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心存梦想，机遇就会笼罩着你；心存坚持，快乐就会常伴你；心存真诚，真情就会回报你！”这是严柏昌报刊剪贴本扉上誊写的一句话。
三十多年保险行业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他对保险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而务实的认识。坚守，执著，敬业，乐业，有一种追求，一种态度，一种情怀，使严柏昌老人不忘初心，追随智慧，热爱生活，执著理想，成就精彩而成功的保险人生。
“感恩岁月馈赠我的，是对人生的思考、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为人处世的修养，保险是爱心与责任，承载生命的智慧和尊严。我生命中的任何感动，都是保险的给予，都是岁月的馈赠！”严柏昌的话语中，包含着自己的人生思考与沉淀的感悟。
严柏昌的讲述与回忆，带我们打开那个曾经苦乐交织，也是五彩斑斓的人生画卷，去品味，去思考，去镜鉴。
严柏昌
岁月前奏
严柏昌出生于1931年11月3日，江苏吴县人。1949年10月，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脚步，人民保险应运而生。1950年，人保华东区公司发布消息，拟招收一批上海的高中毕业生。“我感觉自己很幸运，知道消息后就去报考了。因为我哥哥在银行，是他介绍的。当时考试很严格的，要笔试和口试，特别是体格检查，很严格，身体有一点毛病都不行。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在上海市的郊区宝山路，成立了一个干部培训班。华东保险训练班共办了三期，严柏昌参加的是第三期，参加者共300多人。班主任是吴越，后来担任上海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期间的学习，对我来说有两大收获：一是参加革命工作，学了马列主义，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开始接受党的教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能服从党的领导，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毫无怨言。二是学习了保险的初步知识，那时候学的是苏联的保险理念和办法。”
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进行分配工作。严柏昌被分配到山东烟台。“那时候烟台还比较小，和现在芝罘区一样大。我们去的时候，烟台公司住房条件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人民银行接受了国民党的资产，所以手里头房子较多。保险公司成立，人民银行就单独给了一栋房。所以这个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我去的时候，市公司一共30多人。科室有业务科、督查科、会计科、人事秘书科和防灾理赔科等。我被分配在防灾理赔科，一共三个人，数我年轻。当时保费收入很少，约27万左右。但是那时工作比较好开展，为什么？市里头领导一开现场会，一讲话动员。保吧，反正都是国家的。开保险单，不难。难是难在家庭财产险的开展，通过工会来动员入保，员工得自己掏钱。”
严柏昌所在的防灾理赔科，科长是从青岛派过来的老同志，带着他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开展工作。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单位仅有两辆，一辆是德国进口的自行车，另一辆是青岛出的大金鹿牌。没车骑的同事只能靠步行去展业。严柏昌学会了骑自行车，跑的最远的地方是东口渔村和西口渔村，大约有五六十里地，去开展渔船保险。
“后来，保险公司的管理权由人行划归财政局领导，市政府派蔡志义担任负责人，他大概比我大两岁，他对我们年轻人非常重视，也悉心培养，要求很严。在他的领导下，保险公司在烟台市小有名气。1953年，我当上了单位的团支部书记，积极组织文艺活动。我感觉单位很有活力，生机勃勃。”
有一件事，严柏昌像刻在了脑海里：当时候烟台开展了公路旅客保险。有位祖籍是山东的东北人，从大连坐船到烟台，再乘汽车回家。他领着老伴上了车。那时候的车是烧木炭的，手摇的。老伴刚上车，车忽然的开动，一下把老伴摔了下去，不幸身亡。运输公司投了保险，就给保险公司报案。公司派严柏昌去查勘现场。“大概那时保额是1500元钱左右。那时候我的工资才42.5元。结果，给东北老乡赔了一千块钱。老乡在悲伤的时候，领到了保险赔款，手都颤抖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感动地连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那时候，渔船没有机动船，全是靠桅杆升帆借风行船。一旦遇上海上大风，帆里头的一根根竹竿被折断。船回来后，我们来查勘，一一点数。”从事保险理赔工作的严柏昌记忆犹新。
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烟台人保公司作为财政局的一个科室被合并。严柏昌则被分配到市体委工作。“因为我爱好体育活动，在业余足球队当队长，叫体委知道了，一个调令就调去了。1962年，上级要求原来在银行工作的同志回银行工作，银行要加强经营。我服从组织安排，又回到了银行。”
尽显华章
“命运充满着多变的机遇。”
1980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烟台市重组保险公司。“从市人民银行和工行抽调干部搞筹建工作，以前从事过保险工作的两个人，一个我，还有一个财务科长。工行调来的王中磊牵头来筹建保险公司，他是个工作狂。一开始，我们的处境比五十年代还差点，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在商业局招待所租了几间房子，分别是经理室、办公室、业务科。出去展业也没汽车。多亏了我们王经理，他往省公司跑项目，跑指标，申请经费，逐步化解了难题。而我是科长，重点来发展保险业务。”
万事开头难，业务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首先进来的干部大部分是学校毕业生，由于没有保险专业生，公司迫切需要进行业务培训。严柏昌就担任老师，编写保险讲义。讲完课，让每位同志写出自己的保险宣传稿，然后模拟面对客户进行宣传和动员。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掌握险种知识和展业的基本技能。
“那时候出去展业也非易事，当时都是国有企业，大家吃大锅饭，没有企业愿以出钱买保险。我们出去就宣传，财政部规定以后必须通过保险来解决灾害事故，损失不再进行核销。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召开银行信贷员专题会议，通过信贷员把各企业的财务科长召集来开会。同时让信贷员领着我们的外勤去企业宣传保险。你贷的款买了原材料，遇到火灾损毁后怎么办？财政不给补助，贷款不也烧掉了吗？必须参加保险。我们自己宣传保险企业不爱听，信贷员却能帮我们大忙。我们巧借力开展业务，在山东范围来说是比较快的。”严柏昌回忆道。
1980年，机动车辆保险业务还没有开展。省公司让烟台公司先搞个试点工作。“我们经理找到我说，老严，你来起草一个吧。我借助保存的五十年代的保险条款，起草了一个《烟台市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开始进行试点工作。我们在初家公社宣传后，承保了80余辆车。接着找交通局局长，面对面地宣传保险。经过一番努力动员回了20余万元保费。这两笔业务回来以后，烟台在系统出名了。省公司吴西文同志来了，鼓励我们说：‘你们在全省带了好头啊，挺不错！’”
车险业务虽然开展了，但理赔工作之后，专业人才显得捉襟见肘。严柏昌找到一个从部队汽车营退休的营长，聘请他来公司一方面带大家学习相关车辆知识，一方面进行理赔环节把关。同时和交通队进行业务合作，公正划分交通事故责任。通过各种努力，烟台车险业务迅速达到了200多万元，在全省开了先河。
后来，省公司领导找到烟台市分管财贸工作的副市长要求支援一个干部。谁？严柏昌。市长很痛快，行。于是严柏昌和老伴一起被调到省公司工作。
去了以后，严柏昌发现省公司办公条件比烟台还差。在哪办公呢？在人民银行的一个小工厂，楼上一间房子是业务室，一间是会计室，还有一间是经理室。楼下加工车间“叮当、叮当”的响。睡觉也没地方，只好住在部队招待所。公司开会没地方开，只好挤在一块儿对凑一下。
“越艰苦越能激发人的创业精神。因为艰苦嘛，必须创业。创业怎么创？我们老总有办法，不愧是银行干部。他和财政来个包干，一年给财政2000万元利润，超过部分留下，用于搞基本建设。就是李总利用这个政策，积累了资金，盖了一个新大楼。盖起来后，我们高兴得要命，终于不用再听那烦人的‘叮当’的声音了。”严柏昌笑着说。
长袖善舞
出色的工作能力，严柏昌被提拔为车险业务处副处长。如何调动十几个地市公司发展机动车辆险的积极性？他首先想到的是培训干部。1982年，全省第一期机动车辆险培训班开训。
“1985年和1986年，我们在潍坊市举办了两期机动车学习班，160多人。这样我们前后加起来共培训了280多位车险干部。1980年，承保了80余辆机动车，收取保险费2万余元；发展到了1986年，我们承保了29万辆机动车，保险费收了8100余万元。1990年，发展到44万辆机动车，保险费达到3亿多。所以人是最关键的因素，一点不假。干部配备好了，素质提高了，业务技能提高了，就能开展好业务。”严柏昌对于曾经的数字仍烂熟于心。
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新的问题接踵而至。1986年，机动车险赔付率急速上升，整体亏损。“省公司组织人下去调查研究，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司自身管理的问题，第二是发生事故后，反正是保险公司赔款，被保险人或受害人，什么费用都加在医疗费里头，吃喝拉撒，最后医院开个报销单，拿来报销。就是这两条，我们开了保险调研会,集思广益探讨解决办法。1987年，在总公司的领导下，在威海市召开了15个省市机动车保险现场会，探讨降低赔付率的路子。”
1987年，交警部门联系保险公司说，屡屡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受害人的医疗和救助费用无法解决，判定责任后不了了之，很伤脑筋。交警队提出，保险公司能不能先垫付一下，等把事故车辆找到后，要回垫付的费用。
“当时我提出，机动车辆能不能搞一个第三者强制保险。交警部门非常支持，督促我们保险公司赶紧起草。我们就起草了一个强制保险的办法。我们公司的领导和省公安厅领导碰头，定盘子，向省长汇报。省长后来在南郊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我们全省实现机动车辆第三责任保险。这样较好地解决了交通逃逸事件的善后问题。这个办法，全国属于较早开展。”
“1988年，全国机动车辆保险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山东省交警负责人发言，介绍解决了第三者责任险的逃逸事故的善后经济补偿问题。时任公安部交管局局长高度赞扬，说山东做得好，大家可以借鉴这个路子走。”陷入回忆的严柏昌难掩兴奋。
他回想起自己亲自处理的几个理赔案例，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启发性。
1985年11月13日，山东胶南县大场镇车主刘某，驾驶一辆大货车在河北公路上，因为超越中心线，与河北邱县个体户冯某驾驶的日产尼桑车相撞，造成对方车上3人死亡，刘某负轻伤的交通事故。交管部门裁定刘某负全部责任，赔偿对方8万余元。新的问题来了，刘某车在胶南投保时，车没过户，胶南保险公司按条款规定予以拒赔。而刘某家境贫寒，仅三间破房，即使把房子和车都卖了，连一万块钱也凑不到。悲惨的是3位受害人的家属上有老，下有小。重压之下，刘某的妻子犯了精神病。3个受害者的家庭集合了十几个人，从村里头来到遥远的山东省保险公司大厅，把铺盖和行李一放，不走了，要保险公司赔钱。我下楼来，先安抚他们。等他们情绪安定下来，我替他们找了个招待所安排住下，开始协商怎么解决问题。省公司党组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同时派出调查小组到河北去了解情况。河北交警部门认为，车虽没有过户，但毕竟是有保险的，保险公司事先告诉人家了吗？买了车要过户的。保险公司也有一定责任的。调查组回来后如实反映了情况。省公司领导反复研究，觉得人民保险，应该为人民服务。进行赔付，既解决两个省的政府部门无法解决的矛盾，也能挽救陷入极度困境的3个家庭。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从事保险的同志，不能单纯地拒赔，你是人民保险，应该管的坚决管，困难大了可以通融一点。8万元的赔款，化解了诸多的矛盾，我觉得人民保险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了，保险的口碑在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起来。”严柏昌娓娓道来。
第二个案例：1989年3月26日，新县一家棉厂，加工的成品堆积了一片，有足球场般大。棉花垛高了以后，再用机器卷上去。有一个工人，开启开关时不慎打出了火花，引燃了机器履带下面的棉花，由于没有发现，匆忙下班走了。棉花在慢慢燃烧，一夜之间烧毁了37多万斤棉花。“当时我和一把手到现场去查勘。我们的外勤汇报情况，说有一部分代存的国库棉没有入保险。尽管棉厂多方找关系，我们顶住了压力，坚持按原则办事。他们索赔六百多万，我们赔了一百二十多万结案。”
第三个案例：1990年12月，潍坊保险公司有位代办员单某，跑了多次动员昌乐县留侯乡后唐村的240户居民投保家庭财产险。后来乡政府拿公家钱垫上了保费，每户的保费仅7元钱。第二年4月的一天，几个小朋友在村西北角的草垛边点火玩，不慎点燃了草垛。正巧风大，火势凶猛，仅30分钟左右，把138户农民的400余间房屋烧毁。乡里想到了保险，来找保险公司。第二天，潍坊公司先预付了10余万元赔款，及时安抚老百姓。“那次事故，我也去了现场，实地一看，触目惊心。在理赔工作中，理赔员严格按规定将残损旧物件进行折扣。回济南后，我向省公司老总汇报了情况。老总也觉得定损办法要改一改，不能那么严，适当宽松，要体贴老百姓的苦难与处境。第6天，近40万元赔款发放到村民的手中。”
“通过这三个案例，我自己觉得受益匪浅，人民保险是干什么的，严格按保险条款办事，这是对的。但是对一般的群众，有困难的群众，还得要谅解的，松严有度，体现人性化，我们的人民保险公司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严柏昌激情四溢。
壮心不已
谈起自己的成长历程和命运中的贵人。严柏昌说，幸运地碰到很好的领导，五十年代保险公司的蔡志义同志，他是从市政府机要秘书来干经理的，能团结同志，特别对我们年轻同志很关怀，很爱护，经常鼓励努力工作；第二个，保险公司遭遇停办，在财政局时任李民局长，对我们年轻人关爱有加。我曾被评为“烟台市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激发了我的上进心。第三，碰到的好领导，是省公司几任领导，都能放手大胆地叫你去工作，并大力支持。这些领导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很大，终生难忘。
“我这一生参加保险工作，是岁月的馈赠，是我的幸运，是人保公司培养了我，也给了我很多和很高的荣誉。1982年，我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红旗手’。据说全国保险系统仅仅两人。省公司也曾给我颁发了一枚荣誉奖章，这两枚奖章一直珍藏着。我觉得今生从事保险，一个字：值！我为自己从业保险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
退休后的严柏昌，依然在默默地关注着保险。坚持订阅着保险报刊，关注着行业的发展与走向。与别人一聊起保险，他总是激情满怀。“现在的保险行业竞争激烈，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激励无数的保险人，辛勤劳动，竭诚服务，成就事业，我相信保险业的明天会越来越美好！”严柏昌说。
这是一位老保险人的心声，包含着对曾经热爱的保险事业的无限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