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继跃
王明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先后断断续续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倘若算上当记者后采写的各种通讯之类的稿件，少说也有1000多篇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但每每回望自己创作的经历，却又很少有过那种令人感动的时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感到没能写出值得让读者或自己感动的作品，包括曾经获奖的作品。面对一篇篇变为铅字的文章，他只是在心里不断告诫自己，努力将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一些，再好一些……然而，今年清明前夕，他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着实让他有了一次小小的感动。一位失联了30多年的老同事，给他发来一个笔记本，那上面整整齐齐抄录了数十篇（首）散文、诗歌，而且全是王明雪刊发表在各种媒体的作品。作为一个喜欢写作的普通人，能够得到读者如此的厚爱，应该是一种莫大的奖赏，也是一种荣幸。
深入采访后得知，他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那个年代走到今天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沉淀了太多欲说还休的故事。他们的生命中经历了太多的跌宕起伏，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照他的话说：曾经挨过饿，受过冻；吃过苦，遭过难；有过艰辛的耕耘和跋涉，有过收获成功的喜悦，也有过遭遇挫折的苦涩与忧伤……尽管那些往事已渐行渐远，但有些东西却刻骨铭心。时间越久，反而变得更加清晰。
打开尘封的记忆，散落出各种颜色的碎片，同时又会溅洒出难以言喻的滋味。他说，人的一生会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记得那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就被卷进了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从此，她和他的同学（一帮十三、四岁的娃娃）便开始整天上山学农，下厂学工，几乎再没正经上过一天学。1970年，当时还不满16岁王明雪，就通过学校分配参加了工作，到兰州市郊一家军队工厂去当工人。经过短期培训，很快就被工厂分配下到车间，成了烧锅炉的一名学徒工，当时，那是全厂最苦、最累、最脏、最差的工种。
遥想那时节，整天和煤炭，烟灰，烈火，高温、蒸汽，炉渣，地沟打交道的他，朦胧中暗自萌生出一丝不甘心的苗头，一定要设法跳出锅炉房，去干某种自己喜欢的工作。然而，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会忘记，那是完全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往往是一次分配定终生，想要跳槽，谈何容易，那得需要天大的机缘。为了寻找出路，他悄悄地自学过多种乐器，学过木工，电工，修过手表，自己装配自行车，打家具。有一阵，熟悉他的人竟然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炉匠”……至于想搞点文学创作，对一个充其量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而言，实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加之受到“文革”的冲击和“破四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文学书籍要么被贴上了“黄色”的标签，要么被批成了大“毒草”。不要说一时间很难找到想要阅读的书籍，即便是偶然找到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摆到桌面上，而能够正大光明阅读的书籍，除了几本“毛选”，便是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最多还有一本《毛主席诗词》。
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命运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最能与之相辅相成的契合点和爆发点来进行展示。从而，形成那种最为辉煌，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景象。毫无疑问，千差万别的人生旅途，就会滋生出无数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契合点和爆发点。因而，才有了人类社会那种万紫千红的社会人文景观。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冬天，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恍若从天而降。他从别人拿到锅炉房准备销毁的一堆废旧书刊里，几乎是连藏带掖，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两本破烂不堪，已经没有书皮和头尾的长篇小说（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弄清楚，其中一本是《说唐》，另一本是《烈火金刚》）。他如获至宝，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几乎到了能够背诵的地步。而今想来，真该感谢那两本没头没尾的小说，让他从中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看到了“毛选”以外的一片新天地。打那以后，他想了许多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各种书籍，躲在没人的地方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甚至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喜欢的文章抄录下来。为了扫清阅读过程中的“拦路虎”，他翻烂了两本《新华字典》和一本《现代汉语语法小词典》。常言道：有心人，天难负。转眼到了1979年，全国总工会提出要对工矿企业的青年职工全面开展“双补”（补文化，补技能）教育，在厂里举办的文化摸底考试中，他在全厂近2000名青工中脱颖而出，并以语文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破格调到厂部的职工文化教育培训中心，担任文化教员，专门给工友们教授初中语文。在将近五年的教学实践中，为弥补文化底子先天不足的缺陷，他一面大量地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备好每一堂课，几乎背熟了初中语文的所有的课文，一面开始练习写作，先后写满了40多本笔记本。1983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大红枣儿》在复刊不久的《甘肃青年》发表。后来这篇小说作为他电大的毕业论文，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并获得首届金城文艺奖。
从那时起，他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作品，先后在《陇苗》、《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甘肃工人报》、《甘肃农民报》、《新一代》、《金融时报》、《中国金融》、《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城乡金融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有50多篇作品被选入相关年度选编。
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文学改变命运的话题。尤其是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农业银行在社会上招干的消息，在不认识农行一个人的情况下，他竟然背着载有他小说、散文、诗歌的20多本杂志，走进了当时的农行兰州市支行，找到时任该行行长的白玉才。通过自我推荐介绍，白行长记下了他的名字——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天，市农行的人事科长就专门来找他，并告诉他说：行里经过研究，同意调入。三年之后，由于他努力写作，文章不断见诸报端，他又被调进了农行甘肃省分行。从此，他的眼前出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说到如何处理工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他说，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假若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也必须要想方设法努力干好，因为那是你安身立命的本钱和饭碗；而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一定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不为别的，只因你喜欢……多年来，尽管由于多种因素所致，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断断续续，但他始终坚持着。甚至只在心里默默构思，默默地在心里写作……难怪许多熟悉他的人说：王明雪靠一支笔默默地改变着自己生命轨迹，在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了一个普通人平凡而又扎实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