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九江
知道马未都，还是前些年在电视中看到。大概的印象就是马未都先生比较擅长鉴定瓷器，以为他是一个瓷器爱好者，或者说，是瓷器鉴定者，是瓷器经营商。不知何故，马未都先生不怎么在北京电视台露脸，比如说，十分红火的北京台的瓷器鉴定节目中，好像马先生从未露脸。隐约记得还是几年前，在广西等外地台的文化节目中，看到过马先生的畅谈文化节目。
几周前，去书香家园翻阅书籍，偶然看到了马先生的《醉文明》，一共五册，悠然之中，也就十余天，居然读完了全部五册。合上书本，仍然掩盖不住书中散发的浓郁文化墨香，还有锁不住的亮点和闪光点。当然也对马未都先生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更是要对马未都先生刮目相看。
一是瓷器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瓷器是历史的产物，因此瓷器也一定会留下不少历史的记痕。其一，瓷器本身的烧制质量与时代有关，从早期的陶制品，没有釉色，到后来的明清开始有了完美的釉色；其二，再从瓷器的颜色而言，有一种逐步提高的过程，比如：一件瓷器逐步将其中的杂质淘汰，从颜色角度，将其中的黑色等杂质逐步去除，使得瓷器的颜色逐步趋白，只有到了清朝康乾盛世的瓷器，才有了高质量的白净瓷器；其三，从瓷器的文化气息来说，瓷器上的图画也反映了时代的特色。例如：瓷器上画的龙，康乾盛世之时，龙的形象，既威严又自信，既腾跃又昂首，龙爪强而有力，到了清朝末期，同样是龙的形象，既羸弱又自卑，既低迷又萎靡，龙爪弱而无力。总而言之，从战略层面分析，瓷器发展的曲折与时代的迭荡有着十分紧密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品质较好的瓷器，同样是官窑，应该更多出现在康乾盛世，而不会出现在光绪宣统没落时代的。
二是官窑产生的历史阶段性。在阅读马先生此书以前，一般认为，以为各朝各代均由官窑，也有民窑；实际生活中隐约感到，好像远古时代官窑少一点，近代则官窑多一点。然而，究竟何时开始有了官窑，并没有明确的概念。马先生的这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真正意义上所谓的官窑只是从明朝以后才有的概念，又以清朝最盛。无独有偶，我邀请公司的专家介绍瓷器，也是要求专家以明清为界限，而不是介绍跨越所有时代的瓷器。这种巧合与平时积累的有关知识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当然平时的学习，并没有系统的瓷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这个概念的建立，起码以后人家拿出一个汉代的官窑制品，你是不会犯傻相信的，也不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是和田玉的质量与明清朝代的关联。从马先生的书中介绍来看，和田玉的物件，如果是明朝以前的，无论其文化内容如何，它的玉质质量却不太好，主要原因是真正的和田玉不能从新疆和田地区运输出来。而到了清朝以后，由于康熙等皇帝热衷于和田玉，从而打通了通往和田的交通，大量的优质和田玉能够从新疆和田运送出来，这样工匠就有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器料，因此从清朝开始，一些和田玉的玩件，玉石品质有了极大提高，其质量也远超过明朝等前朝前代。归纳起来，表面上看把玩古玉，似乎成本很高，而实际上，如果仅收取明朝以前的古玉，其内在的玉质质量未必很高，理论上讲，其花费的成本也就有限，因为仅玉质本身的质量而言，肯定比不上当代的品质。即便是明清的古玉附加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印痕，也未必贵到哪去。从这个角度出发，有条件时不妨适当玩点古玉，既有文化的沉淀，又无过高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知的选择。
四是方型瓷器永远超过圆形的难度。在看马先生这本书以前，从北京台理财节目中，关于瓷器了解到，“站着的比坐着的贵，坐着的比蹲着的贵，蹲着的比躺着的贵”。而方的器型比圆的器型贵则是从紫砂壶制作中了解到的，没有想到，陶瓷本是一家，瓷器的制作也是同理，方形的器型要比圆型的难以制作，难以成型，难以烧制，成品率也就低不少。由此可见，在同等条件下，也就是说，从“站到坐到蹲到躺”的同样条件下，方的器型要比圆的器型制作难度高，价值也就大一些。当然，再往深层次探索，如果虽然是方器型，但是，如果是不完全规格的正方形。比如，是菱形的，是扁方形的，是六边形的，是八边形的，则更为难得，更加难以制作，更有收藏价值。据史料记载，辽代瓷器中有方形的盘子，是仿契丹日用木器造型。明代嘉靖期间方形瓷器比较流行，是受道教影响。清代方型瓷器及多边型瓷器更加广泛、精美。
五是外销瓷器的外形主要特点和清朝后期的阶段。知道外销瓷器，主要是从媒体上了解的，也就是太平洋、印度洋某海域找到了历史上漂洋过海的沉船，然后，从沉船上发现了大量以往运往海外的瓷器，这也是我对外销瓷器了解的消息来源之一。外销瓷器，欧洲的博物馆收藏很多，国内较少收藏和展示。赠送外国元首、使者的，可以达到官窑水平；其他通过贸易、订购渠道输出的外销瓷，应该属于民窑范围，水平不够高。回到马先生的介绍，应该是清朝以来，特别是清中期以后，按照国外的要求，结合中国的文化特点，烧制的一些瓷器。这些瓷器，虽然是中国的工艺，但是，瓷器的器形、瓷器的图案、瓷器的配套却是西方或外国的样式。这种外国人对瓷器的喜欢，跃然体现在外销瓷器的面貌上。依如马先生笑谈，这种外销瓷器有点像现在的加工贸易，“三来一补”，是“来样加工、来图加工”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瓷器上，附上了大量西方和国外的要素。因此，这种外销瓷器与中国传统的瓷器有很大的区别，说的好听点，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说的难听点，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去鉴赏，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而恰恰因为，这种外销瓷器，发展的历史较短，加上式样上的突破，反而收藏的价值不如中国传统的瓷器。在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意大利画家郞世宁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既有浓郁的西方画派的风格，也对中国文化独有情钟，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总之，我加深了对郞世宁画家的认识。
六是各种制作瓷器款识的多样化。关于款识，原先的认识，只知道官窑和民窑，其他款识知之甚少。而实际上，款识除了官窑以外，还有官制一说，还有寄托款，即后代仿前代，还有内务府制等各个层次，还有皇帝的名号款识，比如，道光皇帝的私家堂款，叫“慎德堂”，这是他自己的名号。这样说来，关于款识也不是就官窑和民窑两种，而是多层次、成系统的。这样的了解对以后的收藏是十分有好处的。官窑固然好，只是数量少且价值大、价格高，未必有机会、有实力去实现收藏。但是，现在了解了这么多的款识，只要有机会，还是有可能实现梦想的。因为官窑以外的精品仍然是有收藏价值的，而且价格也不一定很高，文化内容和历史留痕却一点不少。因为，对于瓷器款识的了解，或许有机会捡个大漏，捡个官窑以外瓷器的大漏。
值得自豪的是，以上读书笔记的形成，只是拟了个提纲，然后，挥毫一蹴而就，期间并未再打开马先生的五册“醉文明”，可见马先生的书，于我而言，已经认真研读，了然于心，已经血浓于水，消化肚囊也。
（作者单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