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飞：金融人“写”金融人
发布时间：2019-07-12 09:56:46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人物素描：
冯敏飞，福建泰宁人，多年在地方文教与党政部门供职，后调入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厦门文学》杂志特约编辑。已出版长篇小说《鼠品》《红豆项链》《兵部尚书佚事》《裁员恐惧》《京城之恋》，中篇小说集《孔子浪漫史》，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等。近年来潜心于史，着重关注中国王朝的创世、盛世、危世与末世“历史四季”，已出版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历史上的60年》等。《京城之恋》曾获第27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第七届福建省文艺百花奖二等奖。《中国盛世》获第28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二等奖。另有长篇纪实《一眼看穿金钱骗子》（冯之凌合著）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
□记者 方磊
文学离不开历史
记者：您是如何进入文学写作的?
冯敏飞：好比第一口奶的滋味，那是初一的时候，语文老师江忠秋要求模仿课文《小英雄雨来》写一篇作文，结果他在我作文簿上批曰：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如何，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小说”。
如果要追溯更早，那得归功于我的父母——两位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给幼小的我讲了挺多故事，潜移默化。小学五年级时，庆五一、十一之类，常拿我的作文去出学校专栏，每次毛笔抄出一两大张。
我在文学的沼泽地里越陷越深，高中时几乎放弃了其他课程。数学老师王崇楷常用粉笔头扔偷看“黄色小说”的我，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憨厚而无奈地笑笑说：“我知道冯敏飞想要的不是毕业证书，而是作家协会那蓝本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作家协会”，但等我真的拿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本子时，发现是黑皮镶铜，比想象更庄重。
记者：您如何关注并实践于历史文学的创作的?
冯敏飞：我有志于小说，可惜志大才疏，写了无数废稿。后来虽然出了一些长中短篇小说，获了一些小奖，但严格来说还没“入流”。
我爱文学爱得有些疯，但还算“爱岗敬业”。侥幸考上大专，毕业回本县当语文老师，偶然改行当县委书记秘书，不久接任政党志主笔，随后调县志办修县志。我第一本书——散文随笔集《人性·自然·历史》出版时，“高四”同学萧春雷在那跋文中写道：“敏飞曾经说过，他试图通过对一个县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深刻了解，作为开启更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钥匙。”这书出版不久，又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调入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
在建行工作20余年，我先后在分行办室、团委、党委宣传部、工会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我结合自学业务写了几本金融读物，仍然写小说。继历史小说《兵部尚书佚事》之后，我曾计划写个“诗心小说”三部曲，即一是写柳永的《京城之恋》，二是《孔子浪漫史》，三是写另一个古代大诗人。关于孔子的长篇小说刚写完初稿，我的想法忽然变了，匆匆压缩成中篇在《金融文坛》连载暂告段落，转而写历史随笔系列。
那是2008年夏，当地作协问我有没有作品给国庆60周年献礼，我说近几年都没写现实题材了。可我突发联想：大汉建国立朝60年什么样子？大唐建国立朝60年什么样子？越想越觉得有趣，连夜打电话向福建人民出版社刘进社老师咨询。过几天他回复说这选题有意义并愿出版，于是我夜以继日地写，出版了《历史上的60年》。
不久，偶然发现国人有着浓重的“盛世”情结，但《辞海》《辞源》都没有收录这词，便觉得有“空子”可钻，一头扎了进去，很快在新华出版社出了《中国盛世》。紧接想写了盛世该写末世，又在新华出版社出《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中国12个王朝的最后10年》，继而又出《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
著名历史学家马勇为我《危世图存》写序，称：“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是中国例证、中国范式。”马老师将我写那15次对于旧制度的大改革，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法国那场对于旧制度的大革命相比较，从而说明改革比革命好。换言之，也就是说我这书选择的角度有价值。回眸看来，刚巧抓了创世、盛世、危世、末世4个点，刚好“历史四季”。对此，新华出版社黄绪国等老师也给予了诸多热情鼓励。小说写比我好的人太多了，“历史四季”应该人迹稀少，还是试试我的独木桥吧！于是，这些年来我潜心于史。最新《历史的季节》，是《历史上的60年》重写，即将由华夏出版社推出，向国庆70年献礼。
2018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中央党校讲课，提及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学习时报》责编曹颖新老师随即约我写一篇相关文章，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紧张。2000多年来，秦二世而亡被多少人谈过，拾人牙慧易，另辟蹊径难。思考了几天，我将这些年来所关注的创世、盛世、危世与末世连串起来看，似乎豁然开朗，更清晰地看到短命王朝与长寿王朝的基本原因所在，写了《强而无韧的秦王朝》一文。这篇文章2月5日见报后获好评，《作家文摘》等媒体作了转载，深受鼓舞，以此为我“历史四季”自序。
记者：您认为历史与文学的深层关联有哪些？
冯敏飞：这问题好像很学术，不大敢回答。凭直觉说吧，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之作大都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如果没有历史跨度似乎也没有内涵深度。文学杂志所发的散文要求文化内涵深一些，某种意义上也指历史。当然，诗歌可以例外。
如果说诗是心灵火花，散文是生活片断，那么小说是人生境遇，中长篇小说必须写出人物的命运——这也可谓历史。
金融文学佳作太少
记者：您觉得文学对于金融人有哪些特别的意义?
冯敏飞：用大白话说：缺什么补什么吧！
人都有物质精神追求，当物质达到一定程度时都可能或应当将一部分精力转而追求精神。何况金融人“铜臭”太重，往往被视为“经济动物”。记得曾读一篇文章，说金融人不能穷，但也不能太富。金融人如果过于追求物质生活，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女儿考大学时，我自然很希望她子承父业读中文，可她没兴趣。我只好说：那就读金融吧，收入相对好些。后来到英国求学时她忽然告诉我：那里大学热门的并不是经济、金融之类，而是文学、历史等等，似有悔意。金融人的温饱一般都不成问题，精神追求愈发显得迫切。
青春即诗，现代银行职员的骨子里大都有诗的基因。事实上，近些年入行的新员工当中，越来越多非金融科班出身，中文、新闻、旅游等专业不少。从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来说，该安排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活动，也该适当考虑文学爱好者。我印象很深一件事：新行长吴立宏到任，要求组织一场诗歌朗诵比赛，结果一名新员工的原创作品获一等奖，太意外。我觉得员工抄袭一篇文章来参赛无可厚非，但如果给抄袭之作发奖那是组织者失职。我不大放心，建议领导事后颁奖，连夜从网上查核，证实原创才给奖，并推荐到报刊正式发表。这事说明：金融员工有文学潜能可挖！
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常号召要“记载和讴歌壮丽的中国金融事业”，深有同感。我1996年调入建行，时值中国建设银行率先掀起商业化改革，时任行长王岐山在《建设银行报》连发5篇文章，首篇主题为《为什么要“死里逃生”》，阐述建行改革的紧迫性。《危世图存》出版后，我多次应邀到省市图书馆或大学讲演，从历史上的改革讲到建设银行的改革。老皇历论资排辈提法是“工农中建”，屡屡率先改革后的建行今日如何，有目共睹。从建行改革、金融改革的角度，能生动地反映中国近40年历史性改革之辉煌，从而增强对国家总体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
记者：金融界文学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呈现哪些特点?
冯敏飞：我蜗居东南一隅，回答这问题有些为难。不过，几曾参加全国性金融文学评奖，在《厦门文学》做特约编辑也读过不少金融界的来稿，略知一二。从我坐井观天来说，恕我直言：有一些好作品，我也在自己杂志编发了20来篇小说散文诗歌，但难得读到两眼一亮、击节叫好的佳作！较好的作品，除了阎雪君一个中篇，几乎都不是金融题材。金融人写金融的作品是不少，但佳作太少，以某种理论来说不可思议。
最普遍一个问题是把小说散文写成“好人好事”，甚至跟“先进材料”差不多，不忍卒读。我曾与一位公安作家闲聊，说你们与罪犯打交道容易出好作品，他说其实不然，与金融界一样。究其原因，大概有某种职业性局限，放不开手脚。我也读了不少系统外报刊老通讯员的来稿，他们在新闻媒体发过不少好稿，但写的小说散文实在没法用，我直好直言相告：“你还是先读些文学作品吧，要从新闻、宣传转型到文学！”
不少作者文笔挺好，有些小说部分也写得挺好，往往就是后部分落入俗套，教训起人来，这说明对文学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有的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有些老转不过来，功亏一篑。
要对得起“卡夫卡”
记者：您如何看待保险以及银行类的主题写作?
冯敏飞：所谓“金融文学”，应该是：金融人写，或者写金融人，核心是“金融人”。写“金融事”，有些可以是文学，但有些很难谓之文学。
金融文学或者说金融主题的写作大有作为。我目前已出版十几本书，发行最好的是金融读物，有两本修订过3版。看来，大众欢迎金融读物。
但金融界宣传有些问题，就是各金融机构过于注重自己门前雪，而往往忽略金融文化。我曾在一本金融读物的后记中说道：银行宣传常常缺乏大众意识，例如常在门前悬挂“热烈庆祝XXXX银行储蓄存款突破XXXX亿”的巨幅标语，几千亿对大众来说是天文数字，根本不能从中看出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的社会宣传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保险行业直接关系男女老少之生老病死，目睹更多戏剧性的祸福突变，体验更多真切的喜乐哀怒，显然比银行、证券等行业更多精彩故事，更容易出好作品。否则，对不起“卡夫卡”。
记者：您认为金融界的写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
冯敏飞：多读些文学经典作品，注重文学与新闻、宣传的区别。
2017年首届金融文学理论研讨会上，我的建言是：“让我们沉下心来，穿透金钱进进出出那表面的热闹，直击金融人心灵深处的微妙变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真正好的金融文学作品。
记者：您有哪些心里话特别想对金融界的写作者说?
冯敏飞：我听过著名作家、学者孙绍振几节课，印象最深是两句话：一，文学是值得终身追求的事业；二，要做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孙老师还举例说：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与某作家齐名，但某作家自那以后再没出好作品，莫言则不断超越自己。
我个人认为：金融作家组织处在草创阶段，最重要是尽快团结起一支队伍，对于入会、评奖不是很严格。随着组织建立健全，工作重点必然转移到出作品、出人才方面。目前，金融作协正在编纂出版《当代金融文学精品丛书》，也许可视为这种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愿与同系统的文友们一起珍惜“金融作家”这一桂冠，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也能为国家文化建设添一砖加一瓦。
人物素描：
冯敏飞，福建泰宁人，多年在地方文教与党政部门供职，后调入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厦门文学》杂志特约编辑。已出版长篇小说《鼠品》《红豆项链》《兵部尚书佚事》《裁员恐惧》《京城之恋》，中篇小说集《孔子浪漫史》，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等。近年来潜心于史，着重关注中国王朝的创世、盛世、危世与末世“历史四季”，已出版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历史上的60年》等。《京城之恋》曾获第27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第七届福建省文艺百花奖二等奖。《中国盛世》获第28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二等奖。另有长篇纪实《一眼看穿金钱骗子》（冯之凌合著）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
□记者 方磊
文学离不开历史
记者：您是如何进入文学写作的?
冯敏飞：好比第一口奶的滋味，那是初一的时候，语文老师江忠秋要求模仿课文《小英雄雨来》写一篇作文，结果他在我作文簿上批曰：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如何，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小说”。
如果要追溯更早，那得归功于我的父母——两位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给幼小的我讲了挺多故事，潜移默化。小学五年级时，庆五一、十一之类，常拿我的作文去出学校专栏，每次毛笔抄出一两大张。
我在文学的沼泽地里越陷越深，高中时几乎放弃了其他课程。数学老师王崇楷常用粉笔头扔偷看“黄色小说”的我，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憨厚而无奈地笑笑说：“我知道冯敏飞想要的不是毕业证书，而是作家协会那蓝本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作家协会”，但等我真的拿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本子时，发现是黑皮镶铜，比想象更庄重。
记者：您如何关注并实践于历史文学的创作的?
冯敏飞：我有志于小说，可惜志大才疏，写了无数废稿。后来虽然出了一些长中短篇小说，获了一些小奖，但严格来说还没“入流”。
我爱文学爱得有些疯，但还算“爱岗敬业”。侥幸考上大专，毕业回本县当语文老师，偶然改行当县委书记秘书，不久接任政党志主笔，随后调县志办修县志。我第一本书——散文随笔集《人性·自然·历史》出版时，“高四”同学萧春雷在那跋文中写道：“敏飞曾经说过，他试图通过对一个县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深刻了解，作为开启更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钥匙。”这书出版不久，又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调入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
在建行工作20余年，我先后在分行办室、团委、党委宣传部、工会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我结合自学业务写了几本金融读物，仍然写小说。继历史小说《兵部尚书佚事》之后，我曾计划写个“诗心小说”三部曲，即一是写柳永的《京城之恋》，二是《孔子浪漫史》，三是写另一个古代大诗人。关于孔子的长篇小说刚写完初稿，我的想法忽然变了，匆匆压缩成中篇在《金融文坛》连载暂告段落，转而写历史随笔系列。
那是2008年夏，当地作协问我有没有作品给国庆60周年献礼，我说近几年都没写现实题材了。可我突发联想：大汉建国立朝60年什么样子？大唐建国立朝60年什么样子？越想越觉得有趣，连夜打电话向福建人民出版社刘进社老师咨询。过几天他回复说这选题有意义并愿出版，于是我夜以继日地写，出版了《历史上的60年》。
不久，偶然发现国人有着浓重的“盛世”情结，但《辞海》《辞源》都没有收录这词，便觉得有“空子”可钻，一头扎了进去，很快在新华出版社出了《中国盛世》。紧接想写了盛世该写末世，又在新华出版社出《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中国12个王朝的最后10年》，继而又出《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
著名历史学家马勇为我《危世图存》写序，称：“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是中国例证、中国范式。”马老师将我写那15次对于旧制度的大改革，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法国那场对于旧制度的大革命相比较，从而说明改革比革命好。换言之，也就是说我这书选择的角度有价值。回眸看来，刚巧抓了创世、盛世、危世、末世4个点，刚好“历史四季”。对此，新华出版社黄绪国等老师也给予了诸多热情鼓励。小说写比我好的人太多了，“历史四季”应该人迹稀少，还是试试我的独木桥吧！于是，这些年来我潜心于史。最新《历史的季节》，是《历史上的60年》重写，即将由华夏出版社推出，向国庆70年献礼。
2018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中央党校讲课，提及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学习时报》责编曹颖新老师随即约我写一篇相关文章，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紧张。2000多年来，秦二世而亡被多少人谈过，拾人牙慧易，另辟蹊径难。思考了几天，我将这些年来所关注的创世、盛世、危世与末世连串起来看，似乎豁然开朗，更清晰地看到短命王朝与长寿王朝的基本原因所在，写了《强而无韧的秦王朝》一文。这篇文章2月5日见报后获好评，《作家文摘》等媒体作了转载，深受鼓舞，以此为我“历史四季”自序。
记者：您认为历史与文学的深层关联有哪些？
冯敏飞：这问题好像很学术，不大敢回答。凭直觉说吧，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之作大都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如果没有历史跨度似乎也没有内涵深度。文学杂志所发的散文要求文化内涵深一些，某种意义上也指历史。当然，诗歌可以例外。
如果说诗是心灵火花，散文是生活片断，那么小说是人生境遇，中长篇小说必须写出人物的命运——这也可谓历史。
金融文学佳作太少
记者：您觉得文学对于金融人有哪些特别的意义?
冯敏飞：用大白话说：缺什么补什么吧！
人都有物质精神追求，当物质达到一定程度时都可能或应当将一部分精力转而追求精神。何况金融人“铜臭”太重，往往被视为“经济动物”。记得曾读一篇文章，说金融人不能穷，但也不能太富。金融人如果过于追求物质生活，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女儿考大学时，我自然很希望她子承父业读中文，可她没兴趣。我只好说：那就读金融吧，收入相对好些。后来到英国求学时她忽然告诉我：那里大学热门的并不是经济、金融之类，而是文学、历史等等，似有悔意。金融人的温饱一般都不成问题，精神追求愈发显得迫切。
青春即诗，现代银行职员的骨子里大都有诗的基因。事实上，近些年入行的新员工当中，越来越多非金融科班出身，中文、新闻、旅游等专业不少。从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来说，该安排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活动，也该适当考虑文学爱好者。我印象很深一件事：新行长吴立宏到任，要求组织一场诗歌朗诵比赛，结果一名新员工的原创作品获一等奖，太意外。我觉得员工抄袭一篇文章来参赛无可厚非，但如果给抄袭之作发奖那是组织者失职。我不大放心，建议领导事后颁奖，连夜从网上查核，证实原创才给奖，并推荐到报刊正式发表。这事说明：金融员工有文学潜能可挖！
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常号召要“记载和讴歌壮丽的中国金融事业”，深有同感。我1996年调入建行，时值中国建设银行率先掀起商业化改革，时任行长王岐山在《建设银行报》连发5篇文章，首篇主题为《为什么要“死里逃生”》，阐述建行改革的紧迫性。《危世图存》出版后，我多次应邀到省市图书馆或大学讲演，从历史上的改革讲到建设银行的改革。老皇历论资排辈提法是“工农中建”，屡屡率先改革后的建行今日如何，有目共睹。从建行改革、金融改革的角度，能生动地反映中国近40年历史性改革之辉煌，从而增强对国家总体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
记者：金融界文学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呈现哪些特点?
冯敏飞：我蜗居东南一隅，回答这问题有些为难。不过，几曾参加全国性金融文学评奖，在《厦门文学》做特约编辑也读过不少金融界的来稿，略知一二。从我坐井观天来说，恕我直言：有一些好作品，我也在自己杂志编发了20来篇小说散文诗歌，但难得读到两眼一亮、击节叫好的佳作！较好的作品，除了阎雪君一个中篇，几乎都不是金融题材。金融人写金融的作品是不少，但佳作太少，以某种理论来说不可思议。
最普遍一个问题是把小说散文写成“好人好事”，甚至跟“先进材料”差不多，不忍卒读。我曾与一位公安作家闲聊，说你们与罪犯打交道容易出好作品，他说其实不然，与金融界一样。究其原因，大概有某种职业性局限，放不开手脚。我也读了不少系统外报刊老通讯员的来稿，他们在新闻媒体发过不少好稿，但写的小说散文实在没法用，我直好直言相告：“你还是先读些文学作品吧，要从新闻、宣传转型到文学！”
不少作者文笔挺好，有些小说部分也写得挺好，往往就是后部分落入俗套，教训起人来，这说明对文学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有的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有些老转不过来，功亏一篑。
要对得起“卡夫卡”
记者：您如何看待保险以及银行类的主题写作?
冯敏飞：所谓“金融文学”，应该是：金融人写，或者写金融人，核心是“金融人”。写“金融事”，有些可以是文学，但有些很难谓之文学。
金融文学或者说金融主题的写作大有作为。我目前已出版十几本书，发行最好的是金融读物，有两本修订过3版。看来，大众欢迎金融读物。
但金融界宣传有些问题，就是各金融机构过于注重自己门前雪，而往往忽略金融文化。我曾在一本金融读物的后记中说道：银行宣传常常缺乏大众意识，例如常在门前悬挂“热烈庆祝XXXX银行储蓄存款突破XXXX亿”的巨幅标语，几千亿对大众来说是天文数字，根本不能从中看出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的社会宣传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保险行业直接关系男女老少之生老病死，目睹更多戏剧性的祸福突变，体验更多真切的喜乐哀怒，显然比银行、证券等行业更多精彩故事，更容易出好作品。否则，对不起“卡夫卡”。
记者：您认为金融界的写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
冯敏飞：多读些文学经典作品，注重文学与新闻、宣传的区别。
2017年首届金融文学理论研讨会上，我的建言是：“让我们沉下心来，穿透金钱进进出出那表面的热闹，直击金融人心灵深处的微妙变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真正好的金融文学作品。
记者：您有哪些心里话特别想对金融界的写作者说?
冯敏飞：我听过著名作家、学者孙绍振几节课，印象最深是两句话：一，文学是值得终身追求的事业；二，要做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孙老师还举例说：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与某作家齐名，但某作家自那以后再没出好作品，莫言则不断超越自己。
我个人认为：金融作家组织处在草创阶段，最重要是尽快团结起一支队伍，对于入会、评奖不是很严格。随着组织建立健全，工作重点必然转移到出作品、出人才方面。目前，金融作协正在编纂出版《当代金融文学精品丛书》，也许可视为这种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愿与同系统的文友们一起珍惜“金融作家”这一桂冠，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也能为国家文化建设添一砖加一瓦。
