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隐抉微，“股”定乾坤——太平保险最初的股份制建构及运营（一、二、三、四）
发布时间：2019-07-12 09:34:29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林振荣
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增资扩股强势逆袭
太平保险创办伊始就依循母公司金城银行先例，采用股份制。
位居“北四行”领航地位的金城银行（图1），是旧中国最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1917年5月15日在天津创建时就采用股份制：注册资金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主要股东来自军政官绅阶层，最大的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17万元）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10万元），周作民入股1万，占股2%，三人合占实收资本的56%控股。周作民凭借超群的才华出任总经理，长期掌管金城银行的经营，业绩超群。1918年金城续收股本50万，1919年又续收100万，到1922年收足资本500万，短短数年，金城已成为声名远播的私营大银行。
图1 金城银行广告牌
1921年，金城本着“厚集资本，互通声气”宗旨，与盐业、中南、大陆三家银行结盟，起初只是携手对大企业放款，以后联营项目渐次增多，翌年便组建“四行联合准备库”，开银行同业联合之先河。1923年四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储金，成立“四行储蓄会”，保本保息，如有盈余则按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此方法新颖，吸引了大量储户，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达到9223万元，垄断了中国北方金融市场。四行遂被视为商业银行之翘楚，赢得“北四行”之美誉。
周作民敏锐地察觉银行投资保险业的天然便利和获利空间，向金城董事会建言：一则，国内战事频仍、政局多变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二则，经营保险业的高额利润已吸引了百业资本的关注，“就上海一地言，每年保险费达7000万元，从前几全在外人保险公司之手，（华商）果能争得10%，每年亦有700万元”；三则，银行所经营的放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故银行兼业保险既可襄助主业，挽回利权，又能有厚利可图，相得益彰。周擘划的展业方案得到董事会赞许通过，遂“钦点”原青岛交通银行经理丁雪农招兵买马，搭起创业团队，制订筹建方案，共同描摹蓝图。
1929年11月20日，金城银行拨充资本金100万元（实际到账50万元），在上海独资创设太平水火保险公司，亦按股份公司注册，制定章程，由周作民出任董事长，丁雪农为总经理，为招揽生意，除金城银行的吴蕴斋、方巨川外，还将金融文化界名流钱新之、篑延芳、秦润卿、史量才、宋雪琴等纳为常务董事。设址于江西路212号金城银行大厦（图2）五楼，实际属于金城银行的联号企业，次年开春2月19日正式开业。
图2 金城银行大厦所在街道方位
万事开头难。太平初创，资力薄弱，规模太小，“每遇大宗生意，只得与人分做，办理颇感困难”，时遭逢世界经济危机，百业不振，不亏便算盈，能挺过劫难生存下来即是强者，周丁二人勉力经营，各项业务比较平稳，渐入正轨，历年决算仍具效益，1930年投资利润率为11.51%，1931年达到14.35%，1932年飙升到29.85%。
1933年7月，金城银行拟将太平规模扩大，而一些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也正跃跃欲试，于是，金城因势利导，借势而为，索性将太平的招商引资计划向社会开放，诚邀利益链中的大陆（图3）、中南、交通、国华、东莱等银行参股，同气连枝，扩股成功，大股东由1家增至7家，名义注册资本金扩大了5倍，为500万元。每股票额100元，股份总额5万股，1万股实收，4万股先收半数（即先将金城原未收齐的100万元补足，其余增资的400万元股票仍先收半数，合计实收300万元），决算日期定为每年十二月底。股东大会组建了新的董事会（图4），中南银行董事长黄奕住兼任董事长，周作民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董事包括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四行储蓄会及准备库的总协理钱新之等，其他董事监事均由股东银行的高级职员担任，共19人，续聘丁雪农、王伯衡为协理。董监事会的擘划和人事安排，充分考虑了企业法人各成员的利益诉求，构建了“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机制，实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一时气势如虹，无出其右，金融界为之瞩目。
图3 “大陆银行”广告牌（各种存款汇款简便迅速代客缴付水电捐税等款）
图4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及监事名录
自添招银行股东后，各股东维护太平保险公司权益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曾周知所属:“凡本行所有房屋及押汇或堆存货品，其未保险者，可即与该公司洽理，或已保险者一经到期，即改由太平承办”。这样，多家银行接受委托签订协议代理太平保险业务，获取了代理佣金和保费折扣，而太平保险公司得到6家银行的资金及业务的扶助，一改资力薄弱的窘状，与银行共享客户及信息资源，展业范围扩大，遴选经纪人，拓展险种，尽力做到“远采各邦之成法，近参国内之情况，务期臻于现代化，以应社会之需要”，陆续添办了人寿、木驳、电梯、兵灾、偷盗、信用、意外诸项保险，信用度和影响力提升，银保合作，混业经营，互壮声势，扶携发展，实现了“双赢”。据1936年《中国保险年鉴》统计，1935年度全国华商保险公司有38家，大多数注册资本在50万元左右，合计资本总额约法币3807万余元，而太平保险实有资本金高达300万元，仅次于官办背景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的500万元，位居行业第二，业务量后来居上。弹指一挥间，太平崛起为市场份额最多的华商保险公司，“其发展之神速，殊足惊人！”受此鼓舞，1936年金城总行亦由天津迁往上海。
目前见到的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实物，有壹股、壹佰股两种（图5）。（图6）为壹股券，票面设计素雅，由咖啡色花饰花球围成边框，正中上方有“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文字和“太极图形”司徽图案——两个鱼形纹动静圆转，勾连充盈，以阴阳轮转，相反相成表达“生生不息”的哲学意蕴，也寓含保险业可以化生万物，使大千世界和谐共荣之期冀——另有股额“壹股”和“国币壹佰元整”的文字标志，编号“甲字000413”，签发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董事长周作民，常务董事唐寿民、许汉卿、黄浴沂、饶韬叔、陈水鲤、丁雪农等签名，均署正规铭章，钤盖公司钢印。印刷精美，采用特殊纸张，质感厚挺，贴销宝塔图（加盖“江苏省宝山”）壹分税票4枚。票背有过户记录表和“摘录本公司章程”，注明“股份总额定为国币壹仟伍佰万元，分为拾伍万股，每股壹佰元，全数收足”。据此可知，这张股票属于增资扩股后的股票，签发于日据上海时期，款式设计及装饰带有明显东洋股票气息，与同时期其它华商保险公司股票风格迥异：竖式格局，票幅39×21.5厘米，股票及存根呈上下连接（显得不伦不类，而非中国传统的左右连接），毛笔汉字填妥编号骑缝盖章从中间处裁开（股票交给股东为凭，企业留下存根备案）。附带从“拾肆年”到“伍拾叁年”的40张息票也与股票呈上下连张设计，每张息票都注明领取的年份，原设计是每年剪下领一次息，计划使用40年，但这张股票的息票只剪去“拾肆年”一张，表明只领过一次息，其后再未领过息。
图5 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壹佰股息票
图6“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壹股股票”（股东张允侨国币壹佰元整甲字第零零零肆壹肆号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一月一日）
持股股东张允侨（1913-1992年），字子美，乃晚清清流健将张佩纶之孙，大清银行总监督张允言的堂弟，也即是张爱玲的堂兄。张允侨娶妻陈师周（字京贞，末代皇帝溥仪的太子师陈宝琛之幼女），193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赴英留学，后到交通银行工作，1948年进税务局工作，1949年赴财政部工作。解放后在房管所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平台升级：集团化运作，规范化管理
股价强势背后必有利好消息。太平的逆袭扩张，怎么能少了资本的欢聚盛宴呢？
回望200年中国保险历史风云，见惯了中华大地上保险公司走马灯似的入市退市、兴废生灭，分化重组在资本市场上本属稀松寻常之事，但太平保险公司从1934年起的三年间陆续并购和接收了四家华商保险公司，却意义非凡，成长性最强劲，集团化经营蔚为大观，成就了中国保险史上第一家托拉斯经营的范本。（见附表）
太平气势如虹，准确把握时机，先后出资并购安平、丰盛、天一等三家保险公司，还利用通易信托公司意外倒闭之机，兜底吃进通易公司名下的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的股份及责任，挟资重组，出任华商联合的常务董事兼董事长，从而控股了这家当时唯一经营分保业务的华资再保险公司，这些皆由会计师根据《公司法》有关同业公司可以相互投资的条款依规办理，资金布局，股权运作，实际并未耗费多少钱。同时拥有四家保险公司的牌号，组建“太安丰天总管理处”，分别在上海及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及代理处，由不同的经副理及代理人招揽生意，技术上的处理统由总管理处一手包办，“以便利各家之分保”。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去打理来自四个不同渠道的业务，协作出击，收到壮大声势、利市大吉、左右逢源、舍我其谁的营销效果。这种垄断模式源自英美，当时其他华商公司未敢尝试，而太平集团首先采用，如此纵横捭阖，利好消息频出，使太平占尽春光。
屋檐下低头，只为生存下去
太平公司投资的保险机构股票，还见有一种“通惠水火保险公司”，它竟映射出太平创始人周作民丁雪农等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有担当的企业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如果没有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能太平保险的崛起史会是另一番顺风顺水的剧情呈现。
场景转换有点快，人们熟悉的太平成长故事背后隐藏着辛酸的伤痛：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滞留香港，日军将他拘捕，威逼利诱，周作民为摆脱危局，无奈与日伪保险业界周旋，绝处觅生，受处境所迫，出于保全太平保险的念头，通知丁雪农，决定致电英美各分保公司立即取消分保契约，太平信誉受损。整个沦陷时期，太平保险除了海外和大后方西南地区分支机构业务尚可维持外，其他分支机构的业务均遭受重创，职员大量流失。1942年3月周被日军遣解回沪，逼他就范，周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坚决不受伪职。周虽未出任过任何伪职，但因与日伪势力有瓜葛，尤其是与大汉奸周佛海来往密切，这使他后来屡遭别人诟病责难。
1942年，日伪政权攫取英美法敌国在上海的保险地盘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由东京海上、日产火灾海上、三菱海上、明治火灾、大仓火灾日本海上、日本火灾、帝国海上、神户和朝日等十余家保险机构联合在上海创立了“东京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企图垄断再保险市场，把中国保险业置于其掌控之下。但由于国人反日情绪高涨，多方抵制，使其无法拓展业务，不得不改变策略：由东京海上、三菱海上、明治火灾、大仓火灾等日本公司找上门来磋商条件，威逼利诱太平保险公司与之合资，创办一家华商名义（为中国法人）的保险公司，采取中国惯用的名称“通惠水火保险公司”命名（图26），专营再保险。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太平保险既然不想被绞杀，惟有与日伪势力合作，与狼共舞而苟且偏安。
据日文《大陆新报》报道：日中“计划互相提携，合办通惠水火保险公司，资本1000万元（中储券），兹已得到国民政府（注：汪伪）之特许，定于（1943年7月）20日在黄浦大楼开业。查该公司之出资比例，华商为51％，日方为49％；公司中之一切行政，将由中国方面任要员经营之。”相关资料显示，通惠的高层为：董事长周作民，常务董事丁雪农、和田义正（东京海上上海支店长），董事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长）、吴震修（中国银行董事长）、叶扶霄（大陆银行协理）、黄浴沂（中南银行总经理）、铃木祥枝（东京海上社长）、龟田俊藏（三菱海上社长）、门野重九郎（大仓火灾会长）、谷井一作（东京海上常务）。监察人：饶韬叔（国华银行常董）、朱如堂（上海银行总经理）、朱博泉（中国工业银行经理）、八卷连三（明治火灾社长）、小三内信（三菱银行上海支店长）等。总公司设在上海外滩18号，主营华商保险同业和日商水火险的再保险业务。除太平保险公司外，知晓它的亲日背景的华商保险公司均与之疏远，业务上甚少往来。
（图7）为“通惠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拾股股票”，签发于中华民国叁拾肆年柒月，股额“拾股”计国币壹千元整，编号为“通字100013”，持股股东为日本人小岛荣三。董事长、常务董事、董事和总经理均有正规签章，中间股数金额上钤盖公司钢印，采用添加彩色纤维丝的特用纸张，印刷精美。背面有“摘录本公司章程”。这张股票的款式设计及装饰，亦有明显日式风格，竖式布局，票幅40×27厘米，股票及存根呈上下连接，毛笔填写的编号汉字从骑缝中间处裁开，股票交给股东，企业留下存根以为凭据。附带有50张息票也与股票呈上下连张设计，每张息票都注明领取的年份，原设计是可每年剪票领息，计划使用50年，但这张股票的50张息票一张也未剪去，说明从未领过息，也表明因华商保险同人自组分保集团予以抵制，故而通惠公司的业务收效甚微，日寇欲借助通惠保险控制上海再保险市场的图谋并未得逞。耐人寻味的是股票签发一个月后，日本就宣告投降，这张股票成为历史的笑柄。
图7 通惠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叁拾肆年拾股
日据上海时的维持经历，成了周作民、吴震修、丁雪农等金融高管职业生涯中不光彩的一页，授人以柄，清誉蒙羞。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大搞汉奸附逆清算，浑水摸鱼，1945年10月，周作民两度遭特务搜捕，虽历时较短有惊无险，但在他心头蒙上了恐怖的阴影，梦魇缠身，脱险后避居广慈医院，又遭逢孙科的敲诈“借款”。周作民在日记里表露当时曾起过自杀的念头，“颇拟自决”，原因即为不堪汉奸罪名的侮辱：“自问八年间，虽对于国家直接无多贡献，然祸国殃民之举绝对毫无，倘仍加以奸名，则宁死而不承认也。”经军政界金融界张群、吴鼎昌、钱新之、戴笠等要员联名疏通，设法向蒋介石进言，为其竭力分辨，才得到蒋的松口，以周秘密从事为党国服务的情报工作为名，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予以豁免。
附表：太平保险集团的托拉斯经营概览表
“大道至简”：太平保险的经营特色
太平保险践行股份制的成功妙诀，没有极其复杂深奥的模型函数，也不会有那么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分析用来唬人，大道至简，大道无形，套用当下通行的股份制企业经营理念试作解析，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的权责对等原则，既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同时又要求所有权与经营权制衡但不掣肘，能够默契协调，太平保险在这方面超逾众多公司，是两权分置的典范。
一般而言，《公司章程》可以全方位呈现企业发展战略顶层设计，诠释公司经营管理框架、运营方式及制度安排。太平的《章程》包括序言、组织系统表、董事及监察人题名录、保险种类、要保须知等内容，几乎涵盖到了股份制建构的所有层面，其核心管理、第一要义是分权制衡，构建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三层公司法人治理框架。
确保股东大会的最高地位，避免总经理权力过分集中及监督功能弱化，是股份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本质要求。而股份制公司体制下，能否妥善处理授权经营关系，所有权的代表者（董事长或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实践者（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和谐，又是股份制企业能否蓬勃兴旺的重要条件。
毋庸置疑，周作民作为创始人对太平决策主体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其在金城银行长袖善舞、气度恢弘的经营风范，也很大程度上奠基了太平保险的风格色调。聪明的人懂得放权用人，周作民兼职很多，金城要务缠身，无暇他顾，他没有越俎代庖，包办太平保险的日常运转具体业务，而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丁雪农去纵横捭阖，因此太平保险有所谓“谋事在周，成事在丁”之说，即把控方向的拍板决策权属于董事会及周作民，但业务拓展全权委托丁雪农拿主意具体擘划。
从《董事会会议记录》来看，总体而论，在太平保险最高层，董事会对总协理的支持多于责难，尊重多于牵制，而且以事业激励为主。董事会放活经营权，只管涉及产权的大事，而不是事事过问处处干预牵制，丁雪农方能施展才华，把握商机，甚至有些事情来不及提前申报董事会开会通过，只要事后做一详细的报告就行。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丁雪农及管理层面临较高的盈利指标红线，很大可能会滋生竭泽而渔的短期策略、非理性行为，会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利。当然要达到这样充分信任的坦诚程度，让董事会认可满意，股息红利是硬道理，还得依赖总协理的超凡经营智慧，只有当公司获得丰厚利润，年终股东们拿到较高的权益性投资收益，才会完全信任经理人的。太平保险的私人掮客很少，银行大股东不贪近利，追求长期投资，轻易不转让股权，股权结构比较稳定，避免了恶性兼并风险，故太平股利分红稳定，1938年派息三厘，1939年派息五厘，1940年派息达到八厘（图8、图9）。
图8：“公私合营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款收据”（公私合营五合织造厂壹拾陆股人民币壹佰陆拾元1956年8月6日）
图9：“公私合营新丰保险股份公司股款收据”(华爱丽1956年4月)。
从太平的具体运营来看，两位协理搭档，性格互补，合作务实。丁雪农个性刚强，行事果敢，对开拓市场有远见卓识，王伯衡初来乍到（王原为银行公会的秘书，受聘太平协理是1933年9月六家银行增资改组时增设的，当时六家为权利制衡争执不让，由钱新之提名“局外人”王伯衡，六方达成妥协而认可，是王对保险业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得到这个待遇优厚的协理职务，“初定月薪五百元，一年后加办公费每月三百元，共计每月八百元”），王虽文采斐然，但保险业务需从头学习，因此不擅权越位，工作细致配合，于是两位协理各擅其长，分工合作，事先约定，决策有分歧，看法不一致时，先把问题搁置起来，待心平气和时再交换想法，寻求相融，九年间居然相安无事。他们擘划构建了分岗设责、分事行权的管控体系和激励机制，分类统筹，奖惩分明，并开拓自营业务，增设了“木驳、电梯、兵、盗、信用”等险种，用吸收来的保险资金抵押放款、投资房地产及证券等，利润颇丰，奠基定调了太平保险的高速增长态势。
对保险公司而言，保费赔付差额和保险资金的运用是保险公司两块基本经营活动。从太平保险公司的历年赔款情况看，赔付率不高，除1937年超过收入保费的一半外，其他年份都低于一半。其主要原因是，太平公司将近一半的赔款通过分保形式转嫁出去，降低和分散了太平的经营风险——早在1936年，周作民就授意丁雪农，指派陶听轩远赴欧洲，寻求与世界著名保险公司分出分入业务的互利合作，成功与伦敦市场的劳合社、世纪等保险集团订立了互惠分保合约。自此不再受上海洋商火险公会摆布，有利于太平保险的稳定发展。
当然，股份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还需要强化合规稽核内控机制，形成绩效自律制度安排。
为规避风险，太平保险的股东银行各指派稽核1人，每周到太平总公司例会一次，审查账目，稽核业务。经营方面如有动议或咨询，先在稽核会议上酝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然后根据定章提交董事会讨论决定。另外，在京、沪、津、哈、鲁、粤六个区域内也设有区稽核制度，由行方所指定的区稽核6人，分别与各分公司负责人定时联席会议，其职能作用，与总公司的稽核相同。
有权就有责，太平沿袭金城的管理制度，建立起工作常规考核，实行“考绩表及保证书”约束。“公司人事规章”规定，每月“将是月告假人数、日期及其事由，开单汇报”，还订立了职员薪金简章，总公司及所属分支公司员工任用、调派、薪金、奖惩等均依规行事，“凡平日办事勤谨，成绩卓著者，固应酌增报酬”，经常性的加薪晋级，用以调动职员努力进取，勤奋工作的积极性。
为吸纳社会监督力量，太平人寿保险按照股份制治理架构，组建了监理委员会，其人员构成上“除本公司总协理为当然委员外”，另聘“一、本公司董事五人，监察人三人；二、本埠各界负声望者三人；三、人寿保险专家三人；四、本公司保户代表三人”。“监理委员会任期，均为一年，得继续聘任”，“监理委员会推常务委员五人，由常务委员互推主席委员一人”。董事、监察人、总协理、专家、社会名流及保户代表在监理委员会里各占多少比例，均在《章程》里做了详尽的预先设计，其他诸如定期召开股东会，决算盈余如何分配的方案确定，都尽力形成制度，有章可循，而且总会计师(CFO)谢霖会定期公布太平的财务查账报告，将年度损益情况（包括赔款、开支、代理人佣金等）公告天下。
还有像太平保险股票的发行、挂失、转让及管理等，都设计了详尽的管理条款，目的是未雨绸缪：太平保险公司“股票分壹股、拾股、壹佰股三种，用记名式，股东以中华民国人民为限”，这既表达了朴素的民族情感，又避免外商投机操纵，保障投资者权益。凡遗失股票需补发，“应由失主以书面报告本公司挂失，并登报声明，经六十日后如无纠葛，得邀同公司认可之保人出具保证书补领新股票”；凡股份转让必须申报本公司，优先考虑内部股东，适当收取过户手续费，“股票移转时须由转让人及承受人署名盖章，向本公司过户换给股票，每纸取手续费国币壹元”（图10）。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创办人就懂得需要兼顾各方利益，权利制衡，使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得到防范，并通过公司章程书面表达这一理念，折射出太平保险公司股份制度趋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图10：“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让与书”与“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接受书”。
总之，股份制的权责对等，分设制衡，兼顾了内部合规激励与外来监督约束，满足了当下金融制度创新所强调的用制度管人管风险、尊重人才创造性，构筑合规文化“防护墙”的要求。而优化管理流程，则可以提升经营管理效率、避免内耗，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保障，太平公司才能迎难而上，顺势而为，实现逆袭。
其二，股份制追求合作共生、合作共进、合作共赢，有利于关联企业之间，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构建“利益共同体”关系，太平保险的腾飞有赖于“不吃全鱼”，学会与人分享，这是睿智的经营之道。
股份公司实施利益激励机制，激发了太平保险各相关方的内生源动力。太平的股东银行之间相互持股，利益均沾，风险共担，使关联企业真正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所有6家股东银行及四行储蓄会的各地分支行会，均与太平订立契约，成为太平的保险业务委托代理人，六行一会代理处门前都挂了太平保险牌号，广事宣传。有一家通成公司是金城银行兴办的以经营棉、煤、粮为主兼营运输业务的企业公司，金城银行、通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为谋相互提携推展业务以期共荣起见，曾商订互助大纲，规定金城及通成公司或职员，凡有保险事宜，均应委托太平办理，凭代理金额获取保费折扣和佣金。太平无偿借用股东银行的行屋，职员也由银行行员兼理，利益均沾皆大欢喜。俗话云，同行是冤家，利益纷争会导致羡慕嫉妒恨心理，相形之下，股份制的互生共融、凝心聚力，总比貌合神离、互相算计、极限施压要好，尤其可以防范同业相互搞“灯下黑”。
除在上海设立总公司外，太平保险还在国内各通衢商埠广设分支机构及代理处，最鼎盛时在全国的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还在香港与东南亚地区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迅速成长为当时中国保险市场上实力雄厚、海外布局的保险巨擘。
与其他金融机构热衷于从政策盲点和市场机会的投机而套利不同，金城与太平比较倾向于“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体模式，投资实业，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奉“稳健、严谨”为宗旨，审慎经营之中力求急进，着力打破银行保险原有的营利路径依赖，以客户为中心创新管理制度，以市场为导向创新经营制度。
周作民自视甚高，平素即以扶持民族工商业为“天职”，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有意模仿三井、三菱模式，以银行为核心，把金融业作为撬动实业发展的杠杆，对银企结合、产业交融颇有心得。现在掌控金城银行及太平保险巨额资金，便放手投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周作民很早就给予永利范旭东和民生卢作孚提供资金重点支持，透支数额逐年增加——在企业前景还非常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投资扶持是需要勇气的。毛泽东后来在谈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提到不能忘记四个实业家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都与周作民大情怀大担当的资金挹注孵化密切相关，当然，范、卢二人成功后也投桃报李，投资出任金城银行的董事。实践证明，金城钟情于投资民族工业的策略，使金城股本大幅升值，效益迅速冠盖全国私营银行群雄。这一举措，虽反映出的是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但客观上扶持了民族工业，产生的孵化催生作用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肯定与积极推崇。
太平保险的资金运作固然要着眼于自身的长远绩效，但毫无疑问要服务及服从于金城银行的总体战略，例如金城决策投资于浙赣铁路，就通知太平保险公司拨款50万元，不容分说，积极配合。
从太平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运作情况看，太平投资数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一直较高，除1937年和1940年两年的比重稍低，只占公司净资产的42%左右外，其余年份大多占65%、70%、80%左右，1943年和1946年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资产。太平将集聚起来的保险基金暂时闲置部分，充分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派生职能，用于投资以实现资金增值。这些保险资金除少量存入六大关系银行外，大部分都流向了抵押放款、证券、房地产等领域，虽个别年份不如承保的收益高，但总体而论，投资效益远超承保收益。
具体说来，受政局影响，太平的保险资金投资额与投资重心会因年份不同而不同。在1932年之前，每年大约有37万元至39万元左右的资金投放社会，到1933年猛然涨至200多万元，这与太平的增资扩股有关。之后几年，大致保持200多万元的资金规模流转于投资领域。在投资重点上，1934年之前，太平投入抵押放款上的资金较多，自1937年起抵押放款的数量陡然下降，转为倾向于有价证券投资，且之后证券投资呈现逐年趋升的态势，原因不言而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了，山雨欲来，国内相对平稳的经济发展环境遭破坏，保险资金只好压缩不确定系数较高的抵押放款投资，转向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投资，像购买救国公债固然是为降低风险，追求高回报，是稳健投资的选择，同时也包含借此激发国人“爱国心”救亡图存的另一层考虑。
从相关史料记载可知，房屋等不动产投资亦是太平保险主打的投资项目。谢霖“正则会计事务所”1934年太平保险账目报告也声称太平投资集中于房地产一途。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作为远东金融重镇，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房地产业炙手可热，投资房地产业获利丰厚，让各路金融豪杰趋之如鹜。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与保险机构的联姻，自1875年保险招商局创办以来一直广泛而密切。从当下国内上市公司的转型战略来看，金融行业已然成为房地产巨擘们转型的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而作为“资本之王”的保险，以其先天优势吸引着地产商们“前赴后继”，可谓是有历史渊源的。
数年前收藏品市场上流出一批民国时期上海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实物，其中有十余张系“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签发给“太平保险”集团的，持股的记名股东就有太平协理丁雪农（图1，图2，印鉴5510号）、设计室主任、保险法权威王效文（图3，图4，印鉴5508号）、常务董事饶韬叔、公私合营时的副总经理李祖模（图5，图6，印鉴5509号）、陶听轩（图7，图8，印鉴5506号）等人，从背面“转让过户栏”的记载来看，1951年12月7日，这批股票由丰盛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给公私合营太平公司，且均为集体过户，过入同一印鉴号5876，估计与保险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有关。是否可以表明当年入股联华地产，显非职员的个人投资行为，而是太平保险公司资本运作的集体举措？
图11：“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董事会发息通知函”（1966年裸寄盖戳）。
图12：“丰盛保险公司持股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东为丁雪农壹佰股中华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
图12为“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壹佰股股票”，票面亮蓝色调，图案设计新颖别致：以“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中文标志为界分隔上下两部分，上端连片的高楼，气势恢宏，簇拥司徽标记，下端则茅屋旷野，独木难成景，形象诠释房地产业让荒郊变凤阁龙楼的变化，整体风格显得简洁明快。左右下端变形花饰凑成边框，票幅20.5×25.5厘米。从票面信息中可知，创立于1942年9月的联华房地产公司，资本总额初为储备银行币1500万，每股十元，分150万股，以后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到“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重新登记时，股本总额已达“国币壹万万元整”，股份总额为“壹仟万股”，每股金额“国币拾元，一次缴足”。股票编号“第16258号”，股份壹佰股，国币壹仟元整，签发于“中华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左侧有长条骑缝公司章，并有“监发郑於福”、“服务董焕文”的钤章。下端居中贴有覆红纸钤盖圆形钢印；最下端有“华伦股票印刷公司印制”标注；有董事沈籁清、瞿季刚、许宝骅、谈公远、陈述昆的钤章。背面信息表明，付息直至1957年第三季度。查有关史料，著名建筑大师匈牙利人邬达克也是该公司常务董事。
图13：“丰盛保险公司持股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东为丁雪农壹仟股中华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
（图13）为联华房地产的壹仟股股票，票图相同，只是颜色改为桃红色，股份改为壹仟股，国币改为壹万元。
图14：“恒兴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伍佰股股票”（太合记出让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钤盖太平保险公司投资专用之章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还有另一种“恒兴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伍佰股股票”（图14），与上述情况类似，原股票签发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伍佰股计“国币伍仟圆”(改值减半)，票上董事长“张慰如”即创立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之张文焕，董事沈长赓乃上海滩堪与黄金荣齐名的青帮大亨，曾主持日伪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票面信息表明，后来由“太合记”出让给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钤盖“太平保险公司投资专用之章”
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
资本为王时代，有钱就有机会。房地产投资属于高回报理财项目，但一般需要投资额巨大，回收期限相对较长，流动性较差，且投机性过强，风险丛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房地产更容易受时局的影响。所以经济环境平稳时，太平公司侧重于房地不动产投资，且从中获利不菲，有效增强了太平的资本实力。而当“八一三”抗战以后，上海的工矿企业被日伪鲸吞、损毁无数，人民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房产证券抛售止损已来不及，连保险公司正常运营所必需的安定社会条件都已丧失，无奈之余，太平保险公司与中国保险公司均开始将经营重点向国外转移，以维持生计。
太平公司的投资经历启示后来者，合理利用保险资金潜在的运用可能性和运作空间，对保险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非凡。在保证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性最大化，是保险投资应追求的理想目标。保险资金投资需要与时俱进，依据不同时期投资的特点，进行合理的组合，借以改善保险业的经营环境，增强保险公司竞争力。
其三，太平保险公司的腾飞还有赖于实施人才强司战略：大力培育“以人为本，善待员工”的企业文化，形成了注重选拔训育和薪酬激励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聚合天下英才，创设平台培养和使用自己的专业人才，使太平成为业界羡慕的人才高地，为太平的超常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保险业属于全新的高智能、高技术密集型事业，非有专门的保险知识、财经商事常识及相关专业素质者不能胜任，这就要求保险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打破任人唯亲的传统藩篱，摆脱人情关系的羁绊，转向用人唯贤，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担当重任。
周与丁深谙人才是第一资源、“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的道理，把人才作为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太平初创，为了延揽优秀人才加盟，丁雪农礼贤下士，强调提供优厚待遇和优越的创业条件，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一些关键性的岗位不惜财力代价尽力搜罗，“权衡人选，因事因地，固各有其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如盛情邀请谢霖（上海光华大学会计系主任及商学院院长、教授，会计教育家，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跻身民国四大民族品牌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办者）兼职太平保险公司总会计师；邀请王效文（多所大学教授、中国保险学、商法理论的奠基者，开派宗师）兼任太平保险公司设计部长（CFO），增设一个设计部，由王效文具体负责（后期是潘学安），专门研究特种理论前沿问题，尤其是在保险法律和编译方面，为公司做了许多务虚的事。高薪聘请“中国三大精算师”之一的陈思度（美国密歇根大学精算硕士）任寿险精算师；聘请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陆锦文（清华大学毕业，1918年获杰弗逊医学院医学硕士，医术享誉全国）出任医务主任；还有潘学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大华保险公司和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卓牟来（出身福州名门望族，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系硕士，与曾国藩聂缉槼家族有姻亲关系）、卓东来（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硕士）、郭佩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华人寿协进社总编辑、著名保险出版人）、王显猷、崔惠卿等都委以重任。广开进贤之路，爱才敬才，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宽容他们的恃才傲物，学究气十足，而且尽力去了解这些专业英才，抓住人才特质，唯才是举，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求全责备，体现出识才的慧眼、容才的雅量，用事业成就联络情感，使他们有归属感，用良好的干事创业平台和生态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到太平步入正轨，丁雪农从重金挖人转向岗位淬炼人才：太平始终没有重用外国顾问专家，宁可投入高额培养成本，大胆使用新人，岗位历练，也要营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企业生态，从而培养出许多后来中国保险业的领军人物。
太平保险公司重视后续人才的培养，从其创立至上海租界沦陷，前后招考了三批大中学毕业生100余人（王效文曾领命远赴西南地区主持招考事宜），通过考试，“遴选真才，充厚办事实力”，保险公司渴求人才之心广而告之，以防鱼目混珠，尽管这种考试其形象宣传的作用远远大于选拔人才的作用。太平保险对新录用职员，由丁雪农亲开讲座，请专家给予技术上的辅导培训，其使用原则是量才聘任，只要你有能力，公司就培养你，公司选派有培养潜质的中层骨干赴欧美国家学习深造。当时太平保险的外勤人员地位略高，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其中多为履职的大学生职员。后来这批新人大都成为总分公司的业务骨干。
1934年，丁雪农采用派发佣金的办法鼓励职员招徕大学高端客户，于是太平的各地经副理都亲自到各大院校宣讲保险，太平天津分公司派员赴北平协助揽得清华、北京两大学的房产、仪器、家具和教职员住宅的火险业务，数额巨大。
从太平的崛起可以印证一个真谛，那就是，保险职业教育与保险企业未来发展密切联系，呈现司兴业荣，业败术衰之势。太平保险要求保险职员有“相当之学识及养成高尚之志趣”，从选人开始，就冲破封建关系的罗网，避免“亲近繁殖”现象，正风纪，守法度，使太平人人拥有一份干事业的向心力、正能量。
到1948年底，受恶性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失衡，社会失序，太平保险公司业绩崩塌，已再难负担企业运营的浩大开支，遂无奈着手办理员工的裁遣与安置手续，公司“为顾及同人所得无多”，决定“上海同人不分年资及待遇一律另加二千元，此另加之数平津两地亦同样支付”。相比其他公司的决绝冷酷，衬托出太平集团与员工之间的厚谊深情。
得失之间，谁能说得清
尽管太平构建了近现代史上颇为领先的股份制组织模式，并尽可能剔除宗族姻亲因素对企业的左右，但凡事无绝对，在人情大于天的时代，有时制度也要让位于世俗势力，一些不符合股份制要求或原则的做法仍大行其道。
太平保险的运营成本一直较高，除职员的工资福利远较其他保险公司为高外，办公楼所及设施装修也颇为讲究（总公司没有独立的办公大楼，长租上海江西路212号五楼，房租一切所费不赀），就连保险单和广告印刷品用的纸张，均要选用高规格上档次的，其他费用亦无不从宽支付。这样固然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家大业大开销大，但有时浪费极大，其中一个积重难返之原因，就是信奉“酒肉外交”营销策略。
金城银行及太平保险公司所在的江西中路是沪上著名的金融街，距离外滩一步之遥，马路西侧门对门的是上海市政府财政局、民政处、警察局，左邻右舍多为像浙江实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新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农工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一样的金融机构（图15），紧隔壁就是沪上有名的都城饭店，这为他们的恃权运营提供了便捷条件。
图15-1 金城银行大厦所在街道方位
图15-2 太平保险公司及其创始股东金城银行位于上海江西路212号的旧址
金钱万能时代，一切生意关系的确立和情感的熟悉，皆赖金钱为润滑剂，金城与太平公司展业也摆脱不了这个窠臼。由于金城银行开疆拓土主要依恃权势，所以对握有实权的人就会仗义疏财，“周作民重用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逢迎的人物之嗜好，选择擅长这一方面的人去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对于某些路子广、能扩张业务的高级经理人，周作民青睐有加，常常迁就放纵，甚至容忍他们拖欠行里钱款，去搞腐化拉拢，挥霍公款，不属于因公的消费，最后经过周签条，亦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
王伯衡及一些太平高级经理人亦信奉“酒肉外交”，精通应酬、善于逢迎，为了搞定大客户，几乎天天请客，夜夜笙歌，席设务求奢华，菜肴务求精良，每日每餐都是在酒肉酬酢中度过，对保户要酬应，对中外同业要酬应，对代理人要酬应，甚至对股东银行与保险事务搭边的人员也要酬应，否则就会原定投向太平公司的业务也会流向其他公司。等到酒肉关系建立起来了，情感联络好了，非但眼前的业务不会流失，而且后续的业务亦会源源不断。太平公司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各股东、各地分支行的经副理，甚至会计主任，每到上海，必定吃一次“太平酒”，若不主动招待，他们也会提出要求，这是他们来沪日程中排定的一件要事，不可或缺。太平公司业务的发展，多半是靠这些交际手段拿到的，为拉业务所耗费的应酬精力及钱财着实不少。
万物皆有度，过犹不及。虽然短期看来，这种花费是值得的——在签订合同上的眼前利益收获，足以抵偿支出而有余，但从长远来看祸患无穷，业界侧目，因其助长办事靠人情的不良风气，为有理想有追求的经营者所不屑，胡詠骐谈及宁绍人寿公司时指出“本公司营业方针，采用教育工作，务使社会人士对此有透彻之认识而自动投保，打破一切以酬宴为号召之恶习”，还有报刊时评附议云：“昔日经营者常以情谊敷衍，并借花酒之酬酢，作业务之推广，既失服务之精神，复堕本业之信誉”
毋庸讳言，太平的用人不可避免地受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还表现出一些狭隘理念，比如大量擢升镇江扬州人员（在民国金融界，有所谓“北四行”是镇扬帮的大本营，而“南三行”属于宁绍帮地盘之说），中层很少重用外省或外地人，如此的门户之见，使一些有才之人倍感失落，喟叹怀才不遇。如原安平保险公司总经理、浙江余姚人董汉槎，保险生涯从服务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起步，后来在安平保险宏图大展，才华卓著，其持重品格、精湛业务、管理能力和勤勉态度素为保险业界所共仰，安平被太平并购以后，一度因太平股东大会的董事人选安排而略显落寞，屈就业务部长兼安平经理，旋调任“太安丰天天津分经理处”履职，郁郁不得志。1941年8月11日，董汉槎、王显猷、顾中一等老安平人相约辞职离开太平，发起创办了大东、中国航运、大上海、大南等四家保险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中国天一、中国平安、中国工业、中国再保险、永大、富华等6家保险公司的董事，还主导构建起“大上海分保集团”，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罕见创业干才，行业领军人物，因为不属于镇扬帮而失望绝望，没有为太平服务终身，历史留下了缺憾。
如果说中国两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只是让太平保险企业家的用人思想里或多或少打上时代烙印的话，那么，监督约束机制创新未能及时跟上，不敢放手按照西方的契约责任管理制度去实施，就埋下了祸根，这是太平四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多事之秋的内在原因。
由于王伯衡与丁雪农二人的行事风格经营理念不同，加上后来在与国外分保集团取消分保契约上分歧较大，王辞去了太平保险公司的所有职务，赴重庆组建太平洋保险公司，翻脸挖人抢市场，选择与太平保险分道扬镳，分庭抗礼。有个后话，可以作为故事的注脚，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时，王伯衡谎报交通保险公司股份性质，隐匿财产，后经军管会金融处发觉核实，即予接管停业清理，并对责任人员予以法律惩处，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交通产物保险公司，是原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以同人福利基金项下拨款（占53%的股款）组建起的嫡系保险企业，董事长王伯衡在填送调查表时，却自列入丙类私人资本，经军管会保险组查出，认为这是太平洋的投资，应以官僚资本论而须列入甲类，显为故意隐匿人民的财产而企图作为私人财产。此案移送法院，经法院一审、二审、三审、四审的结果，宣判王伯衡故意隐匿人民财产，罚款人民币一千万元（注1：当时约合港币三万元）。
用人唯才，但必须强化规矩意识，坚守做人底线。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抗战期间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以业绩最佳恃宠而骄，就曾犯上作乱，企图与周丁二人分庭抗礼，甚至要取而代之，迫于无奈周作民只得通过盟兄张群运用政治手腕，将戴自牧调为总经理处协理才算摆平此事。
从民营到国营：太平的华丽转身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自195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25家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经过紧张磋商，确定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公私合营后的太平保险公司由15家公司组成，其中上海12家，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天津3家，即大昌、中安、中国平安。董事会由19人组成，经共同推选，周作民等7人为常务董事，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任副董事长，林震峰为总经理，金瑞麒、李祖模为副总经理。并设立了7人监事会。
公司资本总额定为人民币100亿元（旧人民币），其中参加合并的15家公司以其净资产作为投资，核定为45亿元，其余55亿元悉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合并协议于1951年10月22日正式签订，11月1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业。
上海的其他13家私营保险公司另组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资本总额60亿元人民币，于1952年1月1日宣告开业。
国家对私股由赎买改行“定息制度”，即按合营时的资本家资产作价入股，由国家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付给资本家一般为资产总额5%的利息，同时对资方从业人员保留高薪，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实行“赎买政策”，是为了减少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阻挠，而且着眼于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直到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1953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筹划将太平、新丰两公司进一步合并的计划，拟通过合并最终实现国内保险业务由国家专营。1955年11月11日，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加强对国外业务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其助手作用，分担起促进国际贸易、吸收外汇资金的光荣任务。考虑到太平保险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和海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因此建议合并后的新机构定名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
1956年3月21日，统一后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在上海召开董监事会议，就定股、发息问题达成决议：股份总数为8.2万股，每一股为人民币10元，股息为年息四厘，并定于1956年4月2日正式发息。会议同时决定，以股民利益为重，绝不与民争利，要将1952年至1956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放的私股股息，在4月、9月、11月间分三次发放到位，决不让股东的权益受到半点损失。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新的太平保险总公司设址于北京阜成门外天宁寺路，开启了为国分忧、海外布局的新征程。
后记
在历经岁月荡涤、劫后余生的金融文物里，股票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让金融史研究者们津津乐道，让收藏家们珍视痴迷。作为资本投入的凭证，股票代表了投资者的重要权利，据以分享经济利益，因而在当年就属于贵重资源，非常注重防伪（有关太平保险股票的防伪举措，容在后续研究）。回望百年保险史，每一张保险公司股票与保险单，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背后都演绎着一段心血铸成的岁月往事，记录着保险先辈的逸闻趣事，承载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厚重与饱满，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立体而又鲜活的企业群体映像。它会通过文字图案信息向您述说企业经受的坎坷和沧桑，现身说法地告诉您经办者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解读它们，不由人怦然心动：字里行间的每一笔，述说着创业的艰难和拓荒的辛劳，深深透视出创建者在探求成功之路时所必须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周详谋划，它真实记录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反映股份制公司治理架构，更折射出社会的动荡变迁、风云变幻，弥补金融史研究空白。股票在传递保险行业兴衰荣枯悲欢离合信息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保存着鲜活的保险行业文化血脉，守护着保险人的精神家园。 （完）
【注释】
注1：当时约合港币三万元，《中国保险历程》240页
【参考书目】
沈雷春主编：中国保险年鉴（1936）［Ｍ］．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出版，
沈雷春主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Ｍ］，中国金融年鉴社版，
颜鹏飞主编:《中国保险史志》1989年［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周华孚、颜鹏飞主编:《中国保险法规暨章程大全(1865-1953)》1992年版［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1933年出版）
《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上下册/精装 1995年版)
《太平保险公司1933年营业报告书》，《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太平保险公司常务董事会议录(1937年6月9日)》，《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太平、安平、丰盛保险公司总经理业务报告(1936年)》，《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访问王伯衡记录(1963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5-296页。
《银保合作:近代太平保险公司经营实效分析》（吕光磊，徐华《上海经济研究》2004）
上海市档案馆所存“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档案”427卷
《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全宗号Q33）
□林振荣
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增资扩股强势逆袭
太平保险创办伊始就依循母公司金城银行先例，采用股份制。
位居“北四行”领航地位的金城银行（图1），是旧中国最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1917年5月15日在天津创建时就采用股份制：注册资金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主要股东来自军政官绅阶层，最大的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17万元）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10万元），周作民入股1万，占股2%，三人合占实收资本的56%控股。周作民凭借超群的才华出任总经理，长期掌管金城银行的经营，业绩超群。1918年金城续收股本50万，1919年又续收100万，到1922年收足资本500万，短短数年，金城已成为声名远播的私营大银行。
图1 金城银行广告牌
1921年，金城本着“厚集资本，互通声气”宗旨，与盐业、中南、大陆三家银行结盟，起初只是携手对大企业放款，以后联营项目渐次增多，翌年便组建“四行联合准备库”，开银行同业联合之先河。1923年四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储金，成立“四行储蓄会”，保本保息，如有盈余则按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此方法新颖，吸引了大量储户，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达到9223万元，垄断了中国北方金融市场。四行遂被视为商业银行之翘楚，赢得“北四行”之美誉。
周作民敏锐地察觉银行投资保险业的天然便利和获利空间，向金城董事会建言：一则，国内战事频仍、政局多变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二则，经营保险业的高额利润已吸引了百业资本的关注，“就上海一地言，每年保险费达7000万元，从前几全在外人保险公司之手，（华商）果能争得10%，每年亦有700万元”；三则，银行所经营的放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故银行兼业保险既可襄助主业，挽回利权，又能有厚利可图，相得益彰。周擘划的展业方案得到董事会赞许通过，遂“钦点”原青岛交通银行经理丁雪农招兵买马，搭起创业团队，制订筹建方案，共同描摹蓝图。
1929年11月20日，金城银行拨充资本金100万元（实际到账50万元），在上海独资创设太平水火保险公司，亦按股份公司注册，制定章程，由周作民出任董事长，丁雪农为总经理，为招揽生意，除金城银行的吴蕴斋、方巨川外，还将金融文化界名流钱新之、篑延芳、秦润卿、史量才、宋雪琴等纳为常务董事。设址于江西路212号金城银行大厦（图2）五楼，实际属于金城银行的联号企业，次年开春2月19日正式开业。
图2 金城银行大厦所在街道方位
万事开头难。太平初创，资力薄弱，规模太小，“每遇大宗生意，只得与人分做，办理颇感困难”，时遭逢世界经济危机，百业不振，不亏便算盈，能挺过劫难生存下来即是强者，周丁二人勉力经营，各项业务比较平稳，渐入正轨，历年决算仍具效益，1930年投资利润率为11.51%，1931年达到14.35%，1932年飙升到29.85%。
1933年7月，金城银行拟将太平规模扩大，而一些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也正跃跃欲试，于是，金城因势利导，借势而为，索性将太平的招商引资计划向社会开放，诚邀利益链中的大陆（图3）、中南、交通、国华、东莱等银行参股，同气连枝，扩股成功，大股东由1家增至7家，名义注册资本金扩大了5倍，为500万元。每股票额100元，股份总额5万股，1万股实收，4万股先收半数（即先将金城原未收齐的100万元补足，其余增资的400万元股票仍先收半数，合计实收300万元），决算日期定为每年十二月底。股东大会组建了新的董事会（图4），中南银行董事长黄奕住兼任董事长，周作民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董事包括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四行储蓄会及准备库的总协理钱新之等，其他董事监事均由股东银行的高级职员担任，共19人，续聘丁雪农、王伯衡为协理。董监事会的擘划和人事安排，充分考虑了企业法人各成员的利益诉求，构建了“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机制，实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一时气势如虹，无出其右，金融界为之瞩目。
图3 “大陆银行”广告牌（各种存款汇款简便迅速代客缴付水电捐税等款）
图4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及监事名录
自添招银行股东后，各股东维护太平保险公司权益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曾周知所属:“凡本行所有房屋及押汇或堆存货品，其未保险者，可即与该公司洽理，或已保险者一经到期，即改由太平承办”。这样，多家银行接受委托签订协议代理太平保险业务，获取了代理佣金和保费折扣，而太平保险公司得到6家银行的资金及业务的扶助，一改资力薄弱的窘状，与银行共享客户及信息资源，展业范围扩大，遴选经纪人，拓展险种，尽力做到“远采各邦之成法，近参国内之情况，务期臻于现代化，以应社会之需要”，陆续添办了人寿、木驳、电梯、兵灾、偷盗、信用、意外诸项保险，信用度和影响力提升，银保合作，混业经营，互壮声势，扶携发展，实现了“双赢”。据1936年《中国保险年鉴》统计，1935年度全国华商保险公司有38家，大多数注册资本在50万元左右，合计资本总额约法币3807万余元，而太平保险实有资本金高达300万元，仅次于官办背景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的500万元，位居行业第二，业务量后来居上。弹指一挥间，太平崛起为市场份额最多的华商保险公司，“其发展之神速，殊足惊人！”受此鼓舞，1936年金城总行亦由天津迁往上海。
目前见到的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实物，有壹股、壹佰股两种（图5）。（图6）为壹股券，票面设计素雅，由咖啡色花饰花球围成边框，正中上方有“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文字和“太极图形”司徽图案——两个鱼形纹动静圆转，勾连充盈，以阴阳轮转，相反相成表达“生生不息”的哲学意蕴，也寓含保险业可以化生万物，使大千世界和谐共荣之期冀——另有股额“壹股”和“国币壹佰元整”的文字标志，编号“甲字000413”，签发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董事长周作民，常务董事唐寿民、许汉卿、黄浴沂、饶韬叔、陈水鲤、丁雪农等签名，均署正规铭章，钤盖公司钢印。印刷精美，采用特殊纸张，质感厚挺，贴销宝塔图（加盖“江苏省宝山”）壹分税票4枚。票背有过户记录表和“摘录本公司章程”，注明“股份总额定为国币壹仟伍佰万元，分为拾伍万股，每股壹佰元，全数收足”。据此可知，这张股票属于增资扩股后的股票，签发于日据上海时期，款式设计及装饰带有明显东洋股票气息，与同时期其它华商保险公司股票风格迥异：竖式格局，票幅39×21.5厘米，股票及存根呈上下连接（显得不伦不类，而非中国传统的左右连接），毛笔汉字填妥编号骑缝盖章从中间处裁开（股票交给股东为凭，企业留下存根备案）。附带从“拾肆年”到“伍拾叁年”的40张息票也与股票呈上下连张设计，每张息票都注明领取的年份，原设计是每年剪下领一次息，计划使用40年，但这张股票的息票只剪去“拾肆年”一张，表明只领过一次息，其后再未领过息。
图5 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壹佰股息票
图6“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壹股股票”（股东张允侨国币壹佰元整甲字第零零零肆壹肆号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一月一日）
持股股东张允侨（1913-1992年），字子美，乃晚清清流健将张佩纶之孙，大清银行总监督张允言的堂弟，也即是张爱玲的堂兄。张允侨娶妻陈师周（字京贞，末代皇帝溥仪的太子师陈宝琛之幼女），193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赴英留学，后到交通银行工作，1948年进税务局工作，1949年赴财政部工作。解放后在房管所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平台升级：集团化运作，规范化管理
股价强势背后必有利好消息。太平的逆袭扩张，怎么能少了资本的欢聚盛宴呢？
回望200年中国保险历史风云，见惯了中华大地上保险公司走马灯似的入市退市、兴废生灭，分化重组在资本市场上本属稀松寻常之事，但太平保险公司从1934年起的三年间陆续并购和接收了四家华商保险公司，却意义非凡，成长性最强劲，集团化经营蔚为大观，成就了中国保险史上第一家托拉斯经营的范本。（见附表）
太平气势如虹，准确把握时机，先后出资并购安平、丰盛、天一等三家保险公司，还利用通易信托公司意外倒闭之机，兜底吃进通易公司名下的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的股份及责任，挟资重组，出任华商联合的常务董事兼董事长，从而控股了这家当时唯一经营分保业务的华资再保险公司，这些皆由会计师根据《公司法》有关同业公司可以相互投资的条款依规办理，资金布局，股权运作，实际并未耗费多少钱。同时拥有四家保险公司的牌号，组建“太安丰天总管理处”，分别在上海及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及代理处，由不同的经副理及代理人招揽生意，技术上的处理统由总管理处一手包办，“以便利各家之分保”。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去打理来自四个不同渠道的业务，协作出击，收到壮大声势、利市大吉、左右逢源、舍我其谁的营销效果。这种垄断模式源自英美，当时其他华商公司未敢尝试，而太平集团首先采用，如此纵横捭阖，利好消息频出，使太平占尽春光。
屋檐下低头，只为生存下去
太平公司投资的保险机构股票，还见有一种“通惠水火保险公司”，它竟映射出太平创始人周作民丁雪农等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有担当的企业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如果没有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能太平保险的崛起史会是另一番顺风顺水的剧情呈现。
场景转换有点快，人们熟悉的太平成长故事背后隐藏着辛酸的伤痛：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滞留香港，日军将他拘捕，威逼利诱，周作民为摆脱危局，无奈与日伪保险业界周旋，绝处觅生，受处境所迫，出于保全太平保险的念头，通知丁雪农，决定致电英美各分保公司立即取消分保契约，太平信誉受损。整个沦陷时期，太平保险除了海外和大后方西南地区分支机构业务尚可维持外，其他分支机构的业务均遭受重创，职员大量流失。1942年3月周被日军遣解回沪，逼他就范，周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坚决不受伪职。周虽未出任过任何伪职，但因与日伪势力有瓜葛，尤其是与大汉奸周佛海来往密切，这使他后来屡遭别人诟病责难。
1942年，日伪政权攫取英美法敌国在上海的保险地盘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由东京海上、日产火灾海上、三菱海上、明治火灾、大仓火灾日本海上、日本火灾、帝国海上、神户和朝日等十余家保险机构联合在上海创立了“东京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企图垄断再保险市场，把中国保险业置于其掌控之下。但由于国人反日情绪高涨，多方抵制，使其无法拓展业务，不得不改变策略：由东京海上、三菱海上、明治火灾、大仓火灾等日本公司找上门来磋商条件，威逼利诱太平保险公司与之合资，创办一家华商名义（为中国法人）的保险公司，采取中国惯用的名称“通惠水火保险公司”命名（图26），专营再保险。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太平保险既然不想被绞杀，惟有与日伪势力合作，与狼共舞而苟且偏安。
据日文《大陆新报》报道：日中“计划互相提携，合办通惠水火保险公司，资本1000万元（中储券），兹已得到国民政府（注：汪伪）之特许，定于（1943年7月）20日在黄浦大楼开业。查该公司之出资比例，华商为51％，日方为49％；公司中之一切行政，将由中国方面任要员经营之。”相关资料显示，通惠的高层为：董事长周作民，常务董事丁雪农、和田义正（东京海上上海支店长），董事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长）、吴震修（中国银行董事长）、叶扶霄（大陆银行协理）、黄浴沂（中南银行总经理）、铃木祥枝（东京海上社长）、龟田俊藏（三菱海上社长）、门野重九郎（大仓火灾会长）、谷井一作（东京海上常务）。监察人：饶韬叔（国华银行常董）、朱如堂（上海银行总经理）、朱博泉（中国工业银行经理）、八卷连三（明治火灾社长）、小三内信（三菱银行上海支店长）等。总公司设在上海外滩18号，主营华商保险同业和日商水火险的再保险业务。除太平保险公司外，知晓它的亲日背景的华商保险公司均与之疏远，业务上甚少往来。
（图7）为“通惠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拾股股票”，签发于中华民国叁拾肆年柒月，股额“拾股”计国币壹千元整，编号为“通字100013”，持股股东为日本人小岛荣三。董事长、常务董事、董事和总经理均有正规签章，中间股数金额上钤盖公司钢印，采用添加彩色纤维丝的特用纸张，印刷精美。背面有“摘录本公司章程”。这张股票的款式设计及装饰，亦有明显日式风格，竖式布局，票幅40×27厘米，股票及存根呈上下连接，毛笔填写的编号汉字从骑缝中间处裁开，股票交给股东，企业留下存根以为凭据。附带有50张息票也与股票呈上下连张设计，每张息票都注明领取的年份，原设计是可每年剪票领息，计划使用50年，但这张股票的50张息票一张也未剪去，说明从未领过息，也表明因华商保险同人自组分保集团予以抵制，故而通惠公司的业务收效甚微，日寇欲借助通惠保险控制上海再保险市场的图谋并未得逞。耐人寻味的是股票签发一个月后，日本就宣告投降，这张股票成为历史的笑柄。
图7 通惠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叁拾肆年拾股
日据上海时的维持经历，成了周作民、吴震修、丁雪农等金融高管职业生涯中不光彩的一页，授人以柄，清誉蒙羞。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大搞汉奸附逆清算，浑水摸鱼，1945年10月，周作民两度遭特务搜捕，虽历时较短有惊无险，但在他心头蒙上了恐怖的阴影，梦魇缠身，脱险后避居广慈医院，又遭逢孙科的敲诈“借款”。周作民在日记里表露当时曾起过自杀的念头，“颇拟自决”，原因即为不堪汉奸罪名的侮辱：“自问八年间，虽对于国家直接无多贡献，然祸国殃民之举绝对毫无，倘仍加以奸名，则宁死而不承认也。”经军政界金融界张群、吴鼎昌、钱新之、戴笠等要员联名疏通，设法向蒋介石进言，为其竭力分辨，才得到蒋的松口，以周秘密从事为党国服务的情报工作为名，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予以豁免。
附表：太平保险集团的托拉斯经营概览表
“大道至简”：太平保险的经营特色
太平保险践行股份制的成功妙诀，没有极其复杂深奥的模型函数，也不会有那么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分析用来唬人，大道至简，大道无形，套用当下通行的股份制企业经营理念试作解析，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的权责对等原则，既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同时又要求所有权与经营权制衡但不掣肘，能够默契协调，太平保险在这方面超逾众多公司，是两权分置的典范。
一般而言，《公司章程》可以全方位呈现企业发展战略顶层设计，诠释公司经营管理框架、运营方式及制度安排。太平的《章程》包括序言、组织系统表、董事及监察人题名录、保险种类、要保须知等内容，几乎涵盖到了股份制建构的所有层面，其核心管理、第一要义是分权制衡，构建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三层公司法人治理框架。
确保股东大会的最高地位，避免总经理权力过分集中及监督功能弱化，是股份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本质要求。而股份制公司体制下，能否妥善处理授权经营关系，所有权的代表者（董事长或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实践者（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和谐，又是股份制企业能否蓬勃兴旺的重要条件。
毋庸置疑，周作民作为创始人对太平决策主体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其在金城银行长袖善舞、气度恢弘的经营风范，也很大程度上奠基了太平保险的风格色调。聪明的人懂得放权用人，周作民兼职很多，金城要务缠身，无暇他顾，他没有越俎代庖，包办太平保险的日常运转具体业务，而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丁雪农去纵横捭阖，因此太平保险有所谓“谋事在周，成事在丁”之说，即把控方向的拍板决策权属于董事会及周作民，但业务拓展全权委托丁雪农拿主意具体擘划。
从《董事会会议记录》来看，总体而论，在太平保险最高层，董事会对总协理的支持多于责难，尊重多于牵制，而且以事业激励为主。董事会放活经营权，只管涉及产权的大事，而不是事事过问处处干预牵制，丁雪农方能施展才华，把握商机，甚至有些事情来不及提前申报董事会开会通过，只要事后做一详细的报告就行。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丁雪农及管理层面临较高的盈利指标红线，很大可能会滋生竭泽而渔的短期策略、非理性行为，会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利。当然要达到这样充分信任的坦诚程度，让董事会认可满意，股息红利是硬道理，还得依赖总协理的超凡经营智慧，只有当公司获得丰厚利润，年终股东们拿到较高的权益性投资收益，才会完全信任经理人的。太平保险的私人掮客很少，银行大股东不贪近利，追求长期投资，轻易不转让股权，股权结构比较稳定，避免了恶性兼并风险，故太平股利分红稳定，1938年派息三厘，1939年派息五厘，1940年派息达到八厘（图8、图9）。
图8：“公私合营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款收据”（公私合营五合织造厂壹拾陆股人民币壹佰陆拾元1956年8月6日）
图9：“公私合营新丰保险股份公司股款收据”(华爱丽1956年4月)。
从太平的具体运营来看，两位协理搭档，性格互补，合作务实。丁雪农个性刚强，行事果敢，对开拓市场有远见卓识，王伯衡初来乍到（王原为银行公会的秘书，受聘太平协理是1933年9月六家银行增资改组时增设的，当时六家为权利制衡争执不让，由钱新之提名“局外人”王伯衡，六方达成妥协而认可，是王对保险业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得到这个待遇优厚的协理职务，“初定月薪五百元，一年后加办公费每月三百元，共计每月八百元”），王虽文采斐然，但保险业务需从头学习，因此不擅权越位，工作细致配合，于是两位协理各擅其长，分工合作，事先约定，决策有分歧，看法不一致时，先把问题搁置起来，待心平气和时再交换想法，寻求相融，九年间居然相安无事。他们擘划构建了分岗设责、分事行权的管控体系和激励机制，分类统筹，奖惩分明，并开拓自营业务，增设了“木驳、电梯、兵、盗、信用”等险种，用吸收来的保险资金抵押放款、投资房地产及证券等，利润颇丰，奠基定调了太平保险的高速增长态势。
对保险公司而言，保费赔付差额和保险资金的运用是保险公司两块基本经营活动。从太平保险公司的历年赔款情况看，赔付率不高，除1937年超过收入保费的一半外，其他年份都低于一半。其主要原因是，太平公司将近一半的赔款通过分保形式转嫁出去，降低和分散了太平的经营风险——早在1936年，周作民就授意丁雪农，指派陶听轩远赴欧洲，寻求与世界著名保险公司分出分入业务的互利合作，成功与伦敦市场的劳合社、世纪等保险集团订立了互惠分保合约。自此不再受上海洋商火险公会摆布，有利于太平保险的稳定发展。
当然，股份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还需要强化合规稽核内控机制，形成绩效自律制度安排。
为规避风险，太平保险的股东银行各指派稽核1人，每周到太平总公司例会一次，审查账目，稽核业务。经营方面如有动议或咨询，先在稽核会议上酝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然后根据定章提交董事会讨论决定。另外，在京、沪、津、哈、鲁、粤六个区域内也设有区稽核制度，由行方所指定的区稽核6人，分别与各分公司负责人定时联席会议，其职能作用，与总公司的稽核相同。
有权就有责，太平沿袭金城的管理制度，建立起工作常规考核，实行“考绩表及保证书”约束。“公司人事规章”规定，每月“将是月告假人数、日期及其事由，开单汇报”，还订立了职员薪金简章，总公司及所属分支公司员工任用、调派、薪金、奖惩等均依规行事，“凡平日办事勤谨，成绩卓著者，固应酌增报酬”，经常性的加薪晋级，用以调动职员努力进取，勤奋工作的积极性。
为吸纳社会监督力量，太平人寿保险按照股份制治理架构，组建了监理委员会，其人员构成上“除本公司总协理为当然委员外”，另聘“一、本公司董事五人，监察人三人；二、本埠各界负声望者三人；三、人寿保险专家三人；四、本公司保户代表三人”。“监理委员会任期，均为一年，得继续聘任”，“监理委员会推常务委员五人，由常务委员互推主席委员一人”。董事、监察人、总协理、专家、社会名流及保户代表在监理委员会里各占多少比例，均在《章程》里做了详尽的预先设计，其他诸如定期召开股东会，决算盈余如何分配的方案确定，都尽力形成制度，有章可循，而且总会计师(CFO)谢霖会定期公布太平的财务查账报告，将年度损益情况（包括赔款、开支、代理人佣金等）公告天下。
还有像太平保险股票的发行、挂失、转让及管理等，都设计了详尽的管理条款，目的是未雨绸缪：太平保险公司“股票分壹股、拾股、壹佰股三种，用记名式，股东以中华民国人民为限”，这既表达了朴素的民族情感，又避免外商投机操纵，保障投资者权益。凡遗失股票需补发，“应由失主以书面报告本公司挂失，并登报声明，经六十日后如无纠葛，得邀同公司认可之保人出具保证书补领新股票”；凡股份转让必须申报本公司，优先考虑内部股东，适当收取过户手续费，“股票移转时须由转让人及承受人署名盖章，向本公司过户换给股票，每纸取手续费国币壹元”（图10）。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创办人就懂得需要兼顾各方利益，权利制衡，使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得到防范，并通过公司章程书面表达这一理念，折射出太平保险公司股份制度趋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图10：“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让与书”与“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接受书”。
总之，股份制的权责对等，分设制衡，兼顾了内部合规激励与外来监督约束，满足了当下金融制度创新所强调的用制度管人管风险、尊重人才创造性，构筑合规文化“防护墙”的要求。而优化管理流程，则可以提升经营管理效率、避免内耗，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保障，太平公司才能迎难而上，顺势而为，实现逆袭。
其二，股份制追求合作共生、合作共进、合作共赢，有利于关联企业之间，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构建“利益共同体”关系，太平保险的腾飞有赖于“不吃全鱼”，学会与人分享，这是睿智的经营之道。
股份公司实施利益激励机制，激发了太平保险各相关方的内生源动力。太平的股东银行之间相互持股，利益均沾，风险共担，使关联企业真正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所有6家股东银行及四行储蓄会的各地分支行会，均与太平订立契约，成为太平的保险业务委托代理人，六行一会代理处门前都挂了太平保险牌号，广事宣传。有一家通成公司是金城银行兴办的以经营棉、煤、粮为主兼营运输业务的企业公司，金城银行、通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为谋相互提携推展业务以期共荣起见，曾商订互助大纲，规定金城及通成公司或职员，凡有保险事宜，均应委托太平办理，凭代理金额获取保费折扣和佣金。太平无偿借用股东银行的行屋，职员也由银行行员兼理，利益均沾皆大欢喜。俗话云，同行是冤家，利益纷争会导致羡慕嫉妒恨心理，相形之下，股份制的互生共融、凝心聚力，总比貌合神离、互相算计、极限施压要好，尤其可以防范同业相互搞“灯下黑”。
除在上海设立总公司外，太平保险还在国内各通衢商埠广设分支机构及代理处，最鼎盛时在全国的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还在香港与东南亚地区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迅速成长为当时中国保险市场上实力雄厚、海外布局的保险巨擘。
与其他金融机构热衷于从政策盲点和市场机会的投机而套利不同，金城与太平比较倾向于“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体模式，投资实业，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奉“稳健、严谨”为宗旨，审慎经营之中力求急进，着力打破银行保险原有的营利路径依赖，以客户为中心创新管理制度，以市场为导向创新经营制度。
周作民自视甚高，平素即以扶持民族工商业为“天职”，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有意模仿三井、三菱模式，以银行为核心，把金融业作为撬动实业发展的杠杆，对银企结合、产业交融颇有心得。现在掌控金城银行及太平保险巨额资金，便放手投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周作民很早就给予永利范旭东和民生卢作孚提供资金重点支持，透支数额逐年增加——在企业前景还非常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投资扶持是需要勇气的。毛泽东后来在谈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提到不能忘记四个实业家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都与周作民大情怀大担当的资金挹注孵化密切相关，当然，范、卢二人成功后也投桃报李，投资出任金城银行的董事。实践证明，金城钟情于投资民族工业的策略，使金城股本大幅升值，效益迅速冠盖全国私营银行群雄。这一举措，虽反映出的是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但客观上扶持了民族工业，产生的孵化催生作用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肯定与积极推崇。
太平保险的资金运作固然要着眼于自身的长远绩效，但毫无疑问要服务及服从于金城银行的总体战略，例如金城决策投资于浙赣铁路，就通知太平保险公司拨款50万元，不容分说，积极配合。
从太平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运作情况看，太平投资数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一直较高，除1937年和1940年两年的比重稍低，只占公司净资产的42%左右外，其余年份大多占65%、70%、80%左右，1943年和1946年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资产。太平将集聚起来的保险基金暂时闲置部分，充分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派生职能，用于投资以实现资金增值。这些保险资金除少量存入六大关系银行外，大部分都流向了抵押放款、证券、房地产等领域，虽个别年份不如承保的收益高，但总体而论，投资效益远超承保收益。
具体说来，受政局影响，太平的保险资金投资额与投资重心会因年份不同而不同。在1932年之前，每年大约有37万元至39万元左右的资金投放社会，到1933年猛然涨至200多万元，这与太平的增资扩股有关。之后几年，大致保持200多万元的资金规模流转于投资领域。在投资重点上，1934年之前，太平投入抵押放款上的资金较多，自1937年起抵押放款的数量陡然下降，转为倾向于有价证券投资，且之后证券投资呈现逐年趋升的态势，原因不言而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了，山雨欲来，国内相对平稳的经济发展环境遭破坏，保险资金只好压缩不确定系数较高的抵押放款投资，转向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投资，像购买救国公债固然是为降低风险，追求高回报，是稳健投资的选择，同时也包含借此激发国人“爱国心”救亡图存的另一层考虑。
从相关史料记载可知，房屋等不动产投资亦是太平保险主打的投资项目。谢霖“正则会计事务所”1934年太平保险账目报告也声称太平投资集中于房地产一途。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作为远东金融重镇，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房地产业炙手可热，投资房地产业获利丰厚，让各路金融豪杰趋之如鹜。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与保险机构的联姻，自1875年保险招商局创办以来一直广泛而密切。从当下国内上市公司的转型战略来看，金融行业已然成为房地产巨擘们转型的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而作为“资本之王”的保险，以其先天优势吸引着地产商们“前赴后继”，可谓是有历史渊源的。
数年前收藏品市场上流出一批民国时期上海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实物，其中有十余张系“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签发给“太平保险”集团的，持股的记名股东就有太平协理丁雪农（图1，图2，印鉴5510号）、设计室主任、保险法权威王效文（图3，图4，印鉴5508号）、常务董事饶韬叔、公私合营时的副总经理李祖模（图5，图6，印鉴5509号）、陶听轩（图7，图8，印鉴5506号）等人，从背面“转让过户栏”的记载来看，1951年12月7日，这批股票由丰盛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给公私合营太平公司，且均为集体过户，过入同一印鉴号5876，估计与保险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有关。是否可以表明当年入股联华地产，显非职员的个人投资行为，而是太平保险公司资本运作的集体举措？
图11：“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董事会发息通知函”（1966年裸寄盖戳）。
图12：“丰盛保险公司持股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东为丁雪农壹佰股中华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
图12为“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壹佰股股票”，票面亮蓝色调，图案设计新颖别致：以“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中文标志为界分隔上下两部分，上端连片的高楼，气势恢宏，簇拥司徽标记，下端则茅屋旷野，独木难成景，形象诠释房地产业让荒郊变凤阁龙楼的变化，整体风格显得简洁明快。左右下端变形花饰凑成边框，票幅20.5×25.5厘米。从票面信息中可知，创立于1942年9月的联华房地产公司，资本总额初为储备银行币1500万，每股十元，分150万股，以后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到“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重新登记时，股本总额已达“国币壹万万元整”，股份总额为“壹仟万股”，每股金额“国币拾元，一次缴足”。股票编号“第16258号”，股份壹佰股，国币壹仟元整，签发于“中华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左侧有长条骑缝公司章，并有“监发郑於福”、“服务董焕文”的钤章。下端居中贴有覆红纸钤盖圆形钢印；最下端有“华伦股票印刷公司印制”标注；有董事沈籁清、瞿季刚、许宝骅、谈公远、陈述昆的钤章。背面信息表明，付息直至1957年第三季度。查有关史料，著名建筑大师匈牙利人邬达克也是该公司常务董事。
图13：“丰盛保险公司持股联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东为丁雪农壹仟股中华民国叁拾陆年陆月壹日）。
（图13）为联华房地产的壹仟股股票，票图相同，只是颜色改为桃红色，股份改为壹仟股，国币改为壹万元。
图14：“恒兴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伍佰股股票”（太合记出让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钤盖太平保险公司投资专用之章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还有另一种“恒兴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伍佰股股票”（图14），与上述情况类似，原股票签发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伍佰股计“国币伍仟圆”(改值减半)，票上董事长“张慰如”即创立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之张文焕，董事沈长赓乃上海滩堪与黄金荣齐名的青帮大亨，曾主持日伪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票面信息表明，后来由“太合记”出让给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钤盖“太平保险公司投资专用之章”
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
资本为王时代，有钱就有机会。房地产投资属于高回报理财项目，但一般需要投资额巨大，回收期限相对较长，流动性较差，且投机性过强，风险丛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房地产更容易受时局的影响。所以经济环境平稳时，太平公司侧重于房地不动产投资，且从中获利不菲，有效增强了太平的资本实力。而当“八一三”抗战以后，上海的工矿企业被日伪鲸吞、损毁无数，人民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房产证券抛售止损已来不及，连保险公司正常运营所必需的安定社会条件都已丧失，无奈之余，太平保险公司与中国保险公司均开始将经营重点向国外转移，以维持生计。
太平公司的投资经历启示后来者，合理利用保险资金潜在的运用可能性和运作空间，对保险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非凡。在保证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性最大化，是保险投资应追求的理想目标。保险资金投资需要与时俱进，依据不同时期投资的特点，进行合理的组合，借以改善保险业的经营环境，增强保险公司竞争力。
其三，太平保险公司的腾飞还有赖于实施人才强司战略：大力培育“以人为本，善待员工”的企业文化，形成了注重选拔训育和薪酬激励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聚合天下英才，创设平台培养和使用自己的专业人才，使太平成为业界羡慕的人才高地，为太平的超常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保险业属于全新的高智能、高技术密集型事业，非有专门的保险知识、财经商事常识及相关专业素质者不能胜任，这就要求保险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打破任人唯亲的传统藩篱，摆脱人情关系的羁绊，转向用人唯贤，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担当重任。
周与丁深谙人才是第一资源、“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的道理，把人才作为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太平初创，为了延揽优秀人才加盟，丁雪农礼贤下士，强调提供优厚待遇和优越的创业条件，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一些关键性的岗位不惜财力代价尽力搜罗，“权衡人选，因事因地，固各有其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如盛情邀请谢霖（上海光华大学会计系主任及商学院院长、教授，会计教育家，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跻身民国四大民族品牌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办者）兼职太平保险公司总会计师；邀请王效文（多所大学教授、中国保险学、商法理论的奠基者，开派宗师）兼任太平保险公司设计部长（CFO），增设一个设计部，由王效文具体负责（后期是潘学安），专门研究特种理论前沿问题，尤其是在保险法律和编译方面，为公司做了许多务虚的事。高薪聘请“中国三大精算师”之一的陈思度（美国密歇根大学精算硕士）任寿险精算师；聘请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陆锦文（清华大学毕业，1918年获杰弗逊医学院医学硕士，医术享誉全国）出任医务主任；还有潘学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大华保险公司和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卓牟来（出身福州名门望族，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系硕士，与曾国藩聂缉槼家族有姻亲关系）、卓东来（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硕士）、郭佩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华人寿协进社总编辑、著名保险出版人）、王显猷、崔惠卿等都委以重任。广开进贤之路，爱才敬才，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宽容他们的恃才傲物，学究气十足，而且尽力去了解这些专业英才，抓住人才特质，唯才是举，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求全责备，体现出识才的慧眼、容才的雅量，用事业成就联络情感，使他们有归属感，用良好的干事创业平台和生态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到太平步入正轨，丁雪农从重金挖人转向岗位淬炼人才：太平始终没有重用外国顾问专家，宁可投入高额培养成本，大胆使用新人，岗位历练，也要营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企业生态，从而培养出许多后来中国保险业的领军人物。
太平保险公司重视后续人才的培养，从其创立至上海租界沦陷，前后招考了三批大中学毕业生100余人（王效文曾领命远赴西南地区主持招考事宜），通过考试，“遴选真才，充厚办事实力”，保险公司渴求人才之心广而告之，以防鱼目混珠，尽管这种考试其形象宣传的作用远远大于选拔人才的作用。太平保险对新录用职员，由丁雪农亲开讲座，请专家给予技术上的辅导培训，其使用原则是量才聘任，只要你有能力，公司就培养你，公司选派有培养潜质的中层骨干赴欧美国家学习深造。当时太平保险的外勤人员地位略高，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其中多为履职的大学生职员。后来这批新人大都成为总分公司的业务骨干。
1934年，丁雪农采用派发佣金的办法鼓励职员招徕大学高端客户，于是太平的各地经副理都亲自到各大院校宣讲保险，太平天津分公司派员赴北平协助揽得清华、北京两大学的房产、仪器、家具和教职员住宅的火险业务，数额巨大。
从太平的崛起可以印证一个真谛，那就是，保险职业教育与保险企业未来发展密切联系，呈现司兴业荣，业败术衰之势。太平保险要求保险职员有“相当之学识及养成高尚之志趣”，从选人开始，就冲破封建关系的罗网，避免“亲近繁殖”现象，正风纪，守法度，使太平人人拥有一份干事业的向心力、正能量。
到1948年底，受恶性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失衡，社会失序，太平保险公司业绩崩塌，已再难负担企业运营的浩大开支，遂无奈着手办理员工的裁遣与安置手续，公司“为顾及同人所得无多”，决定“上海同人不分年资及待遇一律另加二千元，此另加之数平津两地亦同样支付”。相比其他公司的决绝冷酷，衬托出太平集团与员工之间的厚谊深情。
得失之间，谁能说得清
尽管太平构建了近现代史上颇为领先的股份制组织模式，并尽可能剔除宗族姻亲因素对企业的左右，但凡事无绝对，在人情大于天的时代，有时制度也要让位于世俗势力，一些不符合股份制要求或原则的做法仍大行其道。
太平保险的运营成本一直较高，除职员的工资福利远较其他保险公司为高外，办公楼所及设施装修也颇为讲究（总公司没有独立的办公大楼，长租上海江西路212号五楼，房租一切所费不赀），就连保险单和广告印刷品用的纸张，均要选用高规格上档次的，其他费用亦无不从宽支付。这样固然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家大业大开销大，但有时浪费极大，其中一个积重难返之原因，就是信奉“酒肉外交”营销策略。
金城银行及太平保险公司所在的江西中路是沪上著名的金融街，距离外滩一步之遥，马路西侧门对门的是上海市政府财政局、民政处、警察局，左邻右舍多为像浙江实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新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农工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一样的金融机构（图15），紧隔壁就是沪上有名的都城饭店，这为他们的恃权运营提供了便捷条件。
图15-1 金城银行大厦所在街道方位
图15-2 太平保险公司及其创始股东金城银行位于上海江西路212号的旧址
金钱万能时代，一切生意关系的确立和情感的熟悉，皆赖金钱为润滑剂，金城与太平公司展业也摆脱不了这个窠臼。由于金城银行开疆拓土主要依恃权势，所以对握有实权的人就会仗义疏财，“周作民重用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逢迎的人物之嗜好，选择擅长这一方面的人去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对于某些路子广、能扩张业务的高级经理人，周作民青睐有加，常常迁就放纵，甚至容忍他们拖欠行里钱款，去搞腐化拉拢，挥霍公款，不属于因公的消费，最后经过周签条，亦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
王伯衡及一些太平高级经理人亦信奉“酒肉外交”，精通应酬、善于逢迎，为了搞定大客户，几乎天天请客，夜夜笙歌，席设务求奢华，菜肴务求精良，每日每餐都是在酒肉酬酢中度过，对保户要酬应，对中外同业要酬应，对代理人要酬应，甚至对股东银行与保险事务搭边的人员也要酬应，否则就会原定投向太平公司的业务也会流向其他公司。等到酒肉关系建立起来了，情感联络好了，非但眼前的业务不会流失，而且后续的业务亦会源源不断。太平公司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各股东、各地分支行的经副理，甚至会计主任，每到上海，必定吃一次“太平酒”，若不主动招待，他们也会提出要求，这是他们来沪日程中排定的一件要事，不可或缺。太平公司业务的发展，多半是靠这些交际手段拿到的，为拉业务所耗费的应酬精力及钱财着实不少。
万物皆有度，过犹不及。虽然短期看来，这种花费是值得的——在签订合同上的眼前利益收获，足以抵偿支出而有余，但从长远来看祸患无穷，业界侧目，因其助长办事靠人情的不良风气，为有理想有追求的经营者所不屑，胡詠骐谈及宁绍人寿公司时指出“本公司营业方针，采用教育工作，务使社会人士对此有透彻之认识而自动投保，打破一切以酬宴为号召之恶习”，还有报刊时评附议云：“昔日经营者常以情谊敷衍，并借花酒之酬酢，作业务之推广，既失服务之精神，复堕本业之信誉”
毋庸讳言，太平的用人不可避免地受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还表现出一些狭隘理念，比如大量擢升镇江扬州人员（在民国金融界，有所谓“北四行”是镇扬帮的大本营，而“南三行”属于宁绍帮地盘之说），中层很少重用外省或外地人，如此的门户之见，使一些有才之人倍感失落，喟叹怀才不遇。如原安平保险公司总经理、浙江余姚人董汉槎，保险生涯从服务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起步，后来在安平保险宏图大展，才华卓著，其持重品格、精湛业务、管理能力和勤勉态度素为保险业界所共仰，安平被太平并购以后，一度因太平股东大会的董事人选安排而略显落寞，屈就业务部长兼安平经理，旋调任“太安丰天天津分经理处”履职，郁郁不得志。1941年8月11日，董汉槎、王显猷、顾中一等老安平人相约辞职离开太平，发起创办了大东、中国航运、大上海、大南等四家保险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中国天一、中国平安、中国工业、中国再保险、永大、富华等6家保险公司的董事，还主导构建起“大上海分保集团”，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罕见创业干才，行业领军人物，因为不属于镇扬帮而失望绝望，没有为太平服务终身，历史留下了缺憾。
如果说中国两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只是让太平保险企业家的用人思想里或多或少打上时代烙印的话，那么，监督约束机制创新未能及时跟上，不敢放手按照西方的契约责任管理制度去实施，就埋下了祸根，这是太平四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多事之秋的内在原因。
由于王伯衡与丁雪农二人的行事风格经营理念不同，加上后来在与国外分保集团取消分保契约上分歧较大，王辞去了太平保险公司的所有职务，赴重庆组建太平洋保险公司，翻脸挖人抢市场，选择与太平保险分道扬镳，分庭抗礼。有个后话，可以作为故事的注脚，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时，王伯衡谎报交通保险公司股份性质，隐匿财产，后经军管会金融处发觉核实，即予接管停业清理，并对责任人员予以法律惩处，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交通产物保险公司，是原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以同人福利基金项下拨款（占53%的股款）组建起的嫡系保险企业，董事长王伯衡在填送调查表时，却自列入丙类私人资本，经军管会保险组查出，认为这是太平洋的投资，应以官僚资本论而须列入甲类，显为故意隐匿人民的财产而企图作为私人财产。此案移送法院，经法院一审、二审、三审、四审的结果，宣判王伯衡故意隐匿人民财产，罚款人民币一千万元（注1：当时约合港币三万元）。
用人唯才，但必须强化规矩意识，坚守做人底线。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抗战期间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以业绩最佳恃宠而骄，就曾犯上作乱，企图与周丁二人分庭抗礼，甚至要取而代之，迫于无奈周作民只得通过盟兄张群运用政治手腕，将戴自牧调为总经理处协理才算摆平此事。
从民营到国营：太平的华丽转身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自195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25家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经过紧张磋商，确定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公私合营后的太平保险公司由15家公司组成，其中上海12家，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天津3家，即大昌、中安、中国平安。董事会由19人组成，经共同推选，周作民等7人为常务董事，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任副董事长，林震峰为总经理，金瑞麒、李祖模为副总经理。并设立了7人监事会。
公司资本总额定为人民币100亿元（旧人民币），其中参加合并的15家公司以其净资产作为投资，核定为45亿元，其余55亿元悉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合并协议于1951年10月22日正式签订，11月1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业。
上海的其他13家私营保险公司另组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资本总额60亿元人民币，于1952年1月1日宣告开业。
国家对私股由赎买改行“定息制度”，即按合营时的资本家资产作价入股，由国家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付给资本家一般为资产总额5%的利息，同时对资方从业人员保留高薪，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实行“赎买政策”，是为了减少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阻挠，而且着眼于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直到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1953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筹划将太平、新丰两公司进一步合并的计划，拟通过合并最终实现国内保险业务由国家专营。1955年11月11日，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加强对国外业务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其助手作用，分担起促进国际贸易、吸收外汇资金的光荣任务。考虑到太平保险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和海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因此建议合并后的新机构定名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
1956年3月21日，统一后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在上海召开董监事会议，就定股、发息问题达成决议：股份总数为8.2万股，每一股为人民币10元，股息为年息四厘，并定于1956年4月2日正式发息。会议同时决定，以股民利益为重，绝不与民争利，要将1952年至1956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放的私股股息，在4月、9月、11月间分三次发放到位，决不让股东的权益受到半点损失。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新的太平保险总公司设址于北京阜成门外天宁寺路，开启了为国分忧、海外布局的新征程。
后记
在历经岁月荡涤、劫后余生的金融文物里，股票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让金融史研究者们津津乐道，让收藏家们珍视痴迷。作为资本投入的凭证，股票代表了投资者的重要权利，据以分享经济利益，因而在当年就属于贵重资源，非常注重防伪（有关太平保险股票的防伪举措，容在后续研究）。回望百年保险史，每一张保险公司股票与保险单，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背后都演绎着一段心血铸成的岁月往事，记录着保险先辈的逸闻趣事，承载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厚重与饱满，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立体而又鲜活的企业群体映像。它会通过文字图案信息向您述说企业经受的坎坷和沧桑，现身说法地告诉您经办者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解读它们，不由人怦然心动：字里行间的每一笔，述说着创业的艰难和拓荒的辛劳，深深透视出创建者在探求成功之路时所必须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周详谋划，它真实记录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反映股份制公司治理架构，更折射出社会的动荡变迁、风云变幻，弥补金融史研究空白。股票在传递保险行业兴衰荣枯悲欢离合信息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保存着鲜活的保险行业文化血脉，守护着保险人的精神家园。 （完）
【注释】
注1：当时约合港币三万元，《中国保险历程》240页
【参考书目】
沈雷春主编：中国保险年鉴（1936）［Ｍ］．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出版，
沈雷春主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Ｍ］，中国金融年鉴社版，
颜鹏飞主编:《中国保险史志》1989年［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周华孚、颜鹏飞主编:《中国保险法规暨章程大全(1865-1953)》1992年版［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1933年出版）
《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上下册/精装 1995年版)
《太平保险公司1933年营业报告书》，《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太平保险公司常务董事会议录(1937年6月9日)》，《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太平、安平、丰盛保险公司总经理业务报告(1936年)》，《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访问王伯衡记录(1963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5-296页。
《银保合作:近代太平保险公司经营实效分析》（吕光磊，徐华《上海经济研究》2004）
上海市档案馆所存“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档案”427卷
《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全宗号Q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