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烟中的生活
发布时间：2019-07-12 09:46:26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作者：（美）威廉·卡弗特
翻译：王庆奖 苏前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9年5月
定价：69元
□禾刀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至暗时刻”：大白天的伦敦陷入雾霾笼罩铁幕，犹如一座黑暗之城，短短几天，“超过1.2万人死亡”。
《雾都伦敦: 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虽以“伦敦雾”为主题的著作，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环保知识。作者威廉·卡弗特长期从事16-18 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经过深入调查后，卡弗特认为，“伦敦雾”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也缘于社会关系；不仅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也涉及政府政策的问题；不仅存在着对污染抵制的现象，也存在着对其接受和漠视的现象。总而言之，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肮脏的城市环境。
率先到来的“大城市病”
提起“伦敦雾”，许多人立马想到的是煤烟。“大约从1600年开始，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煤炭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阶级，因为贵族、手工业者和接受救济的人都在购买使用”。不过，此前以木材为主要燃料的英国并没有留下“伦敦雾”记录。一个可信的原因是，伦敦城市发展太快了，以致患上了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大城市病”。
“伦敦并非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城市，恰恰相反，缔造者为这座城市选择了一个通风良好、拥有海角的河滨，使其居民能够呼吸‘洁净空气’。”此前作为主要燃料的木材，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极可能因为城市体量总体偏小，以伦敦不错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对烟雾的消纳似乎不存在太大困难。
当伦敦人口迅速增长，煤炭使用量随之快速攀升时，人类知识水平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却未能赶上步伐，于是形成了“欠账”。“伦敦从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走过了近1000年历程”，而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伦敦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75万。庞大的人口就是一个庞大的基数，在这个庞大的基数面前，小问题也可能因为过于集中而扎堆聚积。
伦敦的“大城市病”并非单纯体现在燃煤的集中排放问题方面。17世纪的伦敦可谓多灾多难，瘟疫与大火交替进行。“詹姆斯一世登基的1603年，瘟疫夺去30000人生命。查理一世1625年登基时，又有40000人死于瘟疫。而1665年的瘟疫，据史学家估计，可能造成80000到100000之间”。而史上闻名的1666年伦敦大火，几乎烧掉了整座城市。
煤烟问题之所以出类拔萃，主因持续时间极长。久而久之，煤炭侵入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嵌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
“伦敦雾”的本质
自伊丽莎白一世起，数任英国国王均极度反感煤烟问题。伊丽莎白甚至将一批酿酒商送进了监狱，“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之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重点考察了英国经济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如同肥皂、蜡烛、盐和皮革，煤炭也属于“生活必需品”。“必需品”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生活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外化表现，同时也会影响着社会的思维方式。
卡弗特亦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煤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刚需”，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
除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酿酒、玻璃制造等均属高耗能企业，对煤炭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进入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出现，更是大大助推了煤炭消费。伦敦曾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方式抑制煤炭消费，结果无济于事，反倒遭到包括斯密等人在内的尖锐批评，“伦敦对煤炭所征的税比英国对煤炭出口所征的税更重，这项政策不断被谴责是对外国制造商的滑稽补贴。”
另一方面，自1650年代起，英国与荷兰、法国先后发生多次冲突。至1690年代中叶，“粮食歉收，外战耗资巨大、货币贬值使得英格兰的家庭、公司及整个国家的财务陷入窘境”。加之整个17世纪，伦敦被瘟疫困扰，后又遭遇毁灭式大火……内外交困，必然强化政府对煤炭整个产业链条税收和贸易的依赖。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表明，煤炭也的确“促进和推动了19世纪伟大的技术革新”。
卡尔·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他指出，工业革命兴起，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因为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诉求更高。这意味着经济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为经济腾出更多话语空间。经济从社会（行政）“压服”状态下“解放”的过程，这就是“脱嵌”。
煤炭的广泛使用，为英国工业革命作出重要铺垫，也为构建近代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伦敦雾”本质上是英国经济挣脱社会（行政）的“脱嵌”表征，同时也是煤炭作为“生活必需品”，全面嵌入社会的重要节点。
走出“至暗时刻”
直到1980年，伦敦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从1600年起，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至暗时刻”，前后耗时数百年，足见步履之艰难。
显而易见的是，斯密的《国富论》并未提出环保解决方案。当率先奔向工业社会的英国成为后来者积极效仿的对象时，一并承袭的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纵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都经历了类似英国“牺牲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后改善的经历。
在“伦敦雾”频频爆发前，“污染”一词尚未诞生。卡弗特认为，伦敦“污染之所以那时才出现，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操纵自然的能力，由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环境”。事实上，除了煤烟排放问题，伦敦一度还遭遇了严重的工业废水污染。1878年，因为泰晤士河污染严重，导致640名翻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入污水而中毒身亡。
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不难发现，几乎都是“温水煮青蛙”式改变的结果。一开始人们忙于经济发展，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习以为常。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反倒不怎么希望禁止煤炭贸易。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空气，而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建设别墅，隐居乡村。稍差点的则选择偶尔去城外小住。再差点的就只能接受伦敦的现实了。当这些不正常现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慢慢成为一种日常时，一种扭曲式思维于是应运而生，在伦敦人看来，“有道德的人宁可逃避也不愿改革它”。
今天的伦敦早已送走了的烟雾。作为解读“伦敦雾”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告诫人们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换言之，人类唯有提高警惕，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人类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作者：（美）威廉·卡弗特
翻译：王庆奖 苏前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9年5月
定价：69元
□禾刀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至暗时刻”：大白天的伦敦陷入雾霾笼罩铁幕，犹如一座黑暗之城，短短几天，“超过1.2万人死亡”。
《雾都伦敦: 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虽以“伦敦雾”为主题的著作，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环保知识。作者威廉·卡弗特长期从事16-18 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经过深入调查后，卡弗特认为，“伦敦雾”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也缘于社会关系；不仅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也涉及政府政策的问题；不仅存在着对污染抵制的现象，也存在着对其接受和漠视的现象。总而言之，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肮脏的城市环境。
率先到来的“大城市病”
提起“伦敦雾”，许多人立马想到的是煤烟。“大约从1600年开始，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煤炭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阶级，因为贵族、手工业者和接受救济的人都在购买使用”。不过，此前以木材为主要燃料的英国并没有留下“伦敦雾”记录。一个可信的原因是，伦敦城市发展太快了，以致患上了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大城市病”。
“伦敦并非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城市，恰恰相反，缔造者为这座城市选择了一个通风良好、拥有海角的河滨，使其居民能够呼吸‘洁净空气’。”此前作为主要燃料的木材，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极可能因为城市体量总体偏小，以伦敦不错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对烟雾的消纳似乎不存在太大困难。
当伦敦人口迅速增长，煤炭使用量随之快速攀升时，人类知识水平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却未能赶上步伐，于是形成了“欠账”。“伦敦从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走过了近1000年历程”，而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伦敦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75万。庞大的人口就是一个庞大的基数，在这个庞大的基数面前，小问题也可能因为过于集中而扎堆聚积。
伦敦的“大城市病”并非单纯体现在燃煤的集中排放问题方面。17世纪的伦敦可谓多灾多难，瘟疫与大火交替进行。“詹姆斯一世登基的1603年，瘟疫夺去30000人生命。查理一世1625年登基时，又有40000人死于瘟疫。而1665年的瘟疫，据史学家估计，可能造成80000到100000之间”。而史上闻名的1666年伦敦大火，几乎烧掉了整座城市。
煤烟问题之所以出类拔萃，主因持续时间极长。久而久之，煤炭侵入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嵌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
“伦敦雾”的本质
自伊丽莎白一世起，数任英国国王均极度反感煤烟问题。伊丽莎白甚至将一批酿酒商送进了监狱，“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之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重点考察了英国经济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如同肥皂、蜡烛、盐和皮革，煤炭也属于“生活必需品”。“必需品”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生活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外化表现，同时也会影响着社会的思维方式。
卡弗特亦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煤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刚需”，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
除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酿酒、玻璃制造等均属高耗能企业，对煤炭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进入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出现，更是大大助推了煤炭消费。伦敦曾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方式抑制煤炭消费，结果无济于事，反倒遭到包括斯密等人在内的尖锐批评，“伦敦对煤炭所征的税比英国对煤炭出口所征的税更重，这项政策不断被谴责是对外国制造商的滑稽补贴。”
另一方面，自1650年代起，英国与荷兰、法国先后发生多次冲突。至1690年代中叶，“粮食歉收，外战耗资巨大、货币贬值使得英格兰的家庭、公司及整个国家的财务陷入窘境”。加之整个17世纪，伦敦被瘟疫困扰，后又遭遇毁灭式大火……内外交困，必然强化政府对煤炭整个产业链条税收和贸易的依赖。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表明，煤炭也的确“促进和推动了19世纪伟大的技术革新”。
卡尔·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他指出，工业革命兴起，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因为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诉求更高。这意味着经济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为经济腾出更多话语空间。经济从社会（行政）“压服”状态下“解放”的过程，这就是“脱嵌”。
煤炭的广泛使用，为英国工业革命作出重要铺垫，也为构建近代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伦敦雾”本质上是英国经济挣脱社会（行政）的“脱嵌”表征，同时也是煤炭作为“生活必需品”，全面嵌入社会的重要节点。
走出“至暗时刻”
直到1980年，伦敦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从1600年起，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至暗时刻”，前后耗时数百年，足见步履之艰难。
显而易见的是，斯密的《国富论》并未提出环保解决方案。当率先奔向工业社会的英国成为后来者积极效仿的对象时，一并承袭的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纵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都经历了类似英国“牺牲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后改善的经历。
在“伦敦雾”频频爆发前，“污染”一词尚未诞生。卡弗特认为，伦敦“污染之所以那时才出现，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操纵自然的能力，由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环境”。事实上，除了煤烟排放问题，伦敦一度还遭遇了严重的工业废水污染。1878年，因为泰晤士河污染严重，导致640名翻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入污水而中毒身亡。
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不难发现，几乎都是“温水煮青蛙”式改变的结果。一开始人们忙于经济发展，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习以为常。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反倒不怎么希望禁止煤炭贸易。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空气，而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建设别墅，隐居乡村。稍差点的则选择偶尔去城外小住。再差点的就只能接受伦敦的现实了。当这些不正常现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慢慢成为一种日常时，一种扭曲式思维于是应运而生，在伦敦人看来，“有道德的人宁可逃避也不愿改革它”。
今天的伦敦早已送走了的烟雾。作为解读“伦敦雾”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告诫人们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换言之，人类唯有提高警惕，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人类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