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盘混乱的辛亥政局

作者：桑兵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1月

定价：76元

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延续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成为历史。但是，历史又总是惊人的相似，从“帝制”走向“共和”，军阀政客、官僚名流等投机者、钻营者轮番上演着一出又一幕的喜剧、悲剧、丑剧、闹剧。潮起潮落，没有了所谓的“异族统治”，却不过是一个团体的专制代替了一个家族的专制，爱新觉罗家族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帮军阀政客操控的“家天下”。也因此，有论者认为，“晚清史与辛亥革命史……是一而二之事。”在《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书中，著名历史学者桑兵教授以“旭日残阳”譬喻共和登台与帝制终结，并以翔实的史料拆解辛亥政坛政治博弈及历史进程的脉络走向。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既使人耳目一新，又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观念先行任意取证”的偏弊及“事实未明急于说理”的通病。

废除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正如桑兵教授在“绪论：回到晚清再革命”中所言：“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学界从来意见各异，比较具有共识的，就是推翻皇权，终结帝制……让中国人从此不必继续再向帝王顶礼膜拜。”桑兵教授以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的关键历史节点解析了各方政治势力之间激烈而曲折的博弈——谈判桌上与桌下的密谋斗法和交易妥协，使南北和谈由停滞走向破裂，即“用和平方式解决武力冲突”——列强本来赞成君主立宪者居多，因局势变化，英国逐渐倾向于接受由中国国民公决的共和制作为解决时局纷争的选项。基于自身利益上的考量，日本原本坚决反对中国改行共和制，却受制于英国和其他列强而不得单独采取干涉行动。袁世凯主要关注权力的归属而不是国体政体的形式，他既要利用内外矛盾达成目的，又要因应时势调整实现政治诉求的具体方略。水到渠成，袁世凯就转而逼迫清廷及亲贵就范。

列强的对华外交政策原则，是保护各自既得权益，趁机谋求扩大新的权益。列强之间的博弈和妥协结果，是共取“不介入”态度——即使宣布“中立”，同时也利用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扶植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上台，这种情形在由列强操纵的南北和谈中展现得很是明显。站在更宏阔、更深远的历史视角观察，外国列强与革命党之间的相互“认可”和“理解”并非“示好”，而是各方正处在某种“均势”之中，哪一方都无力或者暂时不敢贸然打破这种“均势”。所以，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并不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而是为维护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既定策略，为了协同一切力量，特别是为了确保共和政治的胜利果实，孙中山才在南北和谈中妥协。当然，袁世凯也正是“利用列强的相互制约……达到自己的目的”。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桌上的主要议题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占据主动权，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人工，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相关事实，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大致描述，只是涉及各自的立场责任之时，未能详细梳理材料与各种新出资料与事实的关联，追究起来难免先入为主，时有偏颇之处。在此，作者不但把原有材料和各种新出资料排比对勘，还在《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一文中探究“种种可能”——一一对应各方介入南北议和之人的“各种言论行事的缘由趋向”“不仅近真……通贯无碍，（还）避免任意取舍造成对史实本相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 。

国民会议的南北之争，首先解决君宪与共和的取舍问题，这是南北和谈的主要议题。人们普遍担心双方“尖锐对立”，“很难达成一致”。然而，事态的发展比预期要顺利得多，谈判双方似有“一拍即合”之势。既然袁世凯内阁代表唐绍仪称“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剩下的具体操作不过是技术性的程序性问题。“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民国总代表伍廷芳的话犹在耳旁，却波澜再起。“恰是在看似皆可商量的实施办法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各不相让，以致到了难以商量的地步。”“袁世凯的左右为难与表里不一”，不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治·莫理循洞若观火，袁世凯的“出尔反尔”“前后反复”也使得唐绍仪“已经无法在谈判代表的位置上继续待下去”，“袁世凯全盘否认其所签署的所有协议，使之无形中失去代表的资格”。唐绍仪也只能按照自己事先的声明，辞去谈判代表之职。首席全权代表去职，其余辅助之人自然不安于位。袁世凯接受唐绍仪等人的请辞，整个谈判最终“回到了原点，之前的种种努力全都付之东流”。这也是当时的客观现实，由于南北政局的错综复杂，双方的和谈代表其实谁都无法真正握有全权，不能代表利益诉求各异的各派势力，和谈陷入绝境。

袁世凯亲自上阵，不仅议而未决的会议地点、日期彼此各执一词，就连已定议的各项协议也难以维持。当然，革命党似乎也并不希望和平解决，非但未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还不断违反停战协议。湖南都督谭延闿等人非但对和谈始终持有异议，甚至多次公电“限期以袁世凯同意和谈达成的协议作为开战与否的决断”。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更是上书孙中山陈说和战利弊、态度之坚决，言辞之痛切，说理之深刻，最为学界所称引和褒扬。桑兵教授将之归结为一句话，“必须停止与毫无诚信的袁世凯议和，以武力决定民主君主”。斯时，蔡锷已通电各方，请求率精兵长驱河洛，勠力中原。鉴于事态有再度陷入僵局之势，相关各方展开紧急磋商。当然，孙中山并未接受袁世凯的辩解和伍廷芳的建议，而是致电各国公使，公开指责袁世凯“抹杀所议定的国民大会等事”，还特电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的罪状。从政治博弈的手段和技巧看，孙袁二人可谓棋逢对手，双方出招拆解，明显较他人技高一筹。从结果看，孙中山和南方系取得了形式和法理意义上的胜利，而袁世凯和北方系则赢得了实质和政治上的果实。从历史效果看，袁世凯是以南方取“名”（法统）北方取“实”（政权）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满足了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从“帝制”走向“共和”，从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风起云涌的政治舞台犹如“一盘混战的棋局”。桑兵教授梳理比勘各类史料，力图在原有时空位置中还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而以袁世凯、孙中山为主的这些辛亥重要人物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共和”在中国的命运。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辛亥百年，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的原点，穿透政治的迷雾，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宪制变革和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既要看到革命所彰显的“变”，又要看到隐藏在“变”后的“不变”；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断裂，又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实现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跨越。拨开层层历史迷雾，澄清关于此段历史的诸多误解，并不是对辛亥革命的性质重新定位（虽然事实上有这种效果），而是对历史的“温情理解”（钱穆语）及反思。其间，我们既要深入历史的内部结构，又要超然于外，不被历史的细节所淹没、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