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一场巨大的火灾对于一家企业是万劫不复的灾难，而对于承保风险的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道考题，一场严峻的考验，是选择背信弃义的逃避，溜之大吉？还是选择一诺千金的理赔兑现，“点亮”保险品牌？民国时期的一家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曾面对这样的考题，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汉口申新四厂旧址
1933年6月1日《申报》5版刊出一条醒目的“鸣谢广告”，标题：“申新纺织公司汉口第四厂鸣谢，中国保险公司赔款迅速”，内容如下：
“申新纺织公司汉口第四厂鸣谢，中国保险公司赔款迅速。敝厂不幸于月前失慎，纺织部机器房屋全部均遭焚毁，损失甚巨，幸事前曾在华商中国保险公司投保火险。经该公司迅派干员会同公证行分别查勘，在一个月内即将各部损失一并审查明白。约同各分保公司，计有宝丰、中央信托、通易信托、联保、太平、丰盛、华安、华兴、宁绍、公裕、保泰、皇家及伦敦，willis，Faber，＆Dumas，Ltd。经手之数家保险公司照数赔偿，足征中国保险公司暨各该分保公司办事敏捷，信誉卓著，赔款迅速，合函登报藉鸣谢忱。”
6月2日至6月6日的《申报》连续刊载此广告。让我们一探事件的原委。
申新四厂的历史渊源
从今天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上的铁桥路往前走几百米，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名叫申新街。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荣氏家族创办的骨干企业——申新纺织四厂就坐落在小街尽头。
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江苏无锡人，出身于钱庄学徒。1896年起在上海自营广生钱庄，1900年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在无锡与人合伙创办保兴面粉厂，1903年合伙人退出，更名为茂新面粉公司。1905年，又转而投资棉纺业，在无锡集股开设振新纱厂。辛亥革命后向上海发展，先创建福新面粉公司，继又退出振新纱厂，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1921年合组成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荣宗敬为总经理。荣氏兄弟在申新各厂的投资约占申新资本总额的80%。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全景
1921年，在福新五厂北侧的空地上，申新第四纺织厂开工建设，次年建成投产后又屡有扩充。1937年申新四厂有纱锭50000枚，布机875台，还设有印染部，达到抗战前夕的历史最大规模。申四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却充满了坎坷，申四投产时，一战已结束数年，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棉纺织工业重新受到挤压。加上受到洪涝灾害、资金匮乏、工潮起伏等因素的影响，申四投产后连年亏损，必须依靠福五的盈利来维持。荣家和李国伟随后对申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技术力量，革新企业管理制度，使申四经营状况有了改善。
1936年，荣氏兄弟拥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约占全国(除东北三省外)民族资本棉纺厂纱锭和布机总数的1/5以上。
1938年6月，日军疯狂进攻武汉。1938年8月4日一大早，宋美龄一行人来到位于武汉汉口的申新四厂，批示将武汉的3个棉纺厂和50多个小工厂连同工人一起迁到西北，申新四厂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9月，申新四厂第一批机器运抵宝鸡，同时还调来管理和技术人员138人。之后，申新四厂经理、著名荣氏企业老板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在斗鸡长乐塬购买了400亩土地用于建厂，又从西安、咸阳、耀县购买砖瓦石灰盖厂房，而钢筋水泥之类的“国防材料”，只能从重庆采购，经水路运到宝鸡。费尽周折，十几间厂房终于盖了起来，但开工需要电，从汉口运来的大发电机暂时装不起来。无奈之下，1939年夏天，申新纱厂搜集老式木炭发电机、蒸汽机甚至十几台旧汽车引擎开始发电。
1939年8月9日，宝鸡申新纱厂开始试生产。1939年底，纱厂已生产出细纱锭1645枚以及近400件棉纱，工人增至570人。因“树大招风”，申新纱厂一度成为日寇战机袭击的重点。1940年8月的一次敌机轰炸中，该厂区中弹20多枚，厂房受损严重，1114包棉花被焚毁，织布机、布车等机器被炸坏。
为防止纱厂重遭破坏，李国伟于1940年11月在长乐塬山脚下动工开挖窑洞，建设“窑洞工厂”。1940年12月24日，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大家尽快完成建厂任务，并慷慨陈词：“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多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历时1年零两个月，24个“窑洞工厂”全部竣工。长度在60米以上的窑洞有7个；宽度大多在2至5米，最宽处达到6米；各窑洞间有多条横洞串通，洞壁及洞顶全部用青砖砌拱。
1941年4月19日，“窑洞工厂”正式运转，申新把它命名为“纺纱第二工场”。而“窑洞工厂”正式生产后，棉纱产量达到申新开厂以来的最高水平，平均每锭日产20支棉纱0.8市斤，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虽说战时经营艰难，但从1940年开始，宝鸡申新纱厂就撑起了西北轻工业的半壁江山，让地处西北的宝鸡成了军政商界要员频频光顾的地方。宝鸡解放前夕，胡宗南在溃逃前派工兵队进入纱厂，要炸毁发电机。这时，工人自发围在发电机前阻拦，并推派代表与工兵交涉。最后工兵指导员无法执行任务，落泪而去。两个月后，宝鸡解放了。后来公私合营后，申新纱厂改名为后来的陕棉十二厂。
申新四厂火灾和保险理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几乎将实力雄厚的申新四厂推入深渊。让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申报》是怎样报道这一事件的。
1933年3月31日《申报》11版，文章标题：“汉申新纱厂失慎后难开工”，副题：“工人群请救济”，内容：“申新纱厂二十九失慎，三十晨始扑灭，纱厂及梳棉间、摇纱间全部被毁，无法开工，损失约二百万，工人请厂方及各机关救济。市党部三十邀¨国帧商恢复生产救济失业办法，警部公安局派员维持秩序。
申新厂发现起火工人陆鉴银等五人被解公安局，日下该厂工人失业者共四千余人。
申新纱厂二十九日因纪念先烈停工一日，¨晚起火，致肇焚如，市¨务整委员会三十日派员至厂调查，并慰问厂方及失业工人。起火原因闻有地轴一只，收拾未竣，留工人五名整理。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左右，该地轴突发大火，一时灌救无效，结果仅保全清花间及布厂，所有纱厂及梳纱间、摇纱间全部被焚，无法开工，损失约二百万元，保有火险一百万元，厂方已电传总厂报告。（三十日中央社电）”
1933年4月1日《申报》11版，文章标题：“申新纱厂大火”。其中文中写道：
“……申新纱厂大火该厂经理李国伟亦将失慎详情，¨¨厂报告，查测厂前曾保有火险银一百一十万八千九百两，本月十五日期满，继又保险一百万两，尚未经当地警察署登记，即肇焚如……”
1933年4月1日《申报》“申新纱厂大火”
1933年3月29日，由于停电，正在停工维修的申新四厂工人在维修机器时用蜡烛照明，操作失慎，扑救不及时引起大火。风助火势，烈火熊熊，加上堆积的纺织品给灭火造成了困难。最终，这场大火将该厂的厂房、设备全部烧毁，经济损失高达200余万银元。当时，公司总负责人李国伟还被汉口警备司令部以“火头罪”拘留1天。
这场不期而遇的大火成了申新四厂的噩梦。申新四厂的大火，也震惊了全国！
1933年3月31日《申报》“汉申新纱厂失慎后难开工”
幸运的是颇具风险意识的荣氏家族为申新四厂投保了火险，他们选择的保险公司是中国保险公司，其全部财产由中国保险公司下属汉口经理处承保。
中国保险公司尽管实力雄厚，但对于公司来说，200万银元赔款也绝不是小数目，它占到了其实收资本250万元的80％。申新四厂火灾案可谓当时国内保险业中的空前大案，巨大的赔款足以使中国保险公司倾家荡产。
赔还是不赔？赔多少？赔完之后中国保险公司能否生存下去？这些问题不仅是当时社会热议的焦点，对于刚刚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保险公司来说是最严峻的考验。
就在公司内部众说纷纭、争执不下时，当时中国保险公司的掌门人宋汉章和总经理过福云果断作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定：坚定履约赔付！于是，中国保险公司迅速特派经理陈伯源立即由上海赶赴汉口核实损失，并及时与该笔业务的再保险商——英国太阳保险公司取得了联系。经过紧张有序的查勘定损，中国保险公司快速作出了理赔决定，英国太阳保险公司也按契约汇来应负担的分保赔款。
及时拿到了这笔巨额赔款的申新四厂，再利用上海总公司追加的股金和从银行筹措的抵押货款，得以迅速着手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在李国伟厂长的领导下，新厂添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制纱锭2万枚，修复了被毁纱锭5万余枚，添置3000千瓦发电机1台和全套锅炉设备等。1935年春，浴火重生的申新四厂再次成为了中国第一流的大型纺织厂。
事后，申新四厂为表示对中国保险公司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自费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鸣谢启事。因为根据当时的保险行业自律规定，保险公司是不能在报纸上自己为自己做宣传广告，而申新四厂的鸣谢启事，用笃守信誉的事实为中国保险公司作了强有力的宣传，让全社会见证了保险业一诺千金的良好信誉。
1933年6月1日《申报》鸣谢广告
中国保险公司的前世今生
1929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出国考察，对美国保险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挽救美国财政金融危机的作用感触颇深。同时，在银行投资保险风潮的大背景下，也为了打破洋商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张嘉璈向董事会建议设立保险公司，以保障中国银行财产及贷款安全，也可以通过开展保险业务收取保费，增加收入。经董事会研究通过此项建议，决定由中国银行独家投资设立保险公司，并额定中国保险公司资本500万元，先收半数，中国银行占全部股份的90%。
1931年11月，中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外滩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国银行行址正式开业。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宋汉章兼任公司董事长，过福云任总经理。
中国保险公司最初以经营火险为主，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基本上无利可图。后来经深入调查，发现诸多险种在国内尚未开办，潜力巨大。于是，公司标新立异，率先开办了茧子险、银钞险、运输险、汽车险、邮包险、奶牛险、电梯险、柜窗玻璃险、船壳险和水上运输险等业务。另外，为了控制业务风险，中国保险公司还仿效西方保险企业，开办了再保险业务，对每一个承保的危险单位，定下一个总的自负责任的数额，超过这些限额的溢额则分给其他保险公司来进行分保。当时，他们与英商太阳保险公司等建立了密切的再保险业务关系。
1933年7月，中国保险公司公司设立人寿部，经营人寿保险业务，主要险种有人寿保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储蓄保险、人身意外保险、劳工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1937年4月，组建成立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另外，过福云还仿效西方保险业，开办了再保险业务。1934年，该公司与英商太阳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业务合同。
事有凑巧，不久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特大火灾，损失惨重。该厂的全部财产事先已由中国保险公司汉口经理处承保，此次赔付是当时国内保险业的空前大案，社会舆论纷纷质疑申新四厂能否得到理赔。一向恪守信用的中国保险公司在宋汉章、过福云的决断下，迅速对汉口申新四场进行理赔。此举可谓惊人，因为此次的理赔金额约占到中国保险公司全部资产的80%。申新四厂为表示感谢之情，特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了鸣谢启事，用事实为中国保险公司做了有力宣传。此举使中国保险公司信誉倍增，客户纷至沓来，业务量成倍增加，遍布全国85个大中城市，很快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中资保险公司。同时，过福云在保险业的声望也如日中天。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西撤，中国保险总公司并未随政府内迁，而是选择继续在上海营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全被日军占领。1942年6月，中国保险公司被日本军事管制，并威逼与日本合资另建“新中国保险公司”，继而又饬令向汪伪政府办理登记注册，都被过福云找借口敷衍。在过福云的带领下，中国保险公司为了解决自身及中资保险公司的分保问题，推动组建了“中国分保集团”，打断了日本人的垄断企图和狼子野心。
1937年落成，位于上海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的中国银行大楼
1944年12月27日，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后，中国产物保险和中国人寿保险两公司于5月30日由上海军管会金融处保险组接管。由于该公司经营管理规范，人员整齐，市场影响力大，海外各地机构完整，首先获准复业经营。经金融处批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于6月20日首获复业。1949年8月，由陈云同志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五大区域财政、金融、经济工作领导人参加的财经会议。为了推动国际贸易以及有关的外汇专业保险的发展，金融组提出以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总管理处为基础，专设中国保险公司的建议。这一提议得到国家重视，经呈请政务院批准，同意由华东区负责组织落实。会议规定，中国产物保险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专门从事外币保险业务；争取国外再保险业务；国外保险关系的联系与建立；接受国内市场的溢额再保险业务。
1949年年底，经过不断整顿改组，中国保险公司又将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并入，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经营涉外保险的专业公司，各口岸分公司则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管。过福云仍被聘为总经理。1951年9月25日，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从上海迁到北京，随后该公司又并入中国人民银行。
可以说，申新四厂的一把大火“点亮”了中国保险的品牌，使其在客户中建立了一诺千金的良好企业形象。这正是诚信是保险业的生命线，保险的信誉是靠用钱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