货币、银行、保险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认为公有制的企业都是国家财政拨款，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企业参加保险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这部分保险费本来是应当由企业交给国家财政的钱，现在交给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公司再交给财政，最终又回到财政部。保险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另一种形式，是‘第二财政’。所以，从1960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取消，仅保留国际保险业务，划归人民银行管理。自此很长时间，不仅没有保险市场，保险公司也被取消了。”
我个人认为，刘茂山教授对“国内保险业务停办”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上升为保险理论与保险实践的辩证唯物关系层面，强调正确的理论指导对保险实践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神的。但是，仅仅这样解读就足够了吗？我个人认为，“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保险理论创建与研究的滞后。历史的看，在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用精练的语言论述了保险基金的一般性原理，而既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乏对保险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关注与科学研究，再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保险业前辈们自身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去认识、解构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事业发展的理论能力，因此在面对叫停国内保险业务的错误思潮时，他们没有雄辩的理论支持和坚定的理论自信与之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
记者：您认为当今保险历史的研究需要哪些补白?
张琳：第一个重要补白，就是要全力加强港澳台地区行业修史。时隔五年，笔者再次在行业报刊发文呼吁，“缺乏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史篇章的中国保险史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完整的。港、澳、台地区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不仅对于中国保险业在深度开放条件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祖国统一’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保险史的重要修史价值之一，就在于显著提升包括港澳台地区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热爱保险事业”的中国保险人强烈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民族复兴的使命感、祖国统一的责任感以及行业发展的自豪感。建议“要积极发动各地行业监管机关、行业组织和机构、行业学术研究团体以及一切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的保险业爱国者们投入到中国保险史的编撰工作中来”.
第二个重要补白，就是要全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的构建。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开始，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其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保险学科教育也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兴旺态势。但就保险学科教材而言，西方保险理论逐渐大行其道，夺取话语权，成为主流理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也有前辈学者们费尽心力与之抗衡，编撰了《社会主义保险学》。虽然这本《社会主义保险学》最终被西方保险学取代。但是，笔者还是要为我们前辈学者们付出的重要理论努力表示最由衷的敬佩。因为，当时的历史时期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内保险复业的初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初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建设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亟待科学理论和实践检验，因此，前辈学者们试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的构想尚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保险业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具备了创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提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人民性、历史性的重大论断，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论、指导思想和研究范式。
记者：您认为当今我们在保险历史的研究探索中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琳：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正确性，取决于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正确认识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也必须成为我们在开展保险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的根本历史观。关于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保险史研究工作，要把握两个方面。
一是掌握唯物史观作为保险史研究的根本立场。笔者建议保险史学研究者既要精通保险工作，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要坚持唯物的、辩证的、阶级的、人民的、整体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进行保险史研究。尤其是在针对 “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保险事业”、“构建社会主义保险风险防范体系”、“保险市场乱象治理及其根源”、“港澳台地区保险史补白”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人物评价等重大历理论与现实问题方面，要给予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历史回答。
二是丰富唯物史观作为保险史研究的价值创造。在唯物史观看来，风险管理是保险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社会存在，是科学认识和研究保险行业特殊演进规律的重要范畴。笔者进一步提出要在唯物史观的具体指导下，把风险管理作作为构建中国保险史学体系的重要框架，系统形成我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的中国保险史学支持，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新的领域和重要的资源。
□记者 方磊
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张琳先生长期耕耘于保险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探寻，在自己的求索中获得许多独特的关于保险历史与文化的思辨视角与心得。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关注和研究保险历史的?
张琳：在新世纪之初我国保险学科的教育体系中，大多数保险教科书关于保险史特别是中国保险发展历程的史述是极其宏观、抽象和有限的。即使在我国保险行业复业近40年、日益昌明的当下，有关我国保险史的独立学科、专业教材及师资力量也是极其稀缺的。我在学生时代虽然接受过较为完整的现代保险学理论，但是，尚未对保险史产生浓厚兴趣，直到毕业从事保险工作后。一方面，接触到学习保险史的载体平台。不仅从若干期《中国保险报》中阅读了大量有关我国保险史的风云人物、著名事件、文物史料以及研究文献，也逐渐认识和熟悉了高星、成继跃老师等行业史料收藏与研究的老前辈，也认识了不断鼓励和支持本人深入保险史学研究的《中国保险报》历史版编辑方磊先生。一方面，萌发了探索行业历史之谜的浓厚兴趣。刚毕业时，当亲朋好友问及笔者职业时，笔者及家人都会以“金融”二字代答。实际上是与当时行业形象口碑不佳密切相关的。然而笔者亦从老一代保险人的口口相传中获知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保险事业的荣光。
记者：为什么会对保险历史产生兴趣？
张琳：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为什么曾经一度得不到群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同是金融业的银行业相比，我们差在哪，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停业20年……这一系列的“为什么”，引发笔者必须要从保险史中找出答案，找出一名基层保险从业人员的文化自信。再一方面，有感于行业历史研究的“不解渴”。近年来，随着保险事业的高速发展和行业修史工程的正式启动，有关保险历史人物、事件、文物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笔者在研读过程中总感觉“不解渴”。这种“不解渴”是源于笔者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思维”的重要论述对笔者启发甚大，也由此引发和坚定笔者能够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对行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理性认识，对行业修史的重要维度进行深入思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记者：保险文化对保险历史有哪些重要影响?
张琳：从唯物史观来看，保险文化其本质是一定社会实践，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功能体现在它对保险行业发展以及对保险从业人员生产生活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保险文化对保险历史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以载道，承载保险历史的连续性；二是文以化人，教化保险业人的行为习惯；三是文以启后，传承促进创造新的文化成果。四是文以聚神，加强保险行业的凝聚力。
记者：保险文化在保险历史中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张琳：保险文化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因此它对保险历史最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先进的保险文化对保险历史起到推动促进作用，反之，则起到阻碍作用。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锻造保险文化的先进性必须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契合。
记者：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保险理论与保险历史发展有怎样的紧密关联?
张琳：保险理论是保险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保险理论对保险历史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所以，笔者比较关注保险理论与保险历史在时代演进中的相互作用。正如我国保险学泰斗刘茂山教授指出，“当理论正确的时候，方针、政策就正确，保险实践就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当理论有偏差的时候，方针政策就有失误，保险业就受到影响和挫折。中国保险业就是在顺利与挫折的交替中向前发展的。”
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保险史上发生的“国内保险业务停办”。1998年9月出版的《中国保险史》认为,“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是在人民公社发展到高潮的形势下出现的。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时城市也开始组织人民公社）可以通过自身力量代替国家保险对灾后的经济补偿，即使发生巨大损失也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调剂和平衡加以解决。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认为保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1959年起，全国的国内保险业除上海、哈尔滨等地因客观仍有一定需要，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外，其余各地全部停办”
我个人认为，仅将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原因归结于“一种认识”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时代与历史局限性，是不足以解释重大保险历史事件的。我注意到， 2015年，刘茂山教授在整体省思保险理论研究对中国保险发展的重要性时，专门谈及他对“国内保险业务停办”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他认为，“1958年，由于在理论上误认为中国已经快要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而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认为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货币、银行、保险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认为公有制的企业都是国家财政拨款，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企业参加保险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这部分保险费本来是应当由企业交给国家财政的钱，现在交给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公司再交给财政，最终又回到财政部。保险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另一种形式，是‘第二财政’。所以，从1960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取消，仅保留国际保险业务，划归人民银行管理。自此很长时间，不仅没有保险市场，保险公司也被取消了。”
我个人认为，刘茂山教授对“国内保险业务停办”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上升为保险理论与保险实践的辩证唯物关系层面，强调正确的理论指导对保险实践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神的。但是，仅仅这样解读就足够了吗？我个人认为，“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保险理论创建与研究的滞后。历史的看，在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用精练的语言论述了保险基金的一般性原理，而既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乏对保险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关注与科学研究，再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保险业前辈们自身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去认识、解构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事业发展的理论能力，因此在面对叫停国内保险业务的错误思潮时，他们没有雄辩的理论支持和坚定的理论自信与之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
记者：您认为当今保险历史的研究需要哪些补白?
张琳：第一个重要补白，就是要全力加强港澳台地区行业修史。时隔五年，笔者再次在行业报刊发文呼吁，“缺乏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史篇章的中国保险史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完整的。港、澳、台地区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不仅对于中国保险业在深度开放条件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祖国统一’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保险史的重要修史价值之一，就在于显著提升包括港澳台地区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热爱保险事业”的中国保险人强烈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民族复兴的使命感、祖国统一的责任感以及行业发展的自豪感。建议“要积极发动各地行业监管机关、行业组织和机构、行业学术研究团体以及一切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的保险业爱国者们投入到中国保险史的编撰工作中来”.
第二个重要补白，就是要全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的构建。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开始，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其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保险学科教育也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兴旺态势。但就保险学科教材而言，西方保险理论逐渐大行其道，夺取话语权，成为主流理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也有前辈学者们费尽心力与之抗衡，编撰了《社会主义保险学》。虽然这本《社会主义保险学》最终被西方保险学取代。但是，笔者还是要为我们前辈学者们付出的重要理论努力表示最由衷的敬佩。因为，当时的历史时期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内保险复业的初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初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建设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亟待科学理论和实践检验，因此，前辈学者们试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的构想尚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保险业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具备了创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提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人民性、历史性的重大论断，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险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论、指导思想和研究范式。
记者：您认为当今我们在保险历史的研究探索中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琳：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正确性，取决于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正确认识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也必须成为我们在开展保险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的根本历史观。关于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保险史研究工作，要把握两个方面。
一是掌握唯物史观作为保险史研究的根本立场。笔者建议保险史学研究者既要精通保险工作，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要坚持唯物的、辩证的、阶级的、人民的、整体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进行保险史研究。尤其是在针对 “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保险事业”、“构建社会主义保险风险防范体系”、“保险市场乱象治理及其根源”、“港澳台地区保险史补白”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人物评价等重大历理论与现实问题方面，要给予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历史回答。
二是丰富唯物史观作为保险史研究的价值创造。在唯物史观看来，风险管理是保险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社会存在，是科学认识和研究保险行业特殊演进规律的重要范畴。笔者进一步提出要在唯物史观的具体指导下，把风险管理作作为构建中国保险史学体系的重要框架，系统形成我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的中国保险史学支持，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新的领域和重要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