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从空中飘飘洒洒而下，漫山遍野飞舞着崭新的钞票，壮观极了。在大山里贫穷了一辈子的村民望着密集的“钞票雨”，惊得目瞪口呆，继而倾巢而出，涌向弄山。所有人都在疯抢天上掉下的“馅饼”。
这一幕不是电影，而是生活的真实。
这一幕发生的时间是1946年12月14日16时许，地点在浙江长兴县李家乡龙华庙村后的弄山上。
这些钞票是从哪里来的，之前发生的一声巨响到底是怎么回事？村民们并不知道，更不知道的是，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中央航空公司上海总部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原来一架飞机失事了，钞票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
坠机原因的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下《申报》的连续报道。
1946年12月15日《申报》标题：“中央公司一客机离京飞沪忽失踪”；副标题：“载有自平运沪钞票若干箱，除机航人员外乘客仅两人”。
1946年12月17日《申报》标题：“失踪机坠毁在长兴；机员乘客俱已遭难”。
1946年12月18日《申报》标题：“专机飞长兴查勘；寻回钞票十七包”；副标题：“中国银行曾保险六万万元”。
1946年12月19日《申报》标题：“中央失事机罹难诸人尸体由专机运沪”；副标题：“散失钞票特向保险公司请赔”。
事情的大致经过。
1946年12月13日，一架C-47型31号飞机从北平起飞飞往上海。途经南京，却停了下来，而且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待了一夜。第二天14时30分左右，飞机才离开南京。然而，飞机从南京起飞50分钟后，即与京沪两个航空站失去联络。中央航空公司上海总部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中，立即组织力量，同步进行联络、搜索、调查。
中央航空公司派出两架飞机往苏州、无锡一带进行搜索，但一无所获。众人心存侥幸“飞机可能在附近一带被迫降落”。16日，突然接到噩耗，浙江长兴县政府发来电报：“贵处飞机于14日16时坠落于本县弄山，俱亡，如何料理，赐电复。”
中央航空公司立即派出两批人员分别乘飞机和火车赶往出事地点，处理一切事务。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襄理周克昌，搭乘第47号专机，从上海龙华机场出发，前往长兴；另有一名中国银行职员，乘上午7时的车，由陆路经苏州转赴长兴。
一架飞机失事，中国银行为何第一时间派员赶赴出事地点？原来，这架飞机上，竟然装载了1579公斤重的钞票，分装在33个箱子中，共计12亿元（法币）。这笔钱是中国银行北平支行转运到上海的。
1948年6期《民用航空》刊登唐明光的文章《飞机失事原因之分类》一文将飞机失事因素，分为三种，一是机件故障；二是环境缺陷，即天气突变；三是人员错误。
此次坠机主因是天气原因吗？
在1946年12月13日《中央日报》刊登的天气预报介绍了当日全国各区的天气情况：“东北区（东九省），天气阴，风向东北，风力一级……华西区（长江上游）天气阴，风向北，风力一级。华中区（长江中游）天气阴，微雨，风向不一，风力一级。华东区（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天气阴，有雨，风向东南，风力一级……”可见，12月13日这天，全国各地的天气都不太好，阴冷有雨，这确实为飞机飞行带来一定难度，似乎飞机停留南京有了理由。根据《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4日的天气预报，发现13日才微风细雨的天气，到了14日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都14日天气阴雨，风向东北，风力4级，雨量13.3（公分）……华东区，天气阴雨，风向东北，风力4级。”天气原因是坠机的罪魁祸首？似乎有一定道理。
飞机机件故障的原因？
就在C-47型31号飞机失事不久，还有另外两架飞机也失事了。据《民国日报》的报道，就在C-47型31号飞机失事的前天晚上，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降落上海龙华机场时，因风力甚大，加之夜色黑暗，不慎与停歇机场之飞机互撞，并因而起火，旋即被扑灭，机上乘客无恙。
而12月15日，“由苏北东台县起飞的一架军用飞机，下午4时飞至京沪线黄渡上空，适因气候恶劣，乌云弥漫，同时机件发生障碍，被迫降落至距黄渡两公里之李家楼村庄附近公路上，适逢公路有一辆运货卡车迎面驶来，该机不得已开到路旁稻田内，触于稻田中之坟墩，轰然一声，机身损毁……”
“民国时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飞机的失事率是相当高的。”中国民航大学交通工程学院欧阳杰曾经分析说。
就在这架飞机失事10多天后，1946年12月28日一天之内，3架客机先后在上海地区因浓雾影响而坠毁，共死亡77人，重伤22人。随后的1个月内中航和央航又有3架客机在山东青岛、四川南川及湖北天门相继失事……
上海市档案局姜龙飞主任分析说：“这架飞机从分析上看，实际上就是一起普通的因气候恶劣而引发的机体故障造成的飞机失事。只不过因为该机上装载了巨额钱款，为后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已。”
人为原因？劫持、绑架或谋财害命？
这架飞机原本是从北平直飞上海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转运那笔巨款，那又为何在南京突然停了下来？而且起飞还捎带了两位乘客。
乘客是谁？什么身份？人们不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飞机离开北平时，机上的人员为以下几人：正驾驶马发祥、副驾驶侯安国、报务员钟德，机械师张树东（新自北平调沪）共4人。该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时，顺带捎上了两位乘客，一位叫戴天放，另一位叫薛锦绶。
这一天的《民国日报》上有这两位乘客的介绍：一则为“四川华西大学牙医学院副院长戴天放，男，四川内江人氏，现年40岁，华西大学毕业后，至美留学，获得诺城大学奔文准尼亚大学牙医博士学位。后任上海市卫生局主办之市立上海医院牙科主任。战事发生后，随卫生署派赴广西省立医院服务。嗣于29年赴美专攻公共口腔卫生。31年返国，任华西大学牙科医学院副院长，兼口腔病院院长。胜利后任南京中央医院牙科主任，考试院聘为典试专门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会委员及卫生署牙科教育设计委员，建立牙医师法案。毕生致力于牙医教育事业，迄未自设诊所，以营家室，为公忘私，得无仅有。”而另一则为行政院专员薛锦绶。关于薛锦绶，报纸没有介绍，其他的民国资料也记载甚少。仅仅在上海交通大学数字档案馆内可以查到一则连标题在内不及90字的短讯：“1935年，举行国立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薛锦绶为会长。”
看来，这两位乘客真的是顺道捎带而已，绝不会是见财起意的歹徒。
现场惨状与乱象
张犇先生在其著作《民国上海空难简史》中写道：“关于该机失事之后的情形，据当时目击者称：机身因受猛力击撞，碎为前后两段，前半截已遭焚毁，后半截仍甚完整。乘客司机共六人，四人有炙烧痕迹，二人尸体未被焚及，均完好。其中一人坠于机外，该青年即为薛经绶，系新由英返国赴沪订婚，闻尚带有贵重饰物，其尸体双腿屈曲，脚虽完好，而皮鞋已无。机内钞票因震动强烈，飞散满地，面积约二亩许，深可没膝。机旁钞票已成灰烬一堆，约二尺许见方，高约尺许。是夜天色昏黑，无人往探，并山南麓茅棚中温州人首先发觉，摸索偷拾，至次日拂晓，李家巷镇上茶店中即已传说纷纭……
（该机）在长兴并山撞毁失事后，平静淳朴的长兴，竟掀起了巨大的风波。这自天飞降的十二亿钞票，竟使贫民疯狂，贪污横行，地方人士愤怒。伪君子者流，一齐剥落漂亮衣冠，尽露本来面目，这其间是正气与恶力的斗争。
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一起突发灾难，都无法避免人们趁火打劫，聚众哄抢财物，这似乎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但每次被人们记录下来，又觉得这些事情是多么荒唐、肮脏和不可理喻。长兴失事惨案就给人这种印象。事发地点李家巷乡的乡长、县府保甲指导员、地痞流氓、保安队的士兵等，几乎每个人都抢得盆满钵满，而在政府追究时还互相撕咬，把自己的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的细节，总是让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民航赔偿与保险
机组人员及乘机人，是人们关注这一事件的焦点之一。
中央航空公司C-47型第31号沪平班机在浙江长兴坠毁。机上有机组人员4人，乘客2人。坠机事件发生后，该公司派专机将遇难者遗体载运至万国殡仪馆成殓安葬，并且按照飞机失事赔偿暂行规定给每位乘客发放100万元法币的抚恤金，三位机组人员每人发放一万美元。
天空落下的钞票雨是中国银行的12亿元钞票。下落如何？
当时参与抢夺的人很多，据中国银行一位职员称，这批钞票收回封存2亿多，烧毁2亿，被人抢去3亿，被盗运约有4亿，损失很大。该行于起运前，曾在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投保了联合的全额保险。以上两家保险公司，因责任重大，所以又曾转分保给上海市一家外国保险公司。事发后，与此事的相关人员先后赶赴长兴，向当地县政府接洽商谈收回钞票等善后事宜。
据“中航”一位负责人说：“中国银行当局，于前晚接获周克昌襄理之电告后，即指示尽可能请长兴县政府会同当地乡镇保长，向村民收回钞票。如不可能，即将存余之二十麻袋钞票，设法运沪，其余部分，则向保险公司计数赔偿”。
再来看看银行方面的善后，其采取的应急处理办法：“（1）凡持有失事飞机相同版之钞券，形迹可疑，染有水渍、火渍、油渍或气味者，请即到湖州中国银行先予存入登记，以一次为限，勿再使用，其详细办法在商议中。（2）拾得钞券之奖励办法：奖金系为钞券面额之百分之三十，惟以十日为限。（3）该项钞券号码不日可到，号码之内者，禁止通用，希各拾者切勿自误。钞券系中央银行一千元券，为德纳罗印钞公司于三十一年印行，色为青莲，正面印有绿色花样套版，反面有万里长城图样。尚有中央银行五百元券，正面为总理遗像，旁有青天白日，为美国保安公司三十四年版。前者过去市上无流通，后者已多见于市。惟此次失落钞券，纯系全新，且已染有泥水油渍，分辨甚为容易。”可见，银行方面想通过此种措施对村民中拾得钞票者威慑利诱，使大家能比较顺从地交出钞券，从而使银行自身减少损失。
实际情况是：1947年1月10日，中国银行会同地方官警在失事地点捡拾破碎钞券装成一箱，由浙江第二区专员公署及长兴地方法院会同签封，将原箱运到上海，于1月14日上午10时，在请上海市地检处派员监督的情况下，于上海分行第231室，公开举行开箱点验。检点结果，其中完整者尚有2.5亿元，已烧焦之污损券有48万元，短少9.25万元。由于当时纸币发行越来越泛滥，这件事情也就显得不算是什么难题了。
转运巨额钞票与乘机人有无一定联系，引发疑问？
据说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并不知道这次飞行的真正目的。如果知道，他们绝不敢在中途停留，并且还捎带他人。转运数目如此巨大的钞票，自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笔巨款理论上只有中国银行北平支行和中国银行上海支行的极少数人知道。然而，有关资料显示，除了银行本身，还有其他机构知道飞机装载巨款这件事。
据1946年12月19日《民国日报》一则新闻说：“关于中国银行之12亿元钞票，该行于启动前曾全部由中国保险公司与中国产物保险公司联合保险，以上两家保险公司，因责任重大，故又曾转分保于本市某外商保险公司。”由此可见，最少有3家保险公司知道这件事情。人多嘴杂，消息难以保密。
有一点毋庸置疑，此时的保险业发展已经步入正轨，尤其在上海，不仅保险公司多，而且比较专业。保险业特别注重信誉与服务，他们不可能将客户的机密泄露出去。另外，当时不仅存在保险监理部门，而且有保险同业公会、中国保险学会等团体，对保险业务进行监管与约束。重要的是，既然能与中国银行做这笔大生意，且不说本次承保有巨额利润，一旦泄露机密造成的后果，信誉与经济双损失的结局谁也不愿意看见。可见，泄露消息，对于保险行业有致命的杀伤力，有百害而无一利。
时代的深深悲哀
且以西南航空公司为例，《西南航空公司载客章程》中就白字黑字写明了：“本公司飞行时间表有自由改订之权。因本公司临时停止飞行或临时未按照规定时间飞行致乘客感受何项不便或受何项损失时，本公司概不负责……飞行航行之际，无论因何事由，倘对于乘客身体或行李发生损害时，该乘客或其关系人概不得请求赔偿。”在今天来看，这绝对是一条无与类比的霸王条款，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却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通行做法。
航空业风险过高，可否通过保险转嫁风险？
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发现，民国时期关于“航空险”、“航空意外险”的资料非常稀少，见到一则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广告，开办的业务里有“航空意外险”；另一则是：四明保险公司广告，开办的业务里有“航空险”。没有读到承保具体业务与理赔案例的报道。笔者分析，一方面民用航空系新生事物，票价奇高，非普通大众所能承受，运力也有限，覆盖范围非常小；另一方面航空风险高，承保面小，数量少，保险公司多数情况下不愿承保。
1946年12月14日的空难之后，接连发生多起空难，
以12月25日圣诞夜沪空三机失事为代表的惨案之后，社会舆论强烈，要求严查失事原因，追究责任。
1949年2月2日《申报》第一版刊载《去年圣诞节飞机失事蒙参政会调查报告》一文，内容：“自我国成立民用航空公司以来，各方人士，即喷有烦言，综其要点，不外空勤人员走私舞营，玩忽职守，态度骄傲，以致随时发生偷油，过重，联络不灵，管理不畅情事……此其一。
气象预测，为飞航人员最要之指南针，乃该日气象站之气象预测，均为上午11时至下午5时，皆在飞行起降限度以上，惟至4时以后，不独上海天气转劣，即南京天气，亦属突变，故此次失事责任，气象人员，应分其责……此其二。
机场之设备完备与否，直接影响于飞行着落之安全，龙华机场凹凸不平，夷为水塘，公司当局在平时不早为铺盖沙土，而出事之后，则推诿于经济困难，是140号飞机之触岔道而陨灭，或亦机场不平有以致之，则事属可能。至于四周建筑之为障碍，究非此次之真因也。此其三。
此次善后处置，两公司均尚能体念周到，惟公司人员之抚恤较乘客为优，实应为改进，因公司人员之遇难，固属可矜，但不能谓其无责。反之，乘客之死难，则殊无责任可言，而其抚恤如属悬殊，似不甚合理，且为加重公司谨慎起见，毋宁提高乘客抚恤平等待遇之为俞也，此其四。”
1947年2月1日《新闻报》第一版刊载文章《尹参政员提议，改进民航设备》，内容：“（1）应从速制定航空规程，统一飞行导航之指挥，加强空勤人员之管理;（2）军用机场应与平时准许民用航空机降落;（3）增设气象测候器，增加测候站与测候员;（4）修改机场，并注意增设及加长跑道;（5）中国中央两公司彻底合作，互相辅助，以发展民用航空事业;（6）加强飞机性能之检查，凡逾时效之飞机不得再加使用;（7）季节气候，变化无常，在精确预测之技术，未臻最善时，凡遇天不佳，应即停航;（8）此次遇难乘客，应设法运乡安葬;（9）中国航空公司应切实整顿，各次失事当事人员，应分别严加议处;（10）无论何国民用飞机，如在我国领空飞行，应受民航局管理;（11）改订飞机失事之赔偿抚恤等费，所有空勤人员及乘客之赔偿抚恤，应予平等规定。”
从诸多资料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空难发生的原因，有航空技术尚不够成熟，硬件服务设施不够完备，更多是人为的因素，管理上漏洞百出。同时对于事故的善后工作不够快捷有效，赔偿上也标准不一，更有甚者拒绝赔偿。
1935年一起航空事故照片。
空难的背后，是无数条鲜活生命的消失，不少的家庭的生离死别。航空器为人类带来了便捷，也让人类备受空难的困扰。虽然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但空难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障碍。爬梳和回味历史，更为镜鉴未来，尽最大努力去防范和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